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遍地都是年輕人。”一位互聯金融公司的高管對《稜鏡》感慨，這是雅加達留給他最深刻的印象。
他此前參加了一支一行15人的中國考察團，去印度尼西亞考察現金貸市場空間。這個考察團的成員，既有來自現金貸平臺的高管，也有支付公司和第三方服務商，甚至還有一家新晉美股上市公司的管理層，他們此行的目標高度一致：來印尼尋找新的消費金融市場。
這個擁有2.6億人口、人口數全世界排名第四的國家，突然成為中國互聯網金融行業出海的最熱之地。
在BluePay聯合創始人Max的印象裡，最早從2016年下半年開始，就陸續有中國的現金貸平臺來印度尼西亞考察市場，但鮮有下文。只有極少數在2017年重回印尼設立公司，招聘團隊。真正熱鬧起來要到2017年下半年，到了11月、12月更是呈現瘋狂的態勢。
在春節前的數週內，類似的考察團就開始絡繹不絕。印尼當地的一家支付平臺，僅1月份就接待了來自中國的30多個考察團。
“以前大概是一週見一兩家公司，現在平均一週得見五家。”Max對《稜鏡》表示。BluePay是一家聚焦東南亞支付市場的中國創業公司，一般而言，支付公司是現金貸平臺出海必定要拜的“碼頭”。
這些蜂擁而至的中國人看起來確實在印尼賺到了錢。第一批出海的互金平臺已開始進入盈利期，並且有望在2018年盈利過億。
助燃消費慾望的中國金主
人口基數龐大，人均工資低，消費慾望強——基於這些，印尼被從業者普遍認為符合開展現金貸的各項條件。
即使在雅加達核心區域，既有林立高樓，也有破敗的小矮樓
《稜鏡》在雅加達的幾個大的商圈注意到，即使是工作日，商場裡也是熙熙攘攘，雖然人均工資水平較低，但大商場的物價水平接近國內一線城市。
在印尼的商場裡，隨處可見號稱零利率分期的促銷
雅加達的擁堵全球出名，也因為此，幾乎每個家庭都有摩托車作為代步工具。於是，在上下班高峰期，規模龐大的摩托車車隊浩浩蕩蕩地從身邊駛過，成為雅加達的一道街景。
雅加達街頭浩浩蕩蕩的摩托車隊
“藍鳥”出租車公司的一名的士師傅告訴《稜鏡》，當地一輛摩托車的價格在9000元至3萬元人民幣不等，而平均月薪在1900元人民幣左右，對於普通人而言，得花上至少半年的積蓄才能買上一輛摩托車。
普及甚廣的摩托車甚至還催生出印尼的互聯網獨角獸企業Go-Jek，一家類似於國內滴滴打車+美團的創業平臺。當地有不少上班族甚至都跑去當摩托車司機，一個月能賺2500元人民幣，高於自己的上班收入。
一名Go-Jek司機正在路邊等待乘客
與中國一樣，手機等電子產品的消費，成為印尼當地年輕人最大的消費需求。目前印尼的智能手機普及率約在40%，且處於迅速普及的階段。
Roxi Mas是雅加達北部一家大型的手機商城，《稜鏡》在這裡看到，來自中國的vivo、OPPO、小米等手機品牌的廣告鋪天蓋地，佔據了商場的核心位置，價格普遍在1000元—3000元人民幣不等。
中國手機品牌的廣告在商城的顯眼位置
OPPO展臺的一位本地員工Jason告訴《稜鏡》，目前該商場提供手機分期消費的進駐平臺有捷信和唐牛（Tangbull）兩家，唐牛就是一家來自中國的手機分期平臺，2016年10月在印尼上線，據其創始人何飛講述，三個月後公司就實現了盈利。
來自商場的各品牌手機分期價目表
Jason今年25歲，是雅加達一所排名前3的大學畢業生，他目前還在實習階段，一個月薪水為2500元人民幣，他很希望得到OPPO手機促銷員這份工作。
他告訴《稜鏡》，與中國一樣，當地的年輕人也很喜歡玩遊戲，“吃雞”等遊戲同樣風靡於此，他身邊有的人一個月花在遊戲上面的錢沒有上限，有多少花多少。“當地人有一句話，說可以不吃，但不能不玩。”
