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已经无法想象和描述先民的首领在这里手执权杖威严，但在他们耕种牧羊的辛劳里，享受到了文化融合与普及的力量。当下，一些人对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还停留在汉代开通的丝绸之路上，而一支权杖已在4000年前就将此开启了。

一

历史原来可以这么写？在得到自己肯定的回答后，我们就这样写了。

甘肃山丹四坝滩遗址位于山丹县城南约5公里处的石沟河东岸。四坝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省河西走廊中西部地区，东起山丹，西至安西以及新疆东部哈密盆地一带。目前，火烧沟遗址有4个碳测数据，东灰山遗址有1个数据，年代约为距今3900年—3400年。相当于夏代晚期和商代早期。

在山丹为找到这个遗址，我们花了很多工夫。我们首先来到了城南的一处农场，是一家国营农场，这在当下已经不多见了。进入其中，打听四坝滩遗址，但很多人都表示不知道。农场里除了生活区域还有一所学校，在宣传栏张贴通知的一位老师，向我们指了指农场西边的一处荒滩：“你们要找的地方就在那里，叫羊场，走一程，你们就看到了，一座山包上有个羊圈，过去放羊人站羊的地方……”

沿着一条沙石路向前，但没过多久，路就被挖断了，可能是农场的人种地需要挖水渠，车子过不去，只能停下它来步行。

早在1948年，山丹培黎学校开挖水渠时偶然在这里发现一批陶器等文物。1956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黄河水库考古队开展考古调查。在此又采集到一批遗物。当年，安志敏先生撰文认为该遗址发现的两批陶器独具特色，以夹砂粗红陶为主，多饰浓重的彩绘且凸起于器表，既不同于马厂类型，也有别于沙井文化，应单独命名为四坝文化。当时未发现共存的铜器，所以推测该文化属新石器时代，但在后来正式发掘的各遗址中普遍出土铜器，因此，学术界才确认这是一支纯属青铜时代的遗存。

培黎，这个名字在中国有很多，它源于一个人——路易·艾黎，1897年12月2日生于新西兰坎特伯雷地区斯普林菲尔德镇，新西兰有名的教育家、作家。1927年4月21日前往中国。1940年，在陕西宝鸡凤县创建培黎工艺学校。1982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1985年，甘肃省政府授予其“荣誉公民”称号。1987年12月2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被称为‘中国的十大国际友人。

眼前的荒滩显然是一条远古的河道，中间的地势很低，完全可以使人联想到有河流过蜿蜒曲折的样子，如今在一些低洼外还偶然能看到积水，也有牧羊人和羊群走过，都是行色匆匆，天快黑了。在靠近农场的一边，有一些被平整出来的田地，但因为水源或者土质的问题，大多闲置着，田埂和没有开垦的地方的长满了荒草，有一些是芨芨草，有一人多高，在微风里寂寞的摆摇。

一轮红日就挂在远处的山头上，我们看到农场那位老师所说的羊场，一段高处的零零的残墙，这样的景致让人或多或少有引起忍不住的悲伤，荒滩的空气在游离中也格外沉重了起来。一切都变得分外模糊了起来，唯有古河道里流水的印痕清晰可辨。

《山海经》中说：“昆仑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尚书·禹贡》里载：“(禹)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这里所说的弱水发源于山丹县西南35公里的“穷石山”，其上源又称山丹水，弱水西北流至张掖，与发源于祁连山的张掖河(即古羌谷水)汇合后，始称作黑河。不管对不错，我们眼前的这一片荒滩就这样与遥远的古籍有了某种近于神话的联系。

二

1946年，路易·艾黎的学校从陕西凤县双石铺山搬迁至山丹，其后开辟了三处农场，其中有一处就在四坝滩上。1948年，山丹培黎学校师生垦荒开渠时发现大量的夹砂红褐色陶片和打磨过的石片，其后发现了著名的四坝滩遗址。

就是在这片荒滩里，我们找到了学校的旧址。被铁丝网围了起来，有一个文物的标牌，里面实际上一个从地面被挖下去有大坑，坑像凹于地下的院子，里面有窑洞。岁月当年的温馨与艰难全在这坑里，有着学习的光芒与生存的难言，只是在今天不足百年的时间里，那窑洞已经变得非常非常低矮了，甚至很难进去人了。在一口窑洞的剖面，我们看到了百年前烟熏火燎的痕迹，怎么说呢？隐约有那么点让人很是难受的心痛，像是被没有温度的烟漫过、火烤过。百年，就可以让生活的气息这样走得那样遥远，却又尖锐地近在眼前。

