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關山遠（新華每日電訊專欄作者）
在北京的嚴寒裡，青年毛澤東穿著與同鄉青年共用的一件大衣，駐足於冰雪之間，在一片銀裝素裹中，凝視若火焰般綻放的紅梅，滿心欣賞，熱血沸騰。他樂觀，不焦慮；他不抱怨，努力尋找問題癥結與解決之道；他不在乎身外之物，他追求精神的強健，還有信仰的力量1949年3月23日，一支由11輛小汽車和10輛卡車組成的車隊，浩浩蕩蕩行進在華北大地上，山道彎曲，塵土飛揚。
開道車是一輛小吉普，揚起的塵土全落在第二輛中吉普上面，毛澤東就坐在這輛中吉普上，戴著風鏡與口罩來抵擋灰塵。他的心情大好，與隨行人員有說有笑，因為，他率領中共中央和解放軍總部遷到北平。車隊的行進路線是：西柏坡、靈壽、正定、曲陽、行唐、唐縣、保定、徐水、定興、新城、涿縣，再換乘火車，目的地——北平。
北平！北平！毛澤東怎不思緒紛飛!距離他上一次來這座著名的城市，已經整整30年了。
那時，他還是一個“北漂”，窮困，然而，並不潦倒。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軍開入北平城時，受到北平人民夾道歡迎（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一
1919年的年初與年末，26歲的毛澤東都是在北京度過的。
“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個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個人合住一個小房間，我們全體擠在炕上，幾乎透不過氣來。每逢我翻身都得預先警告身旁的人。不過在公園和故宮的宮址我看到了北國的早春，在堅冰還蓋著北海的時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北京的樹木引起了我無窮的欣賞……”這是出版於1937年7月的《毛澤東自傳》中的一段話。
斯諾的個人肖像照。現藏於上海宋慶齡故居紀念館
《毛澤東自傳》，由毛澤東口述、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筆錄而成，被譽為“中國第一自傳”，是極其珍貴的重要文獻。1936年10月，毛澤東在陝北保安的窯洞裡，與後來成為一生摯友的斯諾徹夜長談，回憶往事。在斯諾的記載中，“北平”與“北京”交替出現，不是傳主口誤，也不是譯文錯誤。
北京，這座擁有三千年歷史的古城，“北平”之名，要遠早於“北京”。“北平”一詞，最早源於戰國時燕國置右北平郡。西晉時，右北平郡改稱北平郡，北平作為一個地名第一次出現在行政區劃中。1368年(明洪武元年)9月12日，大都易名為北平府，取“北方和平”之意，後於1421年(明永樂十九年)明成祖朱棣遷都北平改名為北京，與南京對應。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舉行。圖為中南海新華門前慶祝會議召開的群眾隊伍（資料照片）。新華社記者 陳正青 攝
從1912年3月到1928年6月，北京是中華民國的首都；北伐戰爭後，首都遷至南京，北京改為北平。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偽將北平又改為北京，但並未得到中國政府承認，北平的名稱在此階段仍在沿用。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後，恢復原名北平。再一次改為北京時，要等到1949年9月27日，當天，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體會議一致通過了一項重要決議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定於北平，自即日起改名為北京。9月30日，毛澤東在閉幕會議上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翌日，就是開國大典。
首都群眾在天安門廣場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49年10月1日攝）。新華社發（資料照片）
一個30年前的“北漂”，主導了北平這座古城的改名與新生，一個何等勵志的故事!
