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4 徐书铮将军是如何收复外蒙古的？

微笑转身不见你

徐树铮将军是北洋政府时期叱咤风云的明星将领，最大的功绩是收复了外蒙古，维护了祖国领土的完整。

1911年，沙俄煽动外蒙古地位最高的藏传佛教喇嘛，即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联合蒙古王公喀尔喀四部札萨克，于1911年12月1日宣布外蒙独立。12月28日，哲布尊丹举行了登基大典，自称“大蒙古帝国日光皇帝”，至此外蒙独立。

外蒙独立震惊全国，从此北洋政府开始了艰难的斡旋。

1913年，袁世凯和沙俄签订《中俄声明》，北洋政府得到名义上的“宗主国”地位，但不得在外蒙派驻官员、军队，不得移民。此举标志着外蒙独立更进一步，也为沙俄的全面渗透埋下伏笔。

1915年6月，外蒙古宣布取消“独立”，实行“自治”，袁世凯册封八世哲布尊丹巴为“呼图克图汗”。外蒙古名为自治，实为沙俄所控。

但是到了1919年11月17日，外蒙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至此，蒙古全境回到祖国怀抱。

从独立到自治再到撤治，徐树铮功不可没。

那么，徐树铮是如何收复外蒙的？静夜史认为应该分为两个阶段。即：筹备和行动！

1、筹备

1911年外蒙独立时，徐树铮和孙中山表达了强烈的愤怒，当时的报界称为“当时中国唯一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外蒙失土的两个爱国者”。

作为皖系段祺瑞的得力干将，徐树铮和孙中山自然是对立的关系，但是两人在收复外蒙问题上达到了一致。

1914年，一战爆发，沙俄西去参与列强的欧洲争夺，外蒙古独立集团失去了靠山。

1917年，段祺瑞操纵北洋政府对德宣战，加入协约国阵营，府院之争达到顶峰。北洋政府内部倾轧开始白热化，徐树铮帮助段祺瑞夺回权力后，因为南北走向和平，主张武统南方的段祺瑞和徐树铮相继失势。

1918年10月1日，徐树铮专任参战督办处参谋长，负责编练参战军。

由于南北和平，徐树铮的参战军失去用武之地，所以徐树铮将目光瞄准了外蒙。

1919年1月，皖系察哈尔都统田中玉首次公开提出外蒙撤治的建议；

1919年2月，徐树铮派出一个旅在大青山北进行军事演习，并从西北边防军中选拔精锐积极备战，随后在多伦建立前进指挥所。

1919年4月17日，徐树铮提出《西北筹边办法大纲》，不仅主张撤治，更提出了使外蒙与内地一致的同化政策；

1919年6月13日，北洋政府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

1919年7月18日，北洋政府颁布西北筹边使官制，将参战军和原徐树铮的西北边防军合编为西北边防军，参战督办处改称边防督办处。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2、行动

1919年6月底开始，西北边防军各部陆续向外蒙开拔。徐树铮动员第三旅第七、第八两个团的兵力共计4000人参与到收复外蒙的行动中。

7月，西北边防军先锋到达外蒙首府库伦。

1919年10月23日，徐树铮自北京启程。

10月24日，徐树铮到达张家口。接着，他率领随员、文职人员，并携带大批准备馈赠外蒙王公活佛的贵重礼品、洋货等分乘15辆汽车，从张家口山塞，向库伦进发。所部武装部队则分乘驼马陆续北开。

针对外蒙古地广人稀，西北边防军兵力严重不足的情况，徐树铮定谋于“柔不可守”“弱者示以强”，虚张声势，效仿孔明增灶，一路上旌旗招展、大肆张扬，对外蒙活佛和王公进行了有力威慑。

由于库仑当局战和摇摆不定，面对西北边防军的劲旅，蒙古哨卡基本不敢抵抗。而对于异动者，徐树铮杀一儆百，大大威慑了当地蒙古高层人士。

10月29日，徐树铮进入库伦。随后，徐树铮命令高在田等部队攻取买卖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地。至此被沙俄侵占了7年的唐努乌梁海回到祖国怀抱。

进入库伦后，针对都护使陈毅与蒙古王公方面商量的有条件撤治方案，即“六十三条”，徐树铮表示了反对。事实上，在沙俄的操控下，外蒙对于“六十三条”也不予认可，徐树铮干脆废除这样的方案。

随后，徐树铮排挤陈毅，命令陈毅返回内地，将外蒙古问题带入徐树铮轨道。

徐树铮软硬兼施，对蒙古活佛和王公集团进行笼络和威胁，尤其是将外蒙“内阁总理”巴德玛多尔济等“请”到了自己的司令部，对第八世哲布尊丹巴进行软禁。控制了外蒙上层的重要人物。

