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24 張鐵夫：一個沒有故事的人

張鐵夫：一個沒有故事的人

張鐵夫（1938-2012），湖南新化人，湘潭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第二屆湖南省優秀社會科學專家。曾獲得“湖南省師德先進個人”（2000）、“全國優秀教師”（2001）等榮譽。出版了“普希金研究四部曲”——《普希金的生活與創作》、《普希金與中國》、《普希金：經典的傳播與闡釋》、《普希金學術史》以及《群星燦爛的文學：俄羅斯文學論集》等10餘部著作，並榮獲俄羅斯聯邦政府頒發的“普希金紀念獎章”。還有《普希金論文學》、《凱恩回憶錄》、《普希金書信選》、《屠格涅夫散文集》、《面向秋野》等10餘部譯著。

若從進大學算起，我在學海航行了整整半個世紀，也曾經歷過幾番風雨，也曾嗆過幾口海水，卻始終在岸邊劃來劃去，未能探得大海奧秘萬一。當有人囑我把自己的經歷寫出來，我深感惶恐，因為我是一個沒有故事的人，即使有那麼幾個故事，也都是契訶夫所說的那種“沒意思的故事”。我擔心這對別人毫無益處，那就權當自己的一份人生總結吧。

甜蜜的苦役

1956年9月，我考入華中師範大學外語系俄語專業。當時，全國掀起了一股向科學進軍的熱潮，中蘇關係也正處在蜜月期。讀蘇聯作品，唱蘇聯歌曲，跳交誼舞，穿花衣服，成為一種時尚。這樣的大氣候對我們學習俄語是非常有利的。

從大二起，我開始學習文學翻譯。那是一個激情燃燒的年代，政治運動一浪高過一浪，正常的教學秩序常常受到衝擊。“幸運”的是，我由於肺病復發，住進了學校專為肺病患者設立的“療養部”。所謂“療養部”，其實就是在學生宿舍的一側騰出幾間房子，再用一道木門把它與其他房間隔離開來。我們照樣可以去教室聽課，照樣可以去圖書館自習，卻可以免修體育課，也不用參加太多的政治活動，基本上處於政治漩渦之外。

在百無聊賴中，我開始讀蘇聯作家巴甫連柯的小說《幸福》。接著，便開始將它作為練習翻譯的教材。我的具體做法是：先讀一段原文，然後自己把它譯成中文，最後再看草嬰先生的譯文，找出自己的問題和差距。當我把兩本書對照讀完之後，感到很有收穫，特別是對詞的搭配，詞的褒貶，成語、疊詞、象聲詞、形象性詞語、熟語的運用，形動詞短語、副動詞短語和長難句的譯法有所領悟，甚至有一種豁然開朗之感。接而，我又如法炮製，讀了尼古拉耶娃的中篇小說《拖拉機站長和總農藝師》和草嬰的中譯本，內心裡竟然出現了一種翻譯的衝動，有點躍躍欲試了。

大學畢業後，我留校任教。我一邊上課，一邊讀書，也仍然做一些翻譯練習。當時，翻譯文學園地很少，而且門檻也特別高，像我這樣的初學者是很難發表作品的，大型作品就更不用說了。因此，我開始練習詩歌翻譯。在古典詩歌中，我選擇的是克雷洛夫寓言。在現代詩歌中，我主要是從蘇聯的《外國文學》、《文學報》、《真理報》、《消息報》等報刊上選譯一些短詩，約有二十多首，先後發表於《人民日報》、《羊城晚報》、《湖北日報》、《武漢晚報》、《鴨綠江》等報刊。初試身手，居然取得了不小的成績，這對自己當然是一個鼓舞。可惜好景不長，隨著經濟形勢的逐步好轉，新一輪政治運動又開始了。1964年10月，我被抽調到湖北省委“四清”工作隊，先後在孝感等三個縣的五個大隊搞了整整四年的“四清”，直到1966年8月才回校。還沒來得及續讀名著，緊接著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我剛剛開始的翻譯夢也隨之中斷了。

1976年5月，我離開武漢，來到湘潭大學工作。先是在教育組搞了一年多，1978年3月調中文系教外國文學。應該說，這是我國曆史上最好的一個時期，也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個轉折點，從此我有了一個新的舞臺。在這個新舞臺上，雖然沒有演出什麼威武雄壯的戲劇，但我可以做我喜歡的事，這就千恩萬謝了。

