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可能是跑法院次數最多的人，走遍各地法院、聽過各類案件；

他們，和法院幹警一同戰鬥在第一線，將人民法院與人民群眾一線牽；

他們，出門能扛“長槍短炮”，不是在採訪，就是在要去採訪的路上；

他們，歸來筆走風雲，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

最高人民法院新聞局聯合“最高人民法院”微信公眾號，隆重推出“2019記者看法院”專題策劃，邀請一眾“跑口記者”講述2019年採訪報道人民法院工作的體會和感受，並與讀者一起重溫他們的代表作品。

想認識這些“跑口記者”的廬山真面目嗎？

想知道記者眼中的人民法院都是什麼樣子嗎？

一起來圍觀！

這位記者是誰？

南方都市報記者 劉嫚

報道感言

法治之路沒有盡頭，更好的法治報道亦是如此

2019年臨近年終，回顧今年參與的法院報道，感觸頗深。

3月，全國法院“基本解決執行難”交上答卷，這是全國法院用3年時間進行的“破釜沉舟”的改革，南都記者有幸親歷、報道解決執行難的各個階段，不僅深入執行現場，還拜訪背後“出題人”，探訪第三方機構如何給法院“打分”。執行難的基本解決，傾盡執行法官汗水，換來公平正義實現“最後一公里”。

5月，最高法民營企業家座談會召開，與22位民營企業家共話司法保護。民企保護除關乎個體公正和企業發展，還與營商環境息息相關，糾正涉產權冤錯案件，提振更多企業家信心。

8月，北京互聯網法院成立一週年，為互聯網司法探路，在線庭審、區塊鏈

法治之路沒有盡頭，更好的法治報道亦是如此。從法學生到法治記者，願保有熱忱，做清醒的記錄者。

代表作品

最高法工作報告上的這個二維碼有故事：

第三方機構給法院“打分”首入報告

南方報業全媒體記者、南方都市報記者 程姝雯 劉嫚

全國兩會·讀報告

南都訊 半年時間，走訪763家法院，調取3年結案數據，抽查10萬套案卷……這份中國首個由外部第三方機構給法院執行成績“打分”的評估報告，第一次被納入最高法院提交全國兩會

三年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在2016年全國兩會上宣佈“用兩到三年時間基本解決執行難問題”。彼時，位於北京沙灘北街15號院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裡，正在辦公的田禾聽到消息後，“覺得有點突然。”一個多月後，她成了“基本解決執行難第三方評估評估組”組長，親身參與到這場為期三年的“執行考試”。這也是我國司法史上首次邀請外部機構評價法院的執行，堪稱具有“里程碑”意義。

一千萬份“棄案”背後

執行難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

在2016年以前，全國還有一千多萬件經年累月積累下來的“執行難”案件，成了“棄案”。

“不讓法院判決打白條”是首席大法官三年前的一項承諾。

2016年3月13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中表示，將“用兩到三年時間基本解決執行難的問題。”

一個月後，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關於落實“用兩到三年時間基本解決執行難問題”的工作綱要》，《綱要》中提出要引入第三方評估機制對工作落實情況進行評估。

隨即，這項任務落到了曾開展過中國政府透明度、中國司法透明度、中國檢務透明度評估工作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的肩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法治指數研究中心主任田禾擔任“基本解決執行難第三方評估評估組”組長。

“最高法跟我們談的時候，我們覺得這個事兒必須做。‘執行難’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田禾瞭解到，在2016年以前，全國還有一千多萬件經年累月積累下來的“執行難”案件，成了“棄案”。

接手課題之初，田禾更意識到問題的緊迫性，比如“法院裡有80%的信訪是跟執行有關的。案子判了，執行不了，沒人管，老百姓必然不滿意，也影響司法權威。”

“我們下去調研時，有法官反映，以前有的法院執行案件甚至連卷宗都沒有，往來票據拿一個塑料袋裝著放櫃子裡，櫃子一拉，‘譁’就全掉了。執行回來的錢統一都進法院賬戶，哪筆錢是誰的？先還給誰？有的地方連辦案幹警都不清楚。執行缺少章法、程序和具體的標準，已經到了必須解決的時候。”田禾說。

