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王建 盧昱
■ 週末人物 紅色記憶·不忘初心
1921年8月初,浙江嘉興南湖上漂泊著一條遊船。在船艙裡,王盡美、鄧恩銘和來自全國的代表們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和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正式宣告中國共產黨成立。“共產黨萬歲、第三國際萬歲、共產主義——人類的解放者萬歲!”代表們高呼口號。在激昂的口號聲中,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閉幕。
97年前,大概也是這個時候,王盡美和鄧恩銘從濟南秘密南下上海。當時,他們正青春年少,王盡美只有23歲,鄧恩銘年僅20歲。他們滿懷激情,參與了中國歷史上一場開天闢地的偉大創舉:他們代表濟南共產黨早期組織出席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宣告了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上海興業路上的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莊嚴肅穆,嘉興南湖煙雨樓前的紅船無比神聖。6月中旬,我們沿著王盡美、鄧恩銘參加“一大”的足跡,探尋他們引領革命的精神密碼。
中共一大召開的時候,王盡美和鄧恩銘還是很年輕的學生,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陳列研究部副主任張玉菡說:“在那個年代,他們意志堅定,一路求新,追求真理,走上馬克思主義道路,是非常不容易的。”
漁陽裡2號來信
1921年6月,濟南的天氣一天天熱了起來,大槐樹北街增盛東醬菜園後院的五間房子裡,發生了一件轟動全城的大事——在濟南共產黨早期組織創建者王盡美、鄧恩銘等人領導下,山東第一個工會性質的組織津浦鐵路大槐樹機廠工人俱樂部在這裡成立。
濟南的工人運動正開展得如火如荼,王盡美、鄧恩銘收到了上海的來信,寄信的地址是法租界環龍路漁陽裡2號。
我們從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沿興業路向西,約莫10分鐘後,在南昌路100弄2號找到了這座老石庫門建築。漁陽裡2號建於1912年,兩層磚木結構,高高的門楣上方有一個磚砌的Ａ字形門簷。當年,安徽都督柏文蔚在這裡居住,人稱“柏公館”。經過近百年的風雨,Ａ字形門簷已不知所蹤,曾經氣派的“柏公館”如今是一處普通民居。門前的水泥過道打掃得乾乾淨淨,牆腳停放著幾輛電動車,上方晾曬著一些衣物,瀰漫著濃郁的生活氣息,若不是旁邊“《新青年》編輯部舊址”的牌子,很難想到許多對中國歷史產生深遠影響的大事是在這裡上演。
71歲的趙文來住在這裡。他先遞上介紹漁陽裡的材料,然後又熱情邀請我們進去參觀。趙文來介紹說,上世紀50年代,上海成立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籌備處,下設三個分館,第一館是中共一大會址,第三館是一大代表宿舍舊址博文女校,這裡是第二館,後來因故停辦,變為民居,他已經住了40多年。
1920年2月19日,正好是除夕,陳獨秀經過幾天的航行,踏上了上海的碼頭。他剛剛躲過北洋政府的抓捕,驚魂甫定。要在上海安頓下來,陳獨秀要有個住處。正好柏文蔚赴外地上任,房子空著。柏文蔚任安徽都督時,陳獨秀是他的秘書長,有這樣一層關係,陳獨秀不久後就住進了“柏公館”,《新青年》編輯部也遷到了這裡。
陳獨秀搬來後,原本空蕩的漁陽裡2號很快熱鬧起來,進步人士紛至沓來。《新青年》的編輯李漢俊、陳望道、沈雁冰等是這裡的常客。李達從日本留學歸來後住進了樓上的亭子間,負責編輯《共產黨》月刊。4月的一天,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帶著李大釗的介紹信,敲響了漁陽裡2號的大門。
有人把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比作中國共產黨的“胚胎”,漁陽裡2號是“胚胎”孕育的地方。1920年春,陳獨秀和李漢俊、陳望道、沈雁冰、邵力子在漁陽裡2號召開會議,決定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6月,陳獨秀與李漢俊、施存統、俞秀松等人成立社會共產黨,並且起草了黨綱；8月,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在漁陽裡2號正式成立,推選陳獨秀為書記。陳獨秀給各地信仰共產主義者寫信,請他們在當地成立黨的早期組織,這樣,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就起到了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織的作用。
