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林黛玉和薛寶釵的評價問題，或抑惑貶，其實是跟不同時代的社會文化心理相關的。在清代，“釵黛之爭”就風生水起，開始褒薛寶釵的是多數，後來林黛玉的支持率漸漸升高，而到了清末民初，林黛玉則獲得了壓倒性的票選。
其間紅學研究者的爭論相當劇烈，甚至發生過鄒弢與許伯謙因“釵黛之爭”而打架的事情。
那鄒弢和許伯謙都是早期紅學研究者，本來是很要好的朋友。鄒弢曾經稱讚許伯謙“愛友如命，與餘交，每以古誼相勳，亦今人中之古人也”。可是兩人卻對林黛玉和薛寶釵的看法發生了嚴重分歧。鄒弢是擁林派，許伯謙是擁釵派。他們的觀點尖銳對立，爭論異常激烈。據鄒弢在《三借廬筆談》卷十一里記載：“己卯春，餘與許伯謙論此書，一言不合，遂相齟齬，幾揮老拳，而毓仙排解之”。
為什麼清末文人多看好林黛玉，我想這是跟當時的社會文化心理相關的。就拿這兩位爭論得打架的鄒弢和許伯謙來說，許伯謙生平事蹟不詳，但有他為樓館題字的記載，估計是一位維護正統的文士。
而鄒弢則完全是一個已經有了些新思維文人。有資料介紹，這位鄒弢是江蘇無錫人，生卒年為1850—1931。他表字翰飛，又號酒丐、瘦鶴詞人、瀟湘館侍者，亦稱司香舊尉。其著作有寫妓女蘇韻蘭事蹟的小說《斷腸碑》（一名《海上塵天影》，見《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又有《三借廬叢稿》及《三借廬筆談》十二卷，《澆愁集》八卷行世。鄒弢曾任《蘇報》主編，晚年在上海啟明女學任教。
鄒弢在早期紅學研究者中表現很突出。據說鄒弢初讀紅樓夢14歲，首不釋卷，因此得肺病，遭人嘲笑 卻不以為意。他的那部《斷腸碑》的小說就是模仿《紅樓夢》的筆法寫的。書中的男主人公韓秋鶴就是鄒弢自己，女主人公是天津名妓汪瑗（藝名為蘇韻蘭）。內容為鄒弢1892年在上海與汪瑗相識、相愛，汪瑗一心想跟鄒弢從良。鄒弢因貪寒無力迎娶，為了籌錢，他前往湖南投朋友江標府工作，離開上海11個月。可是當鄒弢回到上海想去迎娶汪瑗時，汪卻等他幾時不見人影、以為他負心嫁於別人了。鄒弢見到的是空樓一座，當時心如刀絞。這部書中，前面寫他與汪璦的火一般的愛情，想美夢成真；後半部分是描寫美夢破碎後的悲慘心情。
鄒弢對《紅樓夢》入迷，又有這麼一番經歷，所以為他的好友俞達的仿紅小說《青樓夢》寫的批註也很有水平。有研究者統計，鄒弢的批語2803條中，有100多條的批語居然與甲戌本《紅樓夢》上的脂硯齋批語相同、相似。雖然甲戌本《紅樓夢》上有批語只有1105條（有人統計為1587條），只佔鄒弢所批《青樓夢》批語的百分之三十八，但兩本書有相同、相似批語百條之多。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是鄒弢抄襲了脂硯齋批語、還是《紅樓夢》、《青樓夢》上的批語都是鄒弢寫的？這個問題沒有人深究，但至少說明鄒弢對《紅樓夢》還是很有研究的。
鄒弢是這樣的文人，這樣一種思想感情和人生態度，所以他研究《紅樓夢》、堅決擁護林黛玉就不足為怪了。林黛玉這個人物形象，是追求愛情、生命自由而被壓抑的病態美人，特別讓性情中的文人憐愛是必然的，為觀念比較正統的人所詬病也是必然的。林黛玉的性格命運以及文人的讚美確實是包含著進步的人文意義和文化價值判斷，所以鄒弢和許伯謙爭論得打架，與其說是因為林黛玉和薛寶釵，還不說說是因為各自的思想觀念、人生態度使然。
不過用現代的觀念來看，因為社會文化觀念而褒黛貶釵其實是偏頗的。“釵黛對立論” 也是和《紅樓夢》文本以及曹雪芹的本意不相符的。釵黛同是貴族千金，儘管際遇不同、性格各異，但都做了封建傳統的犧牲品，同歸於悲劇的命運。五十年代初李希凡、藍翎在《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一文中認為，林黛玉是一個封建貴族家庭的叛逆者，而“薛寶釵是科舉制度熱烈的支持者，封建禮教的虔誠信徒”。無論是古人還是今人，為釵黛之爭“打架”其實是爭論者自身在思想觀念上偏激了。
如果純粹從審美的角度看，更沒有必要把林黛玉和薛寶釵對立起來。《紅樓夢》裡的藝術形象本來就有釵黛合一的。審美主體和審美對象固然都具有主觀性、社會性，但美的共性、客觀性是不容忽視的。由於審美經驗的長期積澱，具有不同主觀色彩和社會性的客體都成為具有共性的審美對象。比如人們都認為滿月很美，也都認為缺月也很美。薛寶釵好比一輪滿月，林黛玉就好比一彎弦月，都很美、各有其美。當然人們可以各有所好，可以爭論，但一定要分出彼此就沒有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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