老师说的“羊场”，我们也到了，也被围了起来，但是，它可能是当时学校的一处操场或者别的，站上去，就能把这片荒滩看个清楚明白，荒草湮没了地面，但有谁会说它压根就没有过奔跑的脚印？至于被叫羊场，可能是因为后来学校搬走了，牧羊人才将它当成了羊圈。有过寒冷的夜晚吧？在牧羊人与羊群一起的微弱呼吸里，我们认定了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地方。

清楚记得在曾经生活过的兰州，就有一座以培黎命名的广场，面积不大，约两三亩许，然而却规划设计的非常具有自然和谐之美，首先并不刻意改造地形强行整成一望无际的“广场”，而是按照周边地形顺势而建，用不规则的青石板铺砌而成的地坪高低错落，广场与街道的分界用青石矮墙砌成花坛，内植以各种花草树木，每逢夏秋季节，自街道上看培黎广场就像一座大花坛。

广场位于兰州著名的科教文化之区安宁区，这里汇集了西北师范大学、兰州交通大学、甘肃政法学院、甘肃省委党校、甘肃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兰州城市学院等数十几所大中专院校，而培黎广场就坐落在通往这些学校的中心位置，其南侧西北师范大学、甘肃省委党校呼应，东侧和南侧则被兰州交通大学、兰州城市学院、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包围。

荒原上的坚挺，最终成了城市的美丽，但在荒原，却有一种泪水遮挡视线的模糊。一百年的历史都能如此，何乎成千上万年？天黑了下来，大地寂寞无言透了，但荒草却开始和人一样呼吸，虽然有那么一点点冰冷，却是可以投入巨大热情拥抱而眠的梦。在这荒原的大地上，抱着它，就能想起很多很多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不期望暖心，却可以成功穿越，认识很多从来也没有见过的人，心交过，手握过，但冷暖依然自知。

三

我们不是专业考古的，也无所谓在此间停留很多学术的沉迷。但是，我们知道四坝文化是一个很广阔的区域，在这个区域里，4000年前，东西方文化就有了密切的交流，我们不喜欢像考古学家那样把一切都变得小心翼翼，也只能大略地说说自己粗浅的看法。

山丹县，隶属甘肃省张掖市，地处河西走廊中部，是塞上明珠、丝路重镇金张掖的东大门。东邻永昌，南接青海、北靠内蒙古阿拉善右旗，南北长148公里，东西宽89公里，总面积5402平方公里。

关于山丹的远古，历史书最早只难了我们夏帝禹元年的答案：属《禹贡》雍州之域，西戎氏之故墟。禹封少子于西戎，世代为首领。这些文字背后的故事让我们今天哪怕挖地三尺，也很难找到其完整的容貌了。但是，历史还在继续，并没有因为我们找不到而停留下来。

山丹秦时为月氏地，汉初属匈奴，后由骠骑将军霍去病收复，为张掖郡所辖……元时期，置甘肃行省，山丹为省会。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前往上都途中，曾在甘州停留一年，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述了张掖的富庶、城市的规模以及宗教寺庙的宏伟。明时期，山丹为陕西行都司及甘肃镇的治所。清时期，改置山丹县，山丹为甘州府治所，甘肃提督统军驻地，节制凉州、肃州、西宁、宁夏四镇总兵……牛啊，这个地方曾经是甘肃省最早的省会！

省会城市得有大气象，大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看关于清时的文字记述，就能知道这个地方有多么重要了，“节制凉州、肃州、西宁、宁夏四镇总兵”，这相当于在此配置了大约相当于原兰州军区的大半兵力，而我们是这样理解军事的：它的防守或者进攻，其实都是因为“生”而存在的，虽然打仗是要死人，但死去的那些人都是为了活着的人更好。在所有将军或者士兵的履历里，或攻或守，都是为了“生”，所以，军事的路绝对是“生路”，即使曾经有过因为指挥等诸多因素失败过，让生路成了死路，但生路它依然在那里。

军事的山丹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着“生”，而“生”当然会有经济与文化的融合，军事的重要凝结着古人智慧的同时，也向人们述说着这里的文化融合之路。在四坝文化中有一样东西很是引人注目——权杖头。