1921年6月3日,意大利輪船阿奎利亞號緩緩停靠在了上海碼頭,一位年近40歲、身材高大的外國人從船上走下來。這個化名為安德萊森的外國人是共產國際派來中國的代表馬林。幾乎與馬林同時,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代表尼克爾斯基也到達了上海。兩人碰頭後,聯手展開工作。
馬林和尼克爾斯基找到了李達和李漢俊。通過他們的介紹,馬林瞭解到,中國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已有七八個,他建議儘快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成立黨的全國性組織。
李達和李漢俊立即寫信,通知全國各地和旅法、旅日的共產黨早期組織負責人,請他們速速選派兩名代表來上海開會,並從尼克爾斯基帶來的活動經費中為每位前來出席會議的代表提供100元的旅費。
王盡美、鄧恩銘收到的這封信正是李達和李漢俊所寫。對漁陽裡2號的來信,他們並不陌生。1920年8月,陳獨秀函約山東省議會議員王樂平在濟南成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王樂平介紹了王盡美、鄧恩銘。第二年春,王盡美、鄧恩銘等人成立濟南共產黨早期組織,開始有組織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發動工人運動。
漁陽裡2號再次來信,打開信封,看到裡面裝著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通知書,不難想象,兩個年輕人是何等心潮澎湃。
最早抵滬的外地代表
在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中,陳列著謝覺哉1921年6月29日日記的放大版。這件展品被擺放在顯眼的位置,因為它記載了毛澤東和何叔衡從長沙啟程赴上海的日子。謝覺哉這一天寫道:“上海,偕行者潤之,赴○○○○○之招。”因為害怕洩密,“共產主義者”用一個個圓圈代替。後來,謝覺哉又回憶起此事:“一個夜晚,黑雲蔽天作欲雨狀,忽聞毛澤東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動身赴上海,我頗感到他倆的行動突然,他倆又拒絕我們送上輪船。後來知道:這就是他倆去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誕生的大會。”
“這是我們目前唯一能找到的表現代表出發到上海開會的文物資料。”談到這個問題,張玉菡的語氣中不無遺憾。
當時,中國共產黨尚在籌建,各地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活動處於秘密狀態,因此各地代表啟程和抵達上海的時間極少有準確的記錄,王盡美和鄧恩銘便是如此。
因為要參加大會的籌備工作,北京代表張國燾第一個到上海。他6月下旬從北京出發,乘火車沿津浦鐵路南下,路過濟南時停留了一天,與王盡美、鄧恩銘在大明湖的遊船上詳談了一次。據《王盡美傳》一書記載,王盡美、鄧恩銘和張國燾是最早抵達上海的外地代表。
“王盡美和鄧恩銘如何到的上海,由於缺少材料,沒辦法說清楚,但根據張國燾的路線和行程,王盡美和鄧恩銘選擇走津浦鐵路的可能性最大。”張玉菡推測說。津浦鐵路當時是連接華北和華東的大動脈,王盡美和鄧恩銘從濟南乘車到浦口,然後渡過長江,再換車到上海,才可能和張國燾一樣最早抵達。
王盡美、鄧恩銘的這次旅途,沒有鮮活的細節,只留下了模糊的輪廓,但從他們迅速的行動中,能體會到兩個年輕人出席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迫切心情。
博文女校裡打地鋪
出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沿黃陂南路北行,走100多米後右轉進入太倉路,高樓大廈環繞中,一座青紅磚相間的二層小樓映入眼簾。漆黑的大門上掛著太倉路127號的門牌,旁邊的牆上懸掛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的標誌牌,上面寫著“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宿舍舊址”。
