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古稱金陵、建康,乃六朝古都。在這士林淵藪之地,坐落著一所享譽海內外的百年名校——
東南大學。肇始於1902年,東南大學已歷經117年的風雨。從三江、兩江優級師範學堂、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到20年代的東南大學、第四中山大學、江蘇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再到解放後的國立南京大學、南京工學院,後又於1988年再度更名為東南大學……幾番離合,幾度興衰,117年的歷史,是一部"以科學名世,以人才報國"的奮鬥史,一部33萬東大人共築光榮與夢想的"家史"。前身:國立中央大學的由來
1902年,古都南京。在國家民族風雨飄搖之際,一所註定在近代中國高等教育史上產生重量級影響的大學誕生了:中國最早的高等學府之一——三江師範學堂。在四牌樓這塊千年文脈傳承的沃土上,開啟了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新篇。
歷經兩江師範學堂,1915年,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創辦於兩江舊址,是我國最早成立的六所國立高等師範學校之一。1921年,國立東南大學集文理、師範與農工商等實科於一體,系科齊全為國內之僅見,堪稱當時中國綜合性大學之典範。
1927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後,政府當局即對南京最有影響力的東南大學進行接管和改組,將江蘇(含上海)境內的河海工程大學、江蘇醫科大學、上海商科大學、江蘇政法大學、上海商業專門學校、南京工業專門學校、南京農業學校、蘇州工業專門學校共9所高校,合併改組,成為首都最高學府——"國立第四中山大學",同時任命江蘇教育廳廳長張乃燕為新校長。1928年政府命令除第一中山大學保留"中山大學"之名外,其餘四所要求改為所在地之名。張乃燕即呈文要求將校名變更為"江蘇大學"。
1928年2月23日張乃燕以校長佈告公佈改名,當即遭到學生的強烈反對,學生們召開全體大會,並組成"改定校名請願代表團"。學生之所以反對"江蘇大學"之名,其理由有4條:一是"江蘇大學"一名,"既不足以冠全國中心之學府,又不足以樹首都聲教之規模",如果僅用"江蘇大學"之名,"則範圍僅限於一省,規模自屬於一隅,全國學術失其中心";二是就學校歷史而言,該校由三江師範而兩江師範、而南京高等師範,而東南大學,以至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江蘇境內9校合併為第四中山大學,雖然校名屢次變更,"要皆足以代表東南各省共有之學府";其三,"江蘇大學"以省界來命名,乃是封建時代之名稱,不足以顯示"黨化教育"的學校;其四,江蘇教育素髮達,將來設兩個大學區又何嘗不可,不能以省名自限。
由此提出要求將校名改為"國立南京大學",之所以如此,還有3點考慮:一是國際性,東西文明各國都有一所首都大學,如日本的東京大學、德國的柏林大學、法國的巴黎大學,均是用來作為國家大學的代表,現在如果想與東西各國首都大學並駕齊驅,當以"國立南京大學"為最有國際性;二是永久性,社會政治變化無常,欲使校名一成不易,與國際各國悠久大學相媲美,"國立南京大學"最有永久性;三是便利性,施行大學區制,大學區以省名來命名,大學以所在地之名來命名,亦屬兩便,並不矛盾。但當局對此卻置之不理。學生們並不甘休,6次請願,1928年4月13日800餘學生抬著"江蘇大學"校牌,要求退還政府。與此同時,致函國民黨元老吳稚暉,尋求支持。吳稚暉也認為位於首都的大學,不宜以江蘇的省名來命名,因此他向政府提出將江蘇大學改名為"國立首都大學"。此議一出,名方都表示贊同。但就在此時,又出現了另一改名主張。時任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執行委員的馬飲冰(即抗戰勝利後任南京市副市長的江蘇政法大學畢業馬元放)提議將"江蘇大學"改名為"中央大學",因"中央"二字,既可表示國都的所在地,又更足以顯明文化的中心。 他認為"一國首都所在地,允宜有一名實相符之中心學府,以江蘇大學現在之規模,在國中實不多見,足以形成中心之學府。'中央'二字,何等冠冕,何等輝煌,故吾國人不欲造成全國之中心學府而已,否則除該校正名為中央大學也,實別無相當之名稱。"馬飲冰的主張,立刻受到全國重視。政府最終採納了馬氏的意見,正式訓令將"江蘇大學"改稱為"國立中央大學",1928年5月3日送達該校。學生極為滿意,並起草宣言,舉行遊藝會以示慶祝。由此,"國立中央大學"校名沿用至1949年4月南京解放止。
國立中央大學是中華民國時期中國最高學府,也是中華民國國立大學中系科設置最齊全、規模最大的大學。
羅家倫:國立中央大學任期最長的校長
1930年10月,中央大學校長張乃燕由於經費等原因而辭職。是年底,中山大學校長朱家驊調任中央大學校長。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因中大學生怒打對外無能、對內傲慢的外交部長王正廷,衝擊首都衛戍司令部、圍攻中央黨部,要求出兵抗日,搗砸抵毀學生運動的《中央日報》館,校長朱家驊引咎辭職。之後,國民政府又幾度任命中大校長,均不得行。
