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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长恨歌》写于806年（元和元年），当时他34岁，任盩厔（今西安市周至县）县尉（相当于县公安局长），而唐玄宗已去世40多年了。

白居易在《长恨歌》中隐晦曲折地讽刺了李隆基的荒淫无度，“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白居易很平实地描写了李隆基自尝苦果狼狈景象，“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

但是白居易对李、杨之间真诚相思，追求美满爱情，可谓泼墨如雨，淋漓尽致，颇有同情之感，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白居易的《长恨歌》能公开发表，我想有两个原因：

其一，白居易抹去唐朝故事的背景，首句“汉皇重色思倾国”，言明我写的是汉武帝刘彻， 加上汉代李延年“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之歌词，使人信以为真。再如，唐朝是没有诗中的渔阳这个地名的，只有范阳，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就是时任范阳节度史。这种借古喻今手法，叫人抓不到“现行”，这是他的妙招。

其二，唐朝极为开放，没有“文字狱”，帝王心胸还算大度，何况诗中并未提及李、杨两人的名字，描写的是一个至情至性的皇帝之爱情悲剧，没有半个字涉及什么宠信奸臣，打击异己之类的东西，如果当朝者硬要对号入座，也抓不到什么“小辫子” 。因为一个向往爱情的帝王总比一个葬送江山的帝王要好，李隆基的继承者也需要考虑父辈或祖辈的声望的。

所以唐朝第16位皇帝唐宣宗李忱，还写有吊白居易诗：“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网络图片)

天宁阁

公元806年，白居易35岁，任周至县尉（今西安周至县），与友人同游仙游寺，无意中谈到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一时感叹而作。

是讽刺诗吗？未必见得。

我倒认为，《长恨歌》是在写爱情，你甚至可以忘记皇帝妃子的身份，诗人只是站在爱情的立场上歌颂同情一场伟大的爱情而已。

准确地说，是在同情杨贵妃，同情李杨爱情，稍带一点，讽刺李隆基。

既然写爱情，自然能公开发表。

为什么这么说？

1 全诗共120句，其中只有12句写安史之乱，其余皆写爱情，惊天动地，可歌可泣。

从杨贵妃出生到入宫，到死成仙，甚至唐玄宗成了太上皇，将近三四十年的历史，白居易用了120句搞定，从头至尾，文采飞扬，一气呵成。

最惊艳的，写杨贵妃的美，不惜笔墨。

比如：

“杨家有女初长成”，“天生丽质难自弃”，“回眸一笑百媚生”...

“初长成”：颇有意味，就像豆蔻梢头，鲜艳润泽而明媚，带着初开的纯洁与好奇。

“回眸一笑”：女子最有灵气与美感，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回眸明艳的冲你一笑，那是动态的美，情窦初开，心有灵犀。

这些词都是白居易的原创，全都用在了少女杨贵妃身上。

杨贵妃真的有这么美吗？其实史料记载很少，《新唐书》中只写了一句：“资容天挺。”民间有闭月羞花的典故，白居易是用了很多美词来形容的，可见是以欣赏的眼光写的。2 回避乱伦的史实，虚构杨贵妃死后成仙的神话。

《新唐书 后妃杨贵妃传》这样记载：

杨贵妃是李隆基儿子李冒的王妃，然而李隆基看上后，便耍了手段，使其出家，使儿子另娶，遂入宫得幸，也就是公公与儿媳的乱伦之恋。

《长恨歌》是没有这段不光彩历史的，一句“一朝选在君王侧”轻描淡写而过，却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写杨死后成了蓬莱仙子，李隆基请方士寻觅，再续前缘的事，甚至“七月七日长生殿 ，夜半无人私语时”，颇有牛郎织女的味道，将生前不能的爱情，死后过成了世俗而又浪漫的结局。

“在天愿作比翼鸟 ，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 ，此恨绵绵无绝期”：这样的结句，只为天长地久，让人欲罢不能，只觉得爱情太过于难得与美好了！

白居易在现实主义诗篇中用了如此浪漫的手法，可见，对李杨的爱情是同情的。

3 相比于其他讽刺诗，《长恨歌》的讽刺不值一提。

写《长恨歌》时，白居易正是考上功名，去周至县下乡锻练的时候，还不是愤青。

大约从周至县回来，担任朝廷左拾遗后，白居易认为自己是因文学得皇帝赏识提拔，才写了大量反应社会现实的诗歌，补察时政，甚至还曾当面指摘皇帝的错误，因唐宪宗念其忠心而未惩罚。

