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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的山，要自己登上去！”
電影《攀登者》, 源於中國登山隊1960年、1975年兩次從北坡登頂珠峰的真實歷史事件。
電影值得一看，雖然情節編排有點小問題，情感戲也有點尬，但畢竟是中國第一部登山大片，瑕不掩瑜。 至於一些人質疑“這部電影過度宣傳國家大義，缺乏對自然的敬畏，輕視個人生命。”，如果我們能夠深刻了解這兩次登山的主體和目的，就會在很大程度上解決這種疑問。
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中國國家隊登山，和我們現在熟悉的個人或商業登山行為是完全不同的，不僅僅為了夢想和信念，更是為了捍衛中國主權和政治地位，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戰鬥”。
珠穆拉瑪峰橫貫在中尼邊境線上，北部位於中國西藏，南部在尼泊爾。 人類首次登頂珠峰，是1953年5月29日，尼泊爾嚮導丹增·諾蓋和新西蘭登山家艾德蒙·希拉里（代表英國登山隊）從南坡完成。
右：尼泊爾嚮導丹增·諾蓋，左：登山家艾德蒙·希拉里
中尼邊境在珠峰這段本來就有爭議，尼泊爾人曾經登頂這個事實，給他們提供了重要砝碼，1960年中尼邊界談判前，他們開始發動輿論攻勢：中國人連珠峰都沒上去過，怎麼能說是珠峰是你們的？
此外，蘇聯本來邀請中方組建聯合登山隊，但從1959年起，中蘇關係開始惡化，蘇聯轉而在背後支持印度在1960年從南坡攀登珠峰。 在這種不利的政治局勢下，中國下定決心要做到從北坡登頂珠峰。
登山的意義對於每個人來說是不一樣的。和美國、亞洲不同，孕育了登山運動的英國等歐洲國家，人們血液裡流淌著對攀登的理解。雖然走在街上的人也會認為登珠峰是對生命無謂的冒險，但他們明白這是必須要去完成的事情。
對於1960年的中國，“中國人的山，要自己登上去。”這就是最大的意義。
珠峰北坡
1960年中國登山隊從北坡登頂，不僅成功完成了政治任務，同時也給在困境中抗爭的中國人極大的感召和鼓舞。
略有遺憾的是，由於遇到各種困難，1960年登頂時已是凌晨4點20分，一片漆黑難以留下影像資料，國際上始終對我們這次登頂珠峰存在懷疑之聲。
15年後，1975年中國登山隊再次向世界之巔發起挑戰，這次不僅錄下登頂影像，還測得珠峰8848.13米的“身高”，為人類文明史增添了熠熠生輝的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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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登頂珠峰，比現在登月還難
1960年，中國登山隊從北坡登頂珠峰有多難？
比現在登月還難。
從地理條件來說，珠峰向來有“北坡難南坡易”的說法，現在絕大部分商業攀登也都是從南坡登山的。 和南坡相比，北坡氣候更為易變難測，還有兩個艱險地帶——“北坳”和“第二臺階”。北坳是珠峰最危險的雪崩易發地。“第二臺階”巖壁陡峭光滑，平均坡度在60-70度，在它的頂部還有一座4米多高的垂直峭壁。
1960年前，英國登山隊7次從北坡攀登珠峰都失敗了，只留下了屍體和遺憾。他們因此得出結論：“想從北坡登上珠峰，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連鳥也無法飛過。” 從中國自身狀況來看，新中國建國初期國力本來就弱，又正逢三年自然災害，在大家飯都吃不飽的情況下，準備相應物資和設備非常不易，在技術上也缺乏登山專家指導和參與。
珠峰大本營升旗儀式
雪上加霜的是，西藏那時候很不太平，土匪出沒，叛亂頻頻。偵察組進山前，就有叛匪在公路上伏擊了一輛軍車，16名解放軍醫務工作者遇難犧牲。中國登山隊由一支150人的軍隊保衛，所有登山隊成員包括科考、醫務人員進山時，每人都配備一支手槍、一支步槍，而且還進行了射擊訓練。
從體能準備來說，熟悉登山的人都知道，衝頂前需要進行數週的適應性訓練。
