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的困惑｜《鴨頭丸帖》”止虞集記耳“
文｜侯勇
鴨頭丸帖
上海博物館正在展出的《丹青寶筏——董其昌書畫藝術大展》中，其中有展出王獻之《鴨頭丸帖》卷。這件作品有明代進士王肯堂題簽：“晉尚書令王獻之鴨頭丸帖”。捲上鈐有宣和諸璽：“雙龍”“宣和”“政和”等。文後有“天曆之寶”大方印，印下有元代著名學者虞集題記雲：“天曆三年（1330）正月十二日，敕賜柯九思，侍書學士臣虞集奉敕記。”以上印璽及款識均為真跡原配。
在後又拼一紙，為宋高宗趙構讚語：“大令摛華，夐絕千古。遺蹤展玩，龍蟠鳳翥。藏諸巾襲，冠耀書府。紹興庚申歲復古殿書。”上鈐印“御書之寶”。再後為北宋人柳充、杜昱觀款，明王肯堂、董其昌題記，清周壽昌、江標等人題跋。
我們看到的截止董其昌的跋之前，有宋高宗趙構讚語、北宋人柳充、杜昱觀款，明王肯堂等人題跋。
一、博物館展展出與官網展示圖自相矛盾
上海博物館官網的《鴨頭丸帖》沒有全部展示題跋的內容，並且顯示出題跋的自相矛盾。
上博官網《鴨頭丸帖》造成董其昌和王肯堂的跋自相矛盾
王肯堂的題跋是“況有思陵手贊和天曆印記，今又得兩展此卷。”官網圖片上並未有宋高宗讚語和宋人題跋及王肯堂第一次賞鑑觀跋。董其昌在題跋中說的是：此卷止虞集記耳。上海博物館官網對圖片的處理，引起了我的疑惑，這兩個跋究竟誰說的對？這裡面又有怎樣的故事？
二、從董其昌的題跋說起
元文宗命柯九思鑑定法書名畫，賜以《鴨頭丸帖》與《曹娥碑》真跡。《曹娥碑》卷有趙孟頫跋具言之。此卷止虞集記耳。二卷右軍父子烜赫有名之跋也。董其昌觀於袖石齋因題。
董其昌在題跋中說的清清楚楚：此卷止虞集記耳。為何原作上在董其昌前面還有宋高宗趙構讚語、北宋人柳充、杜昱觀款，明王肯堂等人題跋？為何上海博物館原作中有宋高宗趙構讚語和北宋人柳充、杜昱觀款暗，而上海博物館官網把這兩則跋裁去了呢？
我們先來說說元文宗賜柯九思《鴨頭丸帖》與《曹娥碑》以鑑天下法書的故事。
天曆元年二月，元文宗命柯九思取其家藏之寶《曹娥碑》（現《曹娥誄辭卷》）進呈內府。兩個月以後賜還，並命時任奎章閣侍書學士的虞集題記，當時大學士忽都魯彌實和授經郎揭奚斯等都在場。
天曆三年（1330年）正月十二日文宗又命柯九思將《定武蘭亭五字損本》進呈，御覽之後甚為歡喜，並親識“天曆之寶”以賜還。而就在同一天，文宗還將王獻之《鴨頭丸帖》賜於柯九思。
董其昌也見到過《曹娥碑》，他在《臨王右軍曹娥碑跋》中雲：
餘為庶常時，館師韓宗伯出所藏《曹娥碑》真遺絹本示餘，乃宋德壽殿題。元文宗命柯九思鑑定書畫，賜以此卷。趙孟頫跋，記其事甚詳，且雲：“見此如岳陽樓親聽仙人吹笛，可以權衡天下之書矣”。當時以館師嚴重，不敢借摹，亦渝敝難摹，略可彷彿於非煙霧間耳。因書《曹娥碑》，識之。
《曹娥碑》卷有韓逢禧印，此卷在明代經韓世能、韓逢禧父子家藏，韓宗伯示所藏《曹娥碑》卷，其上有宋高宗題和趙孟頫跋不假，但是董其昌把題跋內容弄混了，趙孟頫的題跋原文是：
曹娥碑正書第一，欲學書者不可無一善刻，況得其真跡，又有思陵書在右乎，右之藏室夜有神光，燭人者非此其何物耶。吳興趙孟頫書。