田禾也認為，“執行難”也到了可以解決的時候。在信息化時代，查人、找物更方便。案件申請強制執行都要錄入系統，每個階段都設置了時間節點，便於信息化管理。

此外，最高法已出臺關於執行的37個司法解釋，執行制度建設更加完善，執行辦案標準更加細化。

抽查10萬份案卷

推動執行規範化成為評估重點

有的地方法院開始比較迴避被第三方評估，甚至報上來的案件數據表都不全，催了四遍、五遍仍不奏效。

從去年8月到今年1月，田禾的團隊用近半年時間對全國763家法院進行了評估，接近全國法院總數的四分之一，並從中抽取了10萬份案卷。

“大年初一到初七，我們也都在看卷、核查分數。”田禾說。

不到30人的評估組由在編的七位研究人員，

評估的工作強度很大，“一個勁出差，基本上一個月有三週在外，有時行李打開了還沒怎麼收拾，又得合起來去下一個地方。”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法治指數研究中心副主任、法學研究所法治國情調研室主任呂豔濱回憶。

有的地方法院一開始比較迴避被第三方評估，甚至報上來的案件數據表不全，催了四遍、五遍仍不奏效。呂豔濱曾向地方法院放“狠話”，要求對方中午之前必須將核實準確的數據報過來，不然就扣分。但有的法院上報的數據依舊“有所保留”，直到評估組的人去到現場、進入當地法院辦案系統，一一指出還有哪些數據沒報、哪些數據有問題，法院工作人員才坦承。

“其中原因很多是幹警提取數據有誤、有的甚至不知道怎麼提取。”田禾介紹，交流後，地方法院發現評估組很專業，“慢慢地就信服了”。

據田禾和呂豔濱介紹，這次評估數據有四個來源：從外部看網站的數據、調取內部系統的數據、核查自報數據、評查案卷。

評估組對法院內部系統的數據分析後發現：執行案件中“0天結案”的竟佔一定比例——— 也就是案子剛進入強制執行程序、當天就結案的。

經過數據挖掘後評估組發現，這種短時間結案的情況大部分是考核“指揮棒”導致的，有些法院過於追求結案率。“有的案子是當事人已經拿到錢，在訴訟階段都已經和解了，或者說已經結完案之後自動履行了，後邊非要再立一個案，這也是執行不規範的表現之一。”呂豔濱解釋。

對在評估中遇到和發現的問題，評估組會以清單的形式詳細列明，請受評估法院作出說明和解釋。絕大多數法院對清單都照單全收並反饋了整改方案，但也有個別法院提出異議，合理的評估組會接受。

“什麼是基本解決執行難？”這是評估工作剛開始地方法院感到困惑的問題。在評估組看來，法院首先要解決的就是規範問題。法院應為必為，建立一套制度，建立一支隊伍，每個案件進系統都有人管、依法管，這就叫基本解決執行難。

因此，評估組將執行流程是否規範作為重點評估的問題。“我們期待，通過這兩三年的努力，幹警去辦案時很規範，一立案馬上啟動財產查詢，儘快控制財產，儘快去變現，儘快發放案款。所以整個流程的規範化是我們希望本次基本解決執行難能夠留下來並得到有效應用的一筆財富。”呂豔濱說。

來自“局外人”的評價

第三方越中立，法院越公信

評估組出發前3天才會告知某個省選定了哪些中院，出發前一天才會告知某個城市選定了哪些基層法院。

“第三方”的獨立性被認為是保證評估結果公正的關鍵點。

“我必須說清楚，我們作為第三方評估機構，跟你們法院沒有上下級關係。你說得對的，我可以聽，說得不對，我不聽。”田禾在評估一開始便放下了狠話。

“第三方越中立，法院越公信。”這是幾輪評估下來，最高法院、地方法院和評估組三方最終達成的共識。

在評估組看來，這種共識的形成一方面來自於評估組堅持自己的立場、原則和標準，另一方面也來自於最高法院堅持不懈地推動基本解決執行難的決心和毅力，更來自於獨立的第三方評估給法院帶來的實際成效。

