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邁克爾·克萊爾）美國的大戰略——暨謀取國家利益、打擊主要對手的長遠藍圖——目前處於一片混亂狀態。面對重重危機，政府高級官員們左支右絀倉促應付，沒有形成一整套連貫的政策。一些人把美國戰略上的搖擺不定歸咎於白宮方面缺乏決心，但真實原因其實來自更深層次。美國外交政策精英階層存在一個重大的內部分歧：誰是美國最主要的敵對大國，俄羅斯還是中國？
瞭解對手是戰略規劃的重中之重。冷戰時期，美國的頭號敵人毫無疑問是蘇聯，華盛頓方面的一切行動都旨在削弱莫斯科的影響力和實力。蘇聯崩潰消亡之後，挑戰美國霸主地位的只剩下少數幾個“流氓國家”。然而，911事件以後，美國總統布什發起了“全球反恐戰爭”，試圖通過十年的持久戰打擊世界各地的伊斯蘭極端分子及同盟組織。自那時起，每個國家都必須選邊站隊，要麼與美國聯手，要麼成為美國的敵人，造成一片混亂。侵略、佔領、襲擊、無人機轟炸等接踵而至，而這一切最終造成了災難性的結果。在此期間，中國利用經濟優勢積極擴大國際影響力，俄羅斯則開始對鄰國威脅恐嚇。
在戰略思想上，奧巴馬政府決策層與共和黨反對派之間的分歧大得令人吃驚。雙方的共識僅止於：粉碎伊斯蘭國；不讓伊朗擁有核武器；在軍事裝備上全力支持以色列。在戰略資源包括軍事資源的分配上，即使面對伊斯蘭國和伊朗，雙方也完全沒有統一意見。最關鍵的是，美國戰略決策層沒有拿定主意，華盛頓的頭號敵人到底是東山再起的俄羅斯，還是越來越自信的中國。沒有這樣的共識，美國就很難構思長期戰略計劃。不過，這種缺乏共識的現狀雖然批評起來很容易，但我們也沒有理由認為一旦找準了敵人——找到了新的蘇聯——就會使美國和世界比今天更安全。
選擇敵手
對於部分華盛頓的戰略家包括許多共和黨大佬來說，普京領導的俄羅斯對美國的全球利益構成了最有力的威脅，所以值得美國全力關注。“俄羅斯的侵略行為如果得不到反制，它無疑將更加為所欲為，”6月9日，傑布·布什首次作為總統候選人出訪外國，他在柏林呼籲抵抗普京時指出：“自由國家付出了極大的犧牲，才建立了我們的國際秩序，若要捍衛它的根本原則，我們的聯盟（北約），我們的團結，以及我們的行動都必不可少。”
然而，對於奧巴馬政府中的許多人來說，對美國利益構成最大威脅的不是俄羅斯，而是中國。他們認為應優先考慮遏制中國。奧巴馬於四月宣佈，如果美國未能成功通過《跨太平洋夥伴協議》，那麼“中國這隻800磅重的亞洲大猩猩，將創建自己的一整套規則”，這將使中國公司更加富有，美國公司更難進入這個“全世界增長最快、最具活力的經濟區域。”
隨著蘇聯的崩潰，一個似乎無所不能、不受挑戰的美國以“超級強國（hyperpower）”的面目出現在後冷戰時代的地平線上。美國軍事戰略家以為美國能夠在兩條（甚至三條）戰線上同時應對全面衝突。然而進入21世紀後，華盛頓方面震驚地發現，原來美國也有力不能及的時候，它無法同時應對兩個主要對手還立於不敗之地。當然，美國在打擊伊斯蘭國和其他地區性威脅的同時，也可以採取相對溫和的方式跟莫斯科和北京見招拆招——這正是奧巴馬政府試圖採取的方式。然而，美國無法像冷戰時期那樣追求一以貫之的長期戰略，來消除主要對手帶來的威脅。因此，選擇俄羅斯還是中國作為頭號敵人，將對美國政策及國際事務的常態產生深遠的影響。
如果美國選擇俄羅斯作為主要敵人，那麼北約將無可避免地在東歐進一步增強軍事存在，烏克蘭也將裝備主要武器系統。奧巴馬政府一直反對這種軍備支持，聲稱這樣只會導致衝突加劇，破壞和談。但對於那些將俄羅斯視為最大威脅的人而言，奧巴馬對援助烏克蘭的保留態度只會鼓勵普京進一步干預烏克蘭，從而對美國利益構成長期威脅。當普京在烏克蘭衝突上展現出無情果決的一面時，奧巴馬總統不願給烏克蘭提供更好的武裝，這引來了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俄國威脅論的倡導者約翰·麥凱恩的非議：“（奧巴馬的做法）是我這一生所見過的最可恥的、最不光彩的舉動之一。”