董其昌提到的如岳陽樓新聽仙人吹笛之題跋也是記憶模糊，原題為黃石翁所跋，原文如下：
曹娥碑石刻善本亦未晚得，此卷乃在澹軒密篋，如岳陽樓親見洞賓，覺人間畫本俱不類，澹軒十襲珍之。黃石翁書。
董其昌在韓宗伯家看到曹娥碑，臨帖並跋，雖然跋的內容與《曹娥碑》原作有誤，但是可以確認他是見過《曹娥碑》的，因此，在袖石齋見到王獻之的《鴨頭丸帖》並題跋，謂”止虞集記耳”。而在原卷董其昌跋的前面的王肯堂的跋又稱其看到了思陵（宋高宗讚語），造成了兩跋的自相矛盾。
如果按照董其昌題跋內容所看到的《鴨頭丸帖》只有絹本畫心，虞集題跋在“天曆之寶“印章下面。右邊是《鴨頭丸帖》，如下圖。
董其昌所看到的《鴨頭丸帖》應該是這個樣子的
三、宋高宗讚語系他處移來拼配而成
《鴨頭丸帖》，宋時曾刻入《淳化閣帖》第十及《大觀帖》第十，這兩種叢帖按刻帖體例均不加刻跋文。又《淳化閣帖》刻於淳化三年（992年），《大觀帖》刻於大觀三年（1109年），宋高宗讚語的時間必晚於其所書年代1140年，兩帖自然也不可能先行預刻。
高宗讚語、宋人觀跋和王肯堂初次觀跋
宋高宗趙構讚語：“大令摛華，夐絕千古。遺蹤展玩，龍蟠鳳翥。藏諸巾襲，冠耀書府。紹興庚申歲復古殿書。”上鈐印“御書之寶”。（此圖在展覽現場能夠看到，在上海博物館官網中圖片被裁去，對於宋高宗讚語一紙，徐邦達先生《古書畫偽訛考辨》中認為系從他處移來，論之甚詳，此不贅述。然後又提出以下疑問：“按此為宋高宗趙構所書，庚申是紹興十年（1140年）。書法極精，確是真跡。但首句‘大令’系挖去原文，該書筆畫僵硬，與下文其他字截然不同，但王肯堂刻《潑墨齋帖》時已同今本，可知拼配早於萬曆年間。”
汪龍輝《王獻之帖後宋高宗讚語考證》載：
明時，《鴨頭丸》刻入《東書堂集古法帖》、《寶賢堂集古法帖》、《餘清齋法帖》、《玉煙堂帖》及《潑墨齋法書》等集帖中。
《東書堂集古法帖》，十卷，明永樂十四年（1416）周憲王朱有■臨摹上石，所刻以《淳化閣帖》為主，參以《秘閣續帖》及宋元人書，第八卷“歷代名臣書”中收王獻之《鴨頭丸帖》，王跋（應為無跋）。此應為翻刻《淳化閣帖》。
《寶賢堂集古法帖》，十二卷，弘治九年（1496）晉莊朱鍾鉉之子朱奇源命王進、宋灝燈摹勒上石，其序雲：“…取《淳化》、《絳帖》、《大觀太清樓》、《寶晉》諸帖，且我朝以書著名者不下數十家…擇其優者…摹勒上石。”其中卷六、七為王獻之書，所收《鴨頭丸》亦無跋。容庚先生《叢帖目》雲其卷六、七分別是與《大觀帖》九、十同，此應為由《大觀帖》中翻出。
《玉煙堂帖》，二十四卷，萬曆四十年（1612）海寧陳元瑞摹集，上海吳之驥鐫刻，其中卷二十收《鴨頭丸》，無跋。《玉煙堂帖》有董其昌序雲：“予友陳元瑞，結集歷代名跡與石刻佳本若干卷…”
上述三種明刻叢帖所刻《鴨頭丸》，雖均無虞集題記及高宗題贊，但因摹自《淳化閣帖》、《大觀帖》等，非從墨跡摹出，在高宗題贊問題上自然不足為憑。