不过活佛与巴特玛多尔济等人仍旧犹豫不决，他们寄希望于外蒙问题国际化，徐树铮怕夜长梦多，厉声告诉巴特玛多尔济：“外蒙为国家领土，我为外蒙长官，有弹压地面之责，不能坐视，请往告活佛，明日速应则已，不应当即拿解人京，听政府发落。”

1919年11月14日，徐树铮夜赴外蒙“内阁总理”巴德玛多尔济住处，出示他新拟的8项撤治条件，逼其签字；或者外蒙先提出撤治，再商定条件，并向巴德玛多尔济下达最后通牒：“宽限一日，夜晚须解决，否则拿解者不止一佛，执事虽老，亦当随行！”

徐树铮的强硬手段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11月15日，外蒙王公和喇嘛开会，拟出了请求撤治的呈文后交给徐树铮，徐树铮将呈文送至北京。

1919年11月17日，外蒙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外蒙自治。

11月22日，徐世昌批准外蒙撤治呈文，至此外蒙古全境重新回到祖国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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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夜史

1919年10月，徐树铮率领中国东北边防军第一师，计步兵二旅，骑兵一团，挥师出塞，向库伦进发，拉开了中国军队收复外蒙的战幕。（欢迎关注我的头条号：萨莎说史）

徐树铮自帅主力一旅兵临库伦。1919年11月，徐树铮将军的部队开进了乌兰巴托，外蒙王公俯首称臣。

局势初定，徐树铮毫不手软，随即命令陈毅返回内地，否定《六十三条》（陈毅为此后半生牢骚满腹，认为徐夺其功），把外蒙古伪政权的“内阁总理”巴德玛.多尔济“请”到了自己的司令部，对哲布尊丹巴加以软禁。在威风凛凛的中国军队面前，外蒙古伪政权的高官们顿时没了威风。

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回到中华民国怀抱

1919年11月17日，历史永远记住这一天，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回到中华民国怀抱！蒙古全境重归祖国，尤其是唐努乌梁海，早已被沙俄侵占，也在这时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中国的版图在辛亥革命后达到最大的顶点！徐同时向当时的总理段琪瑞和南方革命政府孙中山先生发电述职，孙中山先生收到来电后异常喜悦，不顾国民党内某些人的反对回电庆贺他的大功。

国政府随即开始在外蒙古开始实施如引种蔬菜、修建公路、开办银行、创刊日报、加强中华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有益于当地的事业。尽管有五四运动归还青岛的阴影，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的回归祖国，应是当年中国最可庆祝的大事。

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派遣徐达、常遇春等人率军北伐并成功攻克元大都（今北京），元顺帝逃回漠北草原。这一时期的北元政权不仅控制着蒙古故地之外，山西、甘肃的扩廓帖木儿；辽东的纳哈出；云南的梁王把匝剌瓦尔密仍奉大元正朔，与此同时北元同高丽、畏兀儿等藩属仍保持着政治、经济上的联系。1369年徐达在沈儿峪大破扩廓帖木儿，扩廓帖木儿逃奔和林，明军平定陕甘地区；1381年七月征南将军傅友德奉明太祖朱元璋之命同副将蓝玉、沐英一同远征云南，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投滇池自杀，明军平定云南；1387年明将冯胜率大军二十万直逼金山，迫使辽东故元将领纳哈出降明；1388年亲元的高丽王朝命大将李成桂北伐辽东明军，结果李成桂在威化岛果断回师京城发动政变掌控朝政，四年后李成桂废黜高丽王朝的末代君王，建立了接受明朝册封的李氏朝鲜王朝。当北元政权羽翼尽失之时北元政权的核心蒙古本部也遭到明军的打击：1388年三月明将蓝玉率师十五万北进，四月蓝玉在捕鱼儿海（今贝尔湖）之战中俘获蒙古嫔妃公主一百二十三人、官员三千余、人口七万七千多、马驼牛羊十五万多头以及大量印章、图书、兵器、车辆。

事实上蒙古人自返回草原后就始终存在一个问题：脆弱的游牧经济根本不足以支撑忽必烈仿照中原汉制建立的大一统帝国模式，因此蒙古贵族们对成吉思汗直系后裔黄金家族的离心倾向开始日渐增长。捕鱼儿海之战的失败使黄金家族在蒙古贵族们面前彻底颜面尽失，很快蒙古各部逐渐宣布脱离黄金家族的大元政权而独立，蒙古草原重新回到了成吉思汗统一之前的诸部割据状态。在蒙古各部的割据混战过程中各部落形成了错综复杂的联盟体系，最终逐渐崛起了瓦剌和鞑靼两大部落联盟：瓦剌位于西部，主要人口是由当初被蒙古人征服后逐渐同化为蒙古人的突厥后裔；鞑靼位于东部，延续着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血脉。明朝则在瓦剌和鞑靼两大势力之间纵横捭阖。

