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红色间谍，堪称现实版的“余则成”夫妇。
虽然看上去，这只是战争年代一个普通的间谍故事，因为在当时西方巡捕房和蒋氏大肆抓捕的背景下，无数革命者被捕遇害，他们的事情看上去似乎很普通。
但是这起“间谍案”，却几乎改变了历史走向。
故事的开头很简单，也很偶然。1931年6月，新加坡，英国警察抓到了一个共产国际的联络员，约瑟夫。
这个约瑟夫，是向马来西亚的同志转移经费的。经费从哪里来的？
上海。
上海有当时英国最大的租界，于是英国人联络上海租界的英国警察，根据约瑟夫文件里的上海电报挂号和邮箱，迅速查实地址，准备抓人。
很轻松，他们就查到了这个上海地址，抓到了房主雅可夫·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和达吉亚娜·尼克莱维娅·玛依仙柯。
也就是这个间谍故事的主角：牛兰夫妇。
雅可夫·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出生于乌克兰工人家庭，1917年2月参加革命，1918年加入大名鼎鼎的“契卡”（保尔柯察金就是契卡出身）。达吉亚娜·尼克莱维娅·玛依仙柯出身于德国贵族家庭，也是十月革命入党，精通多国语言。两人于1930年被派驻到中国联络站工作。
按理说，这就是一起共产国际地下工作者的下线被抓，导致顺藤摸瓜查出上线的故事。整个破获过程在间谍史上，可以说是非常普通的。
但是被捕以后，后续的事情却不是那么寻常。
可以看出，这个契卡出身的共产国际地下工作者确实厉害，那么多直接证据被掌握，居然连真实身份都查不出来，连国籍都查不出来！
二人坚称自己是德国人，上海租界坚持证明他们来自苏联。可是二人缜密到平时交流都用德语，连四岁的儿子都只会德语，不会俄语。
30年代的上海，世界上三教九流各种投机者都有，遍布租界内外，根本没办法查实。
牛兰夫妇使用了多个化名，登记了8个信箱、7个电报号，租用10处住所、两个办公室和一家店铺，并频繁更换联络地点，同时尽量避免与其他地下工作者直接接触。以免有人被捕或叛变牵连自己（正是这一点，在后面突然出现的意外中留了一条命）。
英国警察查无实据，准备放人。
其实，在中国只有一个人是牛兰夫妇信赖的，也是唯一知道他们真实身份的。
宋庆龄。
于是区别于其他间谍案的高能来了：
宋庆龄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声援，谴责当局和英国警察无故羁押。爱因斯坦、蔡特金、高尔基、史沫特莱、肖伯纳、罗曼罗兰、德莱塞、杜威等知名人士联名抗议，使营救牛兰的行动演变为一次世界性的运动。
这就是这起间谍故事的精彩部分之一：和罗森堡夫妇案一样，在世界范围掀起了重大风波。
眼看，英国警察顶不住压力就要放人，这时候又一起事件出现，让局面却更加恶化了。
即将放人的节骨眼上，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
顾顺章叛变后，立即指认：牛兰夫妇曾经将苏联方面派给江西苏区红军的军事顾问护送出境。
但由于牛兰夫妇行事谨慎，不直接与我地下工作者接触，顾顺章也只知道共产国际在上海有一个“洋人俱乐部”，负责人是个绰号叫“牛轧糖”的德国人——牛兰（Noulens）的发音与德文牛轧糖（Nougat）相近。
于是，马上就要被释放的牛兰夫妇，直接从上海被押往南京。
我党派出潘汉年，共产国际派出佐尔格，全力营救牛兰夫妇。
大名鼎鼎的佐尔格立即建议，行贿法官，打通关节。
苏联马上派了人，携带2万美元，冒着危险穿过已经被日本占领的东北进入中国。为了保险起见，前后派了两个人，每人带了2万美元，互相不知道还有另一个人也在送钱。以防一人出问题，牵连另一人。
于是这起间谍案更精彩的部分来了：
其中一人叫赫尔曼·西伯勒尔，另外一人，也是这起间谍案改变历史的地方：
另外一人，名叫奥托.布劳恩。
他有个更为人们熟知的名字：李德。
往后的故事，几乎人人熟知了。
他和博古一起，经过一系列运作后，拿着共产国际一封“奥托·布劳恩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的电报，从一个送钱的人，变成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
顶着顾问的旗号，他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错误地指挥红军作战，反对游击，宣称“与敌人拼到底”“流尽最后一滴血”，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于是就有了长征。
从开头远在新加坡一个联络员被捕，牵连到牛兰夫妇被捕，共产国际送钱营救，送钱的留下来担任顾问，顾问导致作战失败，又催生了长征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历史，就是从一个个偶然中不断改变走向的。
牛兰夫妇在南京被关押，直到1937年日军轰炸南京，二人才趁乱逃走，后经宋庆龄帮助，从新疆返回苏联。
一个间谍案，竟然改变了历史的走势，再也没有比这更精彩更传奇的故事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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