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毒民國】本專欄執筆者

羊菓。遭逢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際會八萬裡中西交衝，聚焦民國社會文化，羊菓為你還原民國眾生的本來面相。

今天的北上廣是全國的經濟文化藝術中心，有志於發財謀生、立業成名的青年才俊們爭相匯聚於此。一位才華出眾的青年，如果身處三四線城市甚至偏遠鄉村，由於信息閉塞、資源匱乏、交通不便等原因，他的成名、成功、成才的道路便要曲折很多。

民國時期也不例外。比如，原本寂寂無名的文藝女青年蕭紅，窮困潦倒之時幾無片瓦遮身。當她來到國際大都市上海後，只經文壇大佬魯迅先生在報上一番宣傳，便立即蜚聲文壇。如果蕭紅一生留在東北的農村，很難想象她會有後來的文學地位。

到大城市去

1933年，農村復興委員會在江蘇常熟農村考察，工作人員轉悠了好幾天，才碰到一箇中學生。以至於調查員在日記中激動寫道：“我們跑過的鄉村並不少，碰到中學生卻是第一次。”那麼，江蘇農村的中學生都去哪裡了呢？

當時的人觀察說：“年年大批的畢業生自鄉村跑進都會，不見一個返到鄉間”。別說是中學生了，九年前在京兆農村考察的李景漢就驚訝發現，在田間地頭連一個高小畢業的學生都看不到。

中小學畢業生不願意留在老家農村，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青年更不必說。1923年，從日本學醫回國的郭沫若，家人寄來三百元錢，希望他回四川老家。即便此時拖家帶口的郭沫若很缺錢花，也不願意回老家，而是決定去上海辦報。那時，“一般有知識的人，能做領袖的人，都拋棄農村生活到城市裡去。”

民國時期，作為全國文化教育中心的北京和作為全國新聞出版業中心的上海，這兩座大城市，匯聚了全國各地的知識分子和有志青年。

北京，由於眾多知名大學和研究機構建立於此，吸引了很多文人學者；而上海，無數傳媒和文藝工作者在此打拼。

作為民國北漂一員，不到二十歲的小青年金克木，揣著家人湊夠的二十塊旅費，也開始了北漂生活。臨行前，三哥勸他“不要念中學了，家裡供不了那麼多年”，並且希望他能到南京和上海去。

然而，金克木的目標卻是大學林立的北京，為了進大學，他開始了一邊自學，一邊打工的清苦生活。直到五年以後，他才在北大圖書館找到一份固定工作。即便中間多次因為經濟原因不得不離開北京，最後他還是選擇在北京讀書奮鬥。

號稱“北大三支筆”之一的學者金克木

1922年，二十出頭的浙江青年曹聚仁來到上海棋盤街求職，他說“提到棋盤街，就等於說是提到了全國出版業的中心。也好似提到望平街，即喚起了新聞事業中心的印象。”身處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以及開明、大東、北新、世界等等大牌出版機構的簇擁之中，曹聚仁感到一種激動和溫暖。多年以後，深受海派文化薰陶的他成長為一位大名鼎鼎的記者和作家。

大城市之所以凝聚人才，不僅是因為那裡競爭環境相對公平，不像小地方常常因為盤根錯節的人際關係干擾正常競爭；更重要的是，大城市有著豐富多樣的學習資源、信息渠道和發展平臺。

即便是汗牛充棟的圖書資源，也非小地方的圖書館可比。由於人才匯聚，不愁沒有名師指導、良友砥礪，成才道路自然順暢得多。

居大不易

大城市雖好，漂泊在外的生活卻總有令人窘迫之處。

尤其是那些尚未成功成名的青年人，難免有一段“百物皆貴，居大不易”的艱辛感受。

浙江青年戴春風，為了“ 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 ，從老家來到上海“打流” 。由於沒錢租房，只好借宿於在商務印書館當職員的表弟家裡。表弟家也不寬裕，在小北門地段租了一間小閣樓與妻子住。因為房間狹小，戴春風就睡在表弟和弟媳床邊的地板上，夜裡翻個身三個人都感覺尷尬。直到多年以後，表弟媳王秋蓮對此還深為不快。