当明朝和蒙古系的瓦剌、鞑靼不断上演结盟和征伐的大戏时东北山海关外的女真部族看起来似乎算不得什么威胁：朱元璋开创明朝时东北地区尚在北元控制之下，女真还是蒙古的臣民。这时明朝最大的外患是蒙古：一则蒙古刚退出中原，依然还有比较强劲的实力；二则蒙古贵族对自己曾统治中原念念不忘。1387年纳哈出降明后明王朝的版图就覆盖到辽东地区。明永乐九年（1411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20余年中女真族出身的宦官亦失哈奉明王朝之命巡视黑龙江下游，明朝在东北女真族聚居地设有辽东都司和奴儿干都司两大行政管辖机构。尽管如此当西部的蒙古势力崛起时也曾一度向东完全控制了整个女真地区。这时的女真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等几大分支，同明朝和蒙古比起来女真各部的实力实在有限，甚至连李氏朝鲜也不断向北蚕食女真人的土地。其实女真人的剽悍善战丝毫不弱于蒙古人，只是由于部落太小无法形成合力而已。然而明朝和蒙古持续两百多年的对立给女真人带来了机会：建州女真的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利用明朝和蒙古对立无暇顾及自己的时机悄然统一女真诸部。直到这时蒙古察哈尔部的林丹汗还给努尔哈赤去书声称：“四十万蒙古国之主巴图鲁成吉思汗致书水滨三万女真之主”，然而说出这番大话的林丹汗似乎忘了他并没真正统一蒙古各部，以致于当努尔哈赤的后金大军对察哈尔部开战后不愿再受察哈尔统治的东蒙古各部纷纷倒向后金。

明末清初蒙古各部大体分为三部分：漠南蒙古（今内蒙古自治区）、漠北喀尔喀蒙古（今蒙古国）、漠西卫拉特蒙古（今新疆天山以北）。这其中的漠南蒙古诸部中以林丹汗的察哈尔部最为强大，当时漠南蒙古诸部大多同察哈尔部保持着称臣或结盟的关系，野心勃勃的林丹汗试图恢复蒙古的统一，重建成吉思汗的霸业。然而这时他所面临的局势却是相当恶劣的：南方是实力犹在的明朝，东方是新兴的后金，北有喀尔喀蒙古、西有卫拉特诸部。林丹汗为实现统一蒙古的夙愿采取联合明朝对抗后金的方针，然而在1632年他被后金的皇太极打败，本来臣服于察哈尔部的漠南诸部相继归附后金，后金随即征服了如今的内蒙古地区。这时漠北喀尔喀蒙古分为扎萨克图汗、土谢图汗和车臣汗三部，1638年三大汗分别遣使到沈阳向皇太极呈表称臣。顺治十二年（1655年）已入关定鼎北京的清王朝在喀尔喀设8个札萨克，从而使喀尔喀蒙古与中央政府的联系更为紧密。此后喀尔喀三部之间发生纷争，漠西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趁喀尔喀三部内争之机于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向喀尔喀大举进攻，喀尔喀三部面对噶尔丹的威胁而归附清朝，此后清朝在内外蒙古都成功建构起一套较为成熟的盟旗管理制度。

尽管清朝在内外蒙古都成功建构起一套较为成熟的盟旗管理制度，但相比之下对外蒙古诸部的控制力度始终不及内蒙古。自晚清起沙俄便一直在蒙古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此后革命浪潮席卷全国，一时间各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沙俄势力趁机进入外蒙扶植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宣布独立。独立后的外蒙在沙俄的策动鼓励之下一度出兵入侵内蒙古，但被当时的北洋政府击退。1913年11月2日北洋政府在沙俄的胁迫下缔结的《中俄声明文件》承认了外蒙的自治权。1915年中俄又签订了《恰克图协定》：名义上沙俄承认中国对外蒙的宗主权，但以自治的名义对外蒙进行实际控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极力主张参战，以便在战后以战胜国身份修改之前与列强签订的不利于中国的条约，为此段祺瑞还专门成立了一支部队打算用于参加一战。然而还没等这支军队赴欧参战，段祺瑞就在北洋军阀内部的权力斗争中失势。尽管参战军没有遭到解散，但在国内外追求和平的潮流下依赖日本借款、挑起南北战争的皖系军阀已成为众矢之的，最受段祺瑞器重的部下徐树铮更是在这时被推上风口浪尖。因此徐树铮不得不为参战军找一条出路，而这条出路就是外蒙古。

