叛徒，像老鼠那樣令人討厭，但絕沒有人主觀上願意去當叛徒，走向叛徒這條不歸路，是一個極為痛苦的過程。叛徒為數不多，禍害極大。在叛變的過程中，他們充滿了矛盾和痛苦。
地下黨重慶市工委書記劉國定、副書記冉益智都是1938年加入共產黨組織的。應當承認他們在地下鬥爭期間做了許多工作，否則也不會擔任較高的領導職務。在地下鬥爭中，他們也常身處危險，隨時都有可能被捕關押甚至是流血犧牲，他們被捕後也不是一下子就叛變了的。正如羅廣斌(小說《紅巖》的主要作者)在報告中所指出的那樣：“他們在叛變過程中，不是一天兩天，也不是毫無矛盾和痛苦的。”問題就在於是哪些原因決定了他們在面對“矛盾”和“痛苦”時選擇了叛變這條道路？
劉國定
劉國定：我有叛變的理由
地下黨重慶市工委書記劉國定被捕後，先沒有暴露身份，可以說他應付過了特務的審訊。劉國定在《重慶黨破壞和我叛變進入“軍統”的情形》中交代：
1948年4月6日早晨9點鐘，我到中正路去會市委(委員)許建業。我進屋即發覺有異，辦公室門外有四五個穿軍服佩渝警衛部證章的。惟退走已來不及，即被拘捕在許之辦公室中。10點鐘後，我從中正路押送到老街32號K黨重慶行轅第二處，第二處警衛組一直到晚上11點才將我提到樓上第二科審訊，以有許建業公司中之職員工人證明我與許系商業上一般朋友，但密談，且許介紹我與其公司職員之姓為“黃”，而我被捕之口供又姓劉：結果，我承認了剛加入中共兩月。這樣停止了審訊，叫我寫了一篇《自白書》，完全是根據口供寫的，除承認是新黨員外，其他都是“空話”……
劉國宅在交代材料中，沒有詳細寫”密談”的內容是怎樣的。但是“軍統”特務曾晴初、黃逸公、饒林、劉崇樸在1961年12月所寫的定稿《破壞“挺進報事件”》中為我們留下了記錄：
徐遠舉(重慶行轅二處處長)審訊劉是單獨談話的方式。徐在談話中說，他已經搞清楚劉在重慶市工委的地位，勸劉交出市工委組織，如能這麼做，他保證反動政府給劉政治出路和一定的政治地位，並舉出各種例子來說明他的保證可靠性，但劉若要堅持不轉變立場，那將不得好死。另一方面，徐知道劉的愛人就要分娩，故對劉說：只要劉表示態度和有初步事實表現後，即將她送到醫院分娩。劉經此威逼和在利誘的煽動之下，即發生動搖，決心叛變革命立場，開始向徐交出重慶市委和人事，以及上海方面的關係人等多人……
我們不得不承認，徐遠舉太會做思想工作，一個市工委書記、有經驗的高級幹部不曾在刑罰面前受到威脅，卻在一杯茶的慢喝慢談之中，徹底轉變了立場。真所謂皮鞭和鐐銬達不到的功效，一杯茶便能解決。
從現在能夠看到的資料可以發現，徐遠舉首先利用叛徒冉益智提供的情況，一劍直插到劉國定的心底：你的真實身份、職務，我們都知道了。但徐遠舉沒有一下子捅破，他一定要劉國定自己承認。正當劉國定端起茶杯要喝時，徐遠舉不經意的一聲“市工委書記”的招呼，使劉國定手中的茶杯“咣噹”一下從手中滑落。徐遠舉見劉國定有些驚慌失措，只是微微一笑……劉國定的失態，讓徐遠舉有了胸有成竹的感覺。他向劉國定進一步介紹：在處理共黨案件中，只要能夠坦白的均可從寬，願意工作的也一律由政府安排。他還特別提醒劉：像你這樣的書記，只要參加我們的工作，那比搞地下工作要有前途得多。徐遠舉的話，也許劉國定並沒有多麼認真地去聽。但他非常明瞭，自己現在正處於生死抉擇的十字路口。平時要求下級必須保持的氣節問題，現在向自己直面而來了。