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意導言
自2017年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以來，歐美學術界掀起了新一輪的“美國衰退論”潮流（declinism），以各種分析方法和寫作方式試圖證明“美國70年的全球領導地位”正在走向終結，其中，不乏羅伯特· 卡根（Robert Kagan）這樣的新保守派兼現實主義者，也不乏馬毅仁（Ian Buruma）之類的文化學者。可是，當我們留心觀察美國政治時，發現特朗普雖然拒絕了奧巴馬時代愈演愈烈的美國例外論，但卻並未放棄對軍事實力的重視以及關涉國家核心利益的考量，那麼，美國是否真的在走向衰退呢？什麼又叫做“讓美國再次偉大”呢？如果說，這些年來的中國學者和精英們尚未對“中國威脅論”作出一個令人滿意的回應的話，我們不妨看看20年前的亨廷頓——這位傑出而充滿智慧的美國人，是如何在正面美國衰退論的同時又重新闡釋它，並扭轉鋒芒使之為美國國家建設所用的。《美國：漸弱與革新》（The US: Decline or Renewal?） 一文原載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1988年第67期，乃是當年亨廷頓為了回應美國衰退論者所撰寫的一篇“天才之作”，其中蘊含著的逆向思維能力值得我們學習，而隨之引發的爭議也一直延續至今。
亨廷頓近照
“Declinism” 一詞發端於德國曆史學家施賓格勒（Oswald Spengler）1918年著作《西方的沒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這本空前絕後的暢銷書曾為那個戰後滿目瘡痍的世界帶去慰藉，也點亮了其他文明的生存意志和自我希望。二戰結束後，伴隨著歐洲霸權向美國的全面轉移，隨之而來的是美國衰退論的興起和展開。在此文中，亨廷頓指出，從1950年代到1988年，美國共見證了5次衰退論：1957年蘇聯發射人類首顆人造衛星和對美國科技實力落後的深刻憂慮、1960年代末西歐與日本經濟的突飛猛進和尼克松政府對“兩極世界結束”的預言、1973年石油危機所打造的沙特阿拉伯的新興強權形象、70年代末越南戰爭和水門事件的羞恥感與蘇聯蓬勃發展的核實力形成鮮明對比、1988年，聯邦政府鉅額債務和財政赤字更使美國民眾眉頭緊鎖……
施賓格勒：《西方的沒落》
關於1988年的這次衰退論浪潮，當時學界主要有三條論點——首先，美國政府幾乎沒有實力針對其天價債務和赤字進行補償；其次，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和國民生產總值(GNP)在世界範圍內所佔比重持續下降，在重要經濟部門（如製造業）的表現不盡如人意；再次，美國社會的初級中級教育是失敗的、工程師和科學家的從業率低、國民儲蓄和投資只佔據整體經濟的一小部分、軍費開支太過龐大……這些充分說明了美國社會深藏的結構性危機和系統化衰弱傾向。此外，他們還不斷提醒人們“以史為鑑”：16世紀晚期的西班牙帝國、1780年代的法國、1920年代的英國，這些曾經強大的帝國是如何被財政赤字和低經濟增長率所擊垮的，希望美國人能夠對鉅額軍事開支和帝國主義擴張說“不”。
1571年，西班牙vs奧斯曼帝國, 勒普陀海戰
亨廷頓不同意以上論點，並運用了較多的統計數據和國際對比表對之進行反駁。他首先指出，美國政府債務自1982年來急劇飆升，原因是里根政府實行了不恰當的經濟政策，只要換一屆政府，就足以迅速扭轉這種現象，而1988年布什政府的財政政策和其施政效果也充分證明了此條反駁理由。其次，亨廷頓指出，自1945年後，美國在全球GNP的佔比就一直在減少，而其初級製造業和農業的份額下降卻是經濟結構轉型的力證。如果將1980-1987年美國的經濟產業數據與其他西方工業化國家對比，則會發現美國的相對優勢和實力。 亨廷頓反感那種單純的用“經濟佔比”去衡量國家領導地位的思維模式，在他看來，即使美國與其它西方國家的經濟增長率一起放慢至較低水平也並不預示著什麼深刻的危險，畢竟，這種趨勢預示著未來歐美國家經濟能力的重新持平，而持平帶來穩定。最後，亨廷頓回應了衰退論者的“系統失敗論”，他承認美國儲蓄率低於其它工業化國家，但是美國軍事開支的相對費用遠不如蘇聯。何況，一個國家可以通過有效的財政貨幣政策對其消費、投資、防禦等經濟構成進行合理分配。在亨廷頓看來，威脅美國經濟健康的是過度消費主義而非軍費支出，他甚至引用了孟德斯鳩：“共和國終結於奢侈，君主制毀滅於貧窮”。