徐树铮字又铮，号铁珊，又号则林，江苏萧县（今属安徽）人，自幼便有神童之称。张学良曾称赞其为“上马杀贼，下马草露布（写文书）”以形容其文武双全。徐树铮是段祺瑞的老部下，曾助段祺瑞“三造共和”：起草逼清帝退位电文，迫使隆裕太后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此为一造共和；袁世凯称帝后徐树铮劝段祺瑞联络冯国璋等反帝将领通电反袁，此为二造共和；黎元洪就任总统后与身为国务总理的段祺瑞不和，以致于酿成府院之争——黎元洪发表通电逼段祺瑞下台，徐树铮设计怂恿“辫帅”张勋入京复辟，接着段祺瑞起兵驱逐张勋，此为三造共和。

事实上徐树铮很早就开始关注外蒙问题：1912年在给当时还是段祺瑞手下干将的靳云鹏的信函中就已阐述他力保蒙古的战略思想。 1918年10月徐树铮辞去奉军副司令之职后负责编练参战军，派人到河南、安徽等地招募新兵，组成三师四旅的规模。1919年1月皖系人物察哈尔都统田中玉提出条陈，首次公开提出撤治的建议；4月17日徐树铮提出《西北筹边办法大纲》，不仅主张撤治，更提出了使外蒙与内地一致的同化政策。6月13日北洋政府正式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7月18日颁布西北筹边使官制，同时参战军改为边防军，参战督办处改称边防督办处。6月底以后边防军陆续开拔外蒙。徐树铮动员的驻守外蒙古的边防军其实只有第三旅第七、第八两个团的兵力，其余大部分边防军都驻守内地，以备军阀混战之用。

事实上此时正是中国收复外蒙的最佳时机——外蒙独立是由沙俄一手扶植的，但沙俄在一战中遭受重创并由此相继引发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此时俄国国内沙皇政权的残部、效忠临时政府的势力以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三方混战，协约国集团也成立了干涉苏俄革命的干涉军。很显然在如此形势下俄国根本无力干预外蒙事务，不过沙俄留在外蒙的残部依然存在，徐树铮收复外蒙所面对的并不是来自俄国政府的干预，而是留在外蒙的沙俄白军残部以及外蒙的独立势力。另外日本此时想趁机填补沙俄留下的权力真空，于是在外蒙首府库伦（今乌兰巴托）设立办事处并暗中给沙俄白军残部和外蒙的独立势力提供支持。

徐树铮进入外蒙后最先遭遇的不是外蒙正规军，而是由日本扶植的两股土匪武装——外蒙本地的富升阿和出身布里亚特人的白俄军官谢苗诺夫。徐树铮利用两股势力之间的矛盾分别用蒙语和俄语给双方各写了一封信——内容均是声称愿协助其消灭另一股势力。结果富升阿和谢苗诺夫被徐树铮的反间计成功煽动，以致于徐树铮不废一枪一弹就得以坐收渔利。于是徐树铮趁势进入外蒙收复库伦。外蒙活佛自知不敌，而支持其独立的俄国目前又指望不上，于是外蒙总理巴德玛多尔济前往日本驻库伦办事处寻求支援。不过徐树铮早已料到这点，于是事先给日本驻库伦的代表松井打好招呼：“限驻库伦的日军3小时之内将武器移交于我方并撤出库伦，否则后果自负”。在徐树铮的压力下松井交出了武器并率部撤离库伦，于是外蒙方面希望从日本获得支援的打算落空。

外蒙方面见俄国、日本皆指望不上，只好向仍驻留在外面的沙俄白军残部求援。徐树铮认为：白俄骑兵机动性强，战斗力也强于北洋军，但由于俄国的内部问题已使其无路可退，因此导致军心不稳，极易分崩离析。于是徐树铮在白俄军的必经之路上设下三处伏兵并告诫士兵不必过多纠缠，只需击毙一些俄军即行撤退。白俄军在接连遭遇三处伏击后徐树铮又亲率一支骑兵从其背后杀来，一时间白俄军阵脚大乱，四散逃去。

在这样的局面下活佛赶紧召集所有外蒙王公贵族商讨出一个秘密对策：外蒙军队暂且按兵不动，待北洋军松懈后即刻发兵叛乱。尽管徐树铮并不知晓外蒙活佛和王公会面的具体情况，但他对可能出现的变故是有所提防的，于是他当即在库轮城外安营扎寨，而不急于入城。待一切准备就绪后徐树铮派出一支由80辆大型卡车组成的车队载着士兵们入城，所有卡车均用黑布覆盖，库伦人只听到里面士兵的说话声，却看不见士兵的面貌。士兵们将武器显露在外——全是德式枪炮。车队驶入袁世凯当年在西郊修建的军营“红城”，此地有北洋军把守，无人敢近。士兵们跳下车来，随即又换乘车辆再上演一次入城仪式——如此不断循环往复的入城式令库伦人傻了眼，一时不知北洋军究竟来了多少人，装备有多少先进武器。

