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联邦总理的联大演讲主题
2017年9月21日，加拿大联邦总理贾斯汀.杜鲁多出现在美国纽约第72届联大讲台上。如他事先“吹风”所言一样，他在长达22分钟的讲话中，把最主要的篇幅留给了加拿大原住民问题。
在联大讲台上，杜鲁多用以往历任加拿大总理所从未有过的坦诚语言，言简意赅地勾勒了加拿大原住民在历史上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强迫迁移、遭受加拿大各级政府的背信弃义，以及“寄宿学校”等），并承认他们至今仍不得不忍受许多苦难（原住民保护区条件恶劣，犯罪率高，针对原住民女性的暴力问题突出等）。
当他结束演讲后不久，在一个公开场合被问及“国际大事这么多，为何要在联大讲台上把最多时间留给国内原住民问题”时，他反驳称“原住民问题本身就是国际性问题”，认为加拿大在政府与原住民和解问题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都值得各国取法、借鉴”。他还用G7国家领导人罕见的语气振聋发聩地表示“原住民问题是殖民主义留给加拿大的遗产”。
在谈到“怎样才能和原住民达成和解”时，加拿大总理表示“除非我们和原住民一起工作，尊重彼此分歧；除非我们懂得应该保护弱势群体，并着手优先解决最重要最急迫的问题，否则就不可能和原住民共同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他表示尽管困难重重，加拿大的经验教训表明“只要努力，终究会有所收获”。
2021-2022年度安理会将照例更换一半非常任理事国，加拿大希望跻身非常任理事国行列，杜鲁多总理这番罕见坦诚的“原住民主题发言”，带有某种公关色彩。
事实上，加拿大的原住民问题远非如这位年轻帅气总理所陈述的这般简单轻松，这般温情脉脉。
原住民ABC
加拿大原住民总人口约113万人（2006年人口普查数据），占总人口3.8%，一般被分为三大部分：“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因纽特人（Inuit）、梅蒂人（Métis）。
“第一民族”即印第安人，由于这些原住民不喜欢“印第安人”这个被认为带有歧视性的名称，因此二战后逐渐在官方场合被“第一民族”（意即最早在加拿大定居的民族）代替。“第一民族”是加拿大原住民中人口最多的，2006年人口普查时有69.8万人。
因纽特人即中国人所熟知的“爱斯基摩人”，因为“爱斯基摩”的意思是“吃生肉的人”，被因纽特人认为是歧视性语言，因此近代以来他们一直自称“因纽特”，意思是“人”，这个名称也渐渐成为正式的族裔名称。因纽特人分布广泛，在加拿大境内仅5万人左右。
梅蒂人较为特殊，他们是殖民时代早期由法国移民和原住民通婚形成的、按照原住民部落形式组织、生活的混血民族，总人口2006年人口普查时有近39万人。
“第一民族”、因纽特人和梅蒂人在加拿大联邦原住民及北方事务部登记立案的部落约600个，原住民语言53种，原住民保护区2250个，72%左右的原住民居住在这些保留区内。
加拿大原住民是这片土地上本来的主人，1500年时，他们拥有超过35万人口，分为北极族、东林地部落、平原族、高原族、西北族、中西族等6大族群，大族群下又分为无数个小族群，拥有语言近百种。
直到17世纪初，才有成批的欧洲白人远渡重洋，来到加拿大冰雪覆盖的土地，不久，加拿大形成英法争霸的局面，1760年，英国战胜法国，独霸加拿大，开始逐步蚕食原住民的领地。英国人把天花等疾病带到北美，缺乏抵抗力的原住民因此遭到惨重伤亡，通过巧取豪夺，他们更攫取了大片原属原住民的土地，并残杀了许多原住民。据文献记载，由于殖民活动、种族冲突和疾病流行，加拿大西部98%的印第安人口消亡，许多部落不复存在。
到了19世纪下半叶，羽翼丰满的英国殖民者和加拿大当局开始通过一系列法律，试图对剩余的原住民进行同化，根据1876年出台的《印第安人法》，印第安人必须居住在贫瘠、狭小的2250个“保留地”上，凡不居住在这些“保留地”的原住民被一律称为“不合作者”，被剥夺了理应享有的公民权。
