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段時間，中美關係發生了多次戲劇性變化，跌宕起伏，吸引了世界關注。作為全球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中美之間短期局勢的動盪其實脫離不了長期關係的軌道，那麼，從長期的角度來看，中美關係出現了什麼樣的變化？界面新聞專訪了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第十輪中美工商領袖和前高官對話的中方代表陳文玲女士，為大家解析中美關係。
美國的戰略重點發生轉向
界面新聞：今年以來，中美之間的摩擦加大，這是因為美國中期選舉嗎？還是說，中美關係已到拐點，長期對抗趨勢已經形成？
陳文玲：這不只是中期選舉的問題，中期選舉只是一個臨時性議題。主要還是美國對中國崛起的整體不適應、對中國未來成為強國的懼怕，再加上，美政府要保持美國利益至上、美國第一的根本出發點，由此，這將是一場長期的馬拉松，而不是短跑、不是百米賽。未來的走向，還得看雙方的耐力，誰更有戰略定力。我覺得，在這場馬拉松中，中國可能開始慢一點，以後會越跑越快，美國開始會因為“塊頭大、營養豐富”，更快一些，但未來有可能會慢一下來。
界面新聞：美國的長期戰略出現了什麼變化？
陳文玲：美國把自己的對手分為三類，反恐降至第三類，朝鮮和伊朗降至第二類，中國和俄羅斯則排在第一類。
也就是說，美國的戰略重點從反恐轉向與中俄直接競爭與抗衡，而且中國排在俄羅斯的前面。
界面新聞：為什麼會發生這種轉變？
陳文玲：現在，美國社會相當多的人出現了戰略疑慮、戰略焦慮、戰略過慮，由此自然容易產生戰略誤判。
這主要基於一個歷史發展的大背景，也就是說，中國正處於整體向上的大趨勢中，美國則整體處於向下的趨勢中。這原本是一個比較長的歷史過程，跨越的時間會比較長。
但是，特朗普及美國鷹派對此認識有誤。在他們看來，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一。
美國皮尤調查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民意調查顯示，認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是中國的比例竟然超過了美國。世界上一些國際組織、機構、智庫和學者也為此立論。甚至中國也有個別學者認為中國已遠超美國。
歐美一些發達國家社會民眾，現在已經產生一種幻覺，他們覺得中國很強大、很可怕，中國發展起來後，未來前景不可預測。由此，整個社會產生了嚴重的戰略誤判。
特朗普一直說讓美國再次偉大、讓美國第一、讓美國優先，這給人一種感覺，美國早已不行、早不再是世界第一、不是那麼強大了。這幾乎是美國當前制定戰略與決策、採取明智或不明智行動的源頭。
西方的“中國第一”幻覺
界面新聞：怎麼認識美國的世界地位的變化？
陳文玲：首先，在當前和今後幾十年，美元在全球仍處於霸權地位。2008年以來，美元在全球資本流量中的比重不降反升，從2008年的60%升至75%，全球以美元為錨貨幣的國家佔比從1950年的30%、1980年的50%已發展至目前的83%。儘管人民幣已經開啟國際化進程，但在全球外匯儲備中佔比僅為1.12%，和美國根本不是一個量級。
其次，從經濟總量來看，美國在相當長時間內還會保持世界第一。2017年，按年均美元匯率計算的中國GDP總量約為美國的63.2%。假如中國未來年均增長6%、美國年均增長2%，到2035年，中國經濟總量才會與美國持平。即使到那個時候，按人均計算，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國有13.7億人，而美國目前僅為3.2億人，中美之間仍有4倍多的差距。
再次，從科技和教育看，尤其是高科技產業，美國總體上在目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也將繼續位居世界第一。美國匯聚了全球70%以上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世界前沿的科學技術大約8成來自美國，在世界500強科學研究機構2015年度排名中，美國有198家大學和科研機構進入，排在前10名的有9家來自美國，全球十大科技頂尖級公司，美國佔據了8家。
然後，從製造業發展水平來看，美國總體處於中高端，創新能力排在世界第一。中國的製造業產值雖然在2010年就超過了美國，居全球第一，但總體上仍處於產業中低端向中高端轉型升級的進程中。工信部部長苗圩曾將全球製造業分為四級梯隊，第一梯隊是美國主導的全球科技創新中心，第二梯隊是高端製造領域，包括歐盟和日本，第三梯隊是中低端製造領域，第四梯隊主要為資源輸出國，中國目前仍在第三梯隊。
最後，從軍事實力看，美國還會在相當長時期處於世界第一。2018年美國軍費超過7000億美元，佔全球三分之一強，而中國的軍費為美國的四分之一。美國每年的軍費支出規模比世界前十名國家中其他九個國家的總支出還要大，其每年出售軍事武器數量佔全球武器售賣量34%，銷往98個國家和地區。
