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由於農作參差期、土地細碎化和農作環節的關聯性,小農生產關係呈現出強烈的社會性。社會性小農是小農經濟運行的真實主體,其在不同環境條件下以不同的方式合理配置資源和有效安排生產,從而儘可能克服小農家庭生產的侷限性。社會性小農的彈性意味著不僅可以降低村社生產體系的治理成本,而且可以有效對接社會化生產服務體系,為資本、技術等要素與土地的結合創造條件。社會性小農奠定了小農經濟持續發展和適應性變遷的基礎,維持了小農經濟的穩定性。
一、引言
“人均一畝三分,戶均不過十畝”的小農經濟是中國必須長期面對的現實。從經營規模看,中國農民經濟的本質仍然是小農經濟,但其實際上已經嵌入高度開放的市場化和社會化體系。小農經濟的命運和走向引發了學界的爭論,主要表現為兩條道路之爭:小農經濟的資本主義轉型抑或小農經濟的內在發展。
主流學界和政府部門主要聚焦於改造和消滅小農經濟。走出小農經濟的陷阱( )、實現規模經營被認為是中國農業現代化的必由之路。這種觀點假定小農生產的家庭化取向,由此形成根深蒂固的關於小農經濟分散性的認識。分散的小農家庭農場因為難以適應資本主義的市場化和社會化大生產,必然被資本主義改造(馬克思,2004)。農業生產主體因而成為小農經濟轉型的焦點,並表現為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政策導向。農業轉型在很大意義上轉換為農業治理轉型( ),從而忽視了現代化過程中小農經濟在生產關係層面的自我調適以及自發性農業現代化的可能路徑。
恰亞諾夫(1996)強調了小農家庭的內在運行邏輯,認為小農經濟能以其農民生產方式抵禦資本主義滲透,但他忽視了小農家庭之間的生產關係以及小農經濟內在發展的可能性。生產關係指的是人們在社會勞動過程中進行經濟協作的結果。問題是,既有研究將“生產關係”主要理解為小農與不同生產體系(村社生產體系和社會化大生產體系)的關係,農戶在生產實踐和生產過程中的具體關係並沒有受到充分關注。因此,農業生產關係有兩個維度,即小農與“村社體系/社會體系”的關係以及小農戶之間的關係,二者分別構成生產關係的制度維度和實踐維度。
農業生產不僅是一種要素配合的經濟過程,而且也是關係協調的社會過程。由於對小農生產關係的實踐之維缺乏足夠重視,小農生產結構仍然是一個“黑箱”,其內在社會機制有待於進一步闡明。事實上,社會性小農而非孤立的小農家庭才是小農經濟運行的真實主體,並且構成了小農經濟發展的社會基礎。小農經濟的發展表現為小農生產中的機械化水平的逐步提高和資本要素比重的提升。農業機械化並未受到小農分散經營的的阻礙,反而進入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快速發展時期( ),從而構造了小農經濟的現代圖景。本文試圖基於社會學視角,揭示小農經濟內部孕育的自發秩序和適應能力,從而闡釋小農經濟的發展邏輯。
作為中國重要糧食生產基地和水稻重要產區,江漢平原的農業發展歷程在一般農業型地區頗具有代表性。分田到戶以來,當地小農經濟經歷了一個朝向現代化的適應性變遷過程。以筆者調研所在湖北省沙洋縣為例,當地農業機械化水平綜合比率已經達到73%,小農經濟與機械化達到較高的結合度。江漢平原小農經濟發展的鮮活經驗有力地反駁了小農經濟資本主義轉型的必然性,呈現了小農經濟內在發展的可能路徑。