即使对于居住在保留地的原住民，加拿大当局也并未放过。在白人优越论思想的指导下，政府公然通过了“土著同化”原则，主张通过文化隔绝和毁灭，在数代人之内，将原住民“彻底融入主流社会”。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自1870年开始，在当局的鼓励、资助甚至强制下，教会在全国各地设置了数以千计的“原住民寄宿学校”，将原住民学龄儿童强行带离家庭，剥夺其父母和家庭对他们的监护权，而将之交给教会。孩子们被送入寄宿学校隔绝起来，被勒令不许讲民族语言，不许保留本民族的宗教与习惯，而只能说英语或法语，并“培养和保持符合文明规范的言行”。
由于白人优越论思想的作祟，寄宿学校对这些原住民子弟采取了诸多粗暴手段，敢于抵制其文化洗脑的孩子会遭到各种各样的体罚、性虐待；而如果孩子的父母反对或表示不满，当局就会以“违反《印第安人法》”的罪名，将他们逮捕治罪。
更有甚者，一些寄宿学校的管理者出于所谓“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原则，对这些原住民孩子进行了一系列荒唐的医学试验，如电击、饥饿试验，甚至强迫绝育和“优生试验”。
据不完全统计，自1870年第一所寄宿学校诞生，到1996年最后一所关闭，共有超过15万原住民儿童被强迫送入，其中被虐待致死的据信超过5万，另有5.5万混血儿被强制送给白人家庭寄养。对于孩子们的家庭而言，他们的子女无论是生是死，都不再能回到家里，甚至连音讯都杳然。
由于这种“断子绝孙”的文化灭绝政策，加上对原住民经济的扼杀、土地的掠夺，原住民不但人口减少，而且经济命脉断绝，前途渺茫，许多人因此染上了酗酒、吸毒等不良习惯，更加剧了自身和民族命运的悲惨。
对此加拿大当局熟视无睹，1907年官方派遣的医生比利.布莱斯如实反应了原住民寄宿学生死亡率高（50%）的现象，结果被免职。直到1984年当局才承认这种做法“不人道”，1996年最后一所寄宿学校才关闭，1998年政府才首次表示“应该道歉”，而正式表示歉意，竟已是2008年6月11日！
然而道歉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2007年，英国拯救儿童组织对加拿大原住民保留地进行了长时间探访，结果发现情况“令人沮丧”，由于缺乏经济来源和生活希望，保留地不但设施残破，住房简陋，而且充斥着吸毒、酗酒和暴力，自杀率高达0.13%（比全国平均水平0.017%高出近10倍），由于无力抚养，多达2.7万儿童被寄养他处。
2016年年1月22日，萨斯喀彻温省北方小镇拉罗什发生全国27年来最严重校园枪击案，8分钟内8死9伤，凶手年仅17岁，拉罗什正是一个原住民社区，由于传统的伐木业衰退，这里一个半封闭的、近乎与世隔绝的社区，缺少投资者和就业机会，人们看不到前途和希望，心情也十分沉重压抑许多年轻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去外地寻找机会，并且很少回来，而另一些不敢、不愿或找不到机会的年轻人则沉湎于酒精和毒品，希望通过自我麻醉来缓解痛苦。由于偏僻闭塞的缘故，这里缺少教师和医生，更缺少心理辅导者，2007-2008年度拉罗什所属卫生区的报告称，在拉罗什所在的萨斯喀彻温省西北部高纬度原住民聚居区，自杀率三倍于该省平均水平，许多未成年人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家庭悲剧而不得不成为被收养者，一些孩子甚至在短短几年内多次变更收养家庭，由于缺乏帮助和心理辅导，自杀和凶杀暴力成了家常便饭。许多知情人表示，“拉罗什现象”在加拿大全国各地的原住民社区十分普遍。
今年5月底，原住民籍的联邦政府海洋渔业和海岸警卫队部长图图亨特.图图突然辞职养病，后来人们得知，他是因为严重酒瘾不得不去封闭治疗，他本人谈及酒瘾时无奈地说“在我们那个原住民社区成年男子许多都因生活和环境从小沾染了酒瘾”。
