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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山，要自己登上去！”
电影《攀登者》, 源于中国登山队1960年、1975年两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真实历史事件。
电影值得一看，虽然情节编排有点小问题，情感戏也有点尬，但毕竟是中国第一部登山大片，瑕不掩瑜。 至于一些人质疑“这部电影过度宣传国家大义，缺乏对自然的敬畏，轻视个人生命。”，如果我们能够深刻了解这两次登山的主体和目的，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种疑问。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国家队登山，和我们现在熟悉的个人或商业登山行为是完全不同的，不仅仅为了梦想和信念，更是为了捍卫中国主权和政治地位，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战斗”。
珠穆拉玛峰横贯在中尼边境线上，北部位于中国西藏，南部在尼泊尔。 人类首次登顶珠峰，是1953年5月29日，尼泊尔向导丹增·诺盖和新西兰登山家艾德蒙·希拉里（代表英国登山队）从南坡完成。
右：尼泊尔向导丹增·诺盖，左：登山家艾德蒙·希拉里
中尼边境在珠峰这段本来就有争议，尼泊尔人曾经登顶这个事实，给他们提供了重要砝码，1960年中尼边界谈判前，他们开始发动舆论攻势：中国人连珠峰都没上去过，怎么能说是珠峰是你们的？
此外，苏联本来邀请中方组建联合登山队，但从1959年起，中苏关系开始恶化，苏联转而在背后支持印度在1960年从南坡攀登珠峰。 在这种不利的政治局势下，中国下定决心要做到从北坡登顶珠峰。
登山的意义对于每个人来说是不一样的。和美国、亚洲不同，孕育了登山运动的英国等欧洲国家，人们血液里流淌着对攀登的理解。虽然走在街上的人也会认为登珠峰是对生命无谓的冒险，但他们明白这是必须要去完成的事情。
对于1960年的中国，“中国人的山，要自己登上去。”这就是最大的意义。
珠峰北坡
1960年中国登山队从北坡登顶，不仅成功完成了政治任务，同时也给在困境中抗争的中国人极大的感召和鼓舞。
略有遗憾的是，由于遇到各种困难，1960年登顶时已是凌晨4点20分，一片漆黑难以留下影像资料，国际上始终对我们这次登顶珠峰存在怀疑之声。
15年后，1975年中国登山队再次向世界之巅发起挑战，这次不仅录下登顶影像，还测得珠峰8848.13米的“身高”，为人类文明史增添了熠熠生辉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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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登顶珠峰，比现在登月还难
1960年，中国登山队从北坡登顶珠峰有多难？
比现在登月还难。
从地理条件来说，珠峰向来有“北坡难南坡易”的说法，现在绝大部分商业攀登也都是从南坡登山的。 和南坡相比，北坡气候更为易变难测，还有两个艰险地带——“北坳”和“第二台阶”。北坳是珠峰最危险的雪崩易发地。“第二台阶”岩壁陡峭光滑，平均坡度在60-70度，在它的顶部还有一座4米多高的垂直峭壁。
1960年前，英国登山队7次从北坡攀登珠峰都失败了，只留下了尸体和遗憾。他们因此得出结论：“想从北坡登上珠峰，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连鸟也无法飞过。” 从中国自身状况来看，新中国建国初期国力本来就弱，又正逢三年自然灾害，在大家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下，准备相应物资和设备非常不易，在技术上也缺乏登山专家指导和参与。
珠峰大本营升旗仪式
雪上加霜的是，西藏那时候很不太平，土匪出没，叛乱频频。侦察组进山前，就有叛匪在公路上伏击了一辆军车，16名解放军医务工作者遇难牺牲。中国登山队由一支150人的军队保卫，所有登山队成员包括科考、医务人员进山时，每人都配备一支手枪、一支步枪，而且还进行了射击训练。
从体能准备来说，熟悉登山的人都知道，冲顶前需要进行数周的适应性训练。
珠峰大本营处(海拔5200米)的氧气含量相当于海平面的一半；峰顶则只有三分之一。减压舱里的试验证明，将一个人从海平面猛然拉至珠穆朗玛峰顶，人体会在几分钟内失去知觉并很快死亡。