可见，《长恨歌》是白居易年青的热血感性之作。

另外，唐朝讽刺诗很多，比如，杜甫才是高手，《丽人行》“炙手可热势绝伦 ，慎莫近前丞相嗔”，写杨贵妃一家外出的阵仗，正值杨国忠国相之时，讽刺辛辣多了！但也未听说，杜甫被怎样了。

李商隐《马嵬》“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直接讽刺李隆基怎么当得皇帝，还不如普通老百姓。

这样辛辣刺激的讽刺诗很多，《长恨歌》实在算不上什么！

再看这一句，

“汉皇重色思倾国 ，御宇多年求不得”： 这一句就算讽刺，也很有水平。

汉皇指的是汉武大帝，公认的历史明君，将唐明皇与汉武大帝并立，是不是夸呢？莫像汉武帝始乱终弃，晚节不保，“重色”劝谏的意味是大于讽刺的。

《长恨歌》是唐明皇死后将近五十年后的作品，讽刺也没有多大意义了。

耿直是白居易的优点，借古讽今是职责与忠心。

4 唐朝有没有文字狱？有，《长恨歌》或存一丝侥幸。

很多人认为，因为唐朝是开放的，兼容并包，这一点是对的，唐朝是全民写诗的时代，正因为开放和宽容，唐诗才成了永恒的传奇。

然而，唐朝是有文字狱的，只是未像明清满门抄斩，诛灭九族般残酷。

比如，

王勃因一篇斗鸡檄文而被唐高宗逐出长安，仕途夭折。

孟浩然因一句“不才明主弃 ，多病故人疏”而被唐玄宗弃之不用。

韩愈因《谏迎佛骨表》“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而被唐宪宗贬官。

“武元衡被刺”案，白居易也因“赏花”“新井”的诗被攻击为大逆不道，被贬为江州司马。

而《长恨歌》能够公开发表，并得以流行，或因其喜闻乐见的方式，或因白居易的才华横溢，

最关键在于，并未触犯统治者的抵触情绪。

就算写爱情，得罪了统治者，照样没有好果子吃，《长恨歌》一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还有“君王从此不早朝”，再怎么说，也有点大不敬之味，能够让35岁的白居易仕途没影响，或许与统治者爱才惜才有关，是存有一丝侥幸的。

统治者的喜怒哀乐，生杀予夺才是关键！

《长恨歌》有讽刺的成分，然而却被李杨之间凄绝的爱情给掩盖了，白居易是同情杨贵妃以及她的爱情的。

红颜祸水还是红颜薄命，一代佳人香消玉殒，总令人唏嘘不已。

一绿浮芳

《长恨歌》是白居易诗作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作于元和元年（806），当时诗人正在盩厔县（今陕西周至）任县尉。这首诗是他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

《长恨歌》开篇第一句就是”汉皇重色思倾国“，开篇点题，统领全局，也算是单刀直入，不虚伪掩饰。

有人要问了，唐玄宗才死了十几年，可谓尸骨未寒，白居易作为在职县尉，竟敢如此胆大包天，讽刺已故皇帝？

其实在这首诗的背后，还有一些历史背景。

唐玄宗是如何下台的？因为安史之乱而下台，而安史之乱的发生跟他和杨玉环的爱情故事有很大关系，他一心沉湎美色，不理国政，可谓骄奢淫逸，终日只顾与杨玉环游乐。政治上愈发昏庸，他罢免良相张九龄，任用奸相李林甫，朝政每况愈下。年轻时玄宗励精图治，不迷信鬼神之说，晚年宠幸杨贵妃后，崇信方士张果，渐好神仙；并尊奉道教，企求长生不老，以使朝野争言福瑞。

李林甫死后，又以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担任丞相，李林甫在位时尚可稳住朝政，杨国忠不仅没有李林甫的才干，反而纵容贪污腐败，局面渐渐不可收拾。

不久，杨国忠与手握兵权的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发生冲突，安禄山决心先发制人，联合史思明发动叛变，这就是史称安史之乱的缘起。

