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美國高等教育的商品化，是指在市場為本的語境下美國大學的產業化、公司化、市場化。大學教授成了“知識工人”，大學成為一個逐利的商業教育機構。
儘管美國的高等教育仍然穩坐“世界第一交椅”，全球最具有學術競爭力和權威性的大學數量依然是美國獨居鰲頭，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對美國大學的崇拜之聲依舊不絕如縷，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隨著作為一種經濟發展模式的新自由資本主義的“徹底失敗”，今日的美國大學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
美國高等教育的整體質量和地位在全方位衰退。換句話說，在歷經數百年的繁華後，美國高等教育正在處處呈現著敗象。按照美國學者馬克·弗拉拉的分析，美國高等教育的病症表現如下：州政府和聯邦政府大幅度削減教育經費，大學行政開支膨脹、學費以不可持續的速度增長、昧著良心過分地依賴兼職教師，學生貸款債務的日益增加；採用公司治理模式，評估文化崛起，新管理主義興起。在課程設置上，標準化和職業化大行其道，人文學科被大幅度削減，作為公共福祉的高等教育理想已經喪失。葡萄牙社會學家博阿文圖拉·德索薩桑託將美國大學的危機概括為“霸權危機、合法性危機、體制危機”三大急迫的危機。所有這一切又與美國高等教育的商品化密不可分。
所謂美國高等教育的商品化，是指在市場為本的語境下美國大學的產業化、公司化、市場化。其具體表現是，在科研去向上，注重滿足資源提供者的私人化需求；在學術研究的關注點上，側重功利性的應用研究；在學術研究成果的評估上，其主要衡量尺度是績效。大學教授成了“知識工人”，大學成為一個逐利的商業教育機構。以2012年的數據為例，公立大學校長的平均工資是27.43萬美元，最高能達到普通教師工資的17倍。私立大學校長的年薪大多數超過50萬美元，最高的超過100萬美元。這種機制，使得不少有才華的教授想方設法轉為行政管理人員而不再將精力放在學術上。
“美國大學的商品化開始於資本主義的工廠或福特體系興起的時候”，從那時起“大學就像企業一樣建構了”。1918年出版的美國學者凡勃倫的《美國的高級學術》一書，就曾詳盡地描繪、嘲笑了大學經營中被他稱之為“墮落”的商業現象。但美國高等教育商品化的愈演愈烈，從形式到內容日益完善，則是“二戰”之後的事。“二戰”後的美國大學日益成為一個有董事會的資本主義公司。
許多大學成為“準公司”。既然教育商品化，學費成為教學收入的主要來源，大學教師主要以迎合學生“顧客”的需要，“讓顧客滿意”為主，而鮮有刺激學生僵化思想的舉動，因而也就無從達到培養學生批判性思維的深度。
大學成為職業訓練場。在其中人們通過獲得醫生、律師、會計等證書來獲得社會地位。在衛斯理·舒瑪關於大學的著作中，學生上學的目的變成只為了“經濟上過上好日子”。一向為人師表的、大學裡的知識分子，也日益落入殘酷的商品化邏輯。是否營利逐漸成為評估大學的唯一尺度。“在市場關係之外，教育日益變得沒有任何意義”。
商品化儘管給美國大學帶來了不菲的收益，但其嚴重的負面後果是不容低估的。按照哈佛大學第25任校長德里克·博克在《市場中的大學》中的分析，“商品化”威脅到教育的核心原則：追求知識的進步，增進學生和社會的福祉。他說：“因為利益驅動將大學的注意力轉向了提高價格，儘量減少花費而又不丟失消費者。”其結果是暗中破壞了學術標準，毀壞了學術共同體，傷害了大學在公眾中的聲譽。美國學者托里斯認為，對經濟的臣服，不僅破壞了大學作為知識和探究的獨立來源的使命，而且限制了一些階級和種族接受教育的機會。馬克·弗拉拉則認為，隨著美國大學變得越來越功利化，一向被美國人引以為傲的博雅學校進一步被邊緣化了。相應地，人文學科也被邊緣化了。在“生產”現代工業文明所需要的工程師和科學家的大學裡，人文學科被錯誤地看成一種“錯誤的配置”。大學的社會批判功能喪失，大學教師本身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功能也被弱化。以至於本來應該求真育人的大學，按照馬克·弗拉拉的說法，卻演變成為“敵視追求真理的地方”。這也就是為什麼2001年斯坦利·阿魯諾維茨等一批學者呼籲，要拆除“公司化大學”。因為高校引進商品化的初衷是化解危機，結果卻通過知識和學科的商品化，進一步深化並擴大了自身的危機。美國國防部成為美國研究型大學增長最快的資助來源。
與眾多學者從道義層面譴責高等教育的商品化不同，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則注重從制度層面對大學的商品化展開分析和批判。在他們看來，美國高等教育的商品化是被資本主義體系的基本矛盾推動的。用法國哲學家波德里亞的話說，資本主義成為令人目眩的自我矛盾體系，在那裡唯一的意義是利潤概念。美國哲學家小約翰·柯布也認為，美國高校商品化的泛濫，是資本主義所形成的、佔主導的意識形態的結果。他稱之為“經濟主義”，“在一個經濟至上的社會，每一個個體的目標就是儘可能地獲取更多的財富”。澳大利亞學者凱倫·斯塔爾認為，高等教育的商品化是“極度物質主義的時代”的產物，是“消費主義文化”的產物。現行的教育沉浸在競爭與個人主義的“自私的教條”中，無法自拔。
如何才能走出現在的危機，如何克服高等教育的商品化呢？有西方學者寄希望於互聯網等高科技的發展和線上課程的普及。然而線上教學再便利也無法代替師生面對面互動，無法代替大學立德樹人的功能。小約翰·柯布則認為，需要重新思考大學乃至教育的目的，就是因為意識到高校的存在主要服務於社會的繁榮，服務於人和自然的共同福祉。凱倫·斯塔爾則認為，要走出困境，需要更多的利他主義，一種更大的對世界人民的關愛,需要重新考慮經濟對環境、共同體以及長期可持續性的影響。但這些恐怕不是以逐利為旨歸的資本主義社會所辦得到的，而恰恰是社會主義教育制度的優勢。
（作者單位：哈爾濱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
《中國教育報》2018年09月20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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