不仅如此，历史上原住民被剥夺了大部分土地，圈入极小的“保留地”，即使这样，这些保留地还不断受到政府侵夺，让原住民雪上加霜。对此，政府嘴上高喊“尊重‘第一民族’”，实则漠不关心，据报道，每年原住民向加拿大联邦政府提交的涉及土地纠纷的诉讼案就高达900件以上，而真正被解决的每年不超过20件，即使解决，方案也十分不公平，如加拿大西部道格拉斯保留地，原住民胜诉，但政府拒不归还被侵夺的佛雷泽河谷，而是试图将一块荒凉的沼泽地塞给原住民，遭到拒绝后又换成一块遍布爆炸危险品的废弃靶场。
加拿大联邦政府固然作出了迟到的道歉，但仅限于口头，在阿尔伯特省，石油公司采矿污染了原住民阿萨巴斯卡湖水；在安大略省，矿业公司开采铂矿侵占保留地，政府都视若无睹。不仅如此，哈珀非但未增加对原住民拨款，反倒废除前任自由党政府和原住民签订的基诺纳协定，取消每年对原住民社区的50亿加元拨款。更有甚者，2008年9月13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原住民权利宣言》，其中规定尊重原住民的个人和集体权力，尊重、维护和加强其民族文化认同，强调在保护其自身需要和尊严前提下追求发展，这一重要的宣言获得绝大多数国家的赞同和响应，144个表决国，反对票只有4张，而其中一张反对票，竟赫然是标榜“多元文化”、3个月前刚刚向“第一民族”道歉的加拿大投的——正因为加拿大在联大舞台上有过如此不光彩的表现，此次杜鲁多总理的发言才会引起轰动。
尽管在各方努力下，“尊重第一民族”渐渐成为加拿大的“政治正确”，但这在很多时候只是表面文章：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加拿大第一民族议会首脑、加拿大3大原住民民族的象征性领袖方丹大酋长被邀请坐上了开幕式主席台，坐在了加拿大总督和总理身后，但场地上表演的开幕式主题表演，却在“野生动物”后直接引入了欧洲人的一片白帆，直接跳过了漫长的加拿大原住民历史；2017年9月初，安大略省企业主出身的加拿大联邦参议员林恩.贝亚克发表了一封公开信，称“寄宿学校充满了对原住民的善意”，诋毁原住民保留象征原住民身份证是“罔顾自己加拿大公民的身份”，更挑衅般地要求原住民“交出身份证以换取公民权”。迫于舆论和公众压力，她删除了公开信，但并未真正反省，更未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甚至一如《麦克琳》杂志上一篇文章所言，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错在哪里，更可怕的是，加拿大还有无数像她这样自居精英、身处高位者，在原住民问题上和她一样既无知又狂妄。
“在路上”
杜鲁多在联大演讲中承认“存在不足”，但表示“在路上”，即问题正在得到解决。
的确，“在路上”，但这条路既漫长又崎岖。
2002年，加拿大前法官姆莱.辛克莱尔推动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以“推动加拿大和解进程”为己任，运作六年，成功推动加拿大联邦政府就“寄宿学校”向原住民道歉，2015年，该委员会提出了包括改善原住民儿童福利、增加原住民教育资金、保护原住民语言文化等45项“行动呼吁”，和就昔日歧视行为道歉、举办和原住民领袖间定期会晤等49项“行为建议”，并着重呼吁政府启动对失踪和被谋杀原住民妇女、女童的调查。
2016年4月14日，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终于作出裁决，裁定梅蒂人和无身份印第安人（non-status Indians，指因种种原因无法确认族属的印第安人，他们人数多达40万以上，一直不被承认是“第一民族”的一部分）是直属联邦政府管辖的原住民。
这两部分原住民人数多达60万，长期以来因为不被官方承认为“第一民族”的一部分，他们一直无权像“第一民族”各部落那样争取类似“第一民族”和因纽特人等其它原住民社区的各项权利，如社区自治、保留地管辖权、社会福利等方面的特殊照顾，等等。这些“特殊原住民”因此既难以融入主流社会，也得不到主流原住民社区的包容，更因缺乏其它原住民社区所享有的特殊保护、照顾政策，经常遭受省、市两级政府的不公正待遇，社区福祉和发展也得不到保障。