中美之間的差距在短期內是無法彌補的。特朗普現在的戰略轉向，過早地、過快地、過度地、過分地把中國作為戰略競爭者和遏制對象，真的是選錯了時代、選錯了對手、選錯了方向、選錯了方法、選錯了競技場。
界面新聞：西方為什麼會出現“中國第一”的幻覺？
陳文玲：我認為，這主要來自幾個方面。一是2014年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按購買力平價(PPP)做了一個全球競爭力評估，中國被評為最大經濟體。更早以前，美國五角大樓也做出過“中國經濟世界第一”的評價。
二是中國這些年快速發展，過去40年年均增長9.5%，這樣的持續時間與增幅，中國是唯一一個。與此同時，中國國際貨物貿易規模增至世界第一、製造業總值也居世界第一，人民幣又加入了IMF特別提款權(SDR)。
三是人員互相的大規模流動，但外國人由此獲得的信息卻較為片面。比如，來中國旅遊的外國人，大多隻看到高樓大廈、機場高鐵等基礎設施，卻沒有看到落後地區、貧困人口的生活；中國人出國旅遊及海外消費的暴漲，往往給人以中國人非常有錢、已經頗為發達的印象，雖然確實有有錢人，但外國人不知道的是有相當一部分中國人是用生命週期中的儲蓄在支付一次性的旅費。
四是有的輿論宣傳把握得不太好，沒有那麼內斂。其實我們面臨的挑戰仍比較嚴峻。我們仍然有3000萬貧困人口，城鄉差距、區域差距仍比較大，未來治理生態環境需要付出的成本也很高。即便是中國GDP已經位居世界第二，用13億人一除，人均GDP仍在不發達國家行列，甚至排在了哈薩克斯坦之後。
我們不能妄自菲薄，但也不能自滿，不能放大成就、報喜不報憂。我們得有憂慮感、危機感、責任感。我們仍需要韜光養晦，紮紮實實做事，要讓我們內斂、含蓄的文化基因繼續流淌在血液中。如此，面向未來的長遠目標才能實現。
我曾經在德國和經濟學家對話時說，“千萬不要把我們描繪的2050年的藍圖，看成是今天已經實現了的，（要實現這個目標），我們還要進行艱苦卓絕的奮鬥，我們不能犯錯誤、不能被打斷進程，也不能出現顛覆性變化。”
成長中的特朗普交易型政府
界面新聞：如何認識和把握美國當前的戰略轉向？
陳文玲：一方面，我們要認識到特朗普與歷屆美國總統執政目標的實質是相同的，可以說是一脈相承，也就是維護美國在全球的地位和影響力、打壓遏制潛在競爭對手，同時，也應看透特朗普總統的執政特徵。
特朗普原本是一個成功的商人，也是一個政治素人。他執政一年多來，也在轉型升級，他的行為、言論與上任初期已經有了很大變化，正在向人們認為的“建制派政治家”轉型，變得越來越“像”政治家。但是，他還不是一個政治家。我認為，他還沒有完成從商人向政治家、向國家領袖的角色轉變，仍在打磨中。
與歷屆美國總統相比，特朗普有三點比較大的區別。
第一、他把美國曾經作為核心競爭力的很多軟的東西變得更軟，甚至聊勝於無，他把美國對外輸出所謂普世價值的傳統手段，轉向了在全世界追求利益最大化，成為交易型政府。他強調硬實力，強調現得利益，強調美國利益至上。
第二、特朗普政府使美國轉向封閉、孤立、保守、民粹和超保護主義。
第三、特朗普是典型的非傳統政治家、非建制派、非主流派、非精英派，其個人經歷和風格在執政中凸顯。從他採取的行動來看，可以概括為五個主義，也就是絕對的重商主義、霸權主義、絕對的實用主義、利己主義和保護主義。
在全球政治中，他表面看似沒有章法，實際上是用戰略挑撥的手段，用槓桿撬動了國際上的矛盾點，並且把矛盾點放大成一個地緣政治、地緣經濟的衝突面或者火藥桶，放大成為對所謂的戰略競爭對手中俄的遏制。
界面新聞：您剛剛提到交易型政府，怎麼理解？
陳文玲：特朗普的劣勢是商人，而優勢恰恰也是他在市場博弈中的經驗。他領導下的交易型政府，最直接的表現之一便是，扮演吃虧者、受損者，以此向更多國家要訂單，藉此獲取利益。
比如，他訪問沙特阿拉伯獲得1000億美元訂單、訪問中國拿到2500億美元訂單，印度則預定了300架、每架1億美元的美國第五代戰機，日本安倍晉三則是“送貨上門”，在美投資1500億美元，還要在基礎設施領域投資4500億美元。即便是越南總理到訪美國，特朗普也是在大談美國和越南的貿易逆差，由此獲得了80億美元的越南訂單。
他不僅僅針對中國，而是對世界幾乎有所國家都在交易，包括對美國的盟國，也在交易。
必須重視原始創新
界面新聞：從這次摩擦中，我們可以總結哪些方面的經驗？
陳文玲：此前美國發起的貿易戰可以說經歷了三波。第一波利用232條款對鋼鐵、鋁等加徵關稅，第二波利用301條款，主要的攻擊目標是中國製造2025、中國的軍民融合戰略，第三波就是中興通訊事件。
中興事件雖然和公司本身操作不當有關，但也與美國對中國的戰略轉向有關，這其實是美國戰略意圖在經貿領域的表現。
這起事件給了我們兩個深刻的教訓。第一，在全球進行產業佈局的時候，一定要充分考慮到風險，除了投資風險、市場風險外，也不能忽視政治風險和法律風險。第二，也是更為重要的，核心零部件有必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否則，一旦出現美國這種極端做法，我們會受到非常大的損失。