Jason說自己不是一個資深的遊戲玩家，但他的手機裡依然裝有五款遊戲APP，他的一名女同事則向《稜鏡》展示，她每月會花摺合人民幣25元在一個付費的音樂軟件上，以及30元購買視頻網站的會員。
印尼一度以強大的消費能力聞名全球，根據印尼中央統計局公佈的數據，印尼2017年GDP增長5.07%，國內家庭消費對GDP的貢獻率超過一半以上。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這一佔比高達70%以上。
國際卡組織VISA向《稜鏡》提供的一份2018年全球旅遊意向調查結果顯示，印尼的富裕人群中有，有68%的受訪者表示更傾向於在旅行中加大“血拼”力度，這一比例甚至遠超中國，在亞太受訪的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一。
與旺盛的消費需求不匹配的是，來自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只有37％的印尼成年人擁有銀行賬戶，其中27％有正式存款，13％有正式貸款。這意味著有超過63％的印尼人無法獲得金融服務。
蜂擁雅加達
先進的技術、在國內被反覆驗證過的成熟模式、強大的地推能力，成為中國出海平臺的“核心競爭力”。
而到了現金貸這裡，高效的執行力、雄厚的資金實力，更是讓他們在當地如入無人之境，動輒幾千萬元的“測試資金”，讓本土平臺驚呼“太可怕”。
來自中國的公司，在產業鏈條上的協調效應也已經體現出來。
在同盾科技海外業務負責人馬俊驅原本的規劃中，越南會是他們出海東南亞的第一站。但隨著中國的現金貸平臺開始扎堆印尼，讓他們最終改變了策略。同盾是一家提供風控業務的服務商，2017年12月他們提前進入印尼開展業務，至1月中旬已經接入30餘家平臺，這大致是彼時中國在印尼開展業務的現金貸平臺總數。
一家現金貸平臺總結的截至1月份印尼市場上的競品
《稜鏡》獲得的一份市場調研報告顯示，印尼市場上來自中國的現金貸平臺在30-50家，其中多以dana、Uang、Rupiah Pinjaman命名，在印尼語中，這幾個詞分別表示基金、現金、印尼盾、貸款等意思。
與早期落地的都是一些純創業平臺不同，多位行業人士告訴《稜鏡》，這波出海潮過來的都是一些在國內已經有知名度的平臺，如閃銀、掌眾、明特量化等等，他們有的選擇投資入股的方式，有的則自己成立分公司。
《稜鏡》從一家落地服務商瞭解到，僅第一季度就已經有200餘家中國平臺正在籌備或者已經落地，這些平臺包括現金貸平臺、貸款超市、徵信機構、第三方服務商等等，涵蓋了產業鏈的上下游。
蜂擁而至的中國創業者們甚至還帶動了一些周邊消費。在雅加達的central park附近，由於早期出海的華為等公司駐紮於此，慢慢地發展成為這些創業平臺的聚集地。
位於雅加達中部的Central Park
90後創業者陳展在2017年8、9月份到達印尼，屬於較早的一批，他創辦的PT Uang Hape Indonesia在2017年底開始上線，他也見證了這一波創業潮的興起。
由於工作需要，陳展經常往返於上海和雅加達兩地，他的一個最直觀的感受是，機票價格越來越貴。“以前上海飛雅加達的東航才幾百塊錢，後來再也沒有了，經濟艙漲到了兩三千，頭等艙貴的時候九千多。”
而雅加達CBD附近的高檔酒店，也因為中國考察團扎堆入住，價格水漲船高，“以前住香格里拉的價格，現在只能住pullman（鉑爾曼）。”一位當地創業者向《稜鏡》抱怨。
“沒辦法，國內不讓做了，只能被逼到這兒討生活。”在雅加達CBD的一家酒店門口，周揚（化名）雙手交叉在胸前，漫不經心地向《稜鏡》講述起他過去一年的經歷。
