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是一個響噹噹的人物。1879年出生於安徽懷寧。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五四運動的“總司令”，中共創始人、早期主要領導人，被傅斯年譽為“中國革命史上光芒萬丈的大彗星”。一生四次身陷囹圄，不改其志。
1902年留學日本，1915年創辦《新青年》，次年應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1920年在上海創建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次年在中共一大上當選為中央局書記，1929年因“右傾錯誤”被開除中共黨籍。後組織託派活動。1932年被國民黨當局逮捕，於1937年釋放。晚年客居四川江津，1942年病逝。
近幾年每年陪老婆回孃家，高速路上經過江津時，都會看到陳獨秀舊居的牌子，心想總要找個機會去看看。我近期在看《民國大文人》系列書，與陳獨秀在書中不期而遇，於是去看看陳獨秀舊居的衝動變得強烈起來。2019年2月7日，大年初三的下午，在老婆娘家過完年返回重慶時，我決定這次一定要去了。
高速公路上發生了事故，地圖導航顯示堵得很厲害，於是我選擇提前兩個路口在江津白沙下道。不過，在鄉村公路上繞行40來公里，就耽誤了一個多小時。原本可以在五點鐘之前到達，而今因為繞行，到達時已經是下午五點半，停車時，清潔工人告訴我們，已經關門了。
我來到的陳獨秀舊居位於江津幾江街道鶴山坪，但這兒並不是陳獨秀在江津時唯一的居住地。
1938年7月2日，陳獨秀乘民權輪入川抵達重慶，出乎陳獨秀的意外，來接的人很多，有高語罕、張恨水等人。十餘天之前，陳松年已經先期抵達重慶。先住在重慶上石板街，北大同學會委託羅漢照顧陳獨秀。
1938年8月3日，陳獨秀的留日同學鄧仲純讓陳到自己在江津的家中居住。陳攜嗣母謝氏、妻子潘蘭珍和兒孫前往。誰知到達鄧家後，鄧夫人竟以“住房狹小”為由將陳獨秀一家拒之門外，令陳十分難堪，懊喪地說：“倘非攜帶行李多件，次日即回重慶矣。”幸得同鄉舊友方孝遠招待，才在小客棧暫棲下來。7日，又得東門郭家公館房東同情，挪出一間房子住了進去，聊以安身。陳嘆息：“出門之難如此。”
1939年1月，陳獨秀一家遷入鄧開仲開辦的延年醫院後宅。但是鄧夫人經常惡言相向。那年夏天的一天，鄧夫人與陳獨秀夫婦發生了激烈爭吵，邊哭嚎邊大罵讓他們“滾出去”。陳鐵青著臉，愴然淚下，道：“不要與她一般見識，蘭珍，我們走！”當夜，陳獨秀便帶著一家老小，離開鄧家，住進了三通街的棧房裡。
之後，陳獨秀遂接受江津資本家鄧蟾秋、鄧燮康叔侄的幫助，遷居到江津城大西門外30餘里的鶴山坪施家大院。但此處孩子多，院內嘈雜，不利於陳養病、寫作。恰巧陳獨秀在地攤上購得本地前清貢士楊魯丞的遺著《皇清經考》，且“頗感興趣”，楊氏的孫子楊慶餘得知後，邀請陳幫助整理楊魯丞遺著，免費提供楊家大院的三間偏房給陳居住。陳獨秀應允，便於同年8月遷居附近的石牆院。
楊家大院四周以條石砌成丈餘高的圍牆，人稱“石牆院”，建於清光緒年間，四合院佈局，總面積3000餘平方米。如今，石牆院歷經風雨依然保存完好，建築極具川東民居風格，2000年被重慶市政府列為文物保護單位。
現在的石牆院早已修茸一新，庭院道路乾淨，竹木旺盛，且因其位於山坡之上，可謂風光無限。但是，當年陳獨秀居住時卻十分簡陋，陳的臥室上無天花板，下即泥土地，年久失修，遇雨進水。室內只有兩張木床、一張書桌、幾條凳子和幾個衣箱和書箱。唯一的裝飾是書房牆上掛著一張岳飛寫的“還我河山”四個大字的拓片。
陳獨秀認真看過楊魯丞的全部手稿後，認為“多系轉述古人學說而已，無甚創見，價值不大”，便對楊慶餘直言相告，不再整理。楊家還是留下陳獨秀一家居住，但從此往來生疏，也不再送柴米蔬菜了。
陳獨秀出獄後，面臨著人生的選擇，不經意之間卻邁上了邊緣化的道路，漸漸失去了光芒。也許是造化弄人，也許是價值觀和性格使然，甚至是因為歲月不饒人——他出獄之時已經58歲了。
1937年9月，在美國的胡適曾為陳獨秀聯繫過一家美國的出版公司，請陳到美國去寫自傳，但陳以“生活很簡單不用去美國，也厭煩見生人”為由婉拒。
陳獨秀日子雖然過得艱苦，但也不輕易受人接濟。對那些因仰慕而來而素無交往者，他一概拒絕。他的學生、任國民黨少將的楊鵬升知道他的脾氣，只好另想辦法資助，經常寫信向陳索取字條、字聯、碑文、金石篆刻，甚至要為其父寫墓誌銘，付給他資費；或者乾脆以“無記名”方式給他寄錢。
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因食用蠶豆花水中毒，誘發疾病，醫治無效，在石牆院溘然辭世，終年6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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