1921年夏,這座小樓是博文女校的校址,當時正好放暑假,學校裡非常安靜。7月下旬,九個臨時寓客的到來打破了這裡的寧靜,他們操著南腔北調,風塵僕僕趕到這裡。原來,這些人是來參加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各地代表,以“北京大學暑期旅行團”的名義租住在這裡,王盡美、鄧恩銘就在其中。
據包惠僧回憶,代表們住的是二樓靠西的三間前樓。當街的兩間中靠東的一間是他和周佛海的房間,靠西的一間光線很暗,毛澤東一人住在裡面,王盡美、鄧恩銘住在靠西的後面一間。除了毛澤東睡在一張兩條長凳架起來的單人板床上,其他人都是一人一張席子睡在地板上。
樓下,有一個廚子,每天做飯給代表們吃,並負責看門,如果沒有熟人介紹,不許閒人到二樓的房間去。
安頓下來後,王盡美、鄧恩銘見到了其他代表。湖南代表何叔衡是前清秀才,當時45歲,在所有代表中年齡最大,他戴著一副黑框眼鏡,留著黑鬍子,是位讀線裝書的老學究。與他同來的毛澤東28歲,是一位較活躍的白面書生,穿一件布長衫。湖北代表董必武蓄著八字式的鬍子,頭戴瓜皮帽,給人一種憨厚長者的感覺。同為湖北代表的陳潭秋,身材矮瘦,濃眉大眼,西裝領帶,洋味十足。廣州代表包惠僧長得濃眉大眼,寬鼻厚唇,是個新聞記者,喜愛任性談笑。北京代表劉仁靜是最年輕的代表,才19歲,一張娃娃臉上戴副細巧的眼鏡,他閱讀了大量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並以極大的熱情到處宣傳,儼然是一個革命理論家,被譽為“小馬克思”。旅日代表周佛海是個很活躍的青年,他身穿日式單領外套,留著時髦的髮型,看上去風流瀟灑,像是一個老上海。
上海代表李達和李漢俊住在各自的住處,兩人都是留日學生。李達皮膚白皙,光頭鋥亮,戴著一副細圓的眼鏡,為人秉性直率,學者氣味很濃,與人談話一言不合,往往會睜大雙眼注視對方,似乎是怒不可遏的樣子。李漢俊戴著細巧的眼鏡,身著白色長衫,喜怒不形於色,透出一股濃濃的書卷氣,他精通日、英、德、法四種語言,對馬克思經濟學說的研究特別有興趣,是黨內少有的理論家。負責大會籌備的張國燾國字方臉,濃眉大眼,王盡美、鄧恩銘早與他相識。張國燾在外面租了房子,不常住在博文女校。另一名廣州代表陳公博留著分頭,眉清目秀,西裝革履,他帶著新婚妻子來上海參會,住進了南京東路的大東旅社。
兩個活潑的青年
1921年7月23日晚,王盡美、鄧恩銘走進望志路上李漢俊的家。13名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代表和2名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尼克爾斯基圍坐在餐廳的大餐桌周圍,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拉開了序幕。
黃陂南路和興業路路口,五座石庫門房屋一字排開,房子外牆青紅磚交錯,黑色大門上方雕刻著精美的圖案。當年,五座房子的門牌號為望志路100號至108號,其中106號和108號是李漢俊和胞兄李書城的家。97年前,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106號的餐廳裡秘密召開。
“‘一大’在李漢俊家召開不是偶然的,而是各種因素集合的結果。”張玉菡介紹說,李漢俊兄弟原來住在三益裡17號,全家十幾口人租住在一座三上三下的大房子裡,後來家裡有親人去世,李書城的母親帶著幾個孩子回了湖北老家,家裡人口一下子少了很多,兩兄弟把家搬到了望志路106、108號。
1914年,上海法租界大規模擴張,將這裡納入其中。到1921年的時候,這片區域的開發剛剛起步,李漢俊兄弟租住的106、108號是在1920年夏秋之季才建好的。這裡距離上海的繁華地帶不遠,同時又顯得偏僻安靜。兩兄弟把兩幢房子從內部打通,前門通常不開,日常出入走108號後門,餐廳設在106號。
106號餐廳是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最後一個展廳,裡面按照“一大”召開時的樣子佈置:一張長方形的大餐桌佔據了中央的位置,四周圍繞著一圈圓凳,桌子放著一個花瓶和一些茶具,東、西牆邊上各有一張茶几和兩把椅子。