为适应不断增加的海拔高度，人体在许多方面都需要做出调整，诸如呼吸加速，血液PH值的改变，以及输送氧气的红细胞在数目上的激增——这一转变需要数个星期才能完成。
而在中国登山队的三次适应性训练里，由于条件所限，再加上恶劣天气、冰裂缝等因素，发生了各种意外，两人遇难，伤病者众多，200人的登山队最后只剩下了19人。 到最后成功登顶的，只有3名队员：王富洲、贡布、屈银华，而且他们都活着回来了。
从右到左依次是：王富洲、贡布、屈银华
还有第四个人也值得一提，他叫刘连满，在“第二台阶”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最后的4米多垂直峭壁，他们爬上不去一筹莫展。刘连满原先是消防员，提出搭人梯自己当底座这个方法。而屈银华人高体重，为了防止鞋底的冰爪伤人，他脱下鞋袜爬了上去。
在缺氧、体力耗尽的情况下，这4米多，他们爬了5个多小时。
刘连满驮了三个人，连爬都爬不动了，只好留在原地。队友给他留下了宝贵的半瓶氧气，他却关掉氧气，准备给下山的战友用，并写了遗书。幸好他等到了下山的战友，也活着回来了。
刘连满
只是，付出的代价也是惨重的。
王富洲登山前160斤，下山时体重101斤，双手因为被冻伤做了截肢手术；
屈银华从154斤掉到了102斤，冻伤的十趾和脚后跟被全部切除。
即使如此，他们仍然认为登顶非常值得的，如果再有一次选择，他们愿意付出生命。
屈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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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登山者，也经常会不顾性命
和中国队登山队肩负重大使命不同，普通人登珠峰一般只是为了完成个人心愿，在商业登山中登山者之所以会请向导，也是希望在保障自己生命安全的前提下，帮助自己登顶。
吊诡的是，在登山过程中，商业登山者也经常会忽略自己的生命安全，像国家登山队那样把登顶看得至高无上。
1996年5月10日，包括著名登山家罗布·哈尔和史考特·费雪在内的8人在登顶过程中遇难，这是历史上死亡人数排名第二的山难，仅次于2014年南坡雪崩事故（15人死亡）。
当时罗布·哈尔带领着一支登山队，几年来他经营着严谨且安全的登山事业，有着39次把客人送至山顶的成功经验，并且制定了详尽的防灾制度。5月10日那天，这支队伍里有6人成功登顶，却在下山时遇到暴风雪，只有两人生还。
其中一名生还者、美国记者乔恩·克拉考尔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本书——《进入空气稀薄地带》，之后还被改编成电影《绝命海拔》。书比电影更好，扣人心弦，发人深省。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故，有着细节和纪律方面的失误，比如说：
开路者夏尔巴人未在计划时间内完成对穿越冰裂缝桥梯的组装和维护。
中国登山队在“冰胡同”上做的绳梯
在最后一段也是最难的希拉里台阶上，本来布置好的绳梯也无法使用。
“希拉里台阶”是南坡最难的一段，类似于北坡的“第二台阶”，在“第二台阶”上，1975年中国队第二次登
这使得罗布·哈尔和史考特·费雪两支登山队的队员分别在海拔8000米和8700米各等待了一个多小时，白白消耗体能和氧气。最致命的是时间上的延误，这导致多数队员的登顶时间都违反了曾反复强调的规则——“登顶最迟不能超过午后2点，否则就需要放弃。”
而因为对成功的渴望，从队长、向导到队员都没有坚持这一条底线。假设能守时早一点下山，他们就会在暴风雪来临前安全回到4号营地。
但是，这些仅仅只是“事后诸葛亮”式的分析，登珠峰永远都是危险的运动，风险就是这项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克拉考尔在书里写到：
“对珠穆朗玛峰悲剧的探究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业，因为这可能会防止更多死亡的发生。但是，相信通过对1996年悲剧进行细节剖析就能在真正意义上减少未来死亡率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如果你让自己相信罗布·哈尔的死是因为他犯下了一系列愚蠢错误而你不会重蹈覆辙的话，那么你就极可能在有力的事实已证明攀登珠峰是不理智的时候而去挑战它。”
