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哥說：“公元9世紀之時，世界經濟有兩大推動力，正值唐代的中國就是其中之一。1200年前的沉船遺骸為我們打開一扇瞭解古代國際貿易的窗戶。”（Fans互動請加微信號：huangkuangdili）撰文：西蒙• 沃勒爾SIMON WORRALL 攝影：託尼• 勞TONY LAW
這隻裹滿海洋生物的唐代陶罐發現於印度尼西亞勿里洞島附近海域。
公元9世紀之時，世界經濟有兩大推動力，其中之一就是正值唐代的中國。大唐疆域從南中國海一直延伸至波斯邊境，有諸多港口對外開放，與遠道而來的各方商旅互通有無。都城長安（今之西安）廣納賓朋，多個民族混居其中，總人口達百萬——西方直到19世紀初才在倫敦出現瞭如此規模的城市人口。當時的中國就像如今一樣，充當著全球經濟的重要驅動力，而這股力量很大程度上是以貿易為基礎的。
另一大經濟推動力來自公元762年之後作為阿拔斯王朝都城的巴格達。阿拔斯王朝承繼了中東的伊斯蘭世界，公元750年時的國土已東至印度河，西至西班牙，並隨著疆土的擴張把商業貿易及伊斯蘭教傳向四方。
從勿裡洞沉船上打撈出來的精雕的銀質鍍金小瓶
把兩大經濟力量聯繫起來的就是絲綢之路以及與之相應的海上絲路。如今世人都在關注陸上的絲綢之路，然而自耶穌出世時起，可能就有船隊往來於中國和波斯灣之間的海域了。追隨著季風變化的船隻，在這張由航線與港口織成的網上不斷交換著貨物乃至思想，把東西方世界聯繫在一起。
大唐對波斯、東非和印度的精美紡織品、珍珠、珊瑚和香木亟亟以求，同時輸出紙、墨還有最重要的——絲綢。絲綢質地輕盈，易捆卷，可在陸上運輸。然而到了9世紀，中國的瓷器也開始風靡世界，用駱駝來運送就不太合適了（想想它們背上的駝峰吧），於是越來越多的碗碟器皿乘坐著阿拉伯、波斯和印度的商船漂洋過海，來到波斯灣沿岸，成為當地富商桌上的餐具。
航路迢迢，危機四伏，有時船隻就如同逸出雷達屏幕的飛機一樣消失了。
格拉薩海峽是個表面寬水下窄的漏斗狀通道，位於印度尼西亞的兩座小島——邦加和勿裡洞之間，碧藍的海水之下隱匿著亂石和暗礁的迷陣，所以亙古以來，就不斷有船隻在此遭遇厄運。儘管危險重重，十年前仍有潛水捕捉海參的人在這裡勞作，他們在16米深的水下偶然發現了一大塊珊瑚，裡面嵌著瓷器，還從其中一個大罐子裡取出幾個完整的瓷碗，然後帶到岸上去賣了。
這艘阿拉伯三角帆船（右）在9世紀早期滿載中國貨物沉沒於勿里洞島附近海域。沉船遺骸像是一枚前所未有的時間膠囊，向學者們揭示出有關海上絲路商業往來的訊息。在數百年的時間裡，海上絲路一直是國際貿易的生命線。商人和海員乘著季風，通過印度及沿途停靠的各個港口，把中東與中國連接起來。
這些潛水者碰上的是東南亞有史以來最重大的海洋考古發現：一艘裝載了6萬多件唐代金、銀、瓷器等手工藝品的9世紀阿拉伯三角帆船。如今人們把這艘船及其裝載的貨物統稱為勿裡洞沉船，它就像一顆時間膠囊，證實中國在唐朝就已開始大批量生產商品，並把它們從海上銷往國外，就像當代一樣。一組潛水員輪番作業，在季風到來之前把船上的文物撈出了海面。
骨質色子和象牙骨朵（可能是戲耍之用）表明在這艘船上，船員和乘客百無聊賴時曾以娛樂活動來消磨時光。這次航行最終化為一場泡影，但是留存下來的遺骸卻幫助我們進一步見識到了中國悠久的貿易史。
後經證實，這批寶物大部分為唐代的大眾餐具，即所謂的長沙碗，因在湖南的長沙窯燒製而得名。高大的陶罐在9世紀被當作集裝箱使用，每隻可容納上百件疊放起來的碗，當時可能還墊上了稻草，作用相當於今天的發泡塑料包裝膜。專家們已經知道，8至10世紀間，這種造型簡樸的實用茶碗已出口至世界各地——遠至印度尼西亞和波斯都曾發現過此類瓷器的碎片。然而過去發現的瓷碗卻鮮有完整無缺的。
船上裝載了5.5萬隻產自湖南的出口碗具，其中大部分直徑為15 ～ 20釐米，有許多疊放著裝在大陶罐裡。
如今爪哇海中打撈出整整一船瓷碗來，其中許多件都完美地保存了下來——它們在陶罐裡躲過了海底沙粒的磨蝕。工作人員用海綿擦拭完畢後，這些瓷器的釉面又變得光彩熠熠，就如同剛出爐的一樣。
據新加坡國立大學的美國籍教授、東南亞考古專家約翰• 米克希克說，這些手工製作的瓷器證明當時“工廠式生產”已經興起，並且是同類產品中已知最早出口的。“從貨艙還可以看出，當時有一位具備管理才能的組織者參與，”米克希克說，“並且用到了巨量的進口原材料。”比如青花瓷用的鈷顏料就來自伊朗，中國很久之後才從礦石中提煉出鈷藍。
迄今為止發現的最古老的完整中國青花瓷器。
當年阿拉伯海員在海上絲路往來，千里迢迢地進行大宗貨物的貿易，這是明白無誤的史實，儘管如此，“在東南亞海域發現阿拉伯三角帆船遺骸，這還是第一次，”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南亞及東南亞分館的高級管理員約翰• 蓋伊說道，“這也是迄今為止發現的9世紀初中國南方的金器和瓷器中，數量最龐大、樣式最豐富的一批。”