而另一方面，選擇中國作為主要對手意味著美國將在烏克蘭問題上保持相對剋制的立場，並在中國南海領土聲索和基地建設問題上予以更有力的回應。五月下旬，美國國防部長阿什頓·卡特在位於夏威夷的太平洋司令部向中國領導人傳達了這一訊號，聲稱中國在南海建設島礁基地的行為與國際準則“步調不一致”，他警告中國不得妨礙美國在該地區的行動，否則美國將以武力回應。卡特說道：“對此不應誤判，在國際法允許的範圍以內，美國將在任何地方飛行、航行和採取行動。”
如果碰巧你是除蘭德·保羅外的其他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最輕鬆的選擇是執行“上述全部”戰略，要求美國馬力全開地對付中國、俄羅斯、伊朗、敘利亞、伊斯蘭國，以及任何其他能想到的對手。但這叫政治辭令，不叫戰略。最終，美國恐怕必須在抑中抗俄兩大路線中選出一條，歷史進程也將由此改變。
“轉向亞洲”
奧巴馬政府大約在2010至2011年間，開始重點關注中國這隻“800磅重的大猩猩”。當時，美國正在計劃完全撤離伊拉克，以及減少在阿富汗的軍事存在。當時，政府高級官員對美國的長遠戰略利益作了系統梳理，得出了三點共識：其一，亞洲和太平洋地區已成為國際競爭的重要舞臺；其二，美國在伊拉克與阿富汗賣力開路，卻讓中國佔了便宜，在這些地區增強了自身存在；其三，美國要保持世界頭號強國的位置，將不得不阻止中國的進逼。
奧巴馬總統、希拉里國務卿以及其他政府高官在一系列發言中闡明瞭姿態，他們一開始提出“轉向亞洲”，後來又改稱其為“亞太再平衡戰略”。2011年，在擬定這項新戰略時，希拉里·克林頓指出：“亞太地區已經成為全球政治的關鍵驅動力。從印度次大陸延伸到美洲西海岸......亞太地區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總數將近一半，全球經濟多個重要發動機均在該區域內。”她提出，隨著美國撤出中東戰局，“未來十年美國最重大的治國要務之一，是確保向亞太地區大幅增加外交、經濟、戰略和其他投入。”
美國政府官員一貫堅稱該戰略並非專門為了遏制中國崛起，但這種說法只是外交上的遮羞布，美國就是在向一個崛起大國發起全面挑戰。很明顯，無論美國以何種方式在太平洋地區加強存在，都確實會對中國在該地區的雄心帶來直接挑戰。同年11月，奧巴馬在澳大利亞國會發表演講，稱：“我的方向很明確，在為未來擬定計劃和預算時，我們將分配必要的資源，以維持我們在本地區強大的軍事存在。要保持我們獨有的能力，在本地區投射戰力、阻嚇阻對和平的威脅。”
猶憶2年前……
根據奧巴馬和希拉里的闡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具體實施辦法將包括對中國周邊國家提供支持並展開合作，包括對日本和菲律賓增加軍事援助；拓展對緬甸、印尼、馬來西亞、越南等處於中國經濟影響圈內的國家的外交工作；尋求與印度進行軍事合作；落實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籠絡該地區除中國外的大多數國家。
