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以邵雍的“一元之数”为开头，讲了天地万物生成的哲理。在第九回又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叙述，它说长安城外有一个

渔翁叫张稍，一个樵夫叫李定。一天，渔樵二人各携一瓶酒在泾河岸边散步，渔翁说：

“李兄，我想那争名的，因名丧体；夺利的，为利亡身；受爵的，抱虎而眠；承恩的，袖蛇而走。算起来，不如我们水秀山青，逍遥自在，甘淡薄，随缘而过。”

樵夫表示认同，接着他俩就“水秀”好还是“山青”好进行了争论。渔翁说以“无荣无辱无烦恼”之乐，樵夫对以“逍遥四季无人管”之欢；渔翁又夸以“无忧虑”之幸，樵夫还以“无利害”之福。最后二人联诗两首，共话山水之乐。

这段文字与小说主线关系不大，在清朝版本的《西游记》中甚至还被删掉了，一般读者也只是把它们当作诗词来看，其实作者在这里复诉了邵雍的处世哲学，要想弄懂它，就得了解《渔樵问对》。

利害关系不可分离，无处不在

《渔樵问对》的开头，樵者问渔者，鱼贪饵之利而受害，人贪钓之利为什么却能蒙利？既然大家都是为利而动，结果为何不同？

渔者于是进行了辨析，说：“子知其小，未知其大。”

樵者把利害关系简单的对立了起来，故而没有看到，对于鱼来说，吃到饵是利，被钓上钩是害。可是，假如鱼整天都找不到食物吃，那么这样的害不是更大吗？相比于饿死，冒险吃饵的害处不是要小些吗？对于人来说，钓到鱼是利，吃鱼也是利，似乎钓鱼有利而无害。可是，如果人整天都在钓鱼，却一条也钓不到，又没时间去干其他的营生，没有收入，这不也是大害吗？假如还要冒险出海捕捞的话，害就更大了。因此，钓鱼就像吃饵一样，得冒着受害的危险去钓。利害关系不可分离，无处不在。故云：

“鱼利乎水，人利乎陆，水与陆异，其利

一也；鱼害乎饵，人害乎财，饵与财异，其害一也。又何必分乎彼此哉！”

利与害属于“同出而异名”者，它们既对立又统一。鱼之利害寄于饵，人之利害寄于财。鱼如果不与人争饵，怎么会受害？散户如果不与庄家争财，害又从何而来？故知，争是从利转化为害的中介，所以《老子》说：“夫唯不争，故无尤。”财富其实是靠创造出来的，并不是靠争取而夺得的。夺得之物，岂能长保乎？

反过来，让是从害转化为利的中介，人相向而行，左右相让，则畅通无阻；鱼倏忽水中，先后有序，则能鱼贯而行。因此，邵雍说：

“夫义者，让之本也；利者，争之端也。让则有仁，争则有害。仁与害，何相去之远也！”

让不仅将害转化为利，而且还得仁；而争如果只是为了利，就可能害义。孟子见梁惠王的第一句话是：“

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世人皆笑其迂腐，可是义乃是利的基础，只有义才能让，进而使害转化为利。

相反，如果只追求利，而不讲义，那么父子跟路人就没有什么区别，都只是利益关系而已。更糟的情况是臣为利而弑君、子为利而弑父，故邵雍曰：“利不以义，则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者有焉。”追求利益一定要基于道义。

这便是《渔樵问对》里的义利之辨。

“有利”并不等于“有用”

樵者又问，鱼得烹饪之后才能吃，这是不是说明自己的木柴对渔者有用？如果没有木柴，鱼是否因不能吃而无用？

对此，渔者回答说：“子知子之薪，能济吾之鱼，不知子之薪所以能济吾之鱼也。”木柴对于鱼的用处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火，假使木柴因淋湿而不能生火，那么它对于烹饪也就从有用转化成了无用。因此，木柴是“体”，火才是“用”。

火依附于燃料之上，燃料得火才有用，火得燃料才有体；水无形无状，以浸润为用，浸润以水为体。因此，火属于用，水属于体，火可以使邻近的水变热，水却不能够使邻近的火变冷，这是因为体用有别的缘故。所以说，有体必有用，但是体不等于用，用也不等于体。