天下人心渐失，终至民愤难抑、军心不稳爆发了马嵬驿兵变，杀死了杨贵妃，玄宗至此，威信尽失。对玄宗早有不满的太子李亨趁机自立，与玄宗分道扬镳。李亨率一部份禁军北趋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七月即位，改元至德，是为唐肃宗。

李隆基与陈玄礼率另一部份禁军南逃成都，后被尊为太上皇，玄宗长达44年的统治告终。晚年李隆基忧郁寡欢，宝应元年农历四月五日（762年5月3日），李隆基驾崩，终年78岁。葬于唐泰陵。

白居易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背影，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哀艳爱情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形式，描摹、歌咏出来。

由于诗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艺术化的，纯属艺术创作，本身谈不上对玄宗有任何污蔑的情形，都没有脱离、拔高真实事实，加之唐玄宗原本也不再受到李亨、朝臣的尊重，白居易又是诗词名家，自然是没有人去刁难他了。

谢金澎

其实文人在文字狱出现之前，一直都是一个以讨论朝政为荣的群体，书生都喜欢空谈国事，即便是他们穷困潦倒，但是却都是以此为乐。

而历朝历代的文人，一般都只要记住几点避讳就行了，首先就是朝代和君主的名讳。

主要把该避讳的方面避讳了，基本就可以做到“指手画脚”，朝廷也不会过于的去管束。

当然这种情况是文字狱之前了，文字狱之后才出现对文人言行的巨大约束，极大的限制了文人群体的思想。

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格外开放的一个朝代，对于文人的限制其实是非常小的，所以李白才能写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这样的经典。

而且当时文人普遍存在一种气节，那就是刚正不阿，敢说真话。别说是李隆基，当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之后，更是被骂的一塌糊涂。

在唐朝历史记载中，就出现了大量关于玄武门事变细节，这不像后世篡位者篡改历史一般，而这一切都是当时那些大儒们的功劳。

事实上为了平息山东大儒士子们的愤怒，李二做出了不小的让步，包括后来的罪己诏，都是李二妥协的产物。

所以说白居易敢写“汉皇重色思倾国”这样的讽刺诗，一点也奇怪，毕竟当时可是唐朝，若是换作清朝时期，恐怕白居易也不敢写。

清朝时期的文字狱，可以说是对文人气节最大的一次摧残，清朝真正做到了“格杀勿论”，无论谁触及了忌讳，都是斩立决。

这可能是由于满清入关之后，对自己的一种不自行，毕竟如果两亿多汉人的思想被唤起，满清注定只能退回关外。

所以为了限制思想，清朝只能大兴文字狱，把敢说话的人都杀了以震慑所有人。

而且满清还篡改了明史，把明朝许多东西都给抹掉了。事实上明朝言官的记载，清朝就极大的给删减了。

为什么呢？因为明朝的言官不怕死，敢于上谏。甚至以被流放为荣，认为这是作为言官最成功的事情。

清朝把这些抹掉，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毕竟人言可畏，尤其是一个异族。

而如今我们因为种种原因，自然而然的去想象唐朝那个时代，显然是已经不合适！

小司马迁论史

中唐伟大诗人白居易在公元806年，发表名作《长歌行》，内有“汉皇重色思倾国”句，意为讽刺唐玄宗为宠贵妃杨玉环，险失李唐天下。

此时距玄宗李隆基去世不过44年，白居易为何如此大胆，敢于公开嘲讽当权者唐宪宗的老祖宗呢？

有书君认为，这与白居易的禀性和当时统治环境有关。

一、白居易其文其人

1、白居易的创作理念。

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

曾任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他能不畏权贵近臣，直言上书论事。

他认为，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

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

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

《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大家上中学时所孰知的《卖炭翁》即为他所作，可见，关心民心疾苦，反映社会现实一直是他奉行的创作理念。

2、白居易为人正直，嫉恶如仇。

在任左拾遗时，白居易希望自己以尽言官之职责报答知遇之恩，因此频繁上书言事，并写大量的反应社会现实的诗歌。

希望以此补察时政，不仅如此，他还多次当面指出皇帝的错误，使得宪宗时时下不来台。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

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独自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