徐遠舉看著有點木訥的劉國定又說：當然，也有在我這裡不配合的人，等著他們的就只能是皮鞭、老虎凳這些東西。聽到徐這麼說，劉國定的面部肌肉抽搐起來，手也有點不知該放哪裡了。這一切，徐遠舉看得明明白白。就在劉國定像被重重地砍了一刀而急欲捂住傷口止痛的時候，徐遠舉的一句話使劉國定徹底崩潰了：“聽說你妻子馬上要分娩了？”劉國定聽著徐遠舉這句貌似關心卻暗含威脅之意的話，徐說到的這件事，是他心裡最放不下的。一個恐怖的畫面在他眼前呈現，假如不按照徐遠舉的要求交代組織，不但自己要受皮肉之苦，就連自己即將分娩的妻子也要遭受毒手。想到這裡，劉國定好生後怕。徐遠舉告訴他：只要你把問題交代清楚，不但你有很好的前景，你妻子分娩的所有費用也會由我解決。就這樣，劉國定向徐遠舉交代了問題，供出了地下黨組織，包括他直管的一些黨員。川東地下黨組織，就在劉國定貪生怕死、顧及自己家人安危的情況下而面臨一場空前的劫難。
徐遠舉要他交代組織、參加特務工作的時候，劉國定表示答應，作為交易的條件，劉國定希望徐遠舉考慮他是省委、市委級的幹部，但最後僅以“中校”官職成交。因此，劉國定在以後的叛變活動中是有一定保留的，而這種保留是他為了更好地保住他認為屬於他的利益。叛變後，劉國定架子很足。因為手頭還有未交代的人，自認為有本錢，住在楊家山時，每頓飯沒有雞鴨就不上桌，稍不遂意就摔碗。當許多同志還無法不敢相信這一事實的時候，劉國定卻已神氣十足、趾高氣揚。劉從一名追求革命的地下黨書記，叛變為一個國民黨的“中校特務軍官”，卻一點也看不出他有任何的不適應。他覺得自己是冉益智交出來的，所以他認為自己有了叛變的理由。他曾說：“重慶這回事情，不該我一個人負責。”
冉益智：機警的領導
冉益智的叛變過程之快，令人難以想象。
1954年9月14日，特務田光輝在一份補充坦白材料中，交代他與雷天元在北碚旅館突審冉益智之情況：
在冉益智不願交出組織時，周昌熾馬上用一床被蓋把冉益智腦殼蒙起來，不要他呼吸空氣，使他感到窒息。記得當時把冉益智的尿都整出來了，冉益智才從被蓋中透出聲音來“我說我說……”
冉益智就這樣叛變了！
1970年11月23日，當年與冉益智同在一個單位的王韻芬，在《關於我所知道和聽到有關叛徒冉益智被國民黨逮捕經過情況》材料中記載：
1948年，地下黨重慶市工委副書記冉益智被關押在渣滓洞時，感到恐慌、焦躁和不安。他十分清楚地知道，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只是時間問題。在獄中，如果不繼續交代組織、出賣同志，說不定哪一天就拉出去給槍斃了。但如果交代了情況，自己更會遺臭萬年。為此，他心裡充滿了矛盾，坐立難安。
對冉益智在獄中的表現，羅廣斌是這樣寫的：
貪生怕死集中地表現在被捕後的冉身上，他沒有好好睡過一夜。半夜起來寫遺囑，白天嘆氣，走著走著突然坐下來往床上打一拳。他叛變，但知道不久就會勝利。可是他算算該槍決的人，他也有資格。為了苟且偷生，明明知道是走不通的，但仍然要叛。
當被轉囚到白公館後，他徹夜難眠，半夜起來寫遺書給他的妻子，其中最後一句是：“枕邊一吻，竟成永別。”貪生怕死使他動搖了革命的信念，嚴酷的現實使他選擇了苟且偷生。
冉益智曾是許多地下黨員所崇拜的一個領導幹部。他公開場合講起革命道理來，口若懸河、振振有詞；他談起共產黨員的氣節問題，更是熱血沸騰、慷慨激昂。