被入城仪式震惊的不只是普通库伦人，还有外蒙高层。然而还没等他们从震惊中清醒过来徐树铮就邀请他们前去赴宴，此时早已被吓破胆的外蒙官员们哪还敢推托？当他们走进徐树铮的军营后徐树铮当机立断扣押了外蒙总理巴德玛多尔济，在徐树铮的压力下外蒙王公们不得不表示废除之前中俄蒙之间一切条约，外蒙全境回归中国。

外蒙古在清朝时对中央的向心力就不如内蒙古，经过“独立”以后更加疏远中国，所以徐树铮认为治蒙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外蒙古官民对中国的向心力。他说：“空言统摄，难期久远，一切要政，不及时措施，终恐此地非我所有，有之亦不如其无。”1920年5月他拟具了《治蒙要略》，向国务会议做了详细汇报，并呈大总统徐世昌、边防督办段祺瑞审阅。徐树铮的《治蒙要略》分为庶政、官制、军事三个部分。庶政方面，他主张大养军马，加强中华文化教育，优待俄民尤其是布里亚特人，厉行电报收费，重征烟酒等奢侈品的捐税，参照清律和民国法律，制定专门适用于蒙古地区的刑律，发展垦牧事业，兴办工商盐务林矿等各项实业，鼓励蒙古族牧民走向定居生活。官制方面，他建议外蒙全境设一总制，坐镇要区，统辖军民政商一切事宜；喀尔喀四盟及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六个地区各设都管一员管理政商屯垦各事 。军事方面，他提议在外蒙的几个战略要地驻军七旅，各旅必须增加骑兵，减少步兵。兵士除战备训练外，还可于宜垦地区实行屯田。

徐树铮所付诸实行的措施主要是创设边业银行、注销外蒙官府欠中央政府的旧债、派出部分兵力加强恰克图的边防。徐树铮还命令驻蒙士兵引种天津大白菜，结果十分成功，后来大白菜就成了当地的大众菜。他还调查矿产、筹备铁路，修建医院，使外蒙古的现代化事业有序开展。徐树铮治蒙，尤重教化，他认为“有清以来，蒙部内属，迄今约三百年，率以愚蒙为策，实大背人情天理之正。此后欲蒙边日见亲洽，即非力整教化，劝谕兴学，不易为功。” 他创立“政教联欢社”，试图笼络外蒙王公喇嘛的感情，又创立《朔方日报》、多次举办戏曲演出、与外蒙民众联欢，寓教化于娱乐之中。

鸿鹄高飞一举万里

外蒙古在清朝时期纳入中国版图，一直是中国北部的缓冲地带。辛亥革命之后，沙俄趁中国内乱的机会扶植外蒙古活佛哲布丹尊巴为“大蒙古国”皇帝。1915年以后，沙俄获得在外蒙居住、贸易、司法等诸项特权，实际控制了外蒙古。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沙俄陷入内乱，无力管辖外蒙古。外蒙的王公、活佛财源断绝，急需中国政府援助。另一方面，外蒙古高层陷入内斗，各实力派人物存在很深的矛盾。趁着这个机会，日本也想在外蒙古插上一脚。当时的日本已经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接连打败中国、俄罗斯，对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有很深的影响力。日本军政府想扶持沙俄旧派军队领导谢米诺夫、布里亚特等人在外蒙立足。外蒙古的活佛们惧怕日本，但又得不到苏联的支持。这些外蒙的王公认为，依赖中国出兵外蒙是另一条好办法。

外蒙王公于1919年8月向北洋政府表示愿意“撤治”，恢复前清旧制。北洋政府西北边防总司令徐树铮，鉴于外蒙活佛与王公不和的机会，决定武统外蒙。当时徐树铮掌握了皖系军阀段祺瑞的嫡系部队“边防军”，十分强大。

1919年的11月13日，徐树铮率领一旅北洋精锐北上，向外蒙下达最后通牒：“外蒙为国家领土，我为外蒙长官，有弹压地方之责，不能坐视。请往告活佛，明日速应则已，不应当即拿解入京，听政府发落。”11月14日，徐树铮要求外蒙先行撤治，随后再议具体条件。11月22日，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发布大总统令，正式公布外蒙撤治。在北洋政府一系列雷厉风行的行动中，外蒙迅速回归于中国领土。

徐树铮以一旅之师在20余天内就实现了外蒙撤治，在当时获得了国人的热烈称赞，也极大地振奋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不过，徐树铮利用武力在外蒙残酷镇压蒙古贵族，掠夺蒙古资源，也埋下了后来的隐患。

