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19 現在，畢贛要走出《路邊野餐》了

2018年度突破導演

畢贛

畢贛一直很排斥“藝術家”三個字。今年戛納電影節結束後，他回到家鄉凱里，一個看著他長大的阿姨見到他，說了句，藝術家回來了。從那一刻，他開始認可“藝術家”這個頭銜了。“什麼獎項也好，鑑定也好，我都不認可。但像阿姨這樣的人，說我是藝術家，那我就是。她不理解這個領域，卻跨越了她的認知去理解，證明我現在做的事情，是能被她看見的。”

畢贛，1989年出生於貴州省凱里市，中國導演、編劇、攝影師，畢業於山西傳媒學院。2015年，他執導的個人首部電影作品《路邊野餐》獲得第68屆洛迦諾國際電影節最佳新導演銀豹獎以及第52屆臺灣電影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獎。2018年4月，他再次執導電影《地球最後的夜晚》，入圍第71屆戛納國際電影節“一種關注單元”，並定為2018臺北金馬影展的開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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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凱里，回到凱里

畢贛走進北京一條衚衕裡的老理髮店，坐下了，他靠著椅背，從側面看，黑色T恤繃著肚腩，勾勒出一個弧形。他29歲，有顯著的“啤酒肚”，不過拒絕透露關於體重的秘密。

《智族GQ》的攝影師看見畢贛的頭髮有些長，和他開玩笑，趁這次拍攝把頭髮理了，畢贛回答，“是該剪了，實在太忙，有兩三個月都沒進過理髮店。”

七八個人在畢贛周圍布燈、打光、模擬拍攝，又拉來幾個阿姨作為群演，狹小的理髮店顯得擁擠。畢贛一動不動，閉上眼睛，雙手並列擺在雙腿上，任由化妝師給他抓頭髮、抹粉底。攝影師讓他對著鏡頭唸對白，他的音調也毫無變化。

畢贛從小就在貴州凱里的一家理髮店長大。父母很早離異，母親獨自一人開著理髮店。他每次上下學途中都會到店裡待一會兒，掃地，陪母親聊天，有時直接上手幫顧客洗頭，一直洗到他前往山西念大學。

畢業後，畢贛又回到凱里，家鄉有溼氣纏繞的山，“有山就有樹，樹會冒芽、開花，再到結果”。他在這裡能感到時間流動，做夢，夢到在層層疊疊的時間裡，人從一個空間走入另一個空間。

現實卻遠沒有這樣夢幻，他首先被朋友介紹去了一個廣告工作室，老闆總對他的作品“指手畫腳”，有天他和老闆吵架，老闆說滾，還說，“你有才華，但才華能當飯吃嗎？”

這段掙扎與奮鬥的經歷被媒體反覆渲染過。他接著去拍攝婚慶，考客運站公務員，靠說服母親給了他兩萬塊錢開始籌備電影，花完後又去考爆破證。畢贛的老師得知他要去當爆破員，咬牙掏出自己積蓄，他才能接著找來自己的親戚朋友，20個人擠在兩個群租房裡，拍了兩月，才有了《路邊野餐》。

電影最後成了一個“驚喜”，也讓無數聚光燈投射在這個小鎮青年身上。《路邊野餐》在瑞士洛迦諾電影節拿下最佳新導演獎，之後又獲得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獎。《路邊野餐》的男主角陳永忠，也是畢贛的姑父，他回憶說，親戚朋友一下都沒法接受身邊有個“天才導演”，《貴州都市報》報道“凱里導演畢贛書寫傳奇”，親戚鄰居只要看到，就買下報紙，送給畢贛的奶奶。

奶奶不懂電影，只知道是個好事。又有鄰居親戚託話來，下次畢贛要拍什麼電影，你幫忙推薦我家孩子去當演員。等話傳到畢贛那裡，他沒什麼反應，只說再看看，有適合的可以。

變化在畢贛身上悄悄地發生。畢贛以前每週都能去奶奶家，這兩年一兩月去一次。奶奶今年搬了家，在這之前，她住在一個封閉集中的老小區，裡面有一座橋，每天都有互相認識的鄰里在上邊乘涼、嘮嗑。畢贛現在得等到天黑，等到別人看不見他，他才去看奶奶。