世人都认为有利就会有用，而被人利用就是受害，因此“用生于利，体生于害。

”但是我们已经论证过，利与害是不可分离的，故而体与用也不能分开。世人愚钝，没有弄明白有体必有用的道理，因而才执着于“有用”跟“无用”之间的对立，看不到它们的统一，故而误以为某些事物一无是处。

《老子》曰：“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人们执着于有形有状之物，认为它们于己有利，就如樵夫执着于木柴一样；可是如果没有无形无状之物，没有火，那么有利的木柴也就没有用处。盘子的外表再精致，如果不是空心，就不能装东西；房子的外墙再华丽，如果没有内部空间，也不能住人。人们在盲目逐利的时候，是否也应该想一想：这对于自己有没有用？

“名”与“实”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樵者出柴，渔者出鱼，二人烹鱼而食，之后在伊水边散步，讨论《周易》。这部分的内容与 ，因此我们略过不谈。

之后他们又谈论了名实问题，渔者说：

“夫名也者，实之客也；利也者，害之主也。名生于不足，利丧于有余，实丧不足。此理之常也。”

战国时期，当“循名而责实”的“正名”思想在儒、墨、名、法诸家流行的时候，庄周却独树一帜的说：“名者，实是宾也。”对于“实”来说，“名”是宾，实为主，名为客。主强，则客有礼，主衰，则客来欺，它们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可是世人惑于“名”，就像被狙公用“朝四而暮三”来戏耍的猴子一样，真以为换了个名字就可以得到更多橡子，循着美名去，就能要求现实符合理想，幻想名实俱进

。

需知，实不足才会去求名，利过多才会受害。修身是想要有利于己，贪婪之徒却以身徇利，以至于伤身害性；立身的根本在于名声，世俗之众却以身徇名，导致名不副实。其实，修身和立身才是目的，利与名只是手段而已。贪图美名会让人迷失自我，不知道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样子；贪图财利会让人堆积隐患，不明白登高必跌重的道理。

名不副实者，平时唯恐人不知，当丑闻爆出时，却反而求人不觉；贪财受贿者，往常收取时唯恐太少，等到暴露之后，又恨收得太多。

因此，渔者对樵者说：

“是知争也者，取利之端也；让也者，趋名之本也。利至则害生，名兴则实丧。利至名兴，而无害生实丧之患，唯有德者能之。”

“非分之福”与“本分之福”的区别

樵者问渔者说:“子以何道而得鱼?”

渔者回答要凭借竿、纶、浮、沉、钩、饵六物，六物不具备，就必然钓不到鱼。但是，六物具备也不一定能钓得到。尽人力，就是使六物都能具备，之后有无鱼来食饵、钓不钓得上钩，便是听天命了。明白人力与天命之分，才能理解得与失之别。

人不能够完全决定自己是否得富贵，必待时机天命然后得之；天不能够赋予人功德，只有自己去修行才可获取。因此，富贵受天命的作用更大，功德受人力的影响更深。知晓了这层道理，就不会患得患失，修行在于我，是求而可得之；富贵在于天，是求而不一定得之。谁都无法决定自己能够生在帝王家，但谁都可以修身学道做圣人。故云：“积功累行，君子常分。”当天命不在我、修功累行而不得时，就是君子所说的“命”，明白这层意思便是“知天命”了。

“命”分为幸运与不幸，君子安于本分，修功累行而不得天命，便是不幸；小人非分，肆意妄为却得天所助，就是幸运。所以，我们常常感觉到，不幸就是遇到了自己本不该遇到的祸事，幸运则是遇到了自己意料之外的福分。

君子安于本分而遇福，是他应得的；小人不安本分而逢祸，也是他应得的。故而，小人得福，则为非分之福，君子得祸，则是非分之祸。非分之福系于天，本分之福系于人，岂能不尽人力而坐视哉！

要怎样去看待世间万物？

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究竟是蝴蝶变成了庄周，还是庄周变成了蝴蝶呢？从“物化”的角度来看，庄周与蝴蝶难道不都是“物”吗？

天生万物，人得其秀而最灵，故知人也只是一物而已。置身于人群之中，不把自己视为人，怎么去认识人呢？置身于万物之间，不把自己视为物，怎么去观察物呢？执着于物我分别，然后“以我观物”，则茫然而不知所得。不如从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角度来“

以物观物”，这样才能够究物理、察人情。

这种哲理只可意会，难以言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