當然，對我最有吸引力的還是文學翻譯。不過，當時並沒有制定什麼計劃，而是抓到什麼就譯什麼，頗有飢不擇食的樣子。真正開始比較系統的翻譯是1981年5月以後的事。這年5月，湖南省外國文學學會在長沙召開全國性“普希金、雨果學術討論會”，我是會議組織者之一。會議期間，灕江出版社的劉碩良先生約我為該社的“外國作家文論叢書”翻譯《普希金論文學》一書，我欣然接受了約稿。為了使譯本能與易漱泉、王遠澤合編的長沙會議論文集《普希金創作評論選》同步出版，我邀請我的老師黃弗同教授共同承擔這一翻譯任務。經過一年多的緊張工作，譯本和前言於1982年7月脫稿，1983年7月由灕江出版社出版。

《普希金論文學》一書得到了同行專家和讀者的好評與歡迎。1983年10月，我去廈門參加“屠格涅夫學術討論會”，戈寶權先生一見到我，就把我拉到一邊，說我寄的書已經收到，看了以後印象很好，稱讚我們做了一件好事。責任編輯劉碩良先生向大會贈送了七八十本書，一些沒有得到書的代表紛紛向我索取，我只好在會後寄給他們。2000年，季水河教授在《普希金與20世紀中國文論》一文中談到此書時說：“張鐵夫、黃弗同譯的《普希金論文學》不僅是國內出版的第一本比較系統全面反映普希金文學思想的論著，而且也是唯一一本按專題分類排列的普希金文學論著。”

譯完《普希金論文學》後，我就很少譯單篇作品，而是以譯書為主了。此後二十多年中，我還翻譯了十多種文學書籍，它們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系列。

第一是當代俄羅斯文學系列，包括《金薔薇》、《面向秋野》、《塔裡河兩岸》、《弗拉基米爾州的鄉間小路》、《手掌上的小石子》和《流浪漢的自白——一個國際冒險家的奇遇》。

第二是古代俄羅斯文學系列，包括《罪與罰》、《父與子》、《玫瑰——屠格涅夫散文詩集》。

第三是普希金系列，包括《普希金文集》第七卷、《俄羅斯的夜鶯——普希金書信選》和《普希金情人的回憶》（即《凱恩回憶錄》）。

以上所記是我作為譯者的主要工作，這些工作非常蕪雜，沒有中心。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夠集中翻譯一兩個作家的作品，如同朱生豪之譯莎士比亞，傅雷之譯巴爾扎卡和羅曼•羅蘭，草嬰之譯列夫•托爾斯泰和肖洛霍夫。然而，我既沒有大師們的那種功力，也無法得到出版方面的保證，就只能打亂仗了。

記得一位蘇聯作家曾經把創作稱為“甜蜜的苦役”，翻譯又何嘗不是如此？在我“痛並且快樂”的過程中，我要感謝劉敦建先生的陪伴。他是我當年在“療養部”時的病友，也是我的學長。他高我一個年級，中文和俄文都比我好。我的很多譯作，都經過他校勘。他對我的幫助，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普希金情結

任何遊戲都有自己的規則，學海行舟也是如此。1960年我從大學畢業之後，一直在高校工作，也就是說，一直生活在體制之內。而在體制之內，翻譯作品基本上是不算成果的。因此，我不能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翻譯上，說句俗氣的話，就是不能吊死在翻譯這棵樹上。何況我在教學中，在閱讀中有很多疑惑，有很多感想，有很多思考，老是覺得有話可說，於是就產生了我那些論文和著作。這些論文和著作主要圍繞俄蘇文學展開，而在俄蘇文學中，重點又是普希金研究。有的學生暗地裡稱我為“鐵夫斯基”，也有的學生說我有一個“普希金情結”。我想，這大概與我長著一個鷹鉤鼻和我對普希金的痴迷有關。

說起我的普希金情結，就要追溯到我的中學時代。當時我在資江畔的新化一中讀書。一天，得到戈寶權與羅果夫合編的那本《普希金文集》，讀了前面幾首詩，我就被普希金的作品深深地吸引住了。在那個只有革命、沒有愛情的年代，普希金的詩歌，特別是他的自由詩和愛情詩得到中國讀者的普遍喜愛，那是很自然的。我的普希金情結，就是在這一大背景下逐漸形成的。