當時，畢贛已經在上海開辦蕩麥影業，籌備新片《地球最後的夜晚》，他總是需要從貴州來返上海，家裡寫一段時間劇本，又跑去上海談演員，確認資金，籌備前期。畢贛不得不走出凱里，現在，畢贛也要走出《路邊野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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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長鏡頭，到長鏡頭

在《路邊野餐》那個令人矚目的40分鐘長鏡頭裡，畢贛把時間縫合了起來。理髮店是一個關鍵性場景，主角陳昇在這遇見了自己的過去。長滿黑色黴菌的牆上貼著過氣女星的頭像，陳昇見到自己逝去的妻子張夕，他把小手電筒的光照進張夕的手掌心，皮膚泛著透明的精緻的紅光，陳昇說，自己彷彿見到了海豚。

詩意的長鏡頭背後是糟糕的拍攝過程。劇組前後排練了20天，把劇本分成七八個局部，一個個排練。畢贛讓攝影師和錄音師分別坐在兩輛摩托上，跟著設置好的路線。他們邊拍邊做處理，文本里不適合的馬上就刪掉。畢贛說，攝影師、錄音師、演員之間要協調處理，工程龐大到不可想象，而且資金非常緊張。

畢贛覺得這段鏡頭遺憾太多了，他們一共拍攝三次，只有第一次的能用，但抖動得厲害。他最後一次找了一個廢舊的上磁帶的DV，想用一個“過時的”機器去拍這段影像，可DV太小，沒法很好地操控。

這次，畢贛有了兩千萬的融資，決心要把《路邊野餐》的技術瑕疵彌補回來。《地球最後的夜晚》仍然講述一個在貴州凱里和虛構小鎮蕩麥發生的故事，羅紘武（黃覺飾）在離鄉多年後，為處理父親後事重新回到凱里，在掛鐘內發現的一張舊照促使他開始尋找曾經愛過的女子萬綺雯（湯唯飾）。

重頭戲依舊是電影后半部分的一小時長鏡頭。黃覺搖著煤礦礦車，深入到十二年前的那個黑暗的夜晚，3D部分也由此展開。畢贛希望能像《路邊野餐》一樣通過持續的戲去獲得時間，“前面一部分應該是斷裂，像記憶，後面的那部分就應該是一個特別迷人的，出世的、不間斷的畫面，像罌粟，所以我用了60分鐘的3D加長鏡頭。”

但這次拍攝，才剛開機就遇到了困難，畢贛對劇組宣佈停機。主任來找他，一天開銷幾十萬，不開機一天就虧幾十萬。畢贛說，那也不能開，你把導演費扣了。主任又回，導演費才多少錢，扣完了也不夠。要知道《路邊野餐》前期製作費也就20萬，停機一天，就相當於浪費一部《路邊野餐》。

畢贛不是不知道停機的後果。劇組一下變成兩百人，每天從酒店到片場的油錢都不知要花多少。更別說比他經驗豐富的職業演員都在現場，黃覺、湯唯、張艾嘉、李鴻其，停機十幾天，怎麼安置這些人？如果遣散了，還能把這些人召回來嗎？

畢贛對我說，現場還沒準備好，演員的檔期卻已經定下，他沒法忍受場景還不完備就開拍，“每天都在解決問題，改建場景，你們可能真沒法理解，所以永遠補不回來，不停超支”。

另一方面，他也承認自己並不專業，“我對國內的電影工業、電影製作完全不瞭解。”他延續了在《路邊野餐》的習慣，經常在現場修改劇本。他覺得劇本的故事並沒有很大意義，重要的是要抓住一種情感，有時是要抓拍攝場所的氛圍和感覺，有時只是有了新的主意。