筆者於2015年4月在湖北省沙洋縣黃村開展了為期20天的田野調研 。調研通過半結構式訪談的方式,主要關注農戶土地利用方式、生產策略、農作模式、互助合作以及農業變遷等內容。黃村地處江漢平原腹地,擁有較好的農業生產條件。該村共有土地面積約3500畝、250戶、1065人。人均土地面積超過3畝,戶均土地超過10畝。雖然當地農戶在農業生產過程中始終面臨一些難題,但是,面對不同的的限制性條件和內外部環境,社會性小農以不同的行動邏輯實現了資源的合理配置和生產的有效安排,從而儘可能克服小農家庭生產的侷限性,降低小農與村社生產體系和社會化服務體系對接的成本。
二、小農生產結構的基本特徵
傳統意義上的農業生產有其特定規律,主要表現為時間對空間的規定性。農民遵循農時安排生產,小農生產因而具有較大的時間伸縮性。大集體時代農業生產的全面組織化壓縮了農業生產的伸縮性,導致農業生產的內卷化。分田到戶以來,家庭重新成為農業經營的主體,在“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之下,村集體為農業生產提供公共品服務,形成農業生產的村社服務體系。農業生產本身的邏輯再次居於主導地位,且形塑著特定的時空架構之下農戶間的生產關係和生產秩序。
(一)農作的參差期
在農業生產過程中,農作物生產過程雖有一定的週期,但是農戶之間的農時卻並不必然保持一致,可能表現為一種參差錯落的狀態。農戶之間的農作日曆的參差性有時間上的限度,繼而規定了農作各個環節的勞動力配置。這段時間可稱為“農作參差期”( )。農作參差期的長短主要依據農作物的性質和氣候條件而定。農作參差期賦予了小農生產以時間彈性,這為小農之間的生產合作留下了空間。利用農作參差期,有利於緩解勞動力的季節性供給不足,優化勞動力資源的利用效率,達到社會最優狀態。例如在水稻生產的插秧和收割環節,在農作參差期內,農戶之間通過“換工”可實現勞動力的均勻配置與充分利用。農作參差期界定了農戶之間的協作空間和協作策略,進而影響著農戶的全年生產決策。例如,在不種植油菜的情況下,5月1日之後就可以開始插秧,6月1日之前插完即可;但若種植油菜,油菜收割在5月10日左右,而小麥收割則在5月20日左右,農作參差期則分別為20天或者10天。農作參差期除受自然條件和生物條件影響之外,也受到社會因素、技術條件的影響。農村勞動力稀缺、機械化水平提高等變化導致了農業生產的快節奏化,農作參差期不斷受到壓縮,這進一步影響了農戶的生產安排與生產策略。
(二)農地的細碎化
土地的零碎分割是中國目前小農生產的基礎性條件。由於人多地少、土地質量和基礎設施的差異,分田到戶時普遍採取了以土地等級劃分為基礎的平均主義的承包方式。土地面積較小且土地不連片,農戶之間的土地呈插花分佈,奠定了小農生產的基本格局。據黃村2005年的統計數據,該村土地塊數共3041塊,約人均3塊,塊均7分左右。對土地細碎化的效益評估,不應忽視土地的這種空間安排格局是農戶在當時特定生產條件之下做出的一種理性和自願選擇。農民之所以普遍追求以土地為基準的平均主義,實際上是因為土地生產率而非勞動生產率主導著農民的理性觀。在當時條件下,土地生產率主要受自然條件(水、土、肥)的影響,束縛在土地上的農民並不會計較因田地的細碎分散而付出的額外勞動力。農地的細碎化對小農生產關係產生了微妙和重要影響:
首先,在集體水利條件下,農田細碎分散化可以分散勞動時間的集中程度,優化農業勞動在整個生產過程的時間分佈,從而實現勞動力的有效利用。農民認為,“田分散,(我)有(的田在)上游有(的田在)下游,有先有後!要不然,我都在上面,上面在栽,下面就只好巴望著!”
