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立場是：現在或者可預見的將來，在美國都不應該建立統一的身份證。就嚴格的定義來說，社會安全號不能算是身份證，它最多隻能算一個近似的身份標識。
——美國聯邦政府衛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長諮詢委員會的報告
摘自1973年《數據記錄、計算機和公民權利》
統一身份證，是美國近百年來隱私風波中的一箇中心話題。
在美國的歷史上，聯邦政府從來沒有發放過全國統一的身份證件。但在現實生活中，有三個證件，不同程度起到了身份證件的作用。
一是駕駛證。從1903年起，美國開始發放駕駛證，該證件被廣泛地用作身份證明。但駕駛證是以州為單位發放的，每個州的證件格式、號碼位數都不一樣；一個人可以擁有多個州的駕駛證，也可以沒有駕駛證。所以嚴格地說，駕駛證雖然具備了身份標識的作用，卻還談不上統一的身份標誌，而且很容易偽造。
二是護照，其格式倒是統一的，號碼也是唯一的，並由聯邦政府發放，但其發放方式，是以自願申請為基礎的，個人不申請，政府就不發放，除了出入境，日常生活中也很少使用。
三是社會安全號。1935年，羅斯福新政期間，他為了建立社會保障系統，提出為每一個有工作的人員，建立一個社會安全賬號。每個月，政府將從其工資中扣除一部分金額，並補貼部分金額，共同存入其社會安全賬號，以作為其退休養老的保障。
羅斯福這個建立全國統一安全號的提案，也遭到了隱私派激烈的反對。最後，羅斯福向國會妥協並保證：這個號碼僅僅用於社會保險，一定不會用於身份標識的領域，並且會被保密。他的這個提案才最終在國會通過。
但一朝天子一朝臣。羅斯福之後，他的承諾並沒有被嚴格地遵守，社會安全號的應用範圍還是逐漸擴大了。先是個人納稅的表格啟用了這個號碼，慢慢地，找工作、申請信用卡、駕駛證、政府福利都需要出示個人的社會安全號。從一定程度上來說，社會安全號似乎也是身份證件的替代品，而且其使用的趨勢還在不斷上升。
但嚴格地說，社會安全號還算不上統一的身份證件。因為它只記錄姓名，連男女、年齡、住址、相片等基本的信息也沒有，公民也不需要隨身攜帶，該號碼被明確規定為個人隱私。1974年的《隱私法》，甚至還有專門的條文規定：“要控制社會安全號對個人隱私造成的威脅。”
因為沒有統一的身份標識號碼，美國各種信息系統中用來標識、區分公民個體的方法自然五花八門，其中最核心的方法，還是人的姓名。但不同的人可以擁有同樣的名字，在輸入電腦的過程中，還容易出現拼寫的錯誤。毫無疑問，按照名字來查詢個體信息的方法，其檢索效率和準確率都很低。當要把不同系統的數據庫連接整合到一起的時候，要確定“誰”是“誰”，就變得非常困難。
而在具有統一身份證的國家，由於各個數據庫之間存在一個共同的、唯一的“主鍵”——身份證號碼，這個挑戰就小多了。由於身份證號碼在其中穿針引線，各種數據庫可以像糖葫蘆一樣串串相連。
信息技術領域的專家深諳其中的困難。甲骨文公司（Oracle）的創始人、首席執行官埃裡森（Larry Ellison）就強烈呼籲美國政府建立一套全國統一的身份證系統。他曾經公開表示，如果美國採納統一的身份證制度，甲骨文公司將免費給聯邦政府捐贈一套全國身份證管理的軟件。
當然，聯邦政府也未嘗不想建立全國統一的身份證件。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國會不同意！國會的問題又在於：大部分人民不答應！
美國社會的這種爭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就開始了。
1917年，美國對德宣戰之後，為了防止德裔美國人在境內從事諜報活動，聯邦政府提出，要對德裔這個特殊的群體頒發統一的身份證件、加強管理。還有機構附議：統一的身份證應該延伸到所有的外國人，甚至全體國民。但這遭到了國會的強烈反對。國會僅僅同意了對德裔美國人加強管理，並在最後通過的法案中明確說：身份證的使用只能限於德裔群體，當國際衝突一結束，這種證件就應該立即撤銷。
戰爭一結束，對德裔群體發放的身份證確實就被取消了。但“二戰”期間，美國政府又因為同樣的原因，曾經對日裔、意大利裔、華裔群體發放過統一的身份證。
1941年12月，日本發動了著名的珍珠港襲擊事件。美國的飛機、艦隊受到了日本的重創，共有2402人在襲擊中死亡。事件發生不久，蓋洛普的民意調查表明，有69%的美國人支持統一身份證件的做法，明確反對的人降至25%。
但這個數據只是曇花一現。沒過多久，支持者就改變了念頭，反對方又在民意調查中佔據了主流。
珍珠港事件之後，聯邦政府曾經發起過多次呼籲，要求實施全國統一的身份證件，但都沒有在國會取得半數以上的支持，盡數夭折。
1974年，美國司法部成立了一個專門委員會（FACFI），研究統一身份證的問題。該委員會在聯邦、州、地方三級政府以及商業領域進行綜合調研之後，認為政府有義務為私營領域提供一個統一的標識，以方便全社會各種電子交易行為的發生和管理，因此建議採納統一身份證的做法。但報告同時坦承：公眾對於這個建議的反應是非常負面的。
鑑於此，幾乎沒有官員敢在公開場合表態支持統一身份證的做法。最後，這個建議只有不了了之。
1967年，“中央數據銀行”的爭端出現之後，統一身份證更是遭到了“隱私派”的強力反對。
1994年，克林頓執政期間，曾經發起過醫療改革法案，其改革的重點之一，就是為全國每一個人建立一個統一的“醫療服務號”，在這個基礎之上，搭建全國統一的醫療數據銀行。但這個法案，也被“隱私派”否決了。1996年，克林頓試圖重新包裝這個想法，讓醫療服務號成為另一個法案的一部分（HIPAA），還是沒有通過。
近幾十年，美國也對統一身份證這個問題做過很多次民意調查，但除了珍珠港事件之後的曇花一現，每次都是反對意見佔了絕對上風。1942年，民意調查的創始人喬治·蓋洛普曾經在《紐約時報》上對統一身份證這個問題做過一個很好的總結。他認為，統一身份證是管理社會、控制公民的一種手段，在美國，這種手段被視為警察國家的做法，是集權社會的象徵，是違反美國精神的。當然，蓋洛普也承認，統一身份證有利於警察打擊犯罪、加強國家的安全，特別是在應對恐怖襲擊、自然災害等等突發事件當中，統一身份證將大大方便政府對社會的管理和控制。
統一身份證也多次成為總統大選的辯論話題。紐約市的市長朱利安尼，曾經是2008年大選期間知名度最高的候選人，他表態支持全國統一身份證，隨後遭到了其他多位候選人的攻擊，這些候選人認為：沒有任何理由去犧牲公民實實在在的自由以換取“可能會好一點”的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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