此前，毛澤東兩次到過北京：第一次是1918年8月19日，組織湖南學生赴法勤工儉學，一直待到1919年3月，因母親病重，返回湖南；第二次是1919年12月18日，率驅張請願團抵達北京，“張”即為禍湖南的皖系軍閥張敬堯，毛澤東這次在北京待到1920年4月，離京赴上海繼續驅張活動，當年6月，張敬堯被趕出湖南，7月，毛澤東從滬返湘。
這兩次來京，“北漂”毛澤東在北京城裡幾乎沒有立錐之地，怎一個“苦”字了得！他青年時代的好友羅章龍後來回憶說：
“初始，大家在外吃飯，食費昂貴且不習慣，於是商議自行炊爨，各事所宜，無分勞逸，體弱及事得亦伴食無礙。嘗因缺乏炊釜，乃以搪瓷面盆做鍋。北京米貴難賣，經常以炒麵調成糊，加蔥花、鹽末充食。一次子升(編者注：蕭子升，楊昌濟的另一位得意弟子)做了一面盆漿糊，大家外出勞累了一天，雖餓亦無法下嚥。房東是一滿族少婦，人極靦腆，平日很少出門，只從窗戶裡探望我們，有事則讓其七八歲的小女兒來通話。她見我們不會做麵食，覺得好笑，便親自出來教我們發麵蒸饃。還有送水的山東人老侯，也願意幫忙，他說：‘我不要你們的工錢，我做好饃和你們一起吃就可以了。’並將自己的炊具也搬來，每天為我們做飯，和我們一起吃饃饃、鹹菜。我們八人只有外衣一件，出門時輪流著穿……入冬以後，晝則往沙灘北京大學第一院圖書館閱覽室避寒，夜則返寓圍爐共話。”
在來京的一群湖南青年中，毛澤東是最窮的一個，美國著名學者羅斯·特里爾的名著《毛澤東傳》寫了這麼一個故事：
“在少年中國學會一次討論會上發生的一件事反映了毛澤東經濟上的窘迫。毛澤東發言說：‘總是坐著空談沒有用，應該付諸行動。把你的衣服給我，我來洗……大小不論，價錢一樣。三天以後你就可以交錢取貨。’沒有人反應。後來一位學生的妻子開玩笑說：‘作為紳士，毛澤東不會幹洗衣服的行當。’另外一位學生認為毛澤東只不過是說說而已，就對毛澤東說：‘那好吧，明天你來給我洗衣服，我要看看你會不會做。’毛澤東真的做了，當然也就得到了錢。”毛澤東不是紳士，他是偏遠農村出身的青年。當然，他不是一個尋常青年，雖然窮得叮噹響，卻還能保持著欣賞別樣景緻的心境，在冰天雪地為梅花怒放而動情。
二
身為“北漂”，毛澤東受到的打擊，遠不只是經濟上的窘迫。《毛澤東自傳》中寫道：“我的職位如此之低，以致人們都不屑和我來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記來館讀報的人名，不過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裡。在這許多人名之中，我認得有幾個是新文化運動著名的領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我很想和他們討論關於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過他們都是極忙的人，沒有時間來傾聽一個南邊口音的圖書館佐理員所講的話。”
當時，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李大釗的幫助下，在北大圖書館找到一份管理員的工作，管理15種報紙，清理書架，打掃房間，登記閱覽者的姓名，月薪8塊大洋，非常低的工資了——當時同在北京工作的魯迅，一個月能拿420塊大洋。
其實，來北京前，毛澤東在長沙，已經是一個“名人”了。他在湖南第一師範讀書時，因志向非凡、才華超群，深受學友們的愛戴與推崇。但他的才能，遠不只是紙上談兵的層面。《毛澤東年譜》載：
“1917年11月15日，在南北軍閥混戰，北軍敗走，南軍未到長沙之際，北軍潰軍王汝賢部在第一師範附近徘徊。這時，毛澤東以學友會總務的名義，把學生志願軍組織起來，佈防學校周圍山頭。當潰軍向北移動時，毛澤東聯絡警察分所，利用他們的真槍射擊，志願軍放鞭炮助威，高喊‘繳槍沒事!’潰軍不知虛實，驚慌失措，紛紛繳械，由商會出錢遣散。全校師生議論說：‘毛澤東渾身都是膽’……”但是，離開了長沙，在歐美博士成堆的北京大學，只有一箇中師文憑的毛澤東，自然沒多少人瞧得上他。《毛澤東傳》中這麼描述：
“在北大的各個場合毛澤東的地位也同樣低，只有在緘口不言時他才能去聽講座。一次，他斗膽向胡適提了一個問題(胡當時是著名的激進分子，後來成為有名的自由主義者，蔣介石的駐華盛頓大使)。胡適問提問題的是哪一個，當他得知毛澤東是沒有註冊的學生時，這位激進而灑脫的教授拒絕回答……北方是官僚傳統的沃土，同時是達官貴人的世界。在權貴眼中，滿頭大汗的苦力是不會有腦子的，他們根本不能理解一個曾在韶山種過田的人的想法。”作為韶山一個農民兒子的毛澤東，第一次離開農村，來到大城市，是在1911年，他步行120里路，來到長沙，考入湘鄉駐省中學堂讀書，他跟斯諾描述過當時既興奮又緊張的心情：“我聽說這城市是非常大的，有許許多多居民，許多學校和一個巡撫的衙門。這簡直是一個偉大的地方!這時我很想到那裡去……我步行到長沙，心中極端地興奮，一半生怕被拒絕，幾乎不敢希望真入那個偉大的學校做一學生。”(《毛澤東自傳》)這一年，毛澤東18歲。
第一次到北京，也是毛澤東第一次離開湖南的遠行，但跟當年初到長沙相比，興奮仍在，卻遠遠少了那份緊張，他已經相當自信了。
遊客在長沙橘子洲景區青年毛澤東雕塑前參觀。新華社記者 龍弘濤 攝
自信，是毛澤東的重要性格特徵。在湖南第一師範讀書期間，毛澤東曾經寫過一首詩，其中有這樣一句：“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擊水三千里。”豪邁自信，透紙而出。《毛澤東家書》中收錄過他的一封信，上面寫道：“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虎氣”加“猴氣”，能夠很好解讀毛澤東的性格特徵：“虎氣”是一往無前、無所畏懼；“猴氣”是靈活機智，敢於反抗——毛澤東說的猴，是他特別欣賞的孫悟空。學者劉峰在《領導哲學》一書中分析說：
“毛澤東所說的虎氣，主要指領導者的勇氣和擔當，所說的猴氣，主要是指領導者的智商和情商。”“概言之，毛澤東的特質是大智大勇高情商。”自信心的養成，離不開一個人的學習和見識。在長沙就讀期間，毛澤東博覽群書，而且“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善於思考，勤於調研。他對中國社會的真正瞭解，他的學習態度、學習能力和學習方法，遠遠超過了留學歸來的洋博士們。
毛澤東出身農家，貌似輸在起跑線上，事實上，他一直被輕視：在湘鄉讀高等小學，“許多有錢的學生都輕視我，因為我常穿破爛的襖褲”；在北京，被歐美博士輕視；在中央蘇區，被蘇聯留學歸來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輕視……但輕視，能擊敗毛澤東嗎?