其次,以戶為基礎的農地分散以及戶與戶之間的插花分佈,導致農戶生產過程中的相互依賴與相互制衡,弱化了家庭為單位的農業生產自主性,為了克服農業生產中的“負外部性”,就產生了農業生產過程中的協作要求。這尤其表現在農民對“過水”和“過田”的體會上:“你(機械)走我的田。我走你的田。互相拉扯,都無所謂。抽水也是一樣。你控制我,我控制你。你還走不走別人的?人都有個利己的思想……”
但是,隨著農作參差期逐漸壓縮,農村勞動力的外流和農村生產服務體系的弱化逐漸導致土地細碎的問題化。土地細碎的空間格局日益成為小農生產的主導性限制因素,形成了空間對時間的規定性。
(三)農作環節的關聯性
小農生產在特定的時空架構之中展開,其各個環節緊密相連,形成一個有機系統。農作環節的關聯性不僅指農作物內在各個生產環節的相關性,而且也指輪作模式下不同農作物之間的生產環節關聯性。例如,水稻生產是一個系統工程,泡種—育秧—耕整—移栽(插秧)—田間管理—收割,其中任何一個環節的農作方式和生長效率的改變均會逐漸傳導至其他環節。農業生產方式的變遷邏輯實際上是從一個點突破,而逐漸傳導至其他農作環節,最終形成一個新的均衡系統。農作環節的關聯性意味著小農生產結構的內在不穩定性,這種不穩定性為小農生產的適應性變遷提供了基礎。
表1 機械化及輕簡便技術的推廣(以水稻為例)
不同的農作方式有不同的效率,進而決定了對於單位面積土地大小的需求程度。例如,在第一階段,用牛耕田,一個人一天不到1畝,而用拖拉機,則一個人一天可以達到4~5畝,用大型旋耕機一天可達10畝。但是,如果插秧的效率沒有跟上,耕整出來的田不能及時插秧,田塊漸漸板結,同樣會影響效率。再如,在早期農作效率有限的情況下,為了保證秧苗在最佳育秧期之內移栽,一些土地面積較大的農戶往往需要分批育秧,從而留出足夠的緩衝時間。隨著聯合收割機的逐漸普及和收割效率提升,錯開水稻生長期的必要性就不大了。農作環節的關聯性,使得機械化的進入引發了農業生產方式變遷的連環效應和倒逼機制,並逐步重構了小農生產過程的時間節奏,壓縮了農作參差期,小農生產結構漸趨平面化。
三、社會性小農的內涵與表現
(一)社會性小農的內涵
徐勇(2006)認為當前農民生產、生活和交往都被捲入“社會化”大分工網絡,基於這一特性,他提出了“社會化小農”概念。“社會化小農”對於透視當前農戶的行為模式無疑是富有啟發的。不過,此概念關注的主要是小農與社會化體系之間的關聯,著眼於社會轉型背景下小農發展的階段性定位,即將社會化小農視為傳統小農向理性小農過渡的中間階段。與徐勇不同的是,本文提出的“社會性小農”主要指涉更為微觀層次的農戶間生產關係。“社會化小農”雖然也強調了小農生產要素配置的社會化,但主要強調個體的小農與社會化體系之間的嵌入關係。因此,社會化小農對農業生產關係的揭示仍然侷限於筆者前文提及的“小農—社會化”體系的層次,未能進入小農生產結構。基於此,社會性小農的概念將有助於重新審視小農生產的運行機制,同時也構成理解“社會化小農”及其行為邏輯的基礎。
社會性小農是筆者立足於小農生產結構而提出的概念。社會性小農強調小農生產的社會性,具體指的是小農生產並非僅僅依託家庭而展開,在農業生產實踐過程中,出於生產要素最優化配置和生產服務體系有效對接的需要,農戶之間互助協作,具有形成自發秩序的動力和潛力。具體來講,農作參差期為小農的生產合作提供了可能性,土地細碎化為小農的生產合作提供了必要性,農作環節的關聯性則為小農生產方式的變遷注入了可能性。因此,社會性小農植根於小農生產結構,並藉助村莊“熟人社會”( )中的關係運作實踐而表達。
在這個意義上,社會性小農是小農經濟運行的真實主體,打破了既往研究對小農家庭生產的分散性偏見,從農業生產內部揭示了小農生產的運行邏輯和展開方式。社會性小農是村社體系和社會化體系之下的生產主體,且主要以微觀、零碎和自發的形態存在,它既相對獨立於外部體系,同時又構成分散的小農對接生產體系的基礎。依託社會性小農,農業生產關係形成“小農”—“社會性小農”—“生產服務體系”的三層結構。
(二)社會性小農的表現
1. 內向互助。