徐树铮下野后，蒙古王公、喇嘛们看到北洋政府内乱，无暇管理外蒙，又再次要求恢复自治，并不惜向日本借款600万元，吸引日本注意力。随后，苏联政府提议和中国一同出兵消灭盘踞外蒙的沙俄余党。但北洋政府无力抽手，拒绝了提议。苏联军队就以帮助中国平乱为理由，出兵外蒙，扶植了亲苏的“蒙古人民革命政府”。至此，徐树铮收复外蒙再次陷于外国手中。

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太过于弱小。北洋政府各派势力都受制于帝国主义，连自身都难保，即便收回外蒙也很快就失去了。但是，徐树铮收复外蒙的军事行动也展现了北洋政府维护祖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一面，在当时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世界人文通史

蒙古本来只有一个，不像现在有内蒙古和外蒙古。但是因为与中国合并的时间有先后，最后被分割。1635年，塞北诸部落向后金屈服，称为内蒙。1669年，噶尔丹兵败，次年自杀。自此，外蒙180万平方公里的草原也正式并入中国。

辛亥革命以后，沙俄支持外蒙独立，当时中国局势动荡，无暇顾及。1913年11月2日，北洋政府被迫在《中俄声明文件》中承认了外蒙的自治权。1915年，中俄有签订了《恰克图协定》。自此，沙俄从此逐渐控制了外蒙。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沙俄对外蒙的控制难以为继。段祺瑞的北洋政府趁此机会派遣了徐树铮全权处理收复外蒙事宜。毕竟外蒙“倘入俄人手中，国事将不堪言”。

徐树铮在接到这个任务后是非常乐意干好这件事情的。一方面来说，收复外蒙可以建立保国安邦千秋功业，让他名留青史；另一方面来说，徐树铮可以借着收复外蒙招募新兵，扩充自己的实力。1918年10月20日，徐树铮正是设立了“西北边防筹备处”，加紧备战。紧接着徐树铮到河南、安徽等地招募新兵，先后成立了5个混成旅。

1919年4月17日，徐树铮提出了《西北筹边办法大纲》。比如政府要选择能人，委以专责，假以便宜；须颁布名义，明令特派西北筹边使；须制定权限，急修铁路，先通公路等等。他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全面阐述了解决外蒙的方针、政策。同年6月13日，徐树铮正式成为了西北筹边使，随即又成为了西北边防军总司令。

徐树铮对外蒙的情况是熟悉的。他成功了利用了当时外蒙王公派和喇叭教的矛盾。他采取分化瓦解、恩威并施的办法，成功收复外蒙古。

1919年7月，李如璋到达库伦，同时褚其祥随后也进驻库伦，形成大兵压境的局势。

1919年10月，徐树铮到达库伦，开始积极拜访外蒙古地方上的头面人物，展开攻势。

1919年11月，外蒙自治官提交了取消的呈文，外蒙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

徐树铮三次先后入蒙古，为当地的发展做了很多工作。为解决财政困难，徐树铮以开放边疆、巩固国防为由，设立了边防银行。外蒙交通不方便，他着手修筑铁路，积极推行。徐树铮治蒙，特别重视教化。他改变了清朝以来愚蒙政策，大理推行教化，兴办学校。

不过天有不测风云，此时中原大地爆发了直皖战争。1920年7月14日，段祺瑞把徐树铮驻扎在外蒙古的部队调回参战。在直系的压力下，徐世昌免除了徐树铮西北筹边使职务。直皖战争以后，段祺瑞，徐树铮下野，自此中央政府在外蒙的统治中断。1921年，外蒙再次独立，成了千古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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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什么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起义的烽火迅速席卷中国。清廷在武昌起义之后起用袁世凯，但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却乘机与革命党妥协，向清廷逼宫。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以宣统皇帝溥仪的名义下达了《清帝逊位诏书》，清王朝就此终结。但这时与清朝世代联姻、休戚与共的外蒙古却成了摆在民国政府面前的难题。

现在中国的疆域基本上继承了清帝国的版图，但是这个清帝国的领土版图，中国人并不是像中了六合彩那样欢天喜地接受过来，清帝国版图的扩张是伴随着汉人对满人入侵的激烈抵抗，而满人又对汉人的大肆杀戮将自己的帝国强加在汉人头上的。

我所知道中国的历史书籍中从没有出现过“抗汉”、“抗唐”的这些字眼，却经常可以看到“抗金”、“抗元”、“抗清”的这些字眼，这与后来的“抗日”从本质上没有根本区别，说起“扬州十日”往往会联想到“南京大屠杀”。

那些领导“抗金”、“抗元”、“抗清”的将领官员们，在中国的教科书中无不冠以“民族英雄”、“爱国将领”的称号。而在其他王朝在改朝换代之际，不论开国将领有其多高的战功，都没有获得这些桂冠。