克拉考尔自己也承认：
“挑战生死的奥秘和窥探它禁闭的边界令人倍感兴奋。我坚信登山是伟大壮丽的运动，不是在排除了它固有的危险之后，而恰恰是因为它所具有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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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登顶更难的，是活着回来
如果分析下那些个人登山者，经常会不顾性命、执着于登顶背后的原因：
1、登山者本来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探险家，他们具有雄心、意志、超人的忍耐力和体力，就为了一个目标而来——登顶。
除了在大本营有过的舒适感，事实上，痛苦对快乐的巨大比值是我所到过的任何山峰所不及的。我很快认识到攀登珠穆朗玛峰是一种持久的痛苦。在让自己数周以来臣服于苦役、乏味和忍耐之后，我们在一切目的之上所要寻找的其实是一种光荣感。——乔恩·克拉考尔《进入空气稀薄地带》
2、攀登珠峰需要长期和繁琐的准备，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是一项奢侈的运动。花了那么大力气到了7、8000米却放弃了， “来都来了，干嘛不拼尽全力登顶”这种思想往往会占据上风。
在96年山难后，资深的美国向导彼得·列夫对《登山》杂志说：“我们以为人们掏钱是为了让我们做出正确的决定，但事实上，人们花钱是为了登上山顶。”
下山的路令人毫无兴趣……为了到达这里，我们已付出太多的劳动、太多的不眠之夜和梦境。我们不可能在下周末返回做再一次尝试。如果我们现在下山，我们的未来将会被一个问题困扰着：那上面是怎样的呢？——托马斯·霍恩宾《珠穆朗玛峰：西脊》
对一个把登山视为艺术和人生意义的人来说，在“转身退下”和“从容倒下”这两种选择中，后者很可能会更容易些。
3、在海拔7、8000米的地方，严寒，缺氧，体能耗尽，这种时候大脑不可能有特别清醒的意识，却要被迫做出关键的决策。
《进入空气稀薄地带》这本书里，令我印象最深的，不是那些登顶者，也不是那些遇难者，却是在1996年5月10日那天，主动放弃登顶、选择折返的队员。
其中一个在7315米放弃，还有3个在8000米左右放弃，他们都是雄心勃勃的男人，不愿屈服失败或者半途而废，但当面临艰难的抉择之时，他们是那一天为数不多的做出了正确选择的人。
这张死亡地图，记录了1920年到2015年，世界各国登山者（红三角）和夏尔巴人（蓝点）在攀登珠峰遇难
还有一个在8748米放弃的人，是在这次山难的4天前。
1995年10月16日，瑞典的骑行者戈兰·克罗普从斯德哥尔摩出发，骑行12900公里来到加德满都。一路上，他历经艰辛，在罗马尼亚遭到抢劫，在巴基斯坦被人围攻，在伊朗，一名愤怒的摩托车手用球棒击打他的头盔。
当戈兰终于来到8748米，距离峰顶只剩不到100米和1小时的距离，而且适逢这几个月来山上难得的好天气，他却决定返回，仅仅是因为，他认为再继续攀登会使他无法安全下山。
“在离峰顶这么近的地方打退堂鼓……”1996年5月6日，当戈兰下山经过2号营地时，罗布·哈尔摇着头若有所思。“这表现出戈兰具有非凡的判断力。这真令我难忘，实际上比他继续攀登并最终到达山顶更令人难忘……如果有足够的决心，任何傻瓜都能爬上这座山峰，但关键是要活着返回。”——乔恩·克拉考尔《进入空气稀薄地带》
道格·汉森，46岁的美国邮政工人，曾在95年随罗布登珠峰，也在距峰顶百米的地方折回了。带着这个遗憾，96年他又来了，他终于成功登上了峰顶，却和罗布永远留在了山上。
究竟如何做出选择，进还是退？要不要放弃？这在8000米以上显然非常困难，但即使在海拔0米或50米，在我们的生活和事业中，也不见得特别容易。
登山就像生活，只不过表现得更为极端：在你的日常生活中，错误可以得到纠正，过失不至于致命，但在山上，你的一举一动将生死攸关。
登山近乎哲学，那些无视个人痛苦继续攀登峰顶的人，通常也是那些无视死亡和危险的人。这构成了每个珠峰攀登者的两难困境：为了成功你要动力十足，但如果你过分渴望成功，你可能死亡。
生活也像登山，我们每个人都是攀登者。 有些事，必须有人去完成；有些人，也必须去做一些事。
只是，请记住：登上去，活着回来。
注：本文所用剧照来自电影《攀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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