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這些看似軟弱、看似稀鬆平常的部分，卻成就了明治天皇作為一個普通人的魅力。
作為1867年至1912年之間的日本天皇，明治天皇睦仁與日本共同經歷了近代史上最大規模的改革運動——明治維新，他本人也被塑造為不世出的“睦仁大帝”，死後也專門修建一座明治神宮也加以祭奠。一些宣傳都表達著一個觀點：日本“萬世一系”的天皇乃“神聖不可侵犯”，他是這個國家的最高統治者。
但多讀一點明治史便會發現，雖然這位天皇在位長達44年，但很少看到有哪個具體事件、哪項具體工作是由他來主持完成，甚至於整個44年的明治史之中都難以看到他說幾句有用的話。宣傳口徑與歷史事實的不同就形成一種強烈反差，讓人不禁疑惑：明治天皇究竟有多大權力，又在明治史中起了何種作用？
對於這一問題，日本學者並沒有給出很好的答案，畢竟他們受到身份與文化限制很難對明治天皇做出客觀的描述，外國學者更因為難以熟練閱讀古日語而在研究上舉步維艱。因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榮譽教授唐納德·基恩《明治天皇傳》便顯得格外可貴。他潛心收集全部與明治天皇有關的著作，盡全力用碎片化的歷史記錄拼湊出一個完整的明治天皇人物像。
初生：青少年時期的明治天皇時刻需要注意，當1868年倒幕維新志士率領軍隊一路攻陷江戶幕府的各據點時，“睦仁大帝”明治天皇仍然只是一位16歲的少年。由於父親孝明天皇在前一年突發急病而死，睦仁還沒來得及當上皇太子，也沒經過完整的帝王教育，就匆忙接過天皇位置。
明治天皇應該說，這位少年並沒有做好應對亂世的準備，就在4年前一場圍攻京都皇宮的軍事政變（禁門之變）中，12歲的睦仁還被來往作戰的武士嚇暈過去。雖然從後世來看，新一代武士群體在倒幕維新運動中的崛起是日本進步與革命的象徵，但在當時，他們的存在也始終讓睦仁的脖子上懸著一柄劍：自己的權力事實上是維新武士給的，那麼也並沒有任何人能夠保證，維新武士就不會再奪走這份權力。
更弔詭的是，發動“禁門之變”的主力軍長州藩，與鎮壓“禁門之變”的主力軍薩摩藩，不久之後就摒棄仇恨，共同對抗幕府。雙方的聯手，被後世大書特書，但這種政治連橫卻超出少年睦仁的想象，不禁讓人懷疑這些高喊忠義的武士暗地裡都在謀劃些什麼。於是，對維新武士的依賴與恐懼，從一開始就困擾著睦仁，直到西鄉隆盛出現在他的身邊。
與其他維新志士有所不同，西鄉隆盛除去處理公務之外，非常重視對睦仁進行“君德培養”。1872年春天，他引導睦仁走出深宮，第一次前往日本各地巡遊，見識到了與都城完全不同的風景，體察到日本各地民情；隨後西鄉隆盛開始擔任“近衛都督”，即保衛東京皇居的“近衛兵”司令，睦仁也受到影響而頻繁參與士兵操練。
到1873年3月，睦仁更是主動“斷髮”，廢除傳統皇室的化妝禮儀，把自己打扮成西式君主的模樣。在西鄉隆盛引導下，睦仁褪去舊式宮廷的陳舊風氣，開始走向近代君主之路。 西鄉隆盛與充斥著花鳥魚蟲、和歌藝術的公卿貴族有所不同，出身於底層武士的西鄉隆盛是一位高大魁梧、操著濃重地方口音的剛健武夫，成為年輕的天皇從女性化的宮內世界通向男性化的世俗世界的橋樑。1873年5月東京皇居爆發火災，睦仁的第一反應也是將西鄉隆盛贈送的小櫃子搬出來，可見雙方不僅是君臣，更是亦師亦友的關係。
但睦仁萬萬沒有想到，自己第一次真正意義上實行“統治權”，卻把自己的導師西鄉隆盛從政府裡趕了出去。1873年10月，日本政府圍繞是否派遣西鄉隆盛出使朝鮮半島產生爭論，支持與反對兩方均把意見提交給明治天皇要求“聖裁”。在時侷限制與宮廷壓力下，睦仁不得不要求“暫緩出使朝鮮”，西鄉隆盛也被迫離開政府，失意地回到老家鹿兒島生活。
噩運不僅於此。1877年，由於不滿明治政府大規模廢除舊時代武士的“鐵桿莊稼”（世傳家祿），一向仗義執言的西鄉隆盛在鹿兒島發起暴動，一時間攪動整個日本進入混亂。經過數月戰爭，暴動軍寡不敵眾，西鄉隆盛也被迫在鹿兒島自盡，這讓睦仁十分悲痛。他無法接受這位親密無間的導師成為“逆賊”，但維新志士蛻變而成的明治官僚已經把控了國家政權的方方面面，就連睦仁想給西鄉隆盛的遺子西鄉寅次郎賞賜1200日元、資助他去德國留學都難以實現。
種種刺激下，睦仁不再甘願做一個虛坐皇位的傀儡，而是在隨後的1880年代走上與政府爭權之路。