大厦将倾，外蒙古纷纷闹独立。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不久，各省响应，纷纷独立。沙俄利用中国社会动荡之际，加紧策划分裂中国的活动。沙俄外交大臣尼拉托夫在上沙皇的奏折中指出：“现在中华帝国解体，在各方面都是合意的。在中国各部分之间，即令他们彼此不是完全独立的关系，无疑会有竞争，足以将它们削弱。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情况，以便完成我国移民事业及巩固我们的边疆。我们在这些地方的自由行动，可能比现在大得多。”

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对俄驻华公使的训令中说：“将中国分为几个独立国家，从我们来看，最适合我们的广泛利益。”

1911年12月1日，外蒙古的王公大臣在库伦成立“大蒙古国”，奉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皇帝，杭达多尔济亲王为外交大臣，年号为“共戴”。不久，乌里雅苏台亦成立临时政府，外蒙古独立。

为确保外蒙古 “独立”，沙俄甚至不惜动用军队。1911年12月1日清晨，一千名俄国士兵突然出现在驻蒙大臣所在地库伦，迅速占领了清朝在蒙古留下的各个衙门和兵营。

1913年1月24日，外蒙军队兵分四路，一路杀来。

中路沿锡林郭勒盟东北，昭乌达盟的林西一线，剑指东南。西路沿库张公路进兵内蒙中部。东路向内蒙西部四子王旗等地挺进。另有一支部队收服阿尔泰及新疆北部蒙古各旗。

当时，民国政府极其轻视外蒙军队。他们认为：蒙古铁骑主力尽矣。外蒙精锐僧格林沁的铁骑经无数次的同太平天国，英法联军及捻军的作战，精锐尽失。持‘蒙兵不能战’的观点。同时，北洋军队全部是新军正规部队，表面强大和轻视对手造成败局。

其结果是外蒙军队轻易占领了达里冈崖---锡林郭勒盟与外蒙之间的战略要地。接着，外蒙将领巴布扎布在贝子庙（锡林浩特）打败民国军队，乌珠穆沁、昭乌达盟大王庙、米僧庙、什巴台，黄瓜梁相继失守。

民国成立后，袁世凯立刻要求外蒙古取消独立。

但袁世凯也深知，解决外蒙问题的关键在俄国。北洋政府就在1913年11月与俄国政府签订《中俄声明文件》，文件规定中国承认外蒙自治，俄国也承认外蒙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不干涉外蒙内政，俄国也不能向外蒙派遣军队。

经过大半年48轮的反复谈判，中，俄，蒙三方在1915年6月签订了《中俄蒙协议》。

协议规定外蒙古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中俄承认外蒙自治，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取消帝号，由中华民国大总统册封，中俄不干涉外蒙现有的内政。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俄国对于外蒙的控制也难以为继。

“十月革命”爆发后，沙俄政府无暇顾及外蒙，新成立的苏俄政府也不再拨款，兼之卢布大幅贬值，一度使外蒙行政运转、上层人士生活无以为继。外蒙王公感叹：“自治是件非常好的事，可是，如果没有年金俸禄的话，生活又能像什么样子呢？”他们希望当时的中国政府能像前清那样，继续给他们发俸禄。

从1911年宣布"独立\

王铭苇

俄人对蒙古的野心由来已久，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内乱，沙俄趁机控制了蒙古全国并且操纵了蒙古独立（后改为自治，中华民国享有宗主权），正常情况下，中华民国是不可能从强大的俄国手中虎口夺食的。

然而，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北洋政府就有了“浑水摸鱼”的心思，加之此时执掌北洋的皖系段祺瑞在国内处境凶险，如果能收复国土的话，自然能极大的改善局面。

段祺瑞便派遣心腹大将徐树铮处理蒙古问题，徐本人就是民族主义情绪很强的一个人，他开始扩军准备北伐，此时的蒙古正好出现权力真空，内部王公和喇叭两派吵得不可开交，徐树铮成功利用此矛盾，将中央权力渗透进去。

1919年11月11月22日，大总统徐世昌批准外蒙撤治呈文，至此外蒙古全境重新被置于中国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 然而，由于北洋政府内部矛盾，经营了外蒙一年的徐树铮被迫回国，而外蒙也在一年后被稳定了国内局势的苏联所控制，并再度独立。

国史拾遗

徐树铮能一度让外蒙古重归中国，首先得益于当时东北亚局势——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沙俄政府无力继续援助外蒙；当时外蒙王公和喇嘛争权，希望获得中央支持；需要中央帮助外蒙驱逐进入境内的沙俄流亡军人。

