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中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再次明確了中國經濟“穩中求進”的總基調。與此同時，宏觀經濟也面臨著“穩中有變”的形勢。在今年餘下的時間裡，中國如何保持經濟社會大局穩定?消費與投資增速回落能否得到改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將如何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服務?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發展還有哪些方面有待改進?本報特邀業內權威專家，共議當前宏觀經濟中潛藏的風險，為中國經濟穩中求進獻策。
專家圓桌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經濟研究部副研究員劉向東
招商銀行資產管理部高級分析師劉東亮
興業研究分析師蔣冬英
(排名不分先後)
Q1
今年7月的經濟數據仍呈現外需平穩而內需疲弱的特點。其中，基建投資及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仍是內需的拖累項。尤其是社零總額累計增速屢創新低，今年前7個月增速同比下降至9.3%。針對消費增速不及預期，最近市場上不乏“消費降級”的聲音。那麼，消費真的降級了嗎?投資回落能否得到改善?
劉東亮：7月份的宏觀經濟數據呈現全面回落態勢，經濟下行壓力並沒有得到明顯緩解。固定資產投資持平於歷史低點。其中，房地產和製造業投資維持反彈勢頭，其中地產新開工和施工保持向好，開發商資金來源中的自籌資金繼續反彈，顯示開發商加快房屋銷售進度以回籠資金，預計地產與製造業投資增長勢頭仍將持續，但基建投資或將繼續下滑，拉低整體投資表現，若未來基建投資不能企穩反彈，投資增速有可能創出歷史新低。
另外，7月份消費增速再次回落，自去年開始的整體震盪回落態勢未變。其中，家電消費增速下跌至0.6%，汽車消費增速依然低迷，拖累了整體消費的表現。近期，消費增速的持續下滑引發市場關注，我認為消費減速根源在於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放緩，結合7月城鎮調查失業率跳升0.3個百分點，顯示就業壓力有所加大，未來刺激消費難度提升，在宏觀經濟回落和貿易戰的背景下，未來穩定就業將是穩定消費的重要前提。
蔣冬英：“消費降級”或“消費升級”在本質上均為消費結構的變化，而消費結構的變化又表現為消費大類變化及異質化產品消費結構變化。透過近年來的數據觀測居民消費結構變化可以發現，當前居民消費行為更多表現為升級而非降級的特徵，具體有以下幾方面表現：
一是在實物消費結構中，居民糧油食品、飲料菸酒類佔比仍呈下降趨勢，同時體育娛樂用品佔比上升，反映出居民維持溫飽需求支出佔比下降而滿足娛樂需求的支出佔比上升。
二是以實物消費為主的社零總額數據下滑，但三大支出中最終消費對GDP同比的拉動卻增長，折射出居民消費結構呈現出實物消費下降而服務消費上升的特點。
三是從居民吃喝住行等方面來觀察，在可替代程度高的同類產品消費選擇中，居民對高品質產品的偏好上升。具體表現在2017年8月以來，高端白酒價格上漲而中低端白酒價格下降;高端捲菸銷量佔比上升而中低端捲菸銷量佔比下降;小戶型面積商品房價格與大戶型面積商品房價格漲幅差回落;高端汽車銷量增速顯著高於低端汽車銷量增速;民航客運量保持平穩增長而公路客運量持續負增長。
綜上所述，當前我國消費結構呈現出兩大特點：第一，就消費類別而言，居民實物消費下降而服務消費上升;第二，在同類消費品中，居民對中低端消費品偏好降低而對高端消費品偏好上升。由此，種種跡象表明當前居民消費行為仍處於升級通道。
Q2
今年年中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下半年要保持經濟社會大局穩定，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會議要求，把補短板作為當前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任務。在這樣的基調下，下半年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將如何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服務?