宮中：與官僚集團的爭鬥與和解關於明治天皇乃至戰前天皇的實際權力，國內經常有兩種極端誤解：一種認為天皇是如同中國皇帝一樣的“絕對君主”，發言必定一言九鼎，無人反對；另一種認為是如同英國國王一樣的“虛君”，僅僅是坐在皇位上，但“統而不治”，具體事務完全交給各路政治家。
應該說，兩種理解都有道理，卻也存在共同的問題，即認為“天皇”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但事實上，無論明治天皇還是後來的大正天皇、昭和天皇，其天皇權力事實上都不是孤立存在，而是與他們身邊的顧問團體——“宮中”集團共同存在。
所謂“宮中”集團，狹義上說是擔任過“宮中顧問官”職位的官僚；廣義上講，是以明治天皇的“帝師”群體、以及天皇本人信任的一些非主流高級軍官組成的政治團體。 在探察近代日本歷史時，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宮中”集團。一來他們在後世人的眼裡並不及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這些前臺的政治家有名，二來他們的作用並沒有寫在各路已經問世的歷史書籍或通俗小說裡，而是深藏在他們本人的日記或宮廷記錄裡，研究深度不足者很難觸及。
從身份來說，這些人都不是等閒之輩，“宮中”集團重臣土方久元、軍人谷干城都是幕末土佐藩維新志士，“帝師”元田永孚也是熊本藩“國學者”，均各自擁有一定政治地位。但在明治維新以後，他們的地位顯著降低，如今天皇成為自己的“學生”，失意的倒幕志士群體當然要發揮倒幕維新時期的另一大政治正確，雙方於是一拍即合。換言之，天皇的權力提升，本質上是靠了自己本身具有的名義權力，結合“非主流”的維新志士群體本就擁有的世俗權力，進而形成了一股足以和主流政治家抗衡的強大實力。
《明治天皇》
(美) 唐納德·基恩 /著 曾小楚、伍秋玉 /譯
上海三聯書店 2018年7月
“宮中”集團第一次顯著影響政治，是在1880年日本政府因財政短缺而討論是否對外借債事宜。當時以伊藤博文為主的高層政治家群體對借債額度略有爭議，“宮中”集團借題發揮，要求明治天皇親自幹預“外債”問題。而明治天皇要求全部高級官員立刻陳述意見，最終17人形成了8票同意、8票反對、1票中立的結果，意見難以統一。最終明治天皇直接發佈“聖裁”，否決日本發行“外債”。
明治天皇之所以能夠“聖裁”，不僅是因為有著“非主流”維新志士的支持，更重要的一點，就是明治政府得以建構的政治正確基礎就是幕末以來流行的“尊皇”思想。無論伊藤博文等官僚集團再怎麼心生怨恨，他們都不能明確反對天皇的意見，更不能做出任何對天皇“不敬”的舉動。於是1884年，當明治天皇對伊藤博文的人事政策不滿時，他就直接以身體欠佳為由回居內宮，不理政務，而伊藤博文也只能乾著急：
按照古代禮法，沒有天皇召見，臣子根本不能擅自進入內宮。明治維新期間，日本第一要務就是如何仿效西方國家建立憲法制度，但在1880年代，明治天皇聚集起的“宮中”集團卻對伊藤博文如何立憲、效仿哪國、如何建立具體規章頻頻指手畫腳。為了完成立憲，伊藤博文就必須為“宮中”與官僚兩個集團劃定職權邊界，在這種情況下，近代日本“如何立憲”，就自然而然轉化為如何限制天皇與“宮中”集團的無限擴張。
應該說，這一期間的明治天皇並沒有完全佔據優勢，甚至在很多具體事務上沒能遂願。比如1886年，他希望在三個陸軍“監軍部”之中安插自己信任的人，以求直接控制軍隊的指揮權，但為了不讓明治天皇過度掌握軍權，以山縣有朋等人為主的“軍主流派”不惜以全體辭職相威脅。由於天皇本身並不通曉軍事，而明治日本又處於內憂外患之中，必須依仗維新以來的軍閥首腦，最終不但沒能讓自己的親信進入“監軍部”，“監軍部”本身也遭到廢除。
在一連串成功與失敗的共同作用下，明治天皇與“宮中”集團與官僚集團達成妥協，即官僚集團承認天皇名義上至高無上的地位，甚至將本應分立的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全部歸為“天皇大權”；但與此同時，天皇要想行使“天皇大權”，也必須經過大臣的“輔弼”才能完成：如想行使立法權必須經過國會“協贊”，想行使對軍隊的“統帥權”需要經過陸海軍參謀部門，想行使對國務的“行政權”更需要由“國務各大臣”聯合署名。在1886年下半年達成的“機務六條”裡，明確規定，天皇不得隨意干涉國家事務，而且即便天皇生病、政治家也有權進入內宮“拜謁”——這無疑是對1884年明治天皇閉門不出的一種報復。
