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整個世界陷入一種前所未有的迷茫中，隨著電力和內燃機的應用，古老的傳統瞬間被遺忘，過去的常識和觀念與新時代格格不入，所有人都意識到，舊的世界已經終結，新的世界亟待開發。在這種情況下，東亞也邁入了一個波譎雲詭的時代。
20世紀初的日本
在新技術和新觀念的衝擊下，東亞各國開始尋找自己在國際秩序中新的定位。戰爭是重塑國際格局的直接方法，東亞新貴日本與老牌帝國沙皇俄國為了東亞的主導權，開始了一場時間不長（1904-1905）但意義深遠的戰爭，雙方的博弈從輿論的隔空鬥嘴，到戰場的血雨腥風，最終又回到唇槍舌劍的談判桌，雖然日本贏得了戰爭的勝利，但並沒有獲得想象中的主導權，在美國的調停下，日本與沙俄簽署了《朴茨茅斯和約》（日露講和條約）。
關於日俄戰爭的浮世繪
根據條約，日本獲得了一定的利益，但跟想象中“勝者通吃”的結局相差太遠。於是在1905年9月5日這一天，激憤的日本人在東京日比谷公園聚集，聲討日本官員的無能，並開始四處放火。當時，明治天皇正在表御座所處理政務。表御座所距日比谷公園直線距離不到1千米，群眾的憤怒之聲，很快傳進宮中，明治天皇在房中來回踱步，他突然意識到，宮外的吶喊，彷彿一個警告，提醒他：戰爭的勝利像是一把鑰匙，開啟了一扇未知的大門，而大門的後面，正有三個難題在等他解決。
第一個難題：失控的陸海軍
日俄戰爭後，明治天皇面臨的一個難題就是：藉由戰爭的勝利，陸、海軍勢力的膨脹，似乎有脫韁野馬之勢，這將是日本未來的一大憂患，讓他感到不安。
明治天皇
打敗了沙俄這個歐洲大國，明治天皇因戰爭勝利而獲得了至高無上的權威和聲望，但除了他之外，陸、海軍也挾勝利之威，成為了舉足輕重的勢力。軍人恃功而驕，輕視日本文官政府，嘗試進行軍隊自治，大有越過內閣而獨立決策的勢頭。其實，陸、海軍的膨脹早在戰前已顯端倪，彼時，明治天皇為了制衡軍人，讓文官伊藤博文參與軍事作戰的決策，並不斷調停軍部與內閣的矛盾。
日本海軍嚮明治天皇表示效忠
但是以日俄戰爭為契機，被元老勳貴山縣有朋元帥控制的陸軍，以及深受山本權兵衛大將影響的海軍，全都變得自信且自負，對於內閣的掣肘頗有微詞。與軍部野心勃勃的少壯派軍官相比，明治天皇已五十多歲，且健康狀況不佳，心腹伊藤博文也步入老年，二人對壓制軍人的不軌行為有些力不從心。
本來天皇可以依靠的元老勳貴，如黑田清隆、西鄉從道等早已作古，而井上馨、松方正義等人也都步入耄耋之年，元老們的影響力日益衰退，無法支持天皇。皇太子嘉仁親王性格粗暴，不得人心，同樣無法依靠。明治天皇擔心，再過一段時間自己或伊藤博文去世，日本內閣和軍隊肯定會出現內訌，這將使得國家決策無法執行。
伊藤博文
為了解決這個難題，明治天皇讓伊藤博文研究制衡陸海軍的方案。1907年2月1日，伊藤博文指使手下公佈了新的律令——“公式令”。所謂的“公式令”是指天皇敕令發佈時，除了原來天皇本人的署名，以及主任大臣副署名，現在還必須加上首相的副署名。也就是說，根據此道法令，與陸海軍相關的軍事敕令以後也需要首相的署名。
明眼人一看便知，這道律令成為首相得以制衡陸、海軍的法律根據。首相作為文官，雖然不能插手陸海軍內部的事務，但可藉由不署名以牽制陸海軍的野心，客觀上強化了對陸海軍的控制力。用文官來控制武將，這是明治天皇一直以來的夙願，而此次的“公式令”再次明確表達了這種訴求。
山縣有朋