黃覺回憶說，開頭原本定在一個廢棄的火車，但開拍的時候，畢贛看到火車快被肢解了，他馬上塞了兩條煙給工人，說等我們一下，興沖沖地跑回去改劇本，改成了一個圍繞被肢解的火車進行的場景。

還有一場戲是黃覺從水池裡冒出來，畢贛對劇組說，他想讓湯唯走在水上面，美術部門沒辦法，就在水裡墊東西，想著怎麼才能不那麼明顯，當天晚上把水抽乾，墊了臺子，為了防滑，又在上面加了布，布在水裡要縫起來，又拿釘槍釘。黃覺說，“他就必須有那股勁。”

有時大家一時沒法消化畢贛的創作要求，他會“百分之百的堅持”，解決辦法是，直接說，告訴他們最後要達到的美學效果。他認為拍電影不是為了呈現一個結果，“電影的時刻是存在於當下拍攝的時刻。比如看見火車一歸來，誒，我要用個火車，然後就拍。那個時刻是我自己的電影時刻，一個人想做什麼只有一次機會，一種面貌。”

等到了這次的長鏡頭，最難的還不是攝影，是燈光。長鏡頭在一個礦裡，一層層跌落，一共長達三公里，畢贛說，“要方圓三公里都得打燈，燈光還得有變化，維持住我想要的美感，而且3D的光圈必須維持在4以上，得有很多打光的範圍。”

黃志明之前是王家衛的御用燈光師，這次也加入了劇組。畢贛對黃志明說，他想要一個旋轉的房間，得360度轉起來，但是要把空間切割出來，不能用燈。“一般人估計就走了，而且還是個大師，結果志明老師說好，我去想一下，他想了一個星期，任務就完成了。”

但堅持也意味著代價。劇組更換三次製作班底，電影從2017年6月開拍，原本定在10月結束，拖延到12月，長鏡頭的最終方案還沒能確定，但最初的資金早花完了。此時畢贛仍然對長鏡頭劇本最後的落點不滿意，創作團隊建議畢贛，趁演員都在，不如先拍，實在不行就當是一次演練。畢贛心想，我拍過長鏡頭，我知道要準備成什麼樣子才能拍，但他最後還是答應了。

做完準備工作，畢贛對黃覺說，覺哥，我們回辦公室去聊一下劇本。逃回辦公室，兩人都沒好的想法，不願再聊。畢贛就問黃覺，你手機有《王者榮耀》嗎，黃覺說春節前就刪了，不打了。畢贛又問，要不再把它下回來，我們一起組個隊。黃覺死活不打，畢贛也不好意思自己玩，兩人尷尬地坐在房間裡，沒有說話。

畢贛覺得《王者榮耀》不值得玩，“但確實是心裡有點壓力，沒辦法”。黃覺事後才發覺，畢贛當時是在向他求助。

拍完長鏡頭，畢贛看到素材，覺得不能用，投資方說那回去再考慮。畢贛心想，完了，沒機會拍了。如果到最後別人覺得這次還挺好，那怎麼辦？他心裡沒底，以前自己做決定就行，現在是拉著一大幫子人下水，都超支這麼多錢了，其他人還像小孩一樣陪著自己玩。

等投資方回應的那一兩個月，畢贛每天待在家裡，私底下，他一點點把這部電影裡自己公司的股權稀釋掉，以換取新投資。母親旁敲側擊聽說了一些情況，問畢贛，要不要我把凱里的房子給你賣了，你繼續拍。畢贛回，你那套房才幾十萬，能頂幾天啊？你千萬別搞。

他不認為自己是個會慌張的人，這次壓力沒地消解，就往腦袋上排。他犯了毛囊炎，後腦勺長一個大包，灌膿，每天吃抗生素，擦藥，都不管用。回到劇組，畢贛後腦勺不得不貼著一張餐巾紙，不然膿會讓頭髮粘在一塊。有次畢贛想要陳永忠再過一次他的戲，畢贛拍的時候，對陳永忠說，今天狀態好一點，別出錯，爭取幾條就過，別讓我在這裡受罪。