1999年，梅蒂人著名领袖、社会活动家哈里.丹尼尔斯和无身份印第安人代表利亚.加德纳联合发起了要求梅蒂人和无身份印第安人直属联邦政府管辖、也即承认其享有和“第一民族”、因纽特人同等待遇的司法申诉。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定认为，前述要求符合1967年宪法法令第91（24）款的精神，是合理合法的，从而结束了长达17年、在加拿大原住民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一桩公案。
2016年7月12日，原住民“第一民族议会”（Assembly of First Nations）和加拿大皇家骑警（RCMP）签署协议，宣示共同打击骑警内部存在的种族主义问题。
如前所述，近年来屡屡发生原住民妇女失踪、被杀案，而案件调查始终难有进展，不少原住民部落抱怨RCMP在调查过程中存在种族主义倾向和行为，且这种倾向和行为已严重影响了案件调查进程。2015年12月，RCMP专员鲍勃.保尔森首次在正式场合坦承“皇家骑警内部的确存在有种族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行为”，在出席协议签字仪式时他表示，自己不能无视种族主义行为在RCMP内部的存在，但他可以明确表示“皇家骑警不会容忍这样的行为”。他还承诺将RCMP中原住民警员的比例增加8%，并表示“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如此比例对一个在多元文化社会承担重要使命的纪律部队而言，还是远远不够的”。除了和RCMP外，“第一民族议会”还签署了与联邦政府的、旨在“创建符合现实需要信心财政合作关系”的谅解备忘录。
2016年8月，联邦政府宣布斥资5380万加元，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MMIW），负责调查原住民妇女失踪、遇害问题。
2016年12月15日，杜鲁多总理宣布成立“全国和解委员会”，并正面回应一年前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所提出的45项“行动呼吁”，表示政府已就45项“行动呼吁”中41项展开“程度不等”的行动，并启动了针对失踪、被谋杀原住民妇女、女童案的调查工作，并将推动一年举行两次“机制化的”原住民领袖和联邦相关内阁部长间圆桌会议，承诺向位于曼尼托巴大学的国家真相与和解中心拨款1000万加元，后者正构建一个旨在监督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建议落实情况的网站。
2016年底，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与因纽特人达成“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并在2017年2月举行了隆重的签字仪式，杜鲁多总理和多位政府阁员专程赶到因纽特社区最大城市——努纳乌特地区首府伊魁特，和因纽特大酋长纳坦.奥贝德共同见证了伙伴关系声明签字仪式。
然而这一切同样不是一帆风顺的。
尽管成立了“全国和解委员会”，但批评者指出，加拿大联邦政府仅与“第一民族大会”（AFNC）、因纽特人社区中心（Inuit Tapiriit Kanatami）和梅蒂斯人全国委员会（MNC）三个原住民组织对话，却将代表“未被法定认可原住民”的加拿大土著妇女协会和加拿大土著人民大会排斥在外，有“政治筛选”之嫌。
在近来原住民社区怨气最大的原住民妇女失踪、遇害调查问题上矛盾尤为突出。