事實證明，奧巴馬政府的亞太政策雷聲大雨點小，許多華府政要已就此發表了評論。當然，導致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乏力的原因是自身深陷大中東地區，不得不投入大量軍事資源。儘管如此，白宮仍在繼續落實包圍中國的戰略構思。2013年11月，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珊·賴斯宣佈：“不管其他地方出現多少熱點，我們都將繼續深化對（亞太）這一關鍵地區的長期承諾。”
儘管面臨來自伊斯蘭國的挑戰，儘管也門、利比亞等國在極端主義暴力中走向崩潰，但對於奧巴馬和他的高級幕僚們來說，中國仍然是唯一的對手，只有中國可能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頭號強國——中國經濟已經正式超越了美國。奧巴馬等人對中國崛起的解讀很簡單：必須動用所有手段來抑制中國。他們聲稱，這並不意味著美國將無視俄羅斯和其他潛在的敵人。因此，白宮暗示將開始在東歐地區儲備坦克等重型武器，以供美軍未來在該地區制衡俄羅斯對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壓力。此外，奧巴馬政府繼續投入力量打擊伊斯蘭國，最近還向伊拉克派遣了更多軍事顧問。雖然多線運作，但美國政府堅持認為，遏制中國這項首要任務不會因此而動搖。
抵抗捲土重來的俄國熊
在華盛頓，並非所有人都認為應以中國為中心制定戰略。雖然多數政策制定者認為中國對美國的利益帶來了潛在的長期挑戰，但有人認為中國並未構成嚴重而直接的威脅。畢竟，中國是美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僅次於加拿大）和最大的進口商品來源。許多美國公司在中國擁有龐大的業務，因此傾向於與中國建立合作關係。雖然中國領導人顯然在試圖保護本國在亞洲海域的利益，但其重點仍然放在經濟上，而且中國領導人尋求與美國保持友好關係，定期進行高層互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預計將於今年九月訪問華盛頓。
美國許多戰略家認為，普京治下的俄羅斯遠比中國更有威脅。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支持烏克蘭東部分裂勢力，在歐亞大陸腹地對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構成了直接而深重的威脅。普京總統毫不掩飾他對西方的蔑視，展露出不畏艱難險阻追求俄羅斯國家利益的決心。在美國，許多人——包括美國決策層的資深人士——對冷戰時期記憶猶新。對他們而言，普京的舉動像極了蘇聯的惡行；對美國構成存在性威脅（existential threat）的，是俄羅斯而不是中國。
參議員麥凱恩最善於描繪這種黑暗、怪誕、熟悉、倒退的前景。他不久前提出，俄羅斯是美國乃至西方面臨的最大威脅：
“在歐洲的心臟，我們看到，長足的軍事現代化使俄羅斯有了底氣，舊時的帝國野心正在復甦，欲再次走上征服之路。在這片大陸上，七十年來頭一次出現主權國家遭到入侵、領土被武力吞併的事。更糟糕的是，從中歐到高加索山脈，人們覺察到俄羅斯的黑影正在擴大，自由主義價值觀、民主主權和經濟開放都在黑暗中遭到了破壞。”
對於麥凱恩及其同道們來說，美國的應對方式只有一種，那就是鞏固北約，向烏克蘭提供主要武器系統，並在所有可能的場合抵抗普京。此外，麥凱恩和許多共和黨人有著同樣的主張，即在美國國內通過水力壓裂法生產頁岩氣，並出口到歐洲，以降低歐盟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程度。