然而山縣有朋等軍人早已下定決心，希望徹底消弭文官對軍隊的制衡，面對“公式令”的阻礙，他們主張在軍隊相關事務中，以軍令取代敕令，即使沒有首相的署名，僅有主任大臣（陸軍大臣或海軍大臣）的署名，軍令即可實施。於是1907年年9月11日，公佈了“軍令第一號”。軍令制度的出現，使得在法律上賦予首相得以制衡軍人的“公式令”，最終只剩一紙空文。面對軍人的桀驁不馴，不服管教，心力憔悴的明治天皇顯得無可奈何，只能放任，因為對他來說，相對於軍隊的野心，緩解韓國的局勢迫在眉睫。
第二個難題：動盪的殖民地局勢
明治天皇面臨的第二個難題，是韓國反對日本殖民的浪潮。日俄戰爭後，包含俄國在內的世界列強雖然承認韓國為日本的勢力範圍，但國族意識強烈的韓國在日本統治之下，屢屢發動抗日起義，這讓明治天皇憂心忡忡。
韓國高宗
明治天皇是一個對戰爭持審慎態度的人，這並不是因為他是一個和平主義者，而是他明白日本國力的極限，擔心無節制的用兵會拖垮日本。比如日俄戰爭時，日本明明獲得勝利，卻最終和沙俄簽署了獲益不大的《朴茨茅斯和約》，之所以主動“吃虧”，其實是因為日俄戰爭末期，日本國庫已經捉襟見肘，再打下去必然導致社會崩潰。所以，明治天皇十分倚重伊藤博文，不僅在於後者忠心耿耿，同時也因為他善於利用外交手段為日本紓困，避免了耗費金錢。
《朴茨茅斯和約》簽署現場
面對韓國的反抗，日本於1905年12月設置韓國統監府，明治天皇派伊藤博文赴韓國擔任統監。伊藤博文認為韓國有獨特的歷史與傳統，韓國人也具備潛在力量，因此為了安撫當地人，應當維持其獨立國家的形態，以降低對方的敵意。同時，在日本掌握實權的情況下，以日本明治維新為樣本推動韓國的內部改革，並通過潛移默化的手段，如日語教育和生活方式的同化，消除韓國人的自我認同，最終將韓國“日本化”，實現日本的殖民計劃。
韓國派往海牙的特使
然而，韓國人民對於伊藤博文的計劃強烈牴觸。1907年6月，韓國高宗皇帝秘密派遣使者出國求援，使者想在荷蘭海牙召開的第二屆萬國和平會議上大聲疾呼，控訴日本的野蠻殖民行為，但在日本阻撓下沒有成功。此事傳回日本，伊藤博文大為惱怒，強迫高宗退位，並解散了韓國軍隊，此舉激起韓國更大的反抗。
第二屆萬國和平會議
為了壓制韓國的反抗浪潮，明治天皇和伊藤博文商量對策，他們企圖用培養親日勢力的方法，更加隱蔽地獲得對韓國的控制權。於是，在韓國統監伊藤博文的指示下，韓國皇太子李垠1907年開始赴日留學。讓韓國皇太子接受日本教育，此舉有兩個目的：
第一，將韓國皇太子作為人質留在日本，讓韓國國內的反抗勢力投鼠忌器。
第二，用高規格待遇籠絡韓國皇太子，使其自覺成為親日勢力，將來即位後成為日本利益在韓國的最大代表。
為了實現既定目標，日本給李垠的待遇標準設定的十分高，跟日本皇太子嘉仁親王的待遇不分伯仲。為了拉攏李垠，明治天皇頻頻向這位韓國皇太子贈送禮物，以示關心和照顧。
圖右為韓國皇太子李垠
然而就在李垠“日本化”的過程中，伊藤博文遭到韓國義士安重根刺殺，日本國內的激進情緒爆發，李垠受到了多方敵視，明治天皇無法繼續公開袒護李垠，只能放任事態發展。至此，想要通過李垠充當“親日傀儡”來殖民韓國的計劃宣佈破產。其實，對明治天皇來說，在培養李垠這件事上，他還有個私心，就是用韓國皇太子當練手對象，尋覓一種讓繼承人和國君之間和睦相處的方法，他最終的目標是培養自己的皇太子嘉仁親王，使後者成為合格的日本天皇。
第三個難題：繼承人嘉仁親王的培養
明治天皇擔憂的第三個難題，就是繼承人皇太子嘉仁親王的教育問題。從各方面的資料看，嘉仁親王（大正天皇）在年輕時，始終沒有認識到身為天皇應該具備的能力和態度。少年時期的嘉仁親王身體孱弱，但性格暴躁，動輒懲罰宮人，然而，明治天皇卻對嘉仁親王抱有過大的期望，希望兒子能夠成為手段高明、思維縝密的統治者，現實與期望的反差，使得明治天皇對嘉仁親王的教育過程並不順利 。