其次，徐树铮手上有较为强大的军力——皖系段祺瑞的唯一嫡系部队“边防军”，而外蒙的实际可用兵力极少。

以上述两点为基础，徐树铮向外蒙当局下达最后通牒，“外蒙为国家领土，我为外蒙长官，有弹压地方之责，不能坐视。请往告活佛，明日速应则已，不应当即拿解入京，听政府发落。”迫使外蒙宣布取消自治。

需要说明的是，徐树铮的武力威慑，也埋下了隐患。如论者谓，“自徐树铮被任为西北筹边使后，对待蒙人，一主严厉，大失外蒙人心，其敦劝外蒙之取消自治也，且以强迫之手段出之，外蒙虽一时慑于徐之兵威，不得不俯首相从，但外蒙活佛王公喇嘛等则多有欲待机而动者”。（张忠绂：《中华民国外交史 1911年-1921年》，华文出版社2012年，第307—309页）

直皖战争后，徐树铮下野。蒙古王公、喇嘛再次要求恢复自治，并不惜向日本借款600万元，勾结谢米诺夫部属恩格。1921年，恩格攻陷库伦，建立“外蒙古独立政府”，依旧以活佛为首领。随后，苏俄出兵外蒙，驱逐了退守恰克图的中国军队，又击败恩格所部，占领库伦。

1921年7月，苏俄扶植的“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宣告成立。

启风说史

在一切准备妥当后，徐树铮将军率领中国东北边防军的第一师，步兵二个旅，骑兵一个团共4000余人，乘上80多辆大卡车从多伦诺尔出兵，雄赳赳气昂昂地向外蒙库伦地区进军，拉开了中国军队收复外蒙古的战幕。

当时徐树铮自己的部队人数并不多，但却“柔不可守”，“弱者示以强”，虚张声势，一路上旌旗招展、大肆张扬，很多敌人见到这声势没抵抗就跑了。打败敌人后，没有休息，选择了迅速出兵，没有给敌人喘息机会，攻其不备，随即命部队攻取买卖城(今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以及被俄国强占的唐努乌梁海等外蒙军事重地。俄国还没反应过，猝不及防被打了一仗，压根没想到徐树铮进军这么迅速，只能选择逃跑，坐视中国军队收复外蒙古各战略要地，重地已失后，徐树铮基本没有遇到抵抗率军开进了库伦。
徐树铮收复外蒙的战役中能够稳定后方，保证供给，打仗胆大心细，出其不意，懂奇兵制胜，该稳的时候能稳，该胆大的时候也能胆大，最终中国政府军仅用一个月的时间便收复了分离七年之久的外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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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目历史君

乱世出英豪，这句话一点儿错都没有，徐树铮就是一个奇才。

徐树铮“七岁能诗”，12岁中秀才，16岁补禀生，可以说是少年得志，17岁参加乡试落榜，目睹国家的衰落，愤而投笔从戎，34岁时已经是陆军次长，被段祺瑞引为心腹，徐树铮是当时北洋军阀中少有的文武全才。

徐树铮最大的功绩在于其为祖国统一做出的贡献。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满清统治已经岌岌可危，蒙古独立势力见有机可乘，便联合沙俄武力驱逐了清政府驻库伦的蒙古办事大臣，解除了清军的武装，当时国内局势混乱，北洋政府无暇顾及，被迫于1913年签订《中俄声明文件》承认外蒙古自治，中国仅保留了宗主权。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却让蒙古贵族产生了恐惧，他们惧怕失去统治地位，于是希望可以重新归附中国。

1919年外蒙古王公联明密呈库伦镇抚使陈毅（不是十大元帅的陈毅），同意有条件取消自治。但是取消自治并未能通过外蒙的议会，为了尽快解决问题，北洋政府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率兵进入外蒙。

徐树铮来到外蒙当即推翻了“有条件取消自治”的要求，以武力手段强硬要求外蒙必须无条件撤销自治，外蒙重新回归中国，一时间徐树铮所获赞誉无数。

徐树铮看似用简单的方法迅速的解决了外蒙问题，但是只是治标不治本，随着国内局势的混乱，徐树铮并没有时间稳定外蒙的局势便被召回参加内战，1921年11月，外蒙再次宣布独立。

实事求是的讲，在当时军阀混战的情况下，想要保持外蒙德长治久安确实不太现实，徐树铮虽然有维护祖国领土统一的功绩，但是和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功绩相比，恐怕还是有些差距。

收复外蒙的过程完全符合徐树铮的性格，有能力，但锋芒毕露，有才干，但过于骄狂，树敌太多的徐树铮因为陆建章和冯玉祥结仇，最终被暗杀，年仅45岁，正如袁世凯评价的那样“又铮其人，亦有小才，如循正轨，可期远到。但傲岸自是，开罪于人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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