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22 “夹缝城市”焦虑:如何在超大城市的夹缝中求生存?

“夹缝城市”焦虑:如何在超大城市的夹缝中求生存?

“夹缝城市”焦虑:如何在超大城市的夹缝中求生存?

一个从北方来到广东的人,如果先到东莞,往往会感叹这个城市的人潮涌动、热火朝天。如果再往西北至广州,又会感叹广州作为省会城市的繁荣、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之妙。若往南走,则会被深圳的创新活力氛围所感染。再回顾,东莞已经不是显得那么出众了。

这就是东莞的处境。退一步看,虽然常年与同是制造业大市佛山同争“广东第三大经济体”之位,但东莞在基础设施、产业配套、创新格局似乎比佛山稍胜一筹。进一步看,在总部经济、金融创新、城市管理等领域,广深又似乎干得更加漂亮。

在这进退维谷之际,对于东莞的评价,出现了正反两种不同的声音。几年前开始,东莞制造业一直被媒体唱空,说东莞经济已经不行了,甚至被外界强贴上了“倒闭潮”“世界工厂熄火”的标签。另一种观点认为,东莞只是处于一个高成就却低表扬的尴尬境地。东莞一直在默默创造亮眼成绩,在2017年广东制造业500强的名单中,东莞有47家企业入选,代加工企业数量已大幅减少,而精密仪器、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迅速崛起。若东莞能抓好粤港澳大湾区和广深科技创新长廊的发展机遇,定能摆脱“世界工厂”的固有印象。

在赞扬和争议声中,抛开成见与包袱,东莞决定再次出发。这次,东莞谋划高质量发展路径,积极参与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驱动发展升级的蓝图,势要再一次开拓出令世人瞩目的“新东莞模式”。

“夹缝城市”焦虑:如何在超大城市的夹缝中求生存?

既然要素驱动经济增长的发展已经不再适用,东莞必须创新发展方式,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一种更可持续和更优质的驱动经济增长的新模式,而珠三角一体化为东莞带来了机遇。

这两年,华为逐渐把将自己的“身躯”——华为终端和“心脏”——企业数据中心搬离深圳。当然,这不仅是因为华为被松山湖的廉价土地、优惠政策和优美环境等因素吸引,而是深圳已经容纳不下的部分产业开始外溢。不只是华为,广州、深圳企业向东莞等周边地区扩张已成为常态,这是莞穗深合作深化的结果。

2015年,在以华为为代表的内资制造业强势增长带领下,东莞制造业税收年增15.9%,是2011~2015年税收平均增速的两倍。其中,华为系工业企业税收总额为33.97亿元,占11家百强内资制造企业税收的62.5%。过高的税收增长一下突显东莞存量企业与广深这两座超大城市企业的巨大差距,这令本应沉浸在招商成功喜悦的东莞感到一丝焦虑。

有人说,东莞可以完全引进直接引进广深的大企业和大项目。当然,通过增加制造业的增量有利于加速新旧动能的转换,推动东莞经济持续焕发活力。然而,项目运行有其自身规律。

一方面,东莞的土地空间资源告急,土地开发强度已接近深圳,过去依靠增量空间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已难以为继。另一方面,这些从外地引进的大企业大多不是总部,对东莞缺少归属感,如果其他地区提供一些比东莞更优惠的投资政策,这些企业可能会随时离开东莞,奔赴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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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东莞处于尴尬的境地。处于两个夹缝超大城市之间,很难避免广深的虹吸效应,人才、创新资源容易流失。很多小微企业离开东莞前往不远的广州、深圳,原因在于,在那些城市他们能更方便找到所需要的人才、平台和资金。

有研究报告显示,东莞是珠三角地级市中人才需求最为强劲的城市。虽然东莞市人才总量已经突破了130万,但东莞的人才质量和数量并不相匹配。中层和高端人才的短缺,仍是东莞人力结构的短板。

这可能与东莞的产业结构有关。东莞以低端制造业为主,人才结构是以流水线工人和技术型人才占主要部分。虽然东莞正进行产业升级和新旧动能的转换,但新动能的快速壮大同时伴随着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电子信息制造业“一业独大”隐忧,现代产业的体系性还有待加强。金融产业等现代产业尚未成熟亦是东莞人才质量偏低的主要原因。

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恰是东莞产业价值链条中的两个痛点。尤其是在科技创新的发展上,东莞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东莞不缺优质的制造企业和工业园区,华为、东阳光、长盈精密科技等3000个优质项目聚集于此,东莞的先进制造业增加值超过50%,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位列全省第一,具备科技成果转化的能力。

东莞大可积极参与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的建设,与人才聚集和科研成果丰硕的广州,创新企业和金融机构遍地开花的深圳共同构筑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经济带,为这些机构的研究成果、大学培养出的人才和资本的出口,提供一个科技成果转化的试验地和宜居宜业的生态环境。这不仅可以把制造大市的核心地位巩固,还可以找到可持续和更优质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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