田禾介紹，此次第三方評估的獨立性最基本的表現在於，抽哪家法院，評哪些案卷，得出怎樣的抽查結果，完全由評估組決定，委託方最高法院完全放手、不干預。

“舉個例子，有一些法院會輾轉打聽，求情，能不能別抽他們，我的答覆很簡單，我們抽樣是有明確具體的規則的。來說情也沒有用！”田禾說。

為確保評估的公正客觀，評估組出發前3天才會告知某個省選定了哪些中院，出發前一天才會告知某個城市選定了哪些基層法院，抽取案卷都是上午8點半把抽取的案卷列表發給中院，6-8小時內必須將電子案卷報送給評估組。連最高法院每次都是在評估組現場評估結束後才拿到全部被評估法院的名單。這最大限度地保證了評估的公正、客觀。

有的地方希望提前知道抽取了該地區的哪些法院、會抽查哪些案卷，但都被評估組擋回去了。很多法院表示，對評估組這種工作方式很不適應。不過，幾輪評估下來後，有很多地方法院嚐到了甜頭，對評估發現的問題很認可，表示評估真的促進了他們的工作。

“這就是第三方評估的優勢，第三方如果真的是專業、客觀、中立的話，那麼一定會幫助評估對象發現很多他們自己發現不了的問題。因為你站在局外，很多問題可以看得更清楚。”呂豔濱說。

里程碑式嘗試後

希望案件進入法院能按部就班推動

仍有部分法院未達標，執行工作還存在不少困難和問題，與切實解決執行難還有一定差距。

“執行難問題真的基本解決了嗎？”這是近段日子評估組被問及最多的問題。

田禾告訴南都記者，評估組的答案是，“基本解決執行難”階段性目標如期實現，但解決執行難尚在路上。

據田禾透露，這次評估結果整體情況還不錯。當前，基本解決執行難的綜合治理大格局基本建成，法院的執行隊伍建設、執行信息化管理及有關執行的制度建設都取得很大進步，是司法體制改革的重要成效。但仍有部分法院未達標，執行工作還存在不少困難和問題，與切實解決執行難還有一定差距。

比如在執行人員的建設上，法院將一些年輕、有較高業務素養的人調入執行崗位，消除了以往執行隊伍主要由駕駛員、打字員等五大員構成的情況，但人員保障仍面臨不少困難。

評估過程中，評估組更驗證了“執行難”在現實中受制於多重因素的影響。從法院來說，部分地方法院“重審判，輕執行”的觀念仍然存在，法院的執行機構地位相對較弱。此外，相關單位執行聯動不理想也是造成法院執行難的因素之一。

此外，被執行人規避執行的情形也多種多樣。田禾舉了個例子，有一個老闆名下一分錢都沒有，財產全都轉移到親戚名下，他天天開一輛奔馳車，但車也是他小舅子的。這樣一來法院也沒有辦法執行。

“所以執行難不是法院單方面造成的。還有很多社會因素，需要全社會共同

而在田禾看來，作為一次具有“里程碑”性質、創下了多個第一的嘗試，評估本身的意義也值得關注。

“這是司法史上第一次讓一個外部機構，尤其是學術機構去評價法院的執行工作，第一次向一個學術機構大範圍開放法院內部數據，也是第一次由一個外部機構動用了那麼大的法院的力量和資源來對法院自身工作開展評估。”田禾希望，基本解決執行難，經過這一次大動靜的非常行動以後能夠進入到常態化，也就是案件進入法院，有人按部就班地去推進，執行幹警可以不用天天加班辦案。

南都專訪全國人大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羅東川：

最高法知識產權法庭將統一裁判標準

顧雛軍案再審改判可申請國家賠償

犯挪用資金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最高法院有關負責人稱釋放產權保護信號

閱讀更多 最高人民法院 的文章

關鍵字: 美好，一直在身邊 法院 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