珠峰大本營處(海拔5200米)的氧氣含量相當於海平面的一半；峰頂則只有三分之一。減壓艙裡的試驗證明，將一個人從海平面猛然拉至珠穆朗瑪峰頂，人體會在幾分鐘內失去知覺並很快死亡。
為適應不斷增加的海拔高度，人體在許多方面都需要做出調整，諸如呼吸加速，血液PH值的改變，以及輸送氧氣的紅細胞在數目上的激增——這一轉變需要數個星期才能完成。
而在中國登山隊的三次適應性訓練裡，由於條件所限，再加上惡劣天氣、冰裂縫等因素，發生了各種意外，兩人遇難，傷病者眾多，200人的登山隊最後只剩下了19人。 到最後成功登頂的，只有3名隊員：王富洲、貢布、屈銀華，而且他們都活著回來了。
從右到左依次是：王富洲、貢布、屈銀華
還有第四個人也值得一提，他叫劉連滿，在“第二臺階”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最後的4米多垂直峭壁，他們爬上不去一籌莫展。劉連滿原先是消防員，提出搭人梯自己當底座這個方法。而屈銀華人高體重，為了防止鞋底的冰爪傷人，他脫下鞋襪爬了上去。
在缺氧、體力耗盡的情況下，這4米多，他們爬了5個多小時。
劉連滿馱了三個人，連爬都爬不動了，只好留在原地。隊友給他留下了寶貴的半瓶氧氣，他卻關掉氧氣，準備給下山的戰友用，並寫了遺書。幸好他等到了下山的戰友，也活著回來了。
劉連滿
只是，付出的代價也是慘重的。
王富洲登山前160斤，下山時體重101斤，雙手因為被凍傷做了截肢手術；
屈銀華從154斤掉到了102斤，凍傷的十趾和腳後跟被全部切除。
即使如此，他們仍然認為登頂非常值得的，如果再有一次選擇，他們願意付出生命。
屈銀華
3
個人登山者，也經常會不顧性命
和中國隊登山隊肩負重大使命不同，普通人登珠峰一般只是為了完成個人心願，在商業登山中登山者之所以會請向導，也是希望在保障自己生命安全的前提下，幫助自己登頂。
弔詭的是，在登山過程中，商業登山者也經常會忽略自己的生命安全，像國家登山隊那樣把登頂看得至高無上。
1996年5月10日，包括著名登山家羅布·哈爾和史考特·費雪在內的8人在登頂過程中遇難，這是歷史上死亡人數排名第二的山難，僅次於2014年南坡雪崩事故（15人死亡）。
當時羅布·哈爾帶領著一支登山隊，幾年來他經營著嚴謹且安全的登山事業，有著39次把客人送至山頂的成功經驗，並且制定了詳盡的防災制度。5月10日那天，這支隊伍裡有6人成功登頂，卻在下山時遇到暴風雪，只有兩人生還。
其中一名生還者、美國記者喬恩·克拉考爾把這段經歷寫成了一本書——《進入空氣稀薄地帶》，之後還被改編成電影《絕命海拔》。書比電影更好，扣人心絃，發人深省。
之所以發生這樣的事故，有著細節和紀律方面的失誤，比如說：
開路者夏爾巴人未在計劃時間內完成對穿越冰裂縫橋梯的組裝和維護。
中國登山隊在“冰衚衕”上做的繩梯
在最後一段也是最難的希拉里臺階上，本來佈置好的繩梯也無法使用。
“希拉里臺階”是南坡最難的一段，類似於北坡的“第二臺階”，在“第二臺階”上，1975年中國隊第二次登
這使得羅布·哈爾和史考特·費雪兩支登山隊的隊員分別在海拔8000米和8700米各等待了一個多小時，白白消耗體能和氧氣。最致命的是時間上的延誤，這導致多數隊員的登頂時間都違反了曾反覆強調的規則——“登頂最遲不能超過午後2點，否則就需要放棄。”
而因為對成功的渴望，從隊長、嚮導到隊員都沒有堅持這一條底線。假設能守時早一點下山，他們就會在暴風雪來臨前安全回到4號營地。
但是，這些僅僅只是“事後諸葛亮”式的分析，登珠峰永遠都是危險的運動，風險就是這項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克拉考爾在書裡寫到：
“對珠穆朗瑪峰悲劇的探究是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業，因為這可能會防止更多死亡的發生。但是，相信通過對1996年悲劇進行細節剖析就能在真正意義上減少未來死亡率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如果你讓自己相信羅布·哈爾的死是因為他犯下了一系列愚蠢錯誤而你不會重蹈覆轍的話，那麼你就極可能在有力的事實已證明攀登珠峰是不理智的時候而去挑戰它。”
克拉考爾自己也承認：