如果不是國內12月份的那場監管風暴，他現在或許還過著月入上億元的生活。周揚此前曾是國內一家現金貸平臺的負責人，該平臺一個月的放款規模在20億元人民幣左右，淨收入在8000萬—1億元人民幣。
然而，從2017年11月份，中國監管層開始針對現金貸出臺一系列政策，從暫停批設小貸公司，到非持牌機構不得從事放貸業務，直至12月1日出臺《關於規範整頓“現金貸”業務的通知》，監管靴子正式落地，現金貸行業戛然而止。
在業內人士看來，上述政策不是“一刀切”，而是“一刀一刀切”。P2P、銀行、信託都不能給現金貸提供資金，導致資金供給受到了重大的影響，這對於以“共債”為核心的現金貸行業而言，無疑是滅頂之災。
一位現金貸平臺負責人告訴《稜鏡》，監管“一刀切”讓不少平臺此前的盈利也搭了進去，“據我所知有虧錢的，有少賺的，本來能賺6個億，最後只賺了3個億。”
陳展是行業裡調整比較快的。2017年8月份針對ICO的“一刀切”，讓他們見識到政策出手的速度之快和力度之強，他們判定國內針對現金貸的監管也會很嚴苛。綜合評估之後，他們決定在行業最高點的時候退出現金貸，同時開始著手啟動海外業務。
周揚在印尼投資了從中國來的創業平臺，曲線進軍印尼市場。但在他的眼裡，印尼的現金貸市場還太早期，目前全部平臺加起來一天的放貸規模約在1000萬元人民幣左右，而當初國內一天放貸一個億的平臺比比皆是。“根本沒法比。”
現金貸從業者眼中的理想之地
中國規模龐大的藍領階層，支撐起現金貸成為2017年的最大風口。同樣的邏輯也正發生在印尼這座東南亞海島上。
按照聯合國2016年世界人口排名，印尼人口接近2.6億人，僅次於中國、印度、和美國。且印尼的平均年齡約為29歲，當地人的平均月收入在1500—2000元人民幣這一區間。年輕人多，收入水平相對較低，移動互聯網普及——現金貸賴以生存的基礎條件，在印尼統統具備。
這也是熊貓科技（Panda Technology）創始人高曉周做出投資決策的主要依據，他曾是國內一家互聯網巨頭金融科技板塊基金投資的負責人，主導了對幾家國內和印尼現金貸公司的投資。在他看來，印尼的人口結構優於中國，經濟處在快速發展中，消費需求旺盛，從宏觀市場來看有消費金融的土壤。
其次，印尼本地沒有比較大的現金貸或者消費金融類玩家，而它的互聯網基礎設施已經具備，湧現出瞭如Go-Jek這樣的獨角獸。此外，它的互聯網流量集中在Google、Facebook、Instagram這幾大平臺上，非常有利於推廣獲客。
出於對這一市場的強烈看好，高曉周甚至辭去了前述職位，選擇了自己出來創業。其方向是做國內和東南亞市場的金融科技數據和流量生態，新公司短短數月已取得不錯的數據表現，同時大獲資本青睞，完成多筆融資。高曉周表示，“未來也不排除會做消費金融以及現金貸業務”。
據《稜鏡》瞭解，目前印尼現金貸平臺的獲客成本極低，約在2—3元人民幣左右，因為無論是貸款超市，還是風控數據，都還處於前期免費推廣使用的階段，成本大大低於國內。
除了上述原因，印尼對科技金融採取的相對寬容的沙盒監管模式，也是吸引中國創業者們的一大因素。印尼金融監管局（OJK）於2016年底頒佈了P2P業務監管細則，金融科技平臺必須向OJK註冊後才能開展業務，在註冊的一年之內，平臺應向OJK申請許可證。
此外，《稜鏡》獲得的一份由印尼金融科技協會（Aftech）調研的報告顯示，截至2017年印尼共有235家金融科技公司，其中支付領域最多，佔比39%；借貸類平臺佔比32%。此外，53.4%的公司是在2015年—2017年間成立，不少公司已經初具規模，員工數目超過100人的公司佔比32%，表明這是個新興且快速發展的行業。