大學時代和隨後的十多年時間是研究工作的準備時期。在那些年裡，我閱讀了能夠找到的大部分普希金作品，但真正的研究工作是從翻譯《普希金論文學》一書開始的。上文提到我翻譯了《普希金論文學》，並且寫了一個譯本前言。譯本前言約一萬四千字，以《普希金的文藝思想簡論》為題，先期發表於《華中師範學院學報》1982年第6期。這是我的第一篇普希金研究論文。到上世紀80年代末期，我又陸續發表了《普密之爭的由來及其實質》、《普希金與凱恩》、《普希金與莎士比亞》、《近年來我國的普希金研究》、《〈心願〉賞析》、《〈醒〉賞析》等文章，為普希金研究系列論文的形成打下了基礎。

1991年10月，經國家教委批准，我獲得了去俄羅斯訪學的機會。我被分配在弗拉基米爾師範學院，進修課題是“俄蘇普希金學史”，導師是文學系的俄羅斯文學專家阿里米副教授。我在俄羅斯的進修是嚴格按照這個計劃執行的。我不僅聽了阿里米老師講授的“普希金的詩歌”課，去她家裡就有關問題向她請教，在院圖書館、州圖書館和列寧圖書館查閱並抄下了有關普希金的所有圖書和論文卡片，去莫斯科、聖彼得堡和基輔進行了學術性訪問，編寫了專著《俄蘇普希金學史》的詳細提綱，寫了進修小結，而且還在莫斯科出席了“普希金的笑”國際學術會議，參觀了莫斯科國立普希金博物館、阿爾巴特街普希金故居博物館、聖彼得堡的普希金故居博物館和皇村學校博物館，觀看了根據普希金的作品改編的歌劇《葉甫蓋尼•奧涅金》和《黑桃皇后》，還閱讀和購買了不少有關普希金的書籍。所有這些，為我後來的研究工作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回國以後，我開始整理從俄羅斯帶回的資料，準備撰寫《俄蘇普希金學史稿》。在這一過程中，我發現這個課題太專，並非當務之急，於是把這一撰寫計劃放棄了。對於當時的中國來說，最重要、最迫切的工作是開展對普希金本身的研究，而不是對普希金研究的研究。建國以來，我國在普氏單篇作品的評論方面雖然做了一些工作，但在普氏生平、思想和創作的綜合研究方面，幾乎仍是空白。因此，用中國人的眼光為中國讀者撰寫一部綜合性學術著作——《普希金的生活與創作》，就成為十分必要的了。

1993年，我開始動筆，並撰寫了部分初稿。1994年，海南國際出版中心約我翻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屠格涅夫的《父與子》，這一工作只好暫時中斷。兩部譯作脫稿後，我又恢復了《普希金的生活與創作》的寫作。1996年初，學校科研處組織申報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我聯絡本教研室的兩位青年學者邱運華和曾思藝填報了這個課題，得到了專家們的支持，獲准立項，這給了我們極大的鼓舞。於是我們加快了寫作的進度。書稿於當年冬天殺青，1997年6月由北京燕山出版社正式出版。

為了紀念普希金誕辰二百週年，1998年6月和1999年4月，中國普希金研究會和北京大學等單位先後在北京大學舉辦了“普希金在中國”學術研討會、“紀念普希金誕辰二百週年學術研討會”。這兩次會我都參加了。在前面那次會上，我用俄語作了題為《近年來中國普希金作品的翻譯與研究》的大會發言，其內容與我在聖彼得堡會議上的發言基本相同；在後面那次會上，我作了題為《普希金的中國幻想》的大會發言，並參與主持大會的工作。在這兩次會議上，我不僅有機會向許多老學者、老朋友請教，而且結識了不少新朋友。許多同志的發言涉及到普希金作品在中國的傳播歷程和普希金對中國作家和中國文學的影響，使在我心中醞釀多年的一個課題——“普希金與中國”逐漸變得明朗和成熟了。