由此可见，白居易行文行事皆是正直朴实，不畏权贵的。

二、《长歌行》发布的时代背景

《长歌行》发表于806年，此时正是唐宪宗李纯在位期间。

唐宪宗李纯(778年―820)即位以后，经常阅读历朝实录，每读到唐太宗和唐高宗的故事，他就仰慕不已。

宪宗以祖上圣明之君为榜样，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比较注重发挥群臣的作用。

宪宗在位15年间，勤勉政事，君臣同心同德，从而取得了元和削藩的巨大成果，并重振中央政府的威望，成就了唐朝的中兴气象。

《旧唐书》曾称唐宪宗为“古之贤君，未能及此。”

正是这样一位相对贤明、力求中兴的君主，才给了白居易一个较自由的创作环境。

白居易作《长恨歌》时，虽距唐玄宗李隆基去世仅仅44年，但皇位更迭已历经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到了宪宗这里，可以说李隆基的余威已去。

更不用说玄宗当政时的过失已让其继承人心有微词，当年安史之乱中，玄宗尚未退位，肃宗已然即位就是明证。

总的来说，有书君认为，是白居易个人的禀性及当时的统治环境让他自由公开地发表了这篇万世名作《长歌行》。

有书共读

其实历朝历代的这种诗层出不穷，而且大多是哀叹民生艰难，反映社会黑暗的作品，以至于形成了“讽谏诗”这个流派。

你知道白居易的《长恨歌》写出来都是在李隆基死了几十年了，你又知道杜甫的《丽人行》就写在安史之乱来临之前吗？那诗写的，把杨国忠和杨家那些夫人的脸抽得啪啪响，也没看见唐玄宗治他的罪啊。他在后期混得艰难是他自己在官场上情商太低，与忧国忧民，针砭时弊的作品没有关系。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与咱们现在认为诗歌是种文学体裁不同，古代的士大夫是把诗作为一种政治教化的工具来看的。

诗，产生于民间，所以代表着民众的情感取向、生活状态，以及官风评议、政治诉求。也就是说，诗的最初就是民意的代表。

大家都知道《诗经》是君王下令在民间收集整理的，其实这是类似于秦始皇的“书同文”的早期准备工作。周王室采集了各地的诗歌，加以整理，然后在各个诸侯王之间教化沟通，教民以礼，实际上也是作为一种政治交流工具来使用的。我们现在去翻古史，会发现战国时期很多国与国之间的谈判都是直接引用《诗经》。因为在周王室的整理教导之下，用这些诗句来进行交流不会产生歧义。

孔子说：“诗可以兴, 可以观, 可以群, 可以怨。”通过对诗的解读，是对国家治理情况，包括物质文明，也包括精神文明的建设，有直观而感性的了解。在最初的时代，这几乎的唯一的渠道。

后来文化向士大夫，向普通老百姓下行普及，诗歌的功用发生了一些改变，但是长期以来还是高大上的，向民间娱乐就分化出“词，曲，传奇，打油诗，小说，戏文”来承担。诗在高层文人的手中还是用来劝谏的，在君王的心中是用来接收臣子建议的一个相对于直谏，死谏更温和的沟通渠道。

所以，诗的“讽谏”，就成为倡导和鼓励的功能。在古代很长一段时期内，反映民间疾苦、抨击官僚腐败的诗，不仅不是被禁止的，还是被鼓励的。

一直到明朝，很少有人因诗获罪。当然也不是没有，苏轼的“乌台案”，蔡确的“车盖亭诗案”算是把宋朝官场搅得一塌糊涂，但是还是没有形成坏风气。即便在乌台诗案之后，仍然有大批诗人坚守诗的讽谏传统，只要不涉及党争就相安无事。

元代也没有文字狱。蒙古人马上得天下，根本不在乎你说什么。元代的戏剧、曲子，都有鲜明的抨击色彩，大行其道。《窦娥冤》这样的戏剧，拿到现在谁敢写？

明清接过元朝的中央集权大一统，开始了因文获罪，因诗获罪的思想镇压。

然后就是到了现代，这个就不多说。所以当你用现代人对文学的眼光来看古时候的文人士子的讽谏作品，自然就会出现题主的疑问。

人都会思考这些问题。只不过时代在进步，帝王之术也在进步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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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桐树边羽