該報告還深入研究了印尼科技金融用戶群體特徵：25—35歲，月收入在500元—1500元人民幣，接觸移動互聯網的用戶。
印尼金融科技用戶的畫像
複製中國玩法
多名從業者告訴《稜鏡》，目前印尼的PDL（payday loan，發薪日貸款）的日利率普遍在1%（年化即365%），商品分期的利率也普遍在100%以上，均高於國內的利率水平。
這基於兩點，一是印尼的利率市場化程度較高，有的信用卡年化利率也在36%以上；二是因為印尼當地的徵信環境較差，壞賬較高，需要用更高的利率來覆蓋高風險。
周揚告訴《稜鏡》，印尼的現金貸壞賬率在10%左右，比國內至少高出30%，但其他諸如人力、租金之類的成本比國內低。此外，國內現金貸盛行的“砍頭息”，同樣被複制了過來，砍頭息約在15%左右。
作為被國內驗證過的成熟模式，中國的現金貸平臺從產品設計、營銷推廣、到資金合作這一整套流程都已得心應手，也是他們無往不利的秘訣。
以現金貸最為重要的獲客為例，陳展告訴《稜鏡》，早期的中國遊戲、直播、工具類的平臺出海，已經把這邊整個營銷生態初步建立起來了。據他介紹，目前印尼本地最多知道怎麼做SEO（搜索優化），但是基於移動端的DSP（需求方平臺）營銷、ASO（應用商店優化）營銷等，仍然處於空白，而這些在中國已經是非常成熟的模式，作為一項基本的技能已經爐火純青。
而充足的資金實力，更是讓中國的創業者們在當地如入無人之境，所向披靡。
《稜鏡》從當地的從業者處獲悉，很多平臺在上線之初會先拿1000萬元“試試水”，再慢慢滾雪球。“1000萬是普遍的起步資金，更高一點的三、五千萬元也有。”
“這簡直難以置信！”在雅加達君悅酒店的大堂裡，Dino放下手中的咖啡，聳聳肩，做出一個攤手的手勢。Dino是印尼本地人，在華爾街工作5年後，他回到雅加達，創辦了一家名為AwanTunai的線下分期借貸平臺。
一家剛剛在印尼落地的中國平臺告訴Dino，他們將用1000萬美元作為第一個月的test money（測試資金），這讓他目瞪口呆。要知道，像cicil這樣知名的本地分期平臺，累計放貸餘額也才100萬美元。
在Dino看來，在印尼在線借貸這一領域，中國公司將會勝出，“因為他們的錢更多，技術更先進，數據分析能力也更強。
周揚也直言不諱地告訴《稜鏡》，他們平臺最不缺的就是錢，他們也曾經和印尼本地的VC（風投）有過接觸，但最後發現，“風投的錢還沒有我們多呢！”
據《稜鏡》瞭解，目前幾家頭部平臺的月放款額在數千萬元，盈利也在百萬元級別。“今年會出現盈利過億的平臺。”一位熟悉行業的投資人士對《稜鏡》表示。
支付和徵信成難題
然而，所有淘金之路絕非坦途。支付和徵信就是擺在印尼消費金融市場的兩隻“攔路虎”。
幾乎所有的創業者都向《稜鏡》提到，支付是當前在印尼開展線上業務的最大阻礙。與國內方便快捷的第三方支付的高普及度不同，印尼的電子支付還處在發展的初期階段，沒有一家獨大的支付公司能對接所有的銀行接口，用戶甚至需要通過線下的便利店或者ATM機去還款。
“怎麼把錢借給用戶，這在中國連想都不用想的事情，在這兒反而要去想，因為這裡不是很多人都有銀行卡，電子錢包的滲透率也非常低，也沒有一個類似支付寶這樣的平臺。”馬俊驅向《稜鏡》表示。
印尼商場仍以銀行線下收單POS機為主
在Max看來，中國的支付領先印尼至少5年。而對於互聯網世界來說，五年已經是很嚇人的一個臺階，“要知道五年之前微信才剛剛起來，微信支付還沒有出現。”
周揚也認為，印尼還需要三年時間，才能慢慢將電子支付用戶培養起來，現在就好比2014年的中國，開始在陸陸續續地鋪設場景。
風控問題則是另外一大掣肘。一個人可以辦理多個身份證、車牌號和手機號，實名制尚在慢慢推進中，這對於線上風控而言，都是非常大的挑戰。