1998年，《普希金與中國》被列為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1999年下半年這一課題正式啟動。當我把自己的計劃告訴一些資深專家和中青年學者時，得到了他們的完全贊同和熱情支持。所有的執筆人，從83歲高齡的孫繩武先生到剛畢業的碩士研究生，對自己所寫的稿子都是一絲不苟，精益求精。此外，80歲高齡的葉水夫先生親自為本書作序，老詩人彭燕郊先生更是把他珍藏了63年的《譯文》新二卷第六期（《普式庚逝世百年紀念號》），和珍藏了57年的《普氏庚論》（盧那卡爾斯基等著，呂熒譯)送給了我；高莽先生給我郵來了他本人畫的、有著名詩人李瑛題詩的《普希金的中國情》一畫的彩照；戴天恩先生給我寄來了甦夫譯《奧尼金》一書的封面照片，並給我提供了該書和《葉甫蓋尼•奧涅金》的臺灣散文體譯本《永恆的戀人》的複印件；張翔同志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和國家圖書館為我複印了從30年代到90年代的數十篇文章；我還得到沙安之教授、劉敦健先生、溫家琦等同志的幫助。在這裡，我要特別提到俄羅斯聯邦駐華大使館文化參贊扎哈羅夫先生，當他得知這部書稿已經完成時，主動代我約請莫斯科國立普希金博物館副館長納•米哈伊洛娃院士為本書作序。1991年，我在俄羅斯訪學時，曾在莫斯科出席過由納•米哈伊洛娃院士主持的“普希金的笑”學術會議併發言，後來我去博物館參觀時，她熱情地接待了我，並派工作人員陪同參觀和講解。此次她又欣然答應作序，並很快將文稿傳真過來，對本書給予了高度的讚揚，使我深受感動。

“友情出演”

2005年12月，為慶祝湘潭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成立五週年，院團委和學生會主辦了一臺大型文藝晚會。同學們要我出一個節目，我報了兩首俄語歌曲：一首是20世紀20年代的蘇聯共青團歌曲《遠在小河對岸》，前幾年中國拍攝的20集電視連續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曾將它作為主題歌，在每集的片頭和片尾反覆播放；另一首是我大學時代看過的蘇聯影片《青年時代》的主題歌《我親愛的母親》。在

精美的掌型入場券上，我的節目被標明為“老師友情出演《蘇聯專列》”。其實，我也是文學與新聞學院的一員，而且是在院裡（含它的前身中文系）工作了三十年的老員工，說“友情出演”似乎不大恰當，不過，如果用“友情出演”（或客串，或票友）來形容我的比較文學研究，那就是再恰當不過的了。

1985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在深圳大學舉行成立大會暨首屆學術討論會，我當時由於教學工作繁忙和行政事務纏身未能出席，只派了一位青年教師列席會議，至今仍感到遺憾。深圳會議後，在高校開設比較文學課已是大勢所趨。於是我在1986年9月邀請周偉民教授來校，給84級和85級的世界文學專業研究生系統講授了“中西比較文學概論”課。偉民先生講得深入淺出，並且印發了一些書面材料，研究生感到開闊了眼界，增長了知識。後來，在高校工作的研究生都成了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的骨幹。第二年7月，我又派一名中年教師去青島參加了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和山東省比較文學學會聯合舉辦的“中西比較文學”師資培訓班，聆聽了樂黛雲教授等學者的講學。回來後，我讓他給本科生開出了“比較文學概論”課。

1987年8月25日—30日，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第二屆年會暨學術討論會在西安舉行。我和湖南文藝出版社的唐維安先生出席了這次會議。出席這次會議的有一百多名中國學者，還有佛克瑪、柯比、高利克、芳賀徹、李達三等外國著名學者。會議期間，我和唐維安拜訪了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樂黛雲教授。她談到了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大好形勢，要求我們把湖南省比較文學學會建立起來。同年冬天，湖南省文學學會在灰湯召開年會，我向學會領導和與會代表彙報了西安會議的情況及樂黛雲教授的指示。會議一致同意成立湖南省比較文學研究會，作為湖南省文學學會的二級學會，並一致推舉我和唐維安、馬焯榮、凌宇為籌備組成員，我為籌備組組長。經過一年多的籌備，湖南省比較文學研究會成立大會暨首屆學術討論會於1989年5月21日至23日在長沙湖南教育學院召開。經民主選舉，我當選為研究會理事長。擔任這個職務，我實在是有點勉為其難，可說是“逼上梁山”。不過，既然大家信任我，而且這也是樂黛雲教授的殷切期望，我也就只好硬著頭皮幹了。