共和黨的多名總統候選人都同意麥凱恩的觀點。傑布·布什評價普京是個“無情的實用主義者，若無人阻止他將得寸進尺。”參議員特德·克魯茲在做客福克斯新聞時表示，他將通過以下三點打壓普京：“第一，我們需要有力的制裁……第二，我們應該立即恢復奧巴馬總統2009年為安撫俄羅斯而取消的東歐反彈道導彈防禦基地。第三，我們需要放開液化天然氣出口，這將有助於解放烏克蘭和東歐。”許多其他候選人也持類似觀點。
隨著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臨近，反俄言論預將進一步升溫。許多共和黨候選人可能對民主黨勁敵希拉里發起攻擊，批評後者2009年在奧巴馬政府“重啟”美俄關係中扮演的角色，當時為改善美俄關係作出的努力被許多人視為失敗。今年四月，前得克薩斯州州長裡克·佩裡表示：“可以說，是她親手把重啟按鈕捧到了克里姆林宮”。
如果2016年當選總統的是除蘭德·保羅之外的其他共和黨候選人，那麼反俄主義很可能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這將產生深遠的影響。某保守主義網站於上月刊文指出，“沒有任何一位外國領導人像普京那樣吸引了共和黨如此大的火力……（共和黨）候選人們發出的信號非常明確：如果他們當中有人被選為總統，美國與俄羅斯的關係將進一步惡化。”
展望遠景
無論2016年大選的勝者是誰，耶魯大學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所說的“帝國過度擴張”現象都必將在華盛頓成為現實。中國與俄羅斯二者必有其一將成為華盛頓最大的敵人，吸引美國集中注意力與資源全力應對。如果民主黨在希拉里·克林頓領導下取得勝利，美國可能將更有效地聚焦於中國，將其視為最大的長期威脅；而共和黨一旦獲勝，俄羅斯無疑將成為美國的頭號敵人。
對於決策圈之外的普通人來說，無論美國選中國還是俄羅斯當對手，似乎都不會產生什麼直接後果。不管怎樣，國防預算都必將提高；軍人們都將和現在一樣，被絕望地派往衝突熱點地帶。然而長期來看，中俄之間的選擇意義至關重大。
如果美國集中力量對付俄羅斯，世界將不可避免地被冷戰氛圍籠罩，雙方互相懷疑、展示肌肉，造成周期性危機。美國將向歐洲增派軍隊，甚至可能重新部署核武器。美俄磨刀霍霍更加頻繁。（一方面，俄羅斯本已坐擁龐大的核武庫，而莫斯科方面最近宣佈新增40枚洲際彈道導彈；另一方面，特德·克魯茲建議美國在東歐部署反導彈系統。）對我們這些有著冷戰記憶的人來說，這種前景遠遠談不上令人嚮往。
美國若集中“關照”中國也同樣令人不安。美國將向太平洋地區派遣更多海、空軍力量，並有可能與中國東海、南海的軍事存在爆發武裝衝突。中美貿易與氣候合作，乃至全球經濟的健康，都將岌岌可危。東西方之間的思想與人才交流將進一步受到限制。（中國最近採取措施限制境外非政府組織，便是這種趨勢的前兆）。雖然中國的核武器數量遠遠少於俄羅斯，但其正在進行裝備現代化，核對抗的風險無疑也會提升。
總而言之，2016年以後，美國的全球政策可能面臨兩條路，一條路通往冷峻與混亂，而另一條則更加冷峻，但較有針對性。對大多數人來說，兩種結果同樣糟糕；但對國防承包商和“軍工複合體”來說，他們的好日子即將來臨。無論選擇哪條道路，醫療、教育、基礎設施和環境等國內需求都將遭到忽略，和平及氣候問題的解決將遙遙無期。
一個國家沒有統一的計劃去爭取國家利益，無疑是憾事一樁。但未來幾年我們可能會發現，一個國家永遠處於危機的邊緣，隨時可能面對一隻擁有核武器的困獸，才是更可怕的事情。
（觀察者網楊晗軼譯自美國國家研究院網站tomdispat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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