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了百年曲折的发展历程，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火洗礼，西安科技大学形成了“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校训，“团结、勤奋、求实、创新”的校风和“励志图存、自强不息”的学校精神。回首往事，宛如世代耕耘播种成苗桃李斗艳；展望前程，恰似江河蜿蜒越过龙门奔腾万里。为迎接西科的60周年校庆，官微特别开设“西科记忆”专栏，陆续为您奉献那些记忆中的西科故事，敬请期待。
人们都说创业难，所以对某一事业的创始人、开拓者或有功之臣，大家总是会在适当的场合回忆、赞扬、纪念或讴歌他们，以表怀念之情，这是中国人的一个美德：吃水不忘挖井人——饮水思源。我校老教授黄作华先生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深情回忆了60年前西科建校前后的创业故事，让人仿佛回到了那个年代——无问西东，但问初衷。
本文由黄作华教授撰写
我国的高等教育在新中国成立三年后的1952年开始了全国性的院系调整工作，掀起并校、迁校的高潮，目的是集中师资力量和合理布局，迎接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1953—1958）的到来，更好地培养建设人才。于是，上海的交通大学于1955年开始迁到西安；1957年撤消西北工学院，将它与刚成立的西安航空学院（原南京航专）合并，组成面向军工的西北工业大学；而把西工的采矿系和纺织系并入交大；再以采矿系的地质教研室为基础，与西安动力学院、西北农学院的地质老师一起，共同组建了交大的地质系。
地质系1957年刚成立时，是交大这个综合性工科万人大学中最小的一个系，教师不足十人，而且除系主任外，都是刚毕业不久的青年教师，学生也只招了一年级的一个小班30人。
时任交大校长的彭康对这个新建的小系很重视，像家长呵护家庭中年幼的成员一样，随时都在关照扶持它，使它健康成长。
我当时在北京石油学院刚结束师从苏联专家的研修，被高教部调到西工，也就随着采矿系的地质教研室来到交大，在地质系担任教学秘书，协助时任系主任抓系里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故经常参加学校召开的有关会议，还不时代表系主任参加彭校长主持的重要会议，多次聆听彭校长的教导。我发现他是一位既有原则又有灵活性、平易近人的领导，办事有魄力，说话有水平，作风民主；他尊重知识分子，善于听取他们的意见，予以集中，对在会上形成的决议则雷厉风行地要求贯彻执行，毫不含糊。所以大家都很尊重他，对他的领导作风心悦诚服，威望很高。
在我参加的由彭校长主持、有各系领导参加的会议上，几乎每次他都要问到地质系的情况，有时让我在会上向大家汇报，有时在会下交谈关心；他说：“你们的系主任工作很热心，干劲大、有眼光、有气魄，你要好好协助他做好工作；地质系虽小，五脏俱全，要为系的发展壮大作好准备工作，当前学生只有一年级，没有专业课，要趁此机会抓紧师资的培养进修，让教师在实践中锻炼；还要开展科研，建设实验室，迎接今后繁重的教学与科研任务。”又说：“地质是工业的尖兵，希望你们也能当好交大的尖兵……”一席话指出了今后的工作方向，令我豁然开朗。
他还在会议上向各系的领导介绍地质系，说这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新成员，力量较薄弱，希望大家在各方面予以扶持，凡是地质系提出的要求，不论是师资、设备或其它需求，包括教学、科研的经验，望各位尽力帮助，使它尽快成长。各系领导也纷纷表态支持。
在彭校长的关怀与督促下，高教部当年就从北京大学、北京地质学院、长春地质学院和北京石油学院分配来一些应届毕业生；又让系主任亲自到北京的兄弟院校挑选商调来几位有经验的教师。所以不到一年，地质系的教师已增加到三十来人，设备也不断增添，发展迅速；全系师生在彭校长提出的“认真读书、刻苦钻研、独立思考、追求真理”的指导下，安定团结，努力工作和学习，大家的情绪都很稳定。
有一次会后，彭校长突然问我：“你多大了？哪个学校毕业的？”我恭敬地答道：“今年25岁，重大1952年毕业的。”他笑了一笑，亲切地说：“我比你整整大30岁。好好干，未来是属于你们的！”我肃然起敬。面对眼前这位鬓发苍白，又文质彬彬的学者、老革命、老领导，我突然拘束起来，不知所措；在长辈面前，心里只想到，一定要在他的领导与教诲下，干好工作，不辜负党和领导的期望。
到了1958年大跃进时期，省委决定：采矿系和地质系从交大分离出来成立西安矿业学院，归属煤炭工业部，并要求利用暑假期间搬迁，九月正式开学上课。彭校长坚决贯彻上级的指示，二话没说就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他下令：地质、采矿两系连人带图书、仪器、设备和使用的家俱、什物，完整地转移，不足的予以配齐，又抽调部分基础课老师和行政干部支援矿院，使得西安矿业学院从在省委作出决策到搬迁结束只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一切都那么井然有序、有条不紊和顺顺当当，这与彭校长的魄力、能力和对煤炭工业的关怀支持分不开。这一点，我们的首任老院长何能同志深有体会，早在抗日时期，彭康任华中党校副校长（校长是刘少奇）和华东局宣传部长时，何院长就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现在为了煤炭事业的发展，他们又走到一起合作，互相支持了。
矿院成立后，我们都成了交大的校友，以后每当交大校庆之日，我们都会收到返校的邀请，彭校长在接待我们时，还不断询问矿院和地质系的情况，使我深受感动。
谁知到了文化革命时，1968年3月，正是社会上两派对立胡揪乱斗之时，传来彭校长受到残酷迫害致死的噩耗，令人悲愤唏嘘不已。抖峭春寒，冻云黯淡，大家只能在心中默默悼念，在惆怅中暗思着他往日的教导与慈容。
彭康校长早年留学日本，1927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获博士学位，翌年参加共产党，是“创造社”的理事和党组成员，从事党的文化工作，活跃于左翼文坛，是著名的哲学家和文艺评论家，大革命失败后回国被捕，在狱中与敌人顽强斗争七年半，经历了各种严酷的考验，直至抗战初国共合作，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他是一位学者、老革命，也是一位教育家，他首译《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著有《哲学的任务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伯克森哲学和唯生哲学》等。1952年毛主席签署任命，让他到交大当校长兼党委书记，从此转入教育界辛勤耕耘。他坚持发扬民主、创导学术自由，使得交大政通人和、蒸蒸日上，并顺利地完成了从上海迁到西安的艰难任务；他说：“交大要多培养几个像钱学森那样的大科学家就是最大的政治”;他创导的“学习活跃、思想活跃、生活活跃”、“独立思考、追求真理”等，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如今，西安科技大学发展越来越好，这离不开当年彭康校长的大力支持，谨以此文怀念。
来源：西安科技大学校友联络总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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