復原圖顯示，這艘船與如今仍可在阿曼見到的一種叫做“baitlqarib”的帆船類似，船身長近20米，用非洲和亞洲木材製成，船頭船尾均與水面呈一斜角，裝有方形船篷。這條船最為顯著的特點就是，船板樑柱並非用木榫或釘卯固定，而是“縫合”起來的，用的可能是一種椰子殼纖維製成的棕繩。
從勿裡洞沉船上打撈出來的純金打製的酒杯和手鐲。
這艘三角帆船發自哪個港口，目的地又是何方，至今仍無人確知。航海日誌沒能保留下來，也沒有貨物清單或者航海圖。但大部分學者認為它是去往中東，目的地很可能是伊拉克的港口城市巴士拉，而出發地可能是海上絲路沿線的最大港口——廣州。9世紀時，居住在廣州的外國商人據估計有1萬名，其中許多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
沉船上發現的數萬只長沙碗當中，有一隻題著“寶曆二年七月十六”，也就是公元826年。幾乎可以肯定這就是這件瓷器的燒製日期。那時候同現在一樣，貨物不會在碼頭上停留太久，所以可能在這天之後不久，這艘貨船就離港了。
以銅、鐵礦物製成的釉料，繪成花鳥魚蟲、宗教符號甚至詩句，裝點著這些瓷器。
這些瓷器作為批量產品（除了碗以外，還有763個一模一樣的墨水瓶、915個大小不同的調料罐和1635個執壺）而產地不一（產自至少五座分散於中國各地的窯），可由此推斷，這批貨物是按照訂單生產的出口商品。瓷器上的裝飾紋樣體現了世界市場的大雜燴風格，每個人都能在裡面找到自己想要的：佛教蓮花圖案來自中亞和波斯，繪有幾何圖案和古蘭經文的物品顯然瞄準了伊斯蘭市場，白色瓷器以及帶有綠色斑點的碗和壺當年在伊朗十分風靡。還有一隻碗上畫了五條疏落排列的豎線，有些學者將之解讀為一種符號，其意蘊在當今世界仍影響深遠——它代表著真主安拉。
從勿裡洞沉船上打撈出來的青銅鏡,在唐代就已經是古董
和如今一船船打著“中國製造”標籤的運動鞋和電子產品一樣，從沉船中打撈出的這批古物大部分都是銷往國外的商品。然而在船尾，潛水員還發現了一批金銀製品和貴重瓷器這批文物可能有朝一日會成為一座海上絲路博物館的鎮館之寶。自從2000多年前，中國初次開始與世界各地通商以來，貿易像蚌殼般開了又閉。唐朝的時候關口大開，並持續開放了好幾百年。一連串的發明——火藥、造紙、印刷、鑄鐵等等，使中國成為領跑世界經濟的一股強大力量。大唐與西方的貿易規模穩定增長，中國航海家的角色也越來越具有主導性。
1405年，大將軍鄭和率領317艘船出海之時，中國已經是海上霸主。“假如你坐在宇宙飛船裡觀看了地球從9世紀到15世紀的發展歷程，”約翰• 米克希克說道，“你會以為中國會採取下一步行動——探索大西洋並統領全世界的文化。”然而在中國歷史上，還有另一股同樣強大的力量發揮著作用：對商人和他們帶來的海外影響的不信任。這種思想可追溯至孔子，他認為貿易和商業不應該支配中國的文化與價值觀。
一隻小鴨子立在約9釐米高的杯子的吸管內側開口處，作用可能是阻隔酒渣。
878年，勿裡洞沉船事故發生半個世紀之後，叛軍首領黃巢在廣州燒殺擄掠，屠戮了成千上萬的穆斯林、猶太教徒、基督徒和帕西人。鄭和下西洋之後不久，哥倫布到達了新大陸，而就在這時候，孔子的儒家思想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政府焚燬船舶，開始閉關鎖國，曾經連通中國與世界的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也逐漸荒廢。葡萄牙人進駐印度洋，到17世紀末18世紀初，歐洲開始主宰世界貿易。“如果中國沒有緊閉‘蚌殼’500年，世界歷史會被徹底改寫。”米克希克說。
這隻彩繪執壺的設計和大小（高90釐米）都與眾不同，上面放置的造型絕妙的龍頭瓶塞，可能原本就是與壺配成一套的。
如今，中國與印度爭踞“世界工廠”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開放，並再一次與中東的老夥伴做起了生意。中國現在有12%的石油靠伊朗供給，而中方則反過來為伊朗提供機械設備和火車頭，修建鐵路和地鐵，並幫助伊方開採豐富的礦產。歷史又開始繼續譜寫9世紀時斷裂的篇章——那時候，波斯的鈷顏料漂洋過海來到中國，勿裡洞沉船上的青花瓷便是由它渲染。
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歷史學家王賡武說：“藉著全球化的工業發展，古代的貿易網絡如今又重新建立起來。”
這次蚌殼會張開多久呢？沒有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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