內向互助實際上延續了傳統小農經濟的村社互助傳統,體現了小農在要素稀缺條件下資源利用最大化的生產策略( )。具體來講,內向互助主要基於農作參差期的時間架構展開。社會性小農內向互助的實踐形態凸顯了小農生產系統的有機性和整體性,依託熟人社會的人情運作而展開,體現了村社本位的生產邏輯。農業生產過程因而表現為比較徹底的遵循自然節律的過程。在這種模式下,家庭剩餘勞動力的供給剛性通過社會性小農的互助合作形態化解,而生產要素的不足通過村社內部小農戶之間的共有和共享的方式得以緩解,同時也增加了生產要素的利用效率,比較典型的經驗是農戶共同養牛、插秧和收割過程中的換工等。小農家庭並不過分追求自主性和獨立性,反而通過在農作參差期中對農戶關係的協調,促進了資源的最大化利用。
2. 外向協作。
小農生產的穩健運行需要特定的農業生產服務體系與之相配套。外向協作涉及小農戶與服務體系的對接。與內向互助不同,外向協作建立在小農戶一致行動的基礎上。外向協作主要基於農地細碎化的土地空間格局,其實質是通過人與人的關係協調緩解土地插花分佈的負面影響。例如,在村社體系的集體水利供給過程中,同一個水系農戶需要在冬播作物的種植結構選擇上協調一致 ,否則就可能影響生產效率、造成生產糾紛,也無形之中增加了“趕季節”的勞動力配置壓力。由於機械化對基礎設施和作業規模的要求,機械化表現出以“相鄰成片”的農田為服務對象的偏好。為了對接機械化服務體系,土地相鄰成片的農戶需要在育秧、耕整、插秧、收割等農作環節協調時間進度以保持一致,這就為“田友”的形成提供了契機。農作時間的協調一致,既可以化解“過水”和“過路”造成的干擾,還可以有效轉化為生產服務的規模效應,提高農戶與機械化市場的談判能力。
(三)社會性小農的彈性
社會性小農的彈性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首先,是社會性小農通過自發的社會性合作的方式應對資源稀缺、資源過剩、資源對接的能力,這是社會性小農的轉化能力,從而將不利條件轉化為有利,將優勢條件充分發揮;其次,則是社會性小農伴隨著農業約束性條件的改變而逐漸調整自身的能力。因此,社會性小農的彈性既具有較強的結構適應性,也具有較強的變遷適應性。
社會性小農是一個歷史範疇,其表現方式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經濟與社會條件的變化而變化。伴隨著社會化生產體系對共時性協作的要求越來越高,小農經濟從村社生產體系向社會化生產體系的演變,實際上是一個內向互助逐漸弱化和外向協作逐漸增強的過程,也是一個內向互助逐漸服務於外向協作的過程,由此,社會性小農適應了農業生產關係轉型。社會性小農的彈性是理解小農經濟發展的關鍵。同時也要看到,社會性小農的彈性也具有限度,其限度植根於社會性小農所依託的熟人社會關係的承載能力。隨著農作參差期的壓縮和生產合作密度加大,熟人社會關係逐漸難以承載和消化生產過程中因日益密集的協作而產生的外部性,這就產生了農地制度創新的必要性,以推動小農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四、社會性小農的微觀運行機制
社會性小農是農戶基於共同的小農生產結構而形成的一種小農生產主體,社會性小農的能動性適應是理解中國小農經濟發展的基礎。筆者將分田到戶以來的小農經濟分為兩個階段,並分別考察不同的生產服務體系下社會性小農的運行機制。第一階段是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下形成的“村社體系+社會性小農”的模式,村集體為小農生產提供諸如水利等農業生產服務;第二階段是開放性生產系統下“社會化服務體系+社會性小農”的模式,農業服務體系走向市場化。社會性小農由此體現出對不同農業體系的適應能力和適應方式,構成小農經濟發展的社會基礎。
(一)“村社體系+社會性小農”模式
“組織起來”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政策視角,強調村組集體對分散小農的整合作用,從而解決一家一戶難以解決或解決起來成本過高的問題,在稻作區以農田水利最為典型。一般認為,村組集體的介入可以有效克服農業生產中的外部性困擾,而“村社體系+小農家庭”的統分結合模式也足以調動集體和農民的積極性。但是,如果離開了社會性小農在村社層面的自發資源配置和協調的能力,集體組織的有效性就會缺少微觀基礎。從農業生產的視角來看,組織化機制的有效性取決於集體水利體系與不同受益主體生產安排的協調程度,後者又取決於農戶在多大程度上有效配置稀缺資源和充分利用過剩資源。