大會由張國燾主持,毛澤東、周佛海負責紀錄。會上,馬林作了發言,他講起話來聲若洪鐘、滔滔不絕,給人以極大的震撼。毛澤東說他“精力充沛,富有口才”；包惠僧也回憶,馬林對馬克思、列寧學說有精深的理解,聲若洪鐘,口若懸河,有縱橫捭闔的辯才。
7月24日召開第二次會議,各地代表向大會報告了本地區黨、團組織的情況。接下來的兩天休會,由張國燾、李達和董必武起草供大會討論的黨綱和今後的實際工作計劃。7月27日至29日召開第三、四、五次會議,連續三天討論黨的綱領和決議,代表們各抒己見,討論熱烈,在黨的性質、綱領和組織原則等主要問題上取得了一致意見,但在黨員能否做官和當國會議員等問題上發生激烈爭論。
王盡美、鄧恩銘認真聽取其他代表的發言,熱烈參加大會討論,給一大代表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6年6、7月間,陳潭秋回憶起“一大”的情景,在談到王盡美和鄧恩銘時,他說:“那時王鄧兩人是非常活潑的青年,王后來死了——非常嚴重的工作侵蝕了他,鄧則被捕後死在監中。”
赴滬途中泛舟大明湖,張國燾就對王盡美、鄧恩銘的虛心好學印象極深,“他們約集濟南的八個黨員,在大明湖的遊船上和我聚談了一天。他們視我為他們的先進者和老朋友,向我提出許多問題,不厭其詳地要我講解。他們一面靜聽,一面記錄要點,並商談如何執行的方法。他們來到上海以後,仍本著學習的精神貪婪地閱讀有關書刊,有時向到會的代表們請教。”
毛澤東後來多次提到王盡美和鄧恩銘。1936年,在陝北的窯洞中,他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說:“王盡美和鄧恩銘是山東支部的創始人。”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之際,毛澤東在接見山東代表馬保三等人時,想到了和他一起出席“一大”的王盡美,感慨地說:“革命勝利了,可不能忘記老同志啊!你們山東要把王盡美烈士的歷史搞好,要收集他的遺物。”毛澤東還生動地回憶了王盡美的相貌,“王盡美耳朵大,細高條,說話沉著大方,大夥都親切地稱他‘王大耳’。”
紅船高呼“共產黨萬歲”
7月30日晚,大會召開第六次會議,危險悄然而至。
會議開始後不久,會場中闖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身著長衫,張目四看,後又藉口找錯了地方匆匆離去。有豐富地下工作經驗的馬林判斷,此人是密探,他立刻讓代表們離開會場。
代表們離開不到15分鐘,法租界巡捕房的兩輛警車就呼嘯而至。偵探撲進會場展開搜查,但並沒有搜到什麼證據。接著,他們開始審問留在房間裡的李漢俊和陳公博。兩人小心周旋,才化解了這次危機。
李漢俊家已經暴露,會議不能在這裡繼續進行。大部分代表聚集到漁陽裡2號,商討繼續開會的地點。李達的夫人王會悟建議將會議轉移到嘉興南湖進行。
王會悟是嘉興桐鄉烏鎮人,熟悉南湖的情況。她列舉出在南湖開會的好處:環境優美,遊人不多,不易引起注意,而且離上海不遠。代表們認為這是個好主意,很快採納了王會悟的建議。
今天,從上海乘高鐵,不到半小時就可到達嘉興。當年,代表們乘坐滬杭鐵路的快車,要花三個小時。
夏日的南湖,風景秀麗,遊人如織。遊船在波光粼粼的水面航行,不一會就抵達了湖心島。島上的煙雨樓始建於五代時期,名字取自唐代詩人杜牧的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登樓遠望,整個南湖的美景盡收眼底。
煙雨樓前,一條畫舫靜臥水面,供人瞻仰。97年前,這樣一條畫舫在南湖上劈波前行,見證了中國歷史上開天闢地的大事變,成為中國革命源頭的象徵。
畫舫的船艙裡,王盡美、鄧恩銘和其他代表參與到熱烈的討論中。代表們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和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選舉陳獨秀、李達、張國燾組成中央局,由陳獨秀任書記,正式宣告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共產黨萬歲、第三國際萬歲、共產主義——人類的解放者萬歲!”王盡美、鄧恩銘與其他代表高呼口號。在激昂的口號聲中,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閉幕!中國革命的面目煥然一新!南湖上的這條畫舫從此獲得了一個永載革命史冊的名字——紅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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