火烧沟文化遗址是甘肃六大古文化遗址之一，亦属于四坝文化范畴。1976年，甘肃省文物考古队在玉门市发掘了一处含有大量彩陶的青铜时代遗址，它就是火烧沟遗址，此遗址距今4000—3800年。它的发掘轰动了考古界，原因是迄今为止，它是我国夏代遗址中，出土青铜器数量最多的遗址。

火烧沟文化作为中国史前文化考古中一种独特而稀有的文化类型，于2009年被中华文化遗产学会评为我国最具中华文明意义的100项考古发现之一。1976年的发掘中，出现了一批非常珍贵的文物——权杖头，其中有2件是一级文物，5件是二级文物。这些文物中有一件非常独特，引起了专家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它就是青铜四羊首权杖头。这件文物不仅代表了我国青铜冶炼发端时期的“高端”技术，而且是东西文明交流的重要见证。

四

四羊首权杖头的外形极似一细颈的小壶，中空。在下端位置饰四道凹弦纹，下端小銎孔内尚存木柄残质，故人们都以“四羊首权杖”称之。在腹中部偏下对称地镶铸四个盘角的羊头，羊首微下俯，双角大曲度内弯，形象逼真，制作精巧。这件杖饰的4只羊首是用复合模具分铸后，再镶嵌于器身的。如手触罐形体的内壁，在与4只羊首对应的部位，可摸到4处凸起，那正是羊首预制后嵌接于器体所造成的。

四羊首权杖头造型和结构均比较复杂，使用了比较复杂的复合范、分铸技术，是一件显示四坝文化铸铜工艺技术的代表作，是我国目前最早的青铜镶嵌铸品，这也说明当时已具备了制造铜容器的技术。

除此之外，人们还在四坝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彩陶制成的权杖头，年代距今3900-3500年，时间已到新石器时代晚期。

权杖(Scepter)是一种棍形物，是巴别神系中最古老的器物式神显之一。跟生命树作为母神象征不同，作为君权神授的器物表征，它是权力叙事中最坚硬的符号，向民众炫示权力的最高来源，亦是男神及其阳具的坚硬意象。为了表述这种高贵的品质，权杖必须以美石、象牙、犀角或黄金制成，并镶以高贵的宝石。

权杖主要集中出现于埃及、近东、爱琴海、黑海以及里海周边地区。问题也就在这儿出现的，权杖头是西方文化的东西怎么会出现在中国的文化遗址中？我国权杖主要出土地多为西部各先民文化遗址，此外在四川三星堆遗址曾出土过金杖，东北赤峰红山文化遗址出土过碧玉多头器，江浙良渚文化出土过仪仗玉质附件，齐家文化出土的权杖，其形态与近东、中亚等地发现的同类权杖极为相似。

专家们很快对此给出了说法：权杖头代表的应该不是华夏文明固有的文化特质，而是西方那种具有特殊功能的礼仪器具，属于“舶来品”。我们不能说这种说法不对，但依然坚定地认为，即使属于舶来品也有中国文化的实质与内涵。

权杖头进入埃及后，向西北传入东南欧，向北传入高加索地区，向东则进入中亚和新疆，又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进入甘肃，内蒙古赤峰及周边地区，并在西北和长城一线徘徊和传播。四坝文化以畜牧业为主体经济，羊受到普遍尊尚，是部族的图腾崇拜物，故以羊首作杖饰。而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实质与内涵。在这个问题上，没必要以人类信仰与审美的巧合，造就出极为类似结果来掩饰什么，更多需要的是我们对自身文化的自信。

分明地，四坝文化是这样的：四坝文化应该是一个东西方文化的承载地与中转站，它的是力的，也是光芒四射的。它既承袭了黄河流域的马厂文化及相邻的齐家文化，将其后西传播，直至古塔里木河边的新疆哈密等地，又在铜器由西向东传播的里程里影响到了中国文化，4000年前，东西方文化在这里交融汇合，然后又被传播到了四方。

今天，我们已经无法想象和描述先民的首领在这里手执权杖威严，但在他们耕种牧羊的辛劳里，享受到了文化融合与普及的力量。当下，一些人对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还停留在汉代开通的丝绸之路上，而一支权杖已在4000年前就将此开启了。未完待续（文/路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