這是湖南第一師範學校正門（2007年6月28日攝）。 湖南第一師範被譽為“千年學府，百年師範”，徐特立、楊昌濟、李達等先後在此從教，毛澤東於1913年至1918年在此求學，1920年秋至1922年冬回母校擔任國文教員，並在此完成了青年學生到職業革命家的轉變。 新華社記者 龍弘濤 攝
三
並不是所有人都輕視“北漂”毛澤東。
一個是對他影響極大的恩師楊昌濟。楊昌濟一生以“欲栽大木拄長天”詩句明志，堪稱毛澤東的啟蒙先師。他在長沙時就對毛澤東另眼相看，其日記中寫道：“餘因以農家多出異才，引曾滌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楊昌濟期望不可謂不高，希望毛澤東像曾國藩、梁啟超一樣成為“異才”。
他從湖南到北京大學任教後，促成了毛澤東等人的首次北京之行，為一眾老家來的北漂青年東奔西走、傾囊相助，他更成為毛澤東在北京的引路人，介紹他認識了李大釗。也是在北京時期，毛澤東與楊昌濟的女兒楊開慧產生了熾烈的愛情。
1978年，中央戲劇學院演出七場話劇《楊開慧》。 新華社記者 李基祿 攝
一個是亦師亦友的黎錦熙，他比毛澤東只大4歲，湘潭人，在湖南第一師範當歷史教員時，認識了毛澤東，認為他“大有見地，非庸碌者”。1915年，黎錦熙離湘到京任職，毛澤東給他寫過6封書信，討論的問題相當廣泛，從國家大事、哲學思潮，到人生觀、世界觀；從求學方法，到鍛鍊身體等等，無所不及，無話不談。毛澤東到北京後，黎錦熙很高興，兩人有空就在一起交流，得知毛澤東生活清苦，黎錦熙常請毛澤東打打“牙祭”。兩人此後失去了聯繫，黎錦熙冒著危險，一直保留著毛澤東的6封信。漫長的30年過去了，毛澤東第三次來到北京時，已經是即將奪得全國勝利的中共領導人，他上門拜訪黎錦熙，開口就叫“黎老師”。
值得一提的是，抗戰勝利前夕，黎錦熙痛感臺灣淪落日寇之手半個世紀、以日語為官方語言，遂倡議和推動大後方多所學校創辦國語專修科，為在臺灣推行國語預先培訓人才。後來，抗戰勝利，臺灣光復，為推行國語前往臺灣的學者達100多人，臺灣因此成為中國第一個普及國語的省份，對於推進臺灣與大陸“書同文、語同音”，起了巨大作用。
坐落在浙江東陽橫店集團文化村的一幢具有東陽“三鄉”特色古建築內的邵飄萍紀念館陳列室一角。新華社發
還有一個是邵飄萍，上世紀20年代中國最著名的記者，毛澤東首次到北京時，邵飄萍任《京報》社長。《毛澤東年譜》載：1919年2月19日，毛澤東參加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改組大會，聽邵飄萍講授《新聞工作的理論與實踐》，“毛澤東曾多次拜訪邵飄萍，並得到邵在經濟上的接濟。”
1919年7月《湘江評論》創刊號第一版版面一角（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毛澤東從北京回到長沙，創辦了《湘江評論》，聲名鵲起。1931年11月7日，新華社的前身紅中社在江西瑞金誕生後，毛澤東就不斷寫稿，1947年解放軍撤離延安、中共中央轉戰陝北以後，新華社集報紙、電臺、通訊社於一身，毛澤東撰寫的稿件全部由新華社播發。他愛用新華社記者名義寫評論，尖銳犀利，氣勢磅礴，引導輿論，震懾敵人，被譽為新華社“首席記者”。可見，邵飄萍所傳授的知識，給了毛澤東不少的幫助。毛澤東也一直感激邵飄萍，他跟斯諾談話時，評價邵飄萍是“一個具有熱情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到了晚年，他仍稱：“我是邵飄萍的學生。”
1919年的北京，毛澤東像尋常青年一樣，精力旺盛，興趣高昂，學習、戀愛、打工、交友、寫作、遊覽、參加社團……跟尋常青年不一樣的是，他廣泛地結識各路著名人物，通過與他們的交往，瞭解、比較各種思想、主張。在北京，他認識了陳獨秀、鄧中夏、張國燾、梁漱溟、蔡元培、傅斯年、陳公博、周作人……這些人，都在日後的歲月中，跟他有過交集，命運的不同走向，更讓人感懷那個年代的風雲際會。
當然，北漂期間，對毛澤東影響最大的，是李大釗。
遊客在河北省樂亭縣的李大釗紀念館內參觀。新華社記者 牟宇 攝
四
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李大釗不僅當過毛澤東的“頂頭上司”，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領路人。
毛澤東如何看待李大釗?在李銀橋著《在毛澤東身邊十五年》一書中，有這樣一個細節，在1949年3月“進京趕考”的路上，離北平越來越近時，毛澤東感嘆道：