具體來看,如果共處一個微型水系的農戶農作時間不一致,下游農戶需要抽水,但上游的田因為某些原因不能要水(例如,上游已經關水撒肥,或者上游作物正值稻穀“揚花”的時候),諸如此類的情況最終可能導致延誤農時而減產,或者因為強行過水而引發衝突和矛盾,從而產生較高的協商成本和經濟成本。還要注意的是,在一片水系之內,由於各家田塊大小、面積、家庭勞動力情況(數量和質量)並不相同,在社會化服務體系尚未發育的情況下,內向的換工互助是一種調試農戶之間生產節奏的必要方式,從而為農戶對接以水利為主要內容的集體生產服務提供社會基礎。換言之,在這個階段,外向協作實際上主要通過內向互助的方式實現。在農民看來,“這一片的幾戶人,如果水已經放過來了,就會整這一片的田,該哪家插秧了,小組裡的人,還有那些老表們,就會過來幫忙。”這也意味著,換工主要是在不同水系的農戶之間進行的,並最終服務於水利服務供給的有效性。
事實上,分田到戶以來,小農家庭的生產自主性始終與集體組織的統一性之間存在張力。集體服務供給的有效性被簡化為村莊治理的有效性:村組集體在多大程度上解決農業生產服務中的“搭便車”問題,關涉到集體組織的效率與功能( )。治理的維度當然非常重要,否則,收不上來共同生產費,集體的水利供給難以維繫。但是,僅從自上而下的視角理解小農經濟的運行效率並不充分。農戶之間的自發合作和生產關係的自發協調有助於化解村集體與小農之間的張力。因此,社會性小農的視角展現了小農經濟的社會性運行機制的相對獨立性,正是其內在邏輯的相對獨立性,使得小農可以在不依賴村社體系的情況下直接對接社會化服務體系,村社體系的崩解並沒有阻斷小農經濟的發展進程。
(二)“社會化體系+社會性小農”模式
進入21世紀以來,“打工潮”導致江漢平原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外流,在村農民通過流轉外出務工者的土地而擴大耕作面積,農業生產從勞動力過剩向勞動力不足轉變。同時,隨著農民收入提高以及“工業反哺農業”持續推進,機械化逐漸得到推廣,收割機經歷了由農戶自購的小型手扶拖拉機到大型旋耕機、收割機的變遷,插秧機也處於逐步推廣過程中。機械化極大地改變了農業生產面貌,小農經濟日益捲入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小農生產的村社自主性逐步瓦解。
小農與機械化的結合打破了人們對小農經濟的習慣性偏見:作為生產主體的農戶家庭,因為土地細碎,不具有購置大型農業機械的動力,因而難以實現機械化。由此引出的問題就是如何重構和改造農業經營主體,但這種思路忽視了小農戶與社會化體系對接的現實可能性。社會性小農的能動性構造了“社會化小生產”( )的小農經濟現代圖景。
在同等生產條件下,農戶若自購機械為自己服務,因為涉及到田塊的變換,且面臨著“過田”的可能,確實存在農田細碎導致的效率損失。但若依託機械化服務體系,則農戶因自購機械和自我服務而產生的困難就不存在了。調研也發現,農戶即使購買農業機械,除自用外,也主要用於在本村即周邊提供有償服務,這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很少有農戶的農田面積能夠達到機器的負載面積(即機器的充分有效利用),而即使達到了較大規模的承包面積,但農地分散的負面效應也會隨著面積增加而進一步強化,遏制了承包大戶購買農機自用的激勵強度。
按照市場的邏輯,機械服務提供者追求的是利潤,利潤只有通過規模效益才可以實現。因此,機械化只能以“面”的形式對接小農。面對一家一戶農戶零碎分割的現實,農戶唯有聯合一致,才能湊出成片的土地吸引機器前來,也唯有在農作時間上的高度協調,才能使盡可能多的農戶納入到機械化服務之中:“在路邊的,你搞早一點,還可以,但裡面的,晚點都好些。種的時候和收割的時間,事先我都會問好,包括品種、育秧時間,以及成熟期。不然就要等來等去,遇到變天,還對產量有影響。”“現在,一切都要快。以前都慢。現在,慢了就不行了。人家搞完了,你走都走不成了。……你一塊田落在後面了,人家都收割完了,收割機不會為了你一家專門跑過來。”