兒童時的嘉仁親王
首先，嘉仁親王恐懼父親。
明治天皇十分擔心嘉仁親王的健康，希望跟兒子的親情交流多一點，但嘉仁親王隨著年齡漸長，卻對父親十分畏懼。當天皇在表御座所時，接見了其他人後，嘉仁親王作為皇太子，可以不必請示，直接前往覲見父親，但他卻總是命令皇宮內的侍從去請示，詢問是否能夠覲見。嘉仁親王唯唯諾諾的行為，被管理皇宮事務的官員視為畏懼心理，並擔心他因為總是恐懼父親，從而無法形成天皇的威嚴。
描繪嘉仁親王的浮世繪
其次，嘉仁親王身體孱弱，性格暴戾。
嘉仁親王另外的一個大問題，就是身體孱弱，但性格暴戾。嘉仁親王小時候得過腦膜炎，並留有後遺症，長大後精神狀態不穩（執政末期被診斷出精神問題，遂由裕仁親王攝政）。日本宮內記錄顯示，他經常騎馬在宮內疾馳，還喜歡用馬鞭責罰侍從，以至於人際關係不佳，這使得人們對其未來多有擔憂。
左為裕仁親王，右為大正天皇
面對嘉仁親王的諸多問題，明治天皇在晚年身體情況日益惡化後，最終無可奈何地接受了現實。按照日本宮內記載，那時的明治天皇“對嘉仁成長遲緩此一現實較能坦然接受了”。最能表現這種接受的事件就是1908年11月的一次演習。當時嘉仁親王二十九歲，身為陸軍少將，他負責為父親講述演習的戰況，然而當明治天皇向兒子提出戰術疑問時，嘉仁親王卻無法在地圖上找到答案。最終，嘉仁親王勉強回答了問題，雖然沒有對答如流，但明治天皇對皇太子的回答已經滿足了。
困境中隱藏的危機
通過日俄戰爭，日本掃除了外部壓力，獲得了擴張的機遇，然而表面上強大的日本，實際上外強中乾，內部問題此起彼伏。明治天皇本人面臨的三個問題，正是20世紀初日本社會隱藏的危機。
對明治天皇來說，第一個難題最難解決，陸、海軍的野心勃勃，企圖繞過內閣的制約，獨立行使軍事權力，這無疑會把整個國家捆綁在好戰的狂熱情緒中，最終走上自我毀滅的道路。後來日本果然發動多次侵略戰爭，自食惡果，受到了懲罰。
日俄戰爭中的戰鬥場面
明治天皇的第二個難題，是如何將韓國納入日本的統治秩序，他希望藉由“同化”韓國皇太子，從而實現對韓國的“軟征服”，但由於韓國人民強烈的反抗精神，最終無奈作罷。
明治天皇的第三個難題，是想培養一個合格的繼承者，從而實現日本政治格局的平穩過渡，然而嘉仁親王因自身條件的制約，最終在執政時間不長的情況下，由裕仁天皇即位，後者弱冠攝政，無法應對複雜的政治局面，不能制衡狂熱的戰爭傾向，最終使得日本成了近代亞洲諸多悲劇的罪魁禍首。
1945年，簽署投降書的日本代表
總得來說，明治天皇沒有真正解決三個難題，使得系統內的隱患遺留了下來，預示了日本發動戰爭，以至於最終戰敗的結局。明治天皇是東亞近代史的一個標誌性人物，由他聯合日本精英發起的“明治維新”，成功地讓日本實現了近代化，然而在他當政的末期，國外環境風雲突變，國內局勢逐漸失控，通過研究他晚年面臨的三個困境，我們能夠更加詳細地瞭解那段往事，搞清楚諸多事件的來龍去脈，最終釐清歷史的邏輯。
參考文獻：
《簡明日本通史》依田熹家
《天皇制與近代日本政治》周頌倫、張東
《日本史》約翰·W·霍爾（John W Hall）
《明治維新》威廉·G·比斯利（William G Beas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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