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評論員 胥帥
據國家衛健委消息：截至1月20日24時，累計報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確診病例291例，累計報告疑似病例54例。目前追蹤到密切接觸者1739人，已解除醫學觀察817人，尚有922人正在接受醫學觀察。
1月20日下午，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鍾南山院士答記者問時肯定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會人傳人。據人民日報消息，武漢市已對進出武漢人員加強管控。
新型肺炎疫情目前雖然可防可控，但總體形勢看上去也比較嚴峻。從2019年12月底到現在，官方通報疫情的措辭從開始的“未見明顯人傳人”到“不排除有限人傳人”，最後再到“人傳人”。權威部門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傳播路徑的判斷從或然性轉為更精準和肯定的研究結論。
這一明顯的措辭變化和疫情發展、調查深入、病例增多等方方面面因素有關。醫學研究具有極強的實證性，病例的數量和個體特徵越多，對疾病判斷的結果就會越精準。疫情發生的早期，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科學醫療研判尚在進行，權威部門對重大公共突發事件的表態理應慎之又慎。因為，政府部門的肯定性結論意味著有明確的目標取向，基於政府預估後果採取相應的決策，將涉及調配眾多社會資源與人口流動限制等方面的舉措。
隨著國家衛健委專家組調查的深入，我們可以看到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防控措施已在不斷升級。
而事情演進的過程中，即便權威部門頻繁更新疫情通報，部分民眾仍帶有“反權威”傾向。有一種懷疑論傾向認為官方在玩文字遊戲，甚至於有瞞報、不報疫情等行為。這其實就是民眾對信息不信任的一種表現。
為何如此？我們認為，這是基於在重大突發事件中，信息需求和供給之間的矛盾而產生的。雖然當地部門幾乎每天都在官網更新信息，包含新增病例、病人性別、年齡等內容。但由於官方信息有嚴謹、客觀、準確表達事實的要求，這些信息的數量就顯得相對有限和缺乏細節。
這類傳染性事件中，人們擔心公共安全出現“墨菲定律”，即最小可能性危險演變為事實危機。切身的生命健康是民眾最為關注的，這一自利的動機會引發同理心。未知的迷霧裡，人們對後果往往會有更壞的打算，恐懼驅使他們去搜索更多、更清楚、更確切的信息。微博、知乎、微信等平臺形成了信息流通的公共地帶，滿足了民眾在特殊情境獲取信息的慾望。
WHO對新型肺炎的建議以及境外的肺炎病例等最早在微博、知乎等平臺“裂變”傳播，這符合人性面對公共安全事件的心理需要。相較公共平臺不斷湧現的關於新型肺炎的最新進展，權威部門的信息反應頻率很難跟上網民的信息需求節奏。因為非瞬時和單向的信息傳播特點，每一次官方通報最新信息後，就會造成一個信息空缺的“真空期”。在這一“真空期”，公共地帶反而有充足的信息供給，民眾自然會形成對非權威信息渠道的路徑依賴。
當然，大量的信息在公共平臺傳播，免不了會出現真真假假、虛實難辨的內容。人們會對發生的事實進行因果聯繫式的邏輯處理，當出現一些似是而非的圖文時，人們傾向於想象恐慌。譬如之前流傳出的四川大學華西醫院急診發燒病例，病史上有途經武漢時下車停留的信息。但《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瞭解後發現，患者只是普通的細菌性肺炎，非病毒引起。
這一信息供需的結構性矛盾顯得如此突出，權威部門不斷更新最近的肺炎信息，但民眾卻寧願相信有正面或負面、或傳言、或謠言的公共地帶。權威部門的信息傳播是低頻率、單向、權威的傳播機制，公共地帶則是高頻率、雙向、瞬時的反饋機制，它們就像走在兩條不同的軌道上，形成了傳播規律的“雙軌制”。
最近，鍾南山坐鎮武漢並對外公開新型肺炎的信息，用人格信用搭建起了官方權威信息的信任機制。隨著新型肺炎事態的演進，我們必須疏導信息傳播機制，這是引導民眾預期、提振信心、打贏這場攻堅戰的關鍵。需要滿足民眾獲取信息的慾望，更需要讓權威的信息成為重大突發事件中的重要供給。
兩種信息機制的“並軌”刻不容緩，我們需要建立有極高彈性、及時反饋應對的信息應急機制，以快速適應事情的外部發展變化。正如當年的“非典”催生新聞發言人制度，現在，我們需要建立移動互聯網公共領域的“新聞發言人”制度。譬如：權威部門設置專門的疫情反饋平臺，重點針對傳播量大的信息；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增設新聞發言人，定時公佈最新的調查進展；及時公佈個例的臨床進展等。
每日經濟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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