當然,如果靠內的田作物較早程度而不願等待,也可以請收割機從外面的田割出一條路,事後農戶之間再協調補償事宜,這就產生了較高的協商成本和一定的經濟損失。此外,一些小塊田地較多的農戶,只有依傍鄰近農戶的大田,才能在收割的時候“搭售”出去:“小田就只能和別人的大田一起請。我以前最大的一塊才8分,請收割機的時候,我說這塊大田是我們的,但你先把我旁邊的小田收割了……怕割了大田,不給我割小田了。”
面對社會化服務體系,社會性小農主要通過外向協作與之對接,內向互助隨著農村生產要素的變化而逐漸喪失自主性,並服務於外向協作的需要。比較典型的是當前農村日益普遍的“聯戶”耕種模式。例如,金村一個村民小組,目前在村種田的只有8戶人,共150畝田。農民之間通過合夥的方式,一共購置有4臺小型插秧機和5臺12匹拖拉機。這個灣子的150畝的土地均通過聯戶的方式進行,即2戶或者3戶一起搞。該村民組的組長講到:“年輕人不在家,老人一起來搞。外面的收割機過來了,都是一片一片地收過去。一戶收割,其他相鄰農戶則開著拖拉機前去幫忙。5畝田燒一餐夥。歡樂得很,不覺得吃虧,又好玩。”
上述案例比較典型地呈現了社會化服務體系下社會性小農的微妙變化。田塊相近的農戶出於機械化收割需要形成緊密協作,並且通過收割這一環節而傳遞到農作過程的其他環節。同時,機械化也改變和重構了內向互助的形態。如果說,第一階段的小農生產關係還體現了一定的村社自主性,那麼第二階段的小農生產關係則體現了社會化體系的主導性,社會性小農服務於對接社會化生產體系的需要。“田友”因而成為農民社會關係的重要內容:“過田,要先打招呼!關係不好的,走空田,也要和別人說!關係好的,走空田,就不用說。去年,一戶人家不讓別人走,鬧糾紛,指甲都打斷了。”在農民的日常人情交往中,“田友”也成為一種重要的關係類型。
總而言之,社會性小農實際上構成了“社會化小農”的微觀基礎。如果離開了小農生產之間的社會性協作,小農生產的社會化狀態將失去存在的有效基礎。
五、小農經濟發展的社會基礎
稅費改革進一步弱化了集體的公共品供給能力,小農經濟進一步陷入“單幹”狀態。在唱衰小農經濟的話語中,這種“單幹”狀態無疑是低效的。但調研發現,江漢平原的小農經濟並未隨著集體退出而陷入解體和停滯,反而通過適時地順應社會化服務體系而持續發展,並達到了較高的機械化水平。
從小農生產的制度體系來看,村社生產體系的弱化並沒有導致小農經濟的停滯不前。村集體從農業生產服務中退出固然也為農業生產帶來了一些問題,例如農田水利困境導致農民灌溉難度和成本增加。但如果著眼於宏觀層面小農經濟本身的演化就會發現,即便是面臨村社體系弱化帶來的一系列困擾和問題,小農經濟的體系也日益融入開放的社會化服務體系,通過自身的調試,逐漸走向“社會化小生產”。農戶之間的互助協作較好地解決了小農與社會化服務體系對接的難題( ),促進了農業機械化的推廣,小農經濟逐漸邁向現代化。小農經濟內部逐漸發生的這種適應性變遷過程,筆者稱之為小農經濟的發展。
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過程表現為農業的資本化過程。根據視角不同,“資本化”有兩種定義:新古典經濟學主要從生產力角度對資本化進行定義,即“資本對勞動比率的上升”(薩繆爾森 );政治經濟學則從生產關係角度進行定義,“資本化”表現為小農與土地分離和農業生產體系的資本主義轉型( )。目前,政府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嘗試,實際上側重於再造農業生產關係。黃宗智等(2012)主要從生產力的角度定義資本化,並且發現,在過去20年,中國農業發生了實質性的資本化(即單位土地資本投入不斷增加,而農業僱傭關係並未普遍形成),並將此過程稱之為“沒有無產化的資本化”。在這個意義上,資本對勞動的替代並不具有必然性。沙洋縣的小農經濟發展經驗也說明了這個過程:以機械化為核心的社會化服務體系與小農家庭結合,超越了村社體系之下的小農經濟格局。