1991年10月，我去蘇聯進行了為期半年的訪學。1992年5月回國後，我就與湖南省比較文學學會的同志開始籌備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第四屆年會暨國際學術討論會。最重要的也是最頭痛的事自然是經費問題。我四處奔波，多方籌款，得到湘潭大學、湖南師範大學、長沙鐵道學院、湖南教育學院、湘潭師範學院、岳陽師專、婁底師專、邵陽師專、衡陽師專、零陵師專等高校和太平洋文化基金會、東南亞經濟文化發展中心、長沙房地產綜合開發公司、長沙縣三胞聯誼服務公司、郴州玻璃廠等單位的支持。當我見到那個開公司並頗有實力的學生時，他問我要他贊助多少錢，我戰戰兢兢地報了一萬元，他滿口答應了。多年以後，他帶著狡黠的微笑告訴我，當時他是做了四萬元準備的。不過，後來他又幾次贊助我省比較學會的年會，而且在我們文學與新聞學院為貧困學生設了一個獎學金，還有很多其他慈善之舉，稱得上是一個慈善家。

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第四屆年會於1993年7月14日—17日在張家界召開。出席會議的有來自美國、法國、英國、荷蘭、日本、韓國、臺灣、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三十多名學人以及國內八十多所院校及研究機構的一百七十多名代表。會議組織了三次大會主題演講、七個專題討論會和三場圓桌座談會。總的來說，那次會議開得很好，各項議程均圓滿完成。

張家界會議以後，我就開始為即將在加拿大的埃德蒙頓市召開的第十四屆國際比較文學大會作準備。寫了《普希金詩歌中的〈聖經〉題材》一文，寄去了英文摘要，不久就收到了會議的邀請函。1994年8月13日下午7時45分，我與孟華教授等11人乘加航班機離京，於當地時間13日下午4時（北京時間14日上午8時）抵溫哥華，然後轉機於當晚10時10分抵埃德蒙頓市，住阿爾貝塔大學學生公寓的Lister Hall。第二天上午，我們去設在阿爾貝塔大學的會務組報到，然後遊覽了市容，晚上埃德蒙頓市僑領朱小燕和阿爾貝塔大學教授高新友、謝慧賢在遠東大酒店設宴招待大陸、香港和臺灣的學者。兩岸三地的學者在海外相聚，氣氛親切、友好。

上世紀90年代中期，教材的問題變得突出了起來。我們原來用過的一本比較文學教材有較大的缺陷，早已停止使用。外國教材雖然翻譯了不少，但它們從體系規範、內容構成到例證採擷，均西方色彩過重，至於中國文學乃至東方文學則基本上被排斥在外，對中國學生根本不適用；一些優秀的國內教材，如盧康華、孫景堯撰寫的《比較文學導論》、樂黛雲撰寫的《比較文學原理》、樂黛雲主編的《中西比較文學教程》、陳惇和劉象愚撰寫的《比較文學概論》，力圖克服上述外國教材的缺點，在傳播比較文學知識、促進比較文學研究和培養比較文學人才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不過，它們出版時間較早，而且大多沒有重印，很不容易買到。因此，我們決定自己編寫一部教材，以解決教學之急需。1996年，當我提出這一想法時，立即得到我校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所全體同志以及長沙鐵道學院羅選民、何雲波同志的贊同，並得到我校教務處和省教委高教處的支持。經專家組評審，省教委批准，《新編比較文學教程》被確定為湖南省普通高等教育“九五”重點教材。在編寫過程中，我們力圖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加強改革的力度，爭取在理論體系上具有中國特色，在內容構成上出新脫俗，做到傳統知識和最新成果並重。

1997年8月教材出版後，得到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樂黛雲會長、陳惇、饒芃子、孫景堯、曹順慶、謝天振副會長、教育部中文教學指導委員會的專家，以及《中國比較文學》、《中外文化與文論》等專業刊物的好評，併為全國20多所高校採用，受到學校師生的歡迎，2001年還榮獲湖南省高等教育省級教學成果獎一等獎。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還先後出席了分別在成都（1999年8月）、南京（2002年8月）、深圳（2005年8月）召開的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第六、七、八屆年會；主持了湖南省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會兩年一度的多次年會，與同志們共同編輯了《湖湘文化與世界文學》叢刊1—4輯；指導了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研究生19人，給研究生開設了“古代俄羅斯文學專題研究”、“20世紀俄羅斯文學專題研究”、“普希金研究”、“中外文學關係研究”等課程，並且作為我院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的一員，為爭取博士學位授予權盡了綿薄之力。然而，與那些站在舞臺中央的比較文學學者相比，我一直站在舞臺的邊緣，一直扮演著配角，或者說只是一種“友情出演”。一個半路出家的人，還能怎樣呢？

本文轉自《名家故事——湖南優秀社會科學專家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