劉向東：從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內容可以看出，下半年我國經濟面臨著一定壓力。把補短板作為當前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任務，表明財政政策要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既要保持經濟穩增長又要注重調結構。補短板成為突出問題，需要通過財政政策去化解市場調節失靈的某些領域。
市場調節失靈主要體現在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領域，特別是我國中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相對落後，如果只靠個別企業的資金投入遠遠不夠，還需要國家的財政支持。另外，扶貧等鄉村振興的薄弱環節如果只靠市場調節也無法有效補齊短板，同樣需要國家財政的扶持。
此外，下半年我國經濟面臨一定的線性風險，因此會議提出的要求更加平衡，其沒有一味強調寬鬆經濟，而是要在經濟保增長的同時把握好去槓桿的節奏和力度，並打好“三大攻堅戰”。會議明確了去槓桿的方向，既要調整方式方法也要把握好節奏。這需要釋放貨幣政策的靈動性，同時還要做到精準，即結構性政策和總量政策相結合。
整體而言，把握好結構性去槓桿的力度和節奏是當前“貨幣—財政”政策搭配的核心出發點。下半年開始，以處置地方債風險為重心，財政政策的去槓桿有望大幅加碼。在“互補替代”關係下，財政政策在去槓桿領域的“發力”，意味著貨幣政策需要相應地“留力”。當前央行將貨幣政策流動性供給從“合理穩定”調整為“合理充裕”，能夠避免政策同向共振導致去槓桿力度失控，觸發債務通縮，從而保持實體經濟的復甦勢頭。
蔣冬英：下半年，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國要把握好宏觀調控的力度。需要妥善處理擴大需求和強化供給之間的關係，制定穩定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重視有質量的投資，保持匯市與股市的穩定，營造良好的經濟環境。另外，還要妥善處理市場機制運行和行政手段干預的關係。
經濟新常態下，地方投資平臺和國企存在過剩產能，在債務重組、產能出清的過程中，不同主體的後續處理、股權分配、財稅利益協調等工作的難度較大，或許會影響改革。因此，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要重視轉變政府職能，也要體現市場作用，以市場機制為核心，通過市場化方式完成改革;不僅要運用新業態、新組織、新技術、新觀念，還要妥善處理舊模式和新方式之間的關係，減少不必要的矛盾和摩擦。
劉東亮：下半年中國應該堅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提高政策的前瞻性、靈活性、有效性。財政政策要在擴大內需和結構調整上發揮更大作用。貨幣政策要把好貨幣供給總閘門，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要引導資金更多地支持企業加大技術研發投入，突破核心技術，帶動產品創新，提升中高端產品供給質量，以更高質量的供給帶動有效需求的進一步擴大。
Q3
今年年中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要求，要把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和服務實體經濟更好結合起來，堅定做好去槓桿工作，把握好力度和節奏，協調好各項政策出臺時機。要通過機制創新，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和意願。未來，金融業服務實體經濟還有哪些方面有待改進?
劉向東：今年以來，我國多次出臺減稅政策，並且瞄準降低實體經濟成本，特別是鼓勵金融機構加快對小微企業的支持，旨在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在當前市場利率有上行壓力的情形下，採取定向減稅政策可以有效降低小微企業實際融資經營的成本，爭取實現“三個不低於”目標，即小微企業貸款增速不低於各項貸款平均增速、小微企業貸款戶數不低於去年同期戶數、小微企業申貸獲得率不低於去年同期水平。
在央行定向降準的方向下，普惠金融機構可通過建立新的風險識別系統、設計特色化的普惠金融產品體系等辦法解決小微企業信用和抵押品不足的問題，突破面向小微企業融資服務中的信息不對稱和信用缺失問題。
劉東亮：實體經濟遭遇的困難和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實體經濟邊際利潤率和平均利潤率下滑，加之我國金融體系自身存在的體制機制問題，使得金融機構服務實體經濟的意願不強、激勵不足，貨幣政策傳導效果不好。
解決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問題，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與水平，不能只是簡單地讓資金流入實體經濟。如果簡單地通過行政命令手段，讓大量資金在低端無效供給領域“打轉”，最終不僅幫不了實體經濟發展，還會讓金融風險陡增。
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與水平，關鍵是要真正搞好搞活實體經濟，必須從供給側發力，從產品、企業、市場、體制等層面入手，設法降低企業稅負，幫助企業更高效地運行。通過解放生產力，提高總體經濟效率和活力，建設支撐高質量發展的現代產業體系，提升實體經濟質量效益。
蔣冬英：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根本動力在於通過市場化的手段深化金融體系內部改革，進而提升資金的供給效率，通過切實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讓輕資產、中小企業、新興產業等也能獲得必要的金融服務，從而提高金融的資產配置效率，更好地服務於實體經濟發展。
此外，引導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發展需要進一步加強金融市場監管協調，強化中央銀行監管地位，統一監管規則，推進金融市場擴大對內對外雙向開放，建立有效的優勝劣汰機制，暢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促使金融市場資金能夠按照市場化原則在各部門、各行業、各企業之間高效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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