小農之間的相互合作,使得分散的小農生產與社會化分工體系提供的專業化服務(尤其是機械化服務)對接,現代生產技術和資本要素因而可以進入小農生產過程。小農經濟的發展因而呈現為不同於主流學界設定的演化路徑。他們對農業經營主體的聚焦忽視了主體之間的生產關係及其能動性適應。基於小農生產結構的規定,這些微觀層次的生產關係表現出相對獨立性和自發性。伴隨著農業生產體系的社會化,機械化的進入逐漸壓縮了農作參差期。傳統農業技術下春耕要忙碌一個月之久,現在的機械化則將春耕插秧農忙時間縮短到10天左右。“農忙”的時間分佈日益集中,農民的農作安排主要不再參考自然節氣及其自然參差期,而是參照其他農戶的農作進度。
反過來看,在土地細碎化的情況下,如果小農各自為戰,這將導致機械化難以推進,中年農民種田的機會成本增加,老人種田也將因勞力不足而存在規模限制和年齡限制。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向資本流轉土地的積極性就會較高,土地的大規模流轉便具有了群眾基礎,小農經濟的演化更有可能突破其原有框架,導致小農經濟的資本主義轉型。
社會性小農是小農經濟持續發展的社會基礎,社會性小農的彈性使得小農家庭之間通過不同的合作模式可以適應不同的農業生產體系:社會性小農通過生產過程中的自發秩序,降低了村社體系的服務供給與農戶家庭生產之間的協調成本。伴隨著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發育和小農的社會化,社會性小農成為與社會化體系對接的基礎。社會性小農通過強化外向協作,使得不規則的小農生產被納入到現代社會分工體系之中,緩和了小農與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之間的張力,促進了小農經濟的發展。
市場化體系的發達並不意味著小農的“原子化”,社會性小農的彈性賦予其有效接應和對接社會化體系的能力。小農家庭之間形成的生產合作並不是一般所討論的“合作社”的組織化和制度化形態,而是基於傳統村社熟人社會的非正式的自發性關係結構。合作社的“名實分離”已經成為普遍現象( )。與之相比,社會性小農富有彈性的非正式結構能夠隨著小農的社會化而調試和轉化,它既延續了小農經濟的村社互助傳統,同時也適應了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最後,它也使得小農能夠有效應對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小農經濟因而呈現為適應性變遷的發展路徑。
六、結語
有學者立足於農民家計模式,從“半工半耕”的角度闡釋了中國式小農經濟的韌性( )。社會性小農這一概念則從社會學視角進一步豐富和拓展了對小農經濟的理解。不理解社會性小農及其運行機制,便難以理解“半工半耕”機制的社會基礎,社會性小農因而是中國式小農經濟運行和發展的深層基礎。
小農生產關係中社會性合作構成生產關係的基礎結構,而浮動於其上的則是變遷中的生產體系。依託這個富有彈性的生產關係基礎結構,分散的小農深度參與和適應了外部社會化生產體系,以農業機械化為典型標誌的小農經濟發展得以可能。小農經濟的發展邏輯揭示了小農經濟的內在活力和適應能力,由此可見,規模經營主體並非小農經濟與機械化結合的必然基礎和唯一路徑。其政策啟示在於,政府的農業治理不應採取消滅小農經濟的激進思路。當前政府採取的諸多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政策並未能達到預期效果,反而進一步破壞了小農經濟的自發成長過程( )。
政府的農業治理需要正視小農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事實上,社會性小農的彈性具有內在的限度,伴隨著社會性小農彈性空間的逐步縮小,農戶合作成本也有所增加。社會性小農的限度預示了農地制度創新的空間。沙洋縣目前以農地確權為契機,推行流轉並地試驗,緩解土地細碎化帶來的不便,通過賦予農戶生產自主性,進一步釋放了小農經濟發展的活力( )。如何從社會性小農向個體性小農轉變,進而更為充分的理解小農經濟的發展路徑,這是有待於進一步觀察和研究的問題。
來源：農業經濟問題 2017（1）,57-6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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