《餘清齋帖》所刻入《鴨頭丸》的續帖帖尾有“萬曆甲寅（1614）夏六月餘清齋摹勒上石”篆書紀年字樣，據此即可將兩字的挖補時間確定於明萬曆四十二年（1614）六月至明天啟四年（1624）四月這十年間。高宗讚語唯賴刻帖得以保存原貌，《餘清齋帖》可謂功不可沒，而後人對《餘清齋帖》中所刻《鴨頭丸》一帖亦多家褒揚。墨跡本後有清周壽昌跋雲：“第細審真跡，始知各匯帖鉤刻失真，當以明吳氏餘清齋刻為勝。楊守敬《書學邇言》：“王大令鴨頭丸帖，餘清齋刻之，有宋高宗贊，清超絕塵。閣帖已刻之，重濁不堪矣。”其《平帖記》又云：“（鴨頭丸帖）閣帖已刻此，試以餘清齋較之，真天淵矣。”
清王澍《淳化秘閣法帖考證》於《鴨頭丸帖》條下記：“此帖真跡萬曆間藏新安吳用卿家，刻《餘清齋》帖中，信是大令合作。宋思陵題為右軍之贊，柯九思等未敢有異論，恐懼誤。”方不知“敕賜九思”之時，柯虞諸人還不曾於帖後見到所謂高宗讚語，“異論”從何而來。《鴨頭丸帖》早在《宣和書譜》中即已定為王獻之書，餘紹宋《書畫書錄解》卷六考定《宣和書譜》一書撰於宋宣和二年（1120），20年後宋高宗斷無贊其為右軍書之理，此贊實為妄人多事才引起“前人亦有謂此為右軍書”（楊守敬《平帖記》）這樣不必要爭論。
上海博物館展的展簽上提到，晚明時為吳廷族兄吳希元所藏，因此董其昌及其友人王肯堂皆得以鑑賞、題跋。
我們再來看看《餘清齋》主人吳廷。吳廷所藏的歷代名家法書多收入《餘清齋》帖中，《餘清齋》帖刻於明萬曆二十四年（1596），成於萬曆四十二年（1614），歷經十八年。據日本書道博物館收藏的拓本編排目錄，《鴨頭丸帖》在續篇（二冊八卷）中的第一冊。
吳其貞《書畫記》中提到：
柯九思《竹譜圖》、王蒙《有餘清圖》等後歸歙縣榆村藏家程正言......王叔明《有餘清圖》原系吳江村物，故名其齋曰：餘清齋。今有《餘清齋》帖偉主世，系江村所刻。王獻之《鴨頭丸帖》、顏真卿《祭倒文稿》等皆轉藏於同鄉之手......以上四均按觀於汪天賜、吳雲從、吳國珍、宋元仲之手，後屬於王鳳昆仲而宋元仲等系王鳳家人也。
前面提到，在《餘清齋》帖中，已有題跋。汪龍輝先生把高宗及宋人跋定在1330年，也就是虞集題跋之後到1614年餘清齋完成之前。估計是他沒注意到董其昌的跋。正是因為董其昌的疑問，“此卷止虞集記耳”而引出了我的疑慮。
董其昌“此卷止虞集記耳”，不是憑空說的，說明他也有困惑。他在題跋中提到的同為元文宗賜給柯九思的《曹娥碑》不僅有高宗題跋，也有元代趙孟頫、郭天錫、喬簣成、黃石翁、虞集、康裡子山、宋本等的題跋，並有諸多同觀者，以鑑天下之書的二王書跡，在柯九思手裡，居然”止虞集記耳“？是多麼意外的事情啊？而我們看到的卻是另外一種情況，在董其昌的題跋前面，不但有宋高宗的讚語，也有宋人的觀款。當然，因為高宗語讚語和宋人觀款在同一紙上，所以，到此，高宗語贊和宋人觀款的問題從別個移來已無疑問。那就把高宗的讚語拼接日期直接縮短到明代董其昌題跋所在地“袖石齋“到1614年這樣很短的時間裡了。
四、王肯的題跋告訴了我們：他看到了什麼？
接下來的問題是，王肯堂第一則題跋稱：吳新宇（即吳希元）中翰家法書第一，亦天下法書第一。這則題跋告訴我們，此件已入藏吳家。第二則題跋稱，況有思陵手贊和天曆印記，今又得兩展此卷。題跋為證，王肯堂兩次鑑賞《鴨頭丸帖》並題了”題簽“並有題跋為證。
(王肯堂第一次觀跋)