現代產業鏈的鏈接粘度都比較高，一旦某個環節出了問題，影響的就不是一個企業，而是一群企業，是處於鏈條上的所有企業。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切斷產業鏈，就等於切斷了市場、切斷了與全球的經濟聯繫。
不過，換一個角度看，這其實也算一件好事。它給我們敲響了警鐘，我們一定要重視。一方面要在全球產業鏈中合理佈局，另一方面要加快在產業鏈中的升級，儘快從中低端邁向中高端。在邁向中高端的進程中，首先要把最短的短板補上。
界面新聞：如何才能推動核心技術的創新？
陳文玲：我們要提高中國的原始創新能力，不能都是引進消化吸收式創新。實際上，引進消化吸收創新是一個高級模仿道路，集成創新是在集中經驗的基礎上進行提煉，其實也是拿來主義。
我們現在最薄弱的是原始性創新，也就是原創性研究。這樣的研究即使是坐冷板凳，即使是幾十年磨一劍，也是有價值的。
實際上，很多原始創新開始沒有收益，還需要持續的投資，積累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從量變到質變，才能產生飛躍。這需要我們整個社會克服浮躁心理，急功近利的想法。
美國對國際貿易的認識已經落後
界面新聞：本次中美聯合聲明表示，雙方同意，將採取有效措施實質性減少美對華貨物貿易逆差。您覺得會有哪些措施？
陳文玲：如果美國能放開對高技術產品的出口限制，單芯片年貿易規模就有可能從現在的不到千億美元增長到2000億美元。如果雙方能夠打通下一代數字貿易方式，那麼中國通過E國際貿易平臺進口的東西可能會更多，通過這種方式可以再增長上千億貿易額。如果美國不再限制中國對美投資，由此產生數百億貿易額也不會有問題。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在2013年和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共同研究過中美推行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的課題，他們有個量化的結論，如果中美能夠構建FTA，可以增加5000億美元的貿易額和480萬個就業崗位。
所謂E國際貿易是第四次科技革命的產物，簡而言之，是基於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雲服務、雲計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所引發的新貿易形態，也就是國際貿易的電子化，是高度信息化、智能化、國際化、網絡化的線下線上一體化的貿易方式，是當代數字經濟、共享經濟、平臺經濟、信息經濟和知識經濟的綜合表現形態。
界面新聞：在國際貿易演變的大背景下，中國的貿易順差國地位還會保持嗎？
陳文玲：現在，貿易又在加快轉移，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的產品。由於中國的土地成本、勞動力成本、資源成本、能源成本、環境成本等在不斷上升，勞動密集型產業正在加快向東南亞、南亞、非洲一些相關國家轉移。
因此，從長週期來看，8年、10年以後，中國有可能成為貿易逆差國。現在順差轉移的進程已經開始了。今年1-4月份，我們的貿易順差同比減少24%，4月份貿易順差減少27%。
界面新聞：最後，請您展望一下未來的中美關係。
陳文玲：我認為，中美之間還是能回到正常的軌道上，但不是原來的軌道，有可能面向未來構建一種新型關係。現在看來，仍具備有利因素。
一是元首的引領性外交，最後起決定性作用。我們可以看到，自特朗普擔任總統一年多來，和習近平總書記還是保持了比較順暢的、友好的良性互動，總體基調正面，完全不同於下面的硝煙瀰漫。在這種情況下，兩國關係就有處理好的希望。
二是中美關係特別是經貿關係是一個長期問題，不是現在才出現的問題，只是特朗普的執政團隊把它放大了。從總體上來說，中美經貿關係還是壓艙石，直接影響到兩國方方面面的關係，雙方還是有意願妥善處理這一問題。
對於中美經貿關係，我認為美國用落後於時代的單邊的國內規則來處理國際貿易問題，不會產生好的結果，我們還是應該回到WTO框架下，在多邊認可的規則下處理這個問題。與此同時，我們也要面向未來，認識到全球產業佈局下，貿易的形態以及產業的形態都已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許多規則需要調整、完善。
另外，美國也應該尊重新興市場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尊重這些國家人民的選擇和他們走過的道路，尊重他們現在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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