其一，《长恨歌》是艺术作品，并不是写到史书里的东西。

其二，白居易在整部《长恨歌》里都没有表明自己的主题和结论。

其三，玄宗和杨贵妃这个事情，虽然没定性，但大家都心照不宣。

白居易其实官运很顺，相比李白杜甫李商隐什么的。他29岁已经进士及第，并且通过吏部“面试”，在周至这个地方当官。离周至不远有座仙游山，山上有座仙游寺。

有一天白居易相约2个好友去仙游寺游玩，这两位也很有来头。一个叫陈鸿，贞元年间的进士，而且是当时著名的小说家，另一个是位隐士，叫王质夫，白居易在周至有诗39首,写给王质夫的有13首,可见王质夫在他心中的分量。

当时3个人的情况就好比，韩寒、许知远和李健聚会，许知远说起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3人都很感慨，然后许知远提议，既然李健你写歌那么行，不如为这个事写首歌吧，既然韩寒小说写的好，不如给这个事写个小说吧。于是白居易就写了《长恨歌》，陈鸿就写了《长恨歌传》。所以其实是这个王质夫提出了《长恨歌》的构想。

白居易写《长恨歌》的时候已经35岁了，但还没有结婚，那个时候，20几岁没结婚已经算晚婚了，白居易为什么35岁还没结婚呢？

主要因为白居易受伤太深，他年轻时候在徐州有个相爱的姑娘，可当时门不当户不对，好好的姻缘给拆散，到最后姑娘走了，两人成了永别。于是在白居易写《长恨歌》的时候，写着写着就把自己的感情融入进去了。

像类似这些描写：

那个年代又没有摄像机，白居易却写的好像身临其境，唯一的解释就是这都是白居易的幻象，也就是文学创作。

当《长恨歌》发表的时候，一下子轰动了长安，白居易也从周至升到京城，做了翰林学士，第二年还成婚了。

可见，当时官方并不认为这是贬低玄宗，或者干脆认为无伤大雅。而民间更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皇家八卦，不看白不看，况且还写的那么好。

所以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就都对《长恨歌》高度认可咯。

我是ChrisQu，C叔讲历史，有趣有料有思考，关注我，可以看到更多有趣又发人深省的历史故事，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交流讨论。

C叔聊历史

首先，白居易不傻，他敢写并且敢于公开，就说明没有问题！原因在于：

一，唐朝是个相对宽容的朝代

唐朝是个开放的历史时期，唐宣宗还为自己治理之下的开放宽容自豪呢，在当时，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唐朝基本没有文字狱，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说：“唐人诗歌，其于先世及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到宋朝，文学上的禁锢逐渐加深，就没人敢写了。

二，白居易对人物和事件进行了美化

《长恨歌》诗中没有直指玄宗名讳，“汉皇重色思倾国”，到底是哪个汉皇呢？白居易并没有把杨玉环是李隆基儿媳妇的事儿说出去，还是挺谨慎地。但是写唐玄宗太真贵妃之事是显而易见的。 白居易通过自己艺术化的笔法，铺陈夸饰，将唐玄宗与杨贵妃之间的宫闱之事，描摹成了至纯至真的美好爱情！并且加入一些神话色彩！由于唐朝是一个开放的时代，所以大家完全有理由把它当做一个野史来听！

三，唐人对安史之乱根源有反思

白居易用“曲笔”写本朝之事，虽然唐朝政治开明，但明眼人还是能看出个中奥妙！但是为什么就不治白居易的罪呢？这是因为统治者对“安史之乱”也有反思，玄宗沉迷音色，实属误国。从马嵬兵变就能直观看出，即使在玄宗尚在之时，朝臣及军中就对他们荒淫误国有着清醒的认知！可以说，“玄宗有过”是安史之乱后，唐朝朝野的一种共识！在唐朝开放的环境中，以曲笔写事，也就自然不会被问责了！

总之，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中，白居易用“曲笔”写本朝之事，通过艺术化的手法，渲染并美化唐玄宗杨贵妃之间所谓的爱情故事，人们只是将其当成一个野史来听，白居易自然也就不会有牢狱之灾了！