充斥著電影招牌的上海灘

為了保持體面，戴春風每晚都到江邊去洗身上惟一的那套西服，好在他睡覺時晾乾。每次在水裡洗了衣服，再花幾個錢用白石粉擦皮鞋。然後這才人五人六地去找工作。

此時的戴春風被時常被人叫做“小癟三”，但他後來的名字卻令人聞風喪膽，據說小孩夜裡聽到他的名字都會停止啼哭，他叫做戴笠。

號稱蔣介石“佩劍”的戴笠

和戴笠一樣，從孝豐縣來的小學老師壽山，在杭州和上海的生活境遇並不好。由於和同事競爭職務失敗，又被家裡逼婚，索性跑了出來闖蕩。這天，壽山老師領著一隊小學生春遊，有熊孩子看見在西湖邊靈隱寺入口處的一塊岩石上有套剛洗乾淨的西裝，就跑去撿起來。一個光著身子藏在水裡、等著衣服曬乾的人，見狀從水中跳起，呼喊著追趕。壽山老師發現水中男子一臉尷尬，便叫自己的學生把衣服放回岸邊曬乾。儘管這兩個人沒有交換語言，但相互之間抱以微笑。

水中的男子正是戴笠。後來，戴笠專程找到當地的小學感謝壽山老師。這位老師便是後來手握數十萬重兵，被稱為“天子第一門生”的胡宗南。

小學教師出身的胡宗南

為什麼人才都趨向大城市？

二十世紀初的二三十年，中國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子離開鄉村進入都市的流動軌跡是非常明顯的。知識分子湧入城市，不僅是尋求自我價值實現的驅動，也有深刻的社會變革原因。正如歷史學家所言，精英人才離開鄉村，湧入大城市，在一定程度上是清末廢除科舉制度帶來的結果。

傳統中國的知識分子，以耕讀傳家，自幼在鄉間讀書，考取功名後到城市為官，告老或者丁憂後還要還鄉歸田。這一傳統，在晚清實行新學制以後被逐漸打破。

由於廢科舉，興學校，鄉間書塾紛紛關門，而新式學校大多在城市設立，因此導致學生與城市的關係越來越緊密，與鄉村日漸疏遠。據1935年中央農村實驗所的調查報告，全國961個受調查的縣，中學在鄉村教育機構中所佔比例不到百分之一。

哈佛三傑

尤其是那些海外留學回國的學生，更不願在鄉村定居，多在大城市謀生求職。從日本回來的魯迅、郭沫若、蔣介石、胡風、從法國回來的周恩來、巴金，從美國回來的胡適、陳寅恪、吳宓、湯用彤，這些青年人歸國後，都陸續匯入北上廣等都市。雖然各大媒體和著名的知識分子一再呼籲“到鄉間去”，但是畢業生們，“寧願來都市為書局報館抄寫”，也不願去鄉村作教師。

青年才俊需要大城市，大城市同樣也需要各方人才。正如開埠較早的上海，移民一直是其“最大的資源之一”。晚清以來，從各地湧入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的移民數量龐大，且結構可觀。

以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上海為例，移民群體中以有一技之長的男性為主，而21至60歲之間的男性人口合計占上海總人數的57.31%，居絕對優勢。這種群體結構十分有利於當地的經濟發展。而且，各方移民薈萃，帶來大量的資金、技術和信息資源，為這些城市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參考文獻：

1、《毛澤東自傳》，毛澤東

2、《間諜王》，（美）魏斐德

3、《戴笠其人》，沈醉等

4、《科舉制廢除在鄉村中的社會後果》，羅志田

5、《上海在近代中國中心城市地位的確立及其歷史因素》，肖照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