此則題跋在上海博物館官網被裁去，現場展覽能夠看到。
（王肯堂第二次觀跋）
到現在，結論想必大家已經猜到了。這件作品很顯然是在袖石齋收藏，董其昌題跋之後，落入吳家之前，好事之徒為了賣個好價錢，將高宗跋和宋人觀跋從他處移來拼配而成。
當年財力最為雄厚的是徽商，關於徽商收藏的記載不勝枚舉。《書畫記》中曾提到的此卷的收藏者“鉅富鑑賞吳新宇”吳希元(1551-1606年)，字汝明，號新字。吳氏好風雅，平時“屏處齋中，掃地焚香，儲古法書名畫、琴劍彝鼎諸物，與名流雅士鑑賞為樂”。所藏有王獻之《鴨頭丸帖》、閻立本《步輦圖》和顏真卿《祭侄稿》等巨跡，吳希元共有子五人，以鳳字排行，“故時人呼之為五鳳，皆好古玩，各有青綠子父鼎，可見其盛也”。
結論：畫商的利益驅動，導致了《鴨頭丸帖》題跋的自相矛盾
書畫作偽古已有之，而在明代愈演愈烈，這與鉅富傾力購藏書畫作品密切相關。在利潤的驅逐下，書畫作偽現象在晚明很普遍，手段也很高明。在商業發達的揚州、蘇州等地，書畫作偽已經職業化，並出現了專門以作偽為生的家族。更有甚者，為推銷偽作，竟將偽作著錄成書，愚弄和欺騙買方，如明末張泰階所編《寶繪錄》中的作品，就無一真品。
這時期的作偽方式主要有割裂分裝、添加名款、臨摹充真、殘缺補全等手段，可謂花樣百出。蘇州地區的偽作大量流入杭州市場，如李日華《味水軒日記》就記載一個名為王丹林的人從杭州回來，向李日華出示閣帖，都是閶門專諸巷葉氏所造。專諸巷是當時專門製造贗品的基地。沈德符曾揭露吳希元以重金買得一幅贗品，偽作出於高手朱肖海。李日華在日記中記載，朱肖海幫著馮夢禎的兒子馮權奇偽造了白居易《楞言經》，騙過了鑑定高手李日華；又作了王維《江山霽雪圖》偽本。馮夢禎也是明末杭州較為典型的文人鑑藏家，剛開始可能是為了分享和獲得認同，馮夢禎幾乎向每個來訪的客人展示這張畫。他在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二月十四日日記中寫道：“與客同披王維《江山雪霽圖卷》。”7天后同書宗來，又在寓齋中一起觀看了王維《江山雪霽圖》，弄得滿城風雨，馮氏因此聲名大噪，從而引起董其昌的注意，便寫信索觀。董其昌是當時最權威的鑑定家，能得到他的肯定和題跋，其書畫作品不僅能流傳千古，而且價值也會成倍上升。在萬曆二十三年十月，董其昌極為莊重地拜觀了王維的《江山雪霽圖》，並寫下了500餘字的長跋，認定此圖卷是王維傳世的唯一“真跡”。
《鴨頭丸帖》的好事者為什麼不把董其昌的題跋裁掉呢？原因很簡單，因為董其昌是當時最權威的鑑定家，能得到他的肯定和題跋，其書畫作品不僅能流傳千古，而且價值也會成倍上升。
為了提升價值，宋高宗的讚語很重要，而董其昌的跋也不能丟，所以，這個自相矛盾的題跋不但給上海博物館出了個難題，也給我們帶來一個瞭解《鴨頭丸帖》在明代的一個戲劇性的古代書畫遞藏故事。
侯勇於時客京華竹溪山房
2019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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