Dino告訴《稜鏡》一組數據，印尼每個月的手機號碼的流失率高達30%，超過80%的人沒有銀行的信用記錄。在他看來，印尼的在線借貸不會像中國發展那麼快，因為還有很多的基礎設施問題沒有解決，這也是他當初沒有選擇線上業務的原因。
雖初來乍到，但馬俊驅已經明顯感覺到，這邊做風控比國內早期時候的難度更大，例如無法通過手機號碼查看歸屬地、一個人可以有幾個身份證號碼等等，“很多規則都沒建立，可以參考的數據太少。”
由於相互交叉驗證的數據遠沒有國內那麼豐富，所以他們需要用到很多其他的手段，比如設備指紋、人臉識別等額外的維度。這無疑會增加風控的成本。
在這裡，技術變成了更為重要的手段。馬俊驅向《稜鏡》舉例，假設有幾個不同的身份證號碼，但系統識別出這些號碼用的是同一部手機，就基本可以判斷為同一個人。
除此之外，由於中國較為嚴苛的外匯管制，大額資金無法出境也是擺在他們面前的難題。在拿到OJK批准的網絡借貸牌照之前，平臺不可能在本地募資。於是，前述可以海外發債的美股上市平臺就成了他們眼中的香餑餑，該平臺CEO告訴《稜鏡》：“很多中國夥伴特別想跟我們合作，讓我們去發債募資，他們支付給我們利息。”
監管已經在路上
如果說前述遇到的一些難題，還能通過自身或者行業的共同努力，來慢慢改善。那麼印尼OJK的監管態度，則是始終懸在所有從業者頭上的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隨時可以致命。
OJK官網在去年10月份曾發佈一份《2017年—2022年的發展規劃》，制定了十項主要政策及實施方案，其中，第七條是通過適當的監管，來優化金融科技的發展。具體而言，將加強對印尼金融科技的監管，確保國家能從行業發展中受益，並控制好風險，不留下監管空白和監管套利。
經歷過幾次金融危機的Dino認為，1998年的金融危機對於監管者來說是一種非常痛苦的經歷，因此監管機構採取非常保守的態度，現在印尼金融科技的體量還很小，尚未引起監管當局的足夠注意。“但可以肯定的是，印尼是一個穆斯林佔多數的國家，無論從經濟管理還是宗教角度來說，監管者都不會允許高利率的存在。”
事實上，監管已經在路上。《稜鏡》從多名從業者處獲悉，今年3月，OJK當局約談了多家未註冊的平臺，並開始嚴格執行“需向OJK註冊後才能開展業務”這一條。這讓原本想忽略監管直接做業務的周揚，不得不重新開始考慮註冊的事情。
根據OJK官網公開的數據，截至2018年5月，已經在OJK正式註冊並獲得監管許可的網絡借貸平臺有51家，其中本土平臺34家，海外平臺17家。據《稜鏡》不完全統計，其中來自中國的平臺約佔三分之一。
OJK官網公佈的網絡借貸平臺註冊詳情
多位從業者對《稜鏡》表示，現在向OJK提交註冊申請的難度越來越大，多了很多之前沒有的規則，如對外資身份的審核、股東的審核、對系統和人員的要求等等，門檻比之前提高了不少。
而下一步OJK是否會出臺針對P2P的利率上限等具體要求，成為從業者們最為關注的話題。
《稜鏡》瞭解到，在日趨嚴苛的監管政策之下，這股出海潮正在降溫。Max就明顯感受到，這兩個月前來“拜碼頭”的平臺已經少了很多。
這在包括高曉周在內的從業者看來，行業降溫並不是一件壞事。監管政策讓那些想賺快錢的平臺知難而退，留下的都是想踏踏實實做業務的平臺。他們主動去和監管溝通，越來越合規，並且開始盈利。
當《稜鏡》問及周揚，有沒有信心能順利通過註冊時，他的回答很坦率：沒把握！“但仍然要去嘗試。”他補上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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