“30年了！30年前我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奔波。還不錯，吃了不少苦頭，在北平遇到了一個大好人，就是李大釗同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為一個馬列主義者。可惜呀，他已經為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老師，沒有他的指點和教導，我今天還不知在哪裡呢！”在與斯諾談話時，毛澤東也很動情地說：“我在李大釗手下擔任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曾經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李大釗是我真正的老師。”
李大釗在1918年就開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的原因。在《庶民的勝利》一文中，他熱情地歌頌了十月革命是勞工主義的勝利，是庶民的勝利。在1919年《新青年》上，李大釗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這篇文章是李大釗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標誌。在此前後，李大釗不僅親自撰文，在《新青年》上辦了“馬克思研究號”，而且幫助《晨報》副刊開闢了一個“馬克思研究”專欄。1920年，李大釗除繼續撰寫大量的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外，還與鄧中夏、高君宇等在北京大學秘密發起了一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
在他的影響下，許多先進青年不僅在五四時期成為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而且很快地成為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就是其中一位。毛澤東少年時代，曾經崇拜康有為、梁啟超，一度還是無政府主義的信徒，他坦承自己苦苦尋覓著救國之路時，思想一度比較混亂，“用我們的話說，我正在尋找出路。我讀了一些關於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很受影響。我常常和來看我的、名叫朱謙之的學生討論無政府主義和它在中國的前景。當時，我贊同無政府主義的很多主張。”
圖書館館長李大釗傾心研究和介紹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直接影響了圖書管理員毛澤東，羅斯·特里爾的名著《毛澤東傳》中這麼寫道：
“中國的革命始發於圖書館。當時需要一種理論來指導對舊制度的反抗，有一種理論早已存在。當毛澤東的祖父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就由卡爾·馬克思在另一圖書館——大英圖書館裡提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馬克思主義僅有隻言片語傳入中國，只是在蘇聯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後才逐漸進入中國人的心靈。“那麼中國難道不應該進行同樣的革命嗎?或許馬克思的深奧難懂的論文需要更加仔細認真的研究?因此，1917年以後，一些思想敏銳的中國人在毛澤東當時工作的圖書館開始涉獵馬克思的文章和小冊子。毛澤東不必花錢就可以讀個夠——這對已捉襟見肘的他來說倒是實惠，在這裡他第一次讀到了馬克思和列寧的書。”偉大的轉變已經發生，一個開天闢地的時刻即將到來。毛澤東後來回憶說，他第二次到北京期間，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建立起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
毛主席閱讀的《資本論》和《舊唐書》。新華社記者 郭佔英 攝
五
今年是2019年，距離毛澤東“進京趕考”，已有70年漫長的歲月；他離鄉“北漂”，更是足足100年前的事了。
但有一個鏡頭是永恆的：在北京的嚴寒裡，青年毛澤東穿著與同鄉青年共用的一件大衣，駐足於冰雪之間，在一片銀裝素裹中，凝視若火焰般綻放的紅梅，滿心欣賞，熱血沸騰。他樂觀，不焦慮；他不抱怨，努力尋找問題癥結與解決之道；他不在乎身外之物，他追求精神的強健，還有信仰的力量。
這個鏡頭，最好的配樂，是1919年的流行曲《中國男兒》：
中國男兒，中國男兒，要將隻手撐天空。睡獅千年，睡獅千年，一夫振臂萬夫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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