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毒民国】本专栏执笔者

羊菓。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际会八万里中西交冲，聚焦民国社会文化，羊菓为你还原民国众生的本来面相。

今天的北上广是全国的经济文化艺术中心，有志于发财谋生、立业成名的青年才俊们争相汇聚于此。一位才华出众的青年，如果身处三四线城市甚至偏远乡村，由于信息闭塞、资源匮乏、交通不便等原因，他的成名、成功、成才的道路便要曲折很多。

民国时期也不例外。比如，原本寂寂无名的文艺女青年萧红，穷困潦倒之时几无片瓦遮身。当她来到国际大都市上海后，只经文坛大佬鲁迅先生在报上一番宣传，便立即蜚声文坛。如果萧红一生留在东北的农村，很难想象她会有后来的文学地位。

到大城市去

1933年，农村复兴委员会在江苏常熟农村考察，工作人员转悠了好几天，才碰到一个中学生。以至于调查员在日记中激动写道：“我们跑过的乡村并不少，碰到中学生却是第一次。”那么，江苏农村的中学生都去哪里了呢？

当时的人观察说：“年年大批的毕业生自乡村跑进都会，不见一个返到乡间”。别说是中学生了，九年前在京兆农村考察的李景汉就惊讶发现，在田间地头连一个高小毕业的学生都看不到。

中小学毕业生不愿意留在老家农村，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青年更不必说。1923年，从日本学医回国的郭沫若，家人寄来三百元钱，希望他回四川老家。即便此时拖家带口的郭沫若很缺钱花，也不愿意回老家，而是决定去上海办报。那时，“一般有知识的人，能做领袖的人，都抛弃农村生活到城市里去。”

民国时期，作为全国文化教育中心的北京和作为全国新闻出版业中心的上海，这两座大城市，汇聚了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和有志青年。

北京，由于众多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于此，吸引了很多文人学者；而上海，无数传媒和文艺工作者在此打拼。

作为民国北漂一员，不到二十岁的小青年金克木，揣着家人凑够的二十块旅费，也开始了北漂生活。临行前，三哥劝他“不要念中学了，家里供不了那么多年”，并且希望他能到南京和上海去。

然而，金克木的目标却是大学林立的北京，为了进大学，他开始了一边自学，一边打工的清苦生活。直到五年以后，他才在北大图书馆找到一份固定工作。即便中间多次因为经济原因不得不离开北京，最后他还是选择在北京读书奋斗。

号称“北大三支笔”之一的学者金克木

1922年，二十出头的浙江青年曹聚仁来到上海棋盘街求职，他说“提到棋盘街，就等于说是提到了全国出版业的中心。也好似提到望平街，即唤起了新闻事业中心的印象。”身处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以及开明、大东、北新、世界等等大牌出版机构的簇拥之中，曹聚仁感到一种激动和温暖。多年以后，深受海派文化熏陶的他成长为一位大名鼎鼎的记者和作家。

大城市之所以凝聚人才，不仅是因为那里竞争环境相对公平，不像小地方常常因为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干扰正常竞争；更重要的是，大城市有着丰富多样的学习资源、信息渠道和发展平台。

即便是汗牛充栋的图书资源，也非小地方的图书馆可比。由于人才汇聚，不愁没有名师指导、良友砥砺，成才道路自然顺畅得多。

居大不易

大城市虽好，漂泊在外的生活却总有令人窘迫之处。

尤其是那些尚未成功成名的青年人，难免有一段“百物皆贵，居大不易”的艰辛感受。

浙江青年戴春风，为了“ 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从老家来到上海“打流” 。由于没钱租房，只好借宿于在商务印书馆当职员的表弟家里。表弟家也不宽裕，在小北门地段租了一间小阁楼与妻子住。因为房间狭小，戴春风就睡在表弟和弟媳床边的地板上，夜里翻个身三个人都感觉尴尬。直到多年以后，表弟媳王秋莲对此还深为不快。

充斥着电影招牌的上海滩

为了保持体面，戴春风每晚都到江边去洗身上惟一的那套西服，好在他睡觉时晾干。每次在水里洗了衣服，再花几个钱用白石粉擦皮鞋。然后这才人五人六地去找工作。

此时的戴春风被时常被人叫做“小瘪三”，但他后来的名字却令人闻风丧胆，据说小孩夜里听到他的名字都会停止啼哭，他叫做戴笠。

号称蒋介石“佩剑”的戴笠

和戴笠一样，从孝丰县来的小学老师寿山，在杭州和上海的生活境遇并不好。由于和同事竞争职务失败，又被家里逼婚，索性跑了出来闯荡。这天，寿山老师领着一队小学生春游，有熊孩子看见在西湖边灵隐寺入口处的一块岩石上有套刚洗干净的西装，就跑去捡起来。一个光着身子藏在水里、等着衣服晒干的人，见状从水中跳起，呼喊着追赶。寿山老师发现水中男子一脸尴尬，便叫自己的学生把衣服放回岸边晒干。尽管这两个人没有交换语言，但相互之间抱以微笑。

水中的男子正是戴笠。后来，戴笠专程找到当地的小学感谢寿山老师。这位老师便是后来手握数十万重兵，被称为“天子第一门生”的胡宗南。

小学教师出身的胡宗南

为什么人才都趋向大城市？

二十世纪初的二三十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子离开乡村进入都市的流动轨迹是非常明显的。知识分子涌入城市，不仅是寻求自我价值实现的驱动，也有深刻的社会变革原因。正如历史学家所言，精英人才离开乡村，涌入大城市，在一定程度上是清末废除科举制度带来的结果。

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以耕读传家，自幼在乡间读书，考取功名后到城市为官，告老或者丁忧后还要还乡归田。这一传统，在晚清实行新学制以后被逐渐打破。

由于废科举，兴学校，乡间书塾纷纷关门，而新式学校大多在城市设立，因此导致学生与城市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与乡村日渐疏远。据1935年中央农村实验所的调查报告，全国961个受调查的县，中学在乡村教育机构中所占比例不到百分之一。

哈佛三杰

尤其是那些海外留学回国的学生，更不愿在乡村定居，多在大城市谋生求职。从日本回来的鲁迅、郭沫若、蒋介石、胡风、从法国回来的周恩来、巴金，从美国回来的胡适、陈寅恪、吴宓、汤用彤，这些青年人归国后，都陆续汇入北上广等都市。虽然各大媒体和著名的知识分子一再呼吁“到乡间去”，但是毕业生们，“宁愿来都市为书局报馆抄写”，也不愿去乡村作教师。

青年才俊需要大城市，大城市同样也需要各方人才。正如开埠较早的上海，移民一直是其“最大的资源之一”。晚清以来，从各地涌入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移民数量庞大，且结构可观。

以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为例，移民群体中以有一技之长的男性为主，而21至60岁之间的男性人口合计占上海总人数的57.31%，居绝对优势。这种群体结构十分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而且，各方移民荟萃，带来大量的资金、技术和信息资源，为这些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毛泽东自传》，毛泽东

2、《间谍王》，（美）魏斐德

3、《戴笠其人》，沈醉等

4、《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罗志田

5、《上海在近代中国中心城市地位的确立及其历史因素》，肖照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