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家院落前，農婦手持高粱苕帚，堂前屋後灑水清掃院落，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很多人的記憶中都有這樣的一幅畫面，一把略顯笨拙帶著鄉土氣息的高粱苕帚，平凡得不能再平凡，卻是家家戶戶過日子不可缺少的工具。
隨著時代的變遷和市場的變化，農村也不再是坑坑窪窪的黃土地面，房子裡鋪上了光潔的地磚，樣子好看又輕便的塑料苕帚備受歡迎，城市裡更先進，甚至有了高大上的掃地機器人，靠傳統手藝製作的高粱苕帚銷路越走越窄，會扎的人越來越少。
從太爺那輩起就用高粱苗扎苕帚，傳到自己這輩已是第四代，扎苕帚依然是70歲的王福生丟不下的手藝，年輕時一個人包攬選料、製作全部工序，如今年紀大幹不動了，便從鄰村僱來兩位工人，這項祖傳的手藝依然在延續。 對王福生來說，扎得不僅是苕帚，更是對祖傳手藝的傳承和難以割捨的情懷。
走進河北省秦皇島市盧龍縣蛤泊鄉鐵莊村王福生家的院子，放眼望去，一片金黃的世界。成捆的高粱苗垛成小山，散發著糧食特有的清香，一摞摞紮好的苕帚堆得冒尖，扇形掃尾金黃蓬鬆像是秋日的銀杏葉。
廂房裡，王福生從附近村子請來的兩位工人正熟練地扎苕帚，手裡攥緊一把高粱苗，把屋頂上吊下來的繩弦在柄上繞一圈，腳下踩著薄木板，用細鐵絲旋轉著勒緊苕帚，散亂的高粱苗，只需幾分鐘，就變成一把樸實實用的苕帚。
“倆人一天能扎100把。”王福生拿起一把紮好的苕帚，打開脫粒機，機器嗡嗡作響，將掃把上沒去幹淨的高粱顆粒脫下來，“脫下來的高粱粒也有用處，拿去做飼料。”
“以前脫粒全靠鐵板敲打，敲上一天胳膊肘發酸。”年輕時有的是力氣，上了年紀的王福生幹不來這樣的體力活，幸虧，很多新興機械的出現，讓曾經全靠手工製作的高粱苕帚也節省了工序。
扎苕帚看似簡單，可上手並不容易，裡頭的技巧和門道可不是十天半個月就能學會的。 先要挑選出個頭均勻金黃飽滿的高粱苗，用井水潤溼後放置一晚“穗子太乾勒時容易折斷，噴溼可增加柔韌性。”王福生說，將處理好的高粱苗捆紮，也就是俗稱的“勒苕帚”，“勒苕帚最好選杆子長度差不多的，樣子好看掃地也好使。”
“勒苕帚”最講究技巧，一根從屋頂吊下來鐵絲繩，另一頭連著木板，幹活時，繩子先在笤帚把兒上繞一圈，然後兩隻腳踩著木板用力蹬，在勒出的溝裡纏上細鐵絲。一把笤帚根據把兒的長短，要捆十到二十道鐵絲。 初學時，掌握不好鬆緊度，王福生手上不知道打過多少血泡，劃過多少道血口子，纏著膠布繼續幹，“最開始十五分鐘勒一把，後來越幹越熟，五分鐘就能勒好一把。”
王福生回憶，高粱笤帚最吃香的時候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是家家必備的清掃清潔用具，“大笤帚掃地，小笤帚掃炕，炊帚刷鍋刷碗。”需求量非常大。 當時盧龍當地種植高粱的農戶很多，高粱苗輕易就能找到，會扎笤帚的手藝人也多，僅他們村，做高粱笤帚的就有12家，“大笤帚1塊錢一把，推到集市上賣特別搶手，廠子需求量最大，其次是學校，一次就買上百把。”
王福生回憶，高粱笤帚最吃香的時候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是家家必備的清掃清潔用具，“大笤帚掃地，小笤帚掃炕，炊帚刷鍋刷碗。”需求量非常大。 當時盧龍當地種植高粱的農戶很多，高粱苗輕易就能找到，會扎笤帚的手藝人也多，僅他們村，做高粱笤帚的就有12家，“大笤帚1塊錢一把，推到集市上賣特別搶手，廠子需求量最大，其次是學校，一次就買上百把。”
隨著時代發展，種植結構調整，從二十年前起，盧龍當地沒啥人再種高粱了，工業興起，傳統手工業受到衝擊，一些老手藝在生產效率上被拉開距離，塑料笤帚漸漸佔領了市場。 村裡做高粱笤帚的僅剩王福生依然在堅守，做笤帚的高粱苗都是從東北進貨，“一個星期拉一車。”
高粱從笤帚1元多一把到如今批發價12元錢一把，雖然價錢翻了很多倍，依然在走下坡路，“好的時候一個月能賣上三五百把，比當年最紅火時，銷量減了一半。” 王福生的高粱笤帚主要銷往我市的縣區的一些集市和土產商店，大訂單的來源依然是工廠和學校，和以前比，銷量也都在退減，學校都是地板磚了，選擇面寬了，也有用塑料笤帚的，鐵廠因環保的要求關了不少，訂單沒有以前多了。
王福生始終覺得，高粱苗扎的笤帚耐用、結實，是那些在流水線複製的商品比不上的，“純手工的用多少年都不會散架，一把笤帚最少要用一年以上，掃地也比塑料的乾淨。”
院子裡的高粱笤帚堆成小山，屋頂上被塑料布蓋著的也都是，只是這樣的豐收多少帶著落寞，兒子覺得高粱笤帚沒銷路，不願意跟王福生學做這個，王福生也不強求，“兒孫們將來咋樣，操不來那個心，在我這輩手藝不能丟。”王福生說，只要高粱笤帚還有人買，他就會一直守著祖輩們的手藝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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