越来越多当事人对MMIW工作表示不满，今年初，他们指出这个委员会头绪紊乱，不少受害者、家属和证人被传来唤去，却连究竟哪天录取证词都不得要领，而委员会通信主任迈克尔.哈钦森莫名其妙被解职，更加剧了这种混乱。对此MMIW于2月7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其首席专员马里昂.布勒表示“今年春天某个时候调查会走上正轨”，并承诺将有一个“有意义的对话”，其成员米歇尔.奥黛特甚至用威胁的口气称“鉴于这一事件十分敏感，我要告诫你们必须耐心一点”，说自己和同事们“工作很繁忙也很辛苦”，表示“需要先解决诸如办公条件和办公室人员等技术性问题”。对此一些原住民领袖，如土著妇女协会（NWAC）主席弗兰西恩.乔艾表示，MMIW成立以来缺乏和原住民社区的沟通，“高高在上、闭门造车”。
尽管如此，原住民领袖们仍然给了半年的“耐心”。8月8日，他们终于不再有耐心了，在他们的呼吁下，同情原住民社区的数十位加拿大各界知名领袖联名致信总理府，严厉抨击加拿大全国调查失踪与被谋杀原住民女性小组，以及该小组首席专员布勒。他们指出，该小组在调查过程中拒绝听取或采信受害人家属的证词，且对这些家属的关切不屑一顾。信中指责该小组3个月来一直采取这种“令人费解的方法和态度”进行调查，并认为这种错误的调查方法不仅对澄清真相不啻缘木求鱼，且正对原住民社区继续构成伤害和制造不安全感，并持续给原住民家庭、社区和受害者家属带来不安。他们同样指责联邦原住民及北方事务部长卡罗尼恩.班内特“失职”。而班内特办公室发表声明，称联邦政府仍致力于结束“持续的国家悲剧”，并称“对家属进行调查了解是调查小组的核心工作之一”，部长表示对小组工作“基本满意”，并相信他们“终将胜任自己的工作”。很显然，这样的措辞是难以平息原住民及其同情者们不满的。
今年是加拿大建国150周年，7月1日则是加拿大的国庆节“加拿大日”，这一天发生在“加拿大政治心脏”——渥太华国会山庄的一幕，或许可以最形象地反映加拿大原住民问题的现状。
为抗议一系列针对原住民社区的不公，包括联邦政府并未真正重视诸如原住民女性不断失踪和被害、原住民土地所有权不受尊重等严重威胁原住民生存状态，以及政府不顾法院裁决拒绝如数向原住民社区儿童福利计划拨款等，多个原住民团体组织了 “去国会山庄安营扎寨”活动，准备在今年“加拿大日”前后把象征原住民家园的独特帐篷——“梯皮”安放在国会山庄广场一角。这些原住民表示，所谓“150周年庆典”对原住民而言实际上毫无可供庆祝的理由，因为“这实际上是殖民者的节日、我们的难日”。
对此RCMP如临大敌，以“有恐怖隐患”为由试图将“梯皮”清除出去，6月28日晚示威者和RCMP发生冲突，9名原住民一度被拘捕，但警方最终未能清除“梯皮”。
这件事反倒让原住民的火气更大，他们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我们不是什么恐怖组织，当年殖民我们的那些组织才是恐怖组织”。他们宣布“紧急状态”并誓言绝不退让。
事件惊动了原住民事务的最高责任官员班内特部长，他拿出一贯的“和稀泥”套路，他搞了个野餐会，呼吁原住民“不妨来我这边吃边谈”，言下之意“就别在国会山庄添乱了”，警方则换了个口气，说“安营扎寨也不是不可以，但要先办个许可证”。对此原住民组织嗤之以鼻：“我们才是这块土地最初的主人，你们来做这做那时有没有问我们申请过许可证”。
口舌官司从国会山庄外打到了山庄内，许多原住民籍的国会议员明确站到原住民示威者一边，总理杜鲁多（Justin Trudeau）也不得不明确表示“要正视原住民社区的意见”、“将心比心他们的确有权在建国150周年之际感到不快”——这件事的解决方法是典型“加拿大式”的：“梯皮”终于在国会山庄广场上找到块安身之地——当然，被挪到了一个“人畜无害”的角落。8月31日，笔者亲访国会山庄，发现“150周年”热闹散尽后，“梯皮”和喧嚣都已荡然无存。
这耐人寻味的一幕也正是加拿大原住民问题的现状——不缺乏话题、热闹和轰动效应，但总是雨过地皮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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