之後，亨廷頓又提出了自己對美國國情的積極看法。在他看來，1988年的美國不僅擁有多維度、全方位的綜合實力（對比于軍事化的蘇聯和工業製造減產的日本），而且還擁有對國際社會的強大影響力，並能夠在世界範圍內致力於解決國際爭端，是被各種地區力量”渴望著”的第三方。面對當時識字率陡增、社會流動性迅速加強的全球化時代，亨廷頓已經看到了超級國家必備的思想軟實力的重要性，就意識形態而言，蘇聯的失敗就是對美國的成功的最好註腳。以世界為背景，以美－蘇－日－歐盟為骨架，亨廷頓在一系列的國際情勢分析之後，依然相信美國的強大實力，並預言在21世紀的一百年裡，不可能出現能夠替代美國的領導力量。如果一定要出現一個的話，亨廷頓認為，那會是一個真正實現聯合之後的歐洲。
二戰後歐洲經濟的繁榮
在文章的末尾，亨廷頓指出如何應對美國衰退論的最好方法就是繼續接受它的存在，甚至於要刻意去維持衰退論在美國公共社會中的“音量”。這似乎是與我們開了一個大大的玩笑，因為，亨廷頓竟然不打算批判並壓制這種衰退論。然而，他所給出的理由無疑是天才的：儘管衰退論充滿了各種消極態度的預言和修辭，但也不乏各種抵制衰退的解決方案。我們必須相信衰退主義是站不住腳的，因為是衰退論者自身所做的一切恰恰是在阻止美國的衰退。因為意識到“衰退”，所以才能謹慎，從而整個國家機器和社會制度才能自覺地“革新”與“自我修復”。 在這個意義上，亨廷頓筆下的“衰退論”更多是心理戰術意義上的，而非是全然實證的客觀表述。美國是否衰退，並不是一個真實發生的歷史過程，而是一直高懸在美國人頭頂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目的是為了讓美國人對自己的政治衰退保持高度警惕。就如外交官Richard N. Haass曾說，美國人越憂慮自己社會是否健康，他們就會越健康。
Richard N. Haass近照
至此，讀者應當保持理性的清醒：一方面，亨廷頓又反對人們對美國衰退論的迷信；另一方面，他又積極地接受這種言論的長期存在，這是否意味著亨廷頓的矛盾？非也，我們需注意，在《美國：漸弱與革新》一文中，亨廷頓自始自終沒有提及更沒有渲染美國例外論或打出“文明領路人”的旗幟，這與他的”文明興衰論“和”多元文明觀“的思想底色是在根本上吻合的。
從客觀實際上，他做出了”美國繼續強大“的表述；從主觀心理上，他則認為美國人需要有憂患意識並時刻做好社會革新的準備。由此看來，亨廷頓的理論依然是自洽的。不過，時至今日，亨廷頓對於美國衰退論的處理方式依然引起了不小的爭論和質疑：當我們允許美國衰退論的存在時，美國有可能將變得愈發神經質和脆弱，乃至於真的走向衰落；當我們排斥美國衰退論的表演時，美國優越感有可能繼續膨脹以導致自我的過度消耗和消亡。不得不說，這兩種最為極端的可能性的確存在著，然而卻無法抹滅這篇文章當年的歷史價值和現如今的啟迪價值。如果亨廷頓可以對美國衰退論做出這樣的詮釋，可以在維護國家尊嚴感的同時提醒美國人的危機意識，那麼我們呢？又怎樣回應中國威脅論？
編譯：楊茂藝 / 法意觀察員，清華大學新雅學院政經哲專業2016級本科生。
編譯文章：
Samuel P.Huntington, The US: Decline or Renewal?
網絡鏈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1988-12-01/us-decline-or-renew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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