“挑戰生死的奧秘和窺探它禁閉的邊界令人倍感興奮。我堅信登山是偉大壯麗的運動，不是在排除了它固有的危險之後，而恰恰是因為它所具有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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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登頂更難的，是活著回來
如果分析下那些個人登山者，經常會不顧性命、執著於登頂背後的原因：
1、登山者本來就是某種意義上的探險家，他們具有雄心、意志、超人的忍耐力和體力，就為了一個目標而來——登頂。
除了在大本營有過的舒適感，事實上，痛苦對快樂的巨大比值是我所到過的任何山峰所不及的。我很快認識到攀登珠穆朗瑪峰是一種持久的痛苦。在讓自己數週以來臣服於苦役、乏味和忍耐之後，我們在一切目的之上所要尋找的其實是一種光榮感。——喬恩·克拉考爾《進入空氣稀薄地帶》
2、攀登珠峰需要長期和繁瑣的準備，需要大量的時間和金錢，是一項奢侈的運動。花了那麼大力氣到了7、8000米卻放棄了， “來都來了，幹嘛不拼盡全力登頂”這種思想往往會佔據上風。
在96年山難後，資深的美國嚮導彼得·列夫對《登山》雜誌說：“我們以為人們掏錢是為了讓我們做出正確的決定，但事實上，人們花錢是為了登上山頂。”
下山的路令人毫無興趣……為了到達這裡，我們已付出太多的勞動、太多的不眠之夜和夢境。我們不可能在下週末返回做再一次嘗試。如果我們現在下山，我們的未來將會被一個問題困擾著：那上面是怎樣的呢？——托馬斯·霍恩賓《珠穆朗瑪峰：西脊》
對一個把登山視為藝術和人生意義的人來說，在“轉身退下”和“從容倒下”這兩種選擇中，後者很可能會更容易些。
3、在海拔7、8000米的地方，嚴寒，缺氧，體能耗盡，這種時候大腦不可能有特別清醒的意識，卻要被迫做出關鍵的決策。
《進入空氣稀薄地帶》這本書裡，令我印象最深的，不是那些登頂者，也不是那些遇難者，卻是在1996年5月10日那天，主動放棄登頂、選擇折返的隊員。
其中一個在7315米放棄，還有3個在8000米左右放棄，他們都是雄心勃勃的男人，不願屈服失敗或者半途而廢，但當面臨艱難的抉擇之時，他們是那一天為數不多的做出了正確選擇的人。
這張死亡地圖，記錄了1920年到2015年，世界各國登山者（紅三角）和夏爾巴人（藍點）在攀登珠峰遇難
還有一個在8748米放棄的人，是在這次山難的4天前。
1995年10月16日，瑞典的騎行者戈蘭·克羅普從斯德哥爾摩出發，騎行12900公里來到加德滿都。一路上，他歷經艱辛，在羅馬尼亞遭到搶劫，在巴基斯坦被人圍攻，在伊朗，一名憤怒的摩托車手用球棒擊打他的頭盔。
當戈蘭終於來到8748米，距離峰頂只剩不到100米和1小時的距離，而且適逢這幾個月來山上難得的好天氣，他卻決定返回，僅僅是因為，他認為再繼續攀登會使他無法安全下山。
“在離峰頂這麼近的地方打退堂鼓……”1996年5月6日，當戈蘭下山經過2號營地時，羅布·哈爾搖著頭若有所思。“這表現出戈蘭具有非凡的判斷力。這真令我難忘，實際上比他繼續攀登並最終到達山頂更令人難忘……如果有足夠的決心，任何傻瓜都能爬上這座山峰，但關鍵是要活著返回。”——喬恩·克拉考爾《進入空氣稀薄地帶》
道格·漢森，46歲的美國郵政工人，曾在95年隨羅布登珠峰，也在距峰頂百米的地方折回了。帶著這個遺憾，96年他又來了，他終於成功登上了峰頂，卻和羅布永遠留在了山上。
究竟如何做出選擇，進還是退？要不要放棄？這在8000米以上顯然非常困難，但即使在海拔0米或50米，在我們的生活和事業中，也不見得特別容易。
登山就像生活，只不過表現得更為極端：在你的日常生活中，錯誤可以得到糾正，過失不至於致命，但在山上，你的一舉一動將生死攸關。
登山近乎哲學，那些無視個人痛苦繼續攀登峰頂的人，通常也是那些無視死亡和危險的人。這構成了每個珠峰攀登者的兩難困境：為了成功你要動力十足，但如果你過分渴望成功，你可能死亡。
生活也像登山，我們每個人都是攀登者。 有些事，必須有人去完成；有些人，也必須去做一些事。
只是，請記住：登上去，活著回來。
注：本文所用劇照來自電影《攀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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