直至1932年8月26日國民政府正式任命羅家倫為中大校長,中大這場"易長風潮"乃告平息。從1932年至1941年,執掌校印十年之久的羅家倫,是中央大學辦學歷史上任期最長的校長。這10年,是中央大學危難深重而又發達鼎盛的10年。羅家倫便是這一時期中央大學整頓和發展的總設計師。
羅家倫,字志希,浙江紹興人,生於1897年。1917年考入北京大學文科,為北大《新潮》雜誌社的發起人之一。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起草了《北京學界全體宣言》,在該宣言中首次提出"五四運動"一詞。還被遊行隊伍推選為代表,前往各國使館遞送說貼。1920年赴美留學,先後在普林斯頓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研習歷史,又轉往倫敦大學、柏林大學和巴黎大學深造,1925年回國,任東南大學教授。翌年參加北伐,歷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議、編輯委員會委員長、中央黨務學校代理教育長。1928年清華大學改為國立,羅家倫任校長。1932年8月26日,他被任命為國立中央大學校長。
"六字"治校方略與"四字"學風
羅家倫初到中央大學之時,提出了"誠、樸、雄、偉"四字學風。"誠"即對學問要有誠意,不以其為升官發財的工具;"樸"就是質樸和誠實;"雄"是指"大雄無畏";"偉"是指偉大崇高。他還提出
"安定、充實、發展"六字方針,即把學校近期發展劃分成安定、充實、發展三個階段,每個階段大約三年。作為歷史專業出身的學者,羅家倫深知時期是不可以嚴格劃分的。在安定時期,應當有所充實;在充實時期,應當籌劃發展;在發展時期,應當維持安定。廣納賢才,群英薈萃
羅家倫視延攬名師為第一要務,上任伊始,他聘請在美國航空公司任職的羅榮安回國工作,開創我國航空工程教育的先河。他還新聘請了留美博士孫光遠、留日博士羅宗洛、留法博士施士元等十多位學者。值得一提的是,由於藝術學院引進了徐悲鴻、張大千、呂鳳子、傅抱石、陳之佛等一大批大師,抗戰時期的中央大學,佔據了我國藝術教育的最高點。
料事如神,西遷重慶
隨著學校的發展,四牌樓校區尤顯狹小,學校意欲在南京近郊選址建設新校舍。1934年9月,蔣介石核定中大遷校建築費240萬元。中央大學隨即在中華門外選定新校址,徵收土地2700畝。1936年11月,新校區土方工程開始動工,計劃除醫學院和牙醫專科學校留在市中心,其餘均陸續遷移。讓人始料不及的是,1937年7月,抗戰爆發。不久,中央大學西遷重慶,建設新校區的宏偉計劃不幸擱淺。
羅家倫的確"料事如神",早在1935年冀東事變發生之時,他就下令總務處做好500只大木箱,以備遷校之用。1937年7月,羅家倫又通知總務處將該批木箱加釘鐵皮。同時,他還派法學院院長馬洗繁等人兵分三路選擇臨時校址。
1937年10月,中央大學西遷。10月10日,大批學生於漢口轉船入川。同時,派人到重慶沙坪壩籌建校舍。11月初,學校開學復課。
1941年8月,羅家倫請辭中央大學校長,由教育工作崗位轉向黨政工作。抗戰勝利後中央大學也準備復員南京。1946年11月,中央大學在南京四牌樓覆校開課。覆校後的第一次招生盛況空前,報名者超過萬人,錄取學生千人。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以工學院為主體在四牌樓原中央大學校址建立了南京工學院,成為教育部直屬的重點工科大學,為新中國工業化建設和教育科技事業培養了大批高層次專門人才,在社會上享有卓著聲譽;1988年,南京工學院復更名為東南大學,開啟新的篇章:1996年入選首批"211工程"重點建設高校,2001年被列入國家"985工程"重點建設高校,2017年成功入選世界一流大學建設A類高校名單。
當時從中央大學辭職後,羅家倫曾先後任新疆監察使、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籌備會議代表、駐印度大使、國民黨黨史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臺灣"考試院"副院長及國史館館長等職。於1969年12月25日逝世,享年72歲。
如今東南大學建設新的主校區的夢想終成現實。新校區坐落在江寧開發區南部,共約3700畝,交通便利,環境優美,周邊的配套基礎設施完善,是理想的修業治學之地。新校區建築規劃以東南大學的歷史文脈為依據,採取公共核心教學組團加專業教學族群組團相結合的校園建築形態,形成中西合璧、綠色開放的森林之城和活力之城。至此,羅家倫校長將主校區遷至南郊的宏偉構想終於在
九龍湖校區得以實現。櫛風沐雨百餘載,昂首闊步新徵程。如今的東南大學擁有四牌樓、九龍湖、丁家橋等校區,佔地面積5888畝,總建築面積約78.97萬平方米,學校圖書館6.69萬平方米,藏有各類圖書資料440萬冊。一大批名師俊彥在這裡留下足跡,一代代經世濟民的優秀人才在這裡成長,許多重要的學術思想和科技成果在這裡誕生。
長期以來,東南大學為促進中國教育和科技事業發展、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和社會進步作出了重大貢獻。以科學名世,以人才報國,學校的光榮與夢想,將在"止於至善"的精神引領下代代傳承!
本文部分素材來自:東南大學官網、官微、新聞網、校友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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