當然，打壓了天皇對於掌權的渴望，也要提供合適的對價進行補償。1889年，日本政府藉助《大日本帝國憲法》通過的機會，正式為西鄉隆盛恢復名譽，讓這位維新志士重新獲得正三位的官位；再到1898年，東京上野專門為西鄉隆盛建造了銅像，以表彰他為明治維新做出的卓越貢獻。逐漸，明治天皇也放棄與明治官僚集團的爭鬥，轉而配合官僚體系一起發展國家，乃至於在戰爭中成為國家的精神支柱。
戰爭：天皇到底如何參與到戰爭中？其實之所以喜歡討論天皇擁有多大權力，一個重要目的也是為了衡量天皇在戰爭中的責任問題：到底天皇有沒有參與發動戰爭？天皇應不應該為明治維新以來的每一場戰爭負責？
對這個問題，唐納德·基恩《明治天皇傳》並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畢竟明治天皇時代的甲午戰爭、日俄戰爭與大正天皇時代的“一戰”、昭和天皇時代的“二戰”有著完全不同的歷史背景，日本國內的政治局勢與天皇的地位、作用也不盡相同，不應該用明治天皇對標後面兩位天皇。不過，從明治天皇在戰爭中的矛盾表現，依然可以對他在戰爭中的作用做出一些推測。
日俄戰爭兩場戰爭爆發之前，明治天皇都發出過一些“洩氣話”：甲午戰爭曾被他評價為“此非朕之戰爭”，日俄戰爭之前他更是說過著名的“本以為四方之內皆同胞，世間卻頻起波風”。乃至於日俄戰爭的宣戰詔書草案裡，他都加入了關於戰爭給人民帶來災難的語句，後來被官僚集團刪除。從這些碎片記載來看，明治天皇並不是一個多麼積極的好戰分子。
但另一方面，當兩次戰爭打響後，明治天皇都第一時間親臨大本營，以帝國大元帥之名義召開作戰會議。甲午戰爭期間，天皇離開居住多年的東京來到日本西部重鎮廣島，乃至於給日本國民一種“御駕親征”之感；日俄戰爭的大本營雖然設立在東京，但明治天皇卻對前線戰況非常關注，甚至於直接對軍隊人事做出指示。1904年底，日本陸軍遲遲未能攻克位於中國東北的俄軍戰略要地旅順城，多名官僚請求更換主攻旅順的司令官乃木希典，然而明治天皇卻出於個人感情，明確寫下“不許撤換乃木”一言，硬是讓這位有些愚鈍的戰將堅持到了最後。戰後，由於擔心在戰爭中失去兩個兒子的乃木希典自盡，明治天皇要求他出任皇室學校“學習院”院長，而乃木希典也成為其孫昭和天皇的第一位導師。
對於明治天皇的這些矛盾舉動，一般認為是他受限於明治憲法制度，不可能直接對戰事做出指揮，也無法直接決定是否開戰。但從另一個角度出發，明治天皇在青少年時期一直生活在對維新武士的恐懼之中，那麼對於戰爭，他更容易出現的想法其實是“如果敗了會怎麼樣”。恰巧，無論對清朝、還是對俄國，日本都是以小敵大，以弱戰強，這種不安全感與對戰爭失敗的恐懼就會被無限放大。
乃木希典但應該說，這種恐懼感並不是壞事。因為在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走向對日本有利的局勢時，日本都果斷選擇“見好就收”，通過適時停戰獲得利益最大化，也在亞洲國家裡第一個躋身世界列強之林。有別於昭和前期日本不停地通過擴大戰爭來掩蓋國內矛盾，明治時代的日本還基本能夠清醒地認識到國家的真實實力。畢竟，明治時代的掌權者，大都是江戶時代受盡歐美列強欺辱的維新志士，而昭和前期的掌權者，卻大多成長於“光榮的明治時代”，對“神州不滅”有著超乎現實的自負。
越是分析，越會發現明治天皇的本質人格很可能不如後世所宣揚那樣偉岸、那樣強大。他很可能沒那麼自信，畢竟他的心裡一直住著那個12歲時候見到軍刀而暈倒的少年睦仁；他很可能沒有那麼開朗健談，他的大半生時間都“宅”在皇居中，幾乎不參加社交活動，乃至於一生都沒有幾張照片與畫像；他很可能並不理智，畢竟他對抗明治官僚的初始原因是因為與西鄉隆盛的感情；
他很可能十分軟弱，害怕成就了自己的明治元勳會把自己推翻，更害怕好不容易建立的明治國家讓清朝、俄國擊敗。但是，正是這些看似軟弱、看似稀鬆平常的部分，卻成就了明治天皇作為一個普通人的魅力。1912年，明治天皇走完了不到60歲的人生，國葬當天，他在日俄戰爭中給予充分信任的乃木希典也與妻子一同自盡殉葬。雖然著名作家芥川龍之介評價其為“前近代性質的舉動”，但從另一個角度說，見識了戰爭殘酷與苦難的乃木希典願意以明治天皇作為自己的精神寄託，也說明這位帝王本身也擁有著不同尋常的個人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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