沐海听風

白居易敢在《长恨歌》里公开写“汉皇重色思倾国”，从表面上看，自然是因为大唐包容的社会风气，而且当时也没有所谓的文字狱，所以统治者很少因为言论而治人的罪。

但事实上，任何朝代，对于敢于诋毁皇帝的言论，都是严厉打击的，唐朝也不例外。想当年，唐玄宗弟弟的小舅子，就因为私下对唐玄宗的施政埋怨了几句，结果消息传到唐玄宗耳朵里后，唐玄宗直接让人活活把这个小舅子给打死。

再回道白居易身上，大家觉得白居易敢公开写“汉皇重色思倾国”，就是他很有勇气、大唐政府很包容的体现。那么，如果让白居易写“唐玄宗晚年并不是因为贪恋美色而误国”试试，你看白居易敢不敢写？看大唐政府会不会对他手下留情？

事实上，白居易之所以敢这写汉皇重色思倾国，那是因为唐肃宗李亨上位后，给唐玄宗定下的基调就是贪恋美色而误国。在这种背景下，大家自然敢说汉皇重色思倾国。相反，如果大家不按照这种基调来说，恐怕大唐皇帝立马就会教你如何做人。

大家知道，唐肃宗李亨上位，本质就是夺权逼宫后的结果，所以从理论上来说，他并不具备合法性的，在这种背景下，唐肃宗为让自己的上位变得合法，就必须对唐玄宗给予相应的否定，否则他凭什么上位？但问题是，如果对唐玄宗过分否定，则会影响到她自己的统治。

因为，李隆基毕竟是李亨的亲生父亲，又是大唐的太上皇，如果把他全盘否定，那不是打李亨自己的脸吗？与此同时，在部分否定唐玄宗的同时，还要保证不能影响到君权的神圣性，换句话说，就是要让老百姓永远觉得君权神授这条定律。

在这种背景下，唐玄宗自然被七三开，总而言之，前半生励精图治，开创开元盛世，有功于大唐。后半生酿成安史之乱，有过于大唐。

当然，为突出皇权的神圣，明明唐玄宗重用安禄山，是为让安禄山统率关东三大军区，来制约太子及西北三大军区，是为防止太子抢班夺的。但结果就变成是唐玄宗年贪恋杨贵妃的美色，于是变得越来越昏庸，不理会朝政，结果被奸臣杨国忠和小人安禄山所骗，最终酿成安史之乱。

当然，为突出皇权的神圣，所以虽然唐玄宗变得老迈昏庸，但大家对他仍然是忠心耿耿，甚至在他受奸臣杨国忠挑拨而要自毁长城时，大家也只是含着泪赴死，总而言之，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尽管如此，大家还是对唐玄宗忠心耿耿，希望他能够不再被奸臣小人给蒙蔽。

而这，所传达出来的意思，就是李氏当皇帝，那是上天注定的，否则大家凭什么对一个昏君这么忠心？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唐肃宗李亨的定调下，李隆基就逐渐变成这样一番形象。至于后来的皇帝，都是出自李亨一系，自然不会去给李隆基平反。而既然官方对唐玄宗是这样一番评价，白居易在写诗时，以“汉皇重色思倾国”来表述唐玄宗，自然是合情合理合法，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我是赵帅锅

《诗经·周南·关雎·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

从这一句诗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自周以来有历史的记载中，都强调指出自己观点和方法的人不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而听的人可以从中吸取有价值的东西。

回头我们再说白居易，他年轻的时候是有名的刺头，无论是什么事，什么人他都敢写。《秦中吟·轻肥》：“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当时在长安，宦官把持朝政，为所欲为，而号称最富庶的江南，鱼米之乡，都已经到了人吃人的地步，其他地方可想而知。当然这也为他以后得罪一大帮朝廷要员，从而被贬埋下了伏笔。

不要说唐玄宗，就算是当朝天子，他都是直接提意见，以致于唐宪宗抱怨说：“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从这句话可以看到，唐宪宗虽然感到不舒服，但也不会因提意见和写讽谕诗将白居易冶罪。

而我们熟悉的《长恨歌》就是白居易的一首爱情诗，也是一首讽喻诗。这首诗非常唯美，但其主题在历史上是有争议的，因为前半篇

在中国历史上，反映现实生活、敢于批判门阀贵族的诗人，白居易可称的上是第一人，当然这也是他被贬江州之前的事情了。

最后，再多说一句吧，我们之所以说“汉唐盛世”，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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