快過年的時候，投資方傳來消息，可以再拍長鏡頭。年三十的前幾天，畢贛記得，所有演員的時間就只剩這最後的檔期。劇組排練兩天，拍攝兩天，第一天廢了，第二天第一條廢了，只有兩次機會，第五條終於成功了。

畢贛說“夠了”的那一刻，他露出如釋重負的表情。後來畢贛和陳永忠一起出去喝酒，畢贛還總是一聊聊回《路邊野餐》。陳永忠說，《野餐》就像大家一塊玩兒，《地球》承載的東西就太多了，得對得起投資方，還得考慮後續的上映，影展，太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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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妥協，還是不妥協

一個陌生人追隨《路邊野餐》，一直找到了畢贛母親開的理髮店。畢贛很久以前和母親打過招呼，遇到這種情況，就說他不在，母親照著回覆，但還是邀請年輕人進來，一起吃飯，結果畢贛剛好就在理髮店裡。

畢贛一問，發現年輕人是學電影的，他心想，這人是想得到某種精神支持。《野餐》之後，這樣的事不止發生一次，畢贛還聽說，有人因為《野餐》把工作辭了，轉行去拍電影。“他們因為《野餐》改變了想法，得到一些力量，人生因此改變，那一部電影就不再是一個特別私人的事情。”

“如果連我都變成差不多得了，或者說我使勁全力了都只能做成這樣，那些在乎我電影的人會不會很難受？”他停頓了一下，“因為電影太容易妥協了。”

等到5月，戛納電影節發來消息，《地球最後的夜晚》入圍“一種關注單元”。

畢贛帶著劇組主創還有投資方一起去戛納。媒體首映後的第二天，團隊得知《地球》“爆”了，多家媒體預測，這是“一種關注”大獎的頭號種子選手。《好萊塢報道者》說，“畢贛用《地球最後的夜晚》帶我們穿過記憶、悲傷、以及他獨特的影視魔法。”《Desist Film》說，“在他的鏡頭下，電影就是造夢，而在夢裡，哪怕再稀鬆平常的故事也必然都是夢幻多彩的。”隔天的第二場放映，一票難求。

5月19號，戛納宣佈獲獎結果。當時陳永忠正和經紀人在街上亂逛，收到消息，《地球》一個獎也沒拿。陳永忠問經紀人，這是開玩笑吧？經紀人回答，是真的。他們趕緊趕回公寓，看到大家都坐在那，不說話。畢贛還開著電腦，放鄧麗君的歌。

我問畢贛對參加戛納的看法，他說拿不拿獎不重要，但如果獲獎，至少能有個交待。畢贛對《地球》的票房沒什麼信心，他說這部電影最後的成本高達四五千萬，“我覺得就是少給大家虧一點。”

等戛納結束，畢贛回到凱里，一個看著他長大的單身阿姨見到他，說了句，藝術家回來了。

“我一直都很排斥‘藝術家’這三個字。我也不是想做個藝術家，我是想拍好的電影對不對？”但畢贛說，從那一刻起，他就認可“藝術家”這個頭銜了。

“什麼獎項也好，鑑定也好，我都不認可。但像那個阿姨這樣的人，說我是藝術家，那我就是。她不理解這個領域，卻跨越了她的認知去理解，證明我現在做的事情，是能被她看見的。”

採訪、撰文 / 李穎迪

攝影 / 許闖

攝影：許闖

創意總監：Vicson Guevara 時裝總監：Anson Chen

文字監製：何瑫、靳錦 編輯：李典 導語：康路凱

時裝編輯：吳睿騏 、Jacky Tam

拍攝統籌：陳蔚、單連營 妝發：楊傑

時裝助理 張霜晨、利霞、Steven、Jerry、Nico、馮逢

攝影助理：楊錦龍、珍響、綠仔、逸鱗、左舒同

視頻策劃：GQ實驗室

創意：Max Li

製作：寶珂、許喬、曾晨（Chill Studio）

攝影：閆睿

燈光：張付海

執行：姒可欣、L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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