他叛變後，在出賣組織和同志的問題上，只要對他可能造成影響的，他就不計後果地出賣。由於他出賣組織有功，從“少校”升為“中校”。
對冉益智的分析，獄中同志還指出了他的一個怪現象：
在男女問題上，他又表現了一個畸形的觀點：他手頭的關係，男的大多數交了，女的保留。這點，我們曾經討論過，認為所有叛徒都想著個人的生命問題、家庭問題和妻子……
冉益智在任何場所、任何時間、任何問題面前，總是有自己的一套說法，他不僅“能言善辯”，他還十分會“為人處世”。遇到問題的時候，他會很“機警”地推掉一切責任：有了成績的時候，他也“善於”找到各種理由與自己掛上。在他的心目中，什麼學習問題、思想改造問題，與他這個“領導”是不相關的，都是下面的事情。
談到冉益智，曾與其共事過的川東地下黨黨員肖澤寬氣憤地說：
冉益智差勁。這個人捨不得老婆，比較戀家，是個投機分子。
“冉益智差勁”，這是肖澤寬對他的評價。那麼，冉益智是怎樣“差勁”的呢？
羅廣斌在報告中有這樣一段記錄：
我們不能因他叛變而說他，以前的行動處處都錯。但研究他思想最根本的出發點，的確是有很多問題的。因為他的“機警”，“善於解釋理由”，以前組織上並沒有嚴格進行整風，確實可能被他所矇蔽。
機警本是應有的作風。但冉益智的機警是什麼呢？冉益智在—個學校組織學生活動時，學生們積極參加。而當學校當局以“有共產黨在組織”的大帽子妄圖把學生進步活動壓制下去的時候，作為組織領導者的冉益智卻“開小差溜了”。不知情的學生還以為他被當局抓了呢。於是為了營救他，學生們組織了激烈、尖銳的抗議活動。當知道冉益智並沒有被抓，而是為了自身安全躲避時，學生的抗議活動已無法停止，最終徹底失敗了，甚至一些學生因此而被開除了學籍。
他組織領導的學運出現伺題時，就立即溜之大吉，完全不管被組織的學生會有什麼情況。如此“機警”的領導，何以談得上真正意義上的帶領和指導？這種事情在他身上不止一次，但沒有黨內的監督監察機制和正常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因此，所有的問題都在他的“善於解釋理由”中被化解得無影無蹤。
當叛徒的目的：為了活命
從解放後冉益智所寫的《我的願望和要求》中，還可隱穩地看到他的“差勁”和“投機”：
我以戴罪之身，不知今後能否准許我以一個普通知識分子的資格去參加為人民服務的工作，以求立功自贖，可否給我以一定的工作聯繫。此外可否投考軍政大學或其他的學校，以俾重新學習，改造自己，重新做人，並待指示。
無論是叛徒劉國定，還是冉益智，都想要活命。他們當叛徒的目的是為了苟且偷生。面對他們曾經為之努力奮鬥的目標變成了現實，他們又露出另外一張嘴臉：劉國定表白自己只是“形式上的特務”，他認為自己“不至於肉體的毀滅”；無獨有偶，冉益智也要求“以戴罪之身”“以一個普通知識分子的資格去參加為人民服務的工作”，甚至還希望去“投考軍政大學或其他的學校”。
忠誠與背叛，決定著有政治選擇的人的生命價值。不僅是戰爭年代，就是今天，這一命題也指向著每一名黨員和幹部。大多數可以歸屬於忠誠的行列，而個別的背叛的行為也不可避免和完全杜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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