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信息甄別；
新媒體作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會輿論的放大器，其虛擬性、交互性、匿名性、開放性等特性，導致社會事件在傳播上的矛盾對立。網上行為理性與非理性傾向相互交織，形成了多種輿論雜合形態。由於新媒體的技術特性，目前發佈信息不需經過嚴格的審核與核實，這就導致通過網絡傳播的消息內容存在良莠不齊的現象。公眾面對網絡上大量的輿情信息感到困惑、迷惘，造成人們是非觀念模糊，輿論導向的控制力減弱，給輿論引導工作增添了難度。
2、利益訴求；
在社會轉型期的中國，在各種社會資源有限的前提下，多元化的利益群體會不可避免地相互競爭和衝突。同時，由於經濟成分和經濟利益、社會組織形式的多樣化，導致人們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的多元化，各種利益訴求和在深化改革的進程中產生的一些問題、矛盾糾纏在一起，社會管理者對敏感問題處置稍有不當，就有可能通過網絡等新媒體造成大範圍的負面影響。
3、社會情緒；
輿情事件傳播的速度、規模和方式，不僅取決於事件的社會背景和性質，還與網民群體的認知態度、價值觀念、社會心理密切相關。政府部門對社會情緒的安撫和正面回應，已經成為政府引導輿論，有效進行社會管理的重要內容。在一些公共事件中，部分群體本來就對社會或單位存在著對抗情緒，他們通過網絡發佈的偏激、情緒化甚至是煽動性的言論很容易受到關注，引起眾多有關因素的捲入，使社會輿情複雜並且難以控制，成為輿論關注的難點，引導處置難度加大。
4、治理理念；
相對開放的輿論格局，使各級黨委、政府面臨較之以前更為嚴峻的考驗。在一些地方，一些黨員領導幹部面對輿論格局的新變化，顯得很不適應，輿論引導能力明顯不足，凸顯出執政能力中的“短板”。有些地方政府習慣用排斥社會參與的權力機制，來解決各種錯綜複雜的社會矛盾，政府公共治理的理念和技巧還嚴重滯後。在輿情演變的過程中，各種價值理念、思想意識、道德觀念自由自主、快速無序傳播，不僅造成輿論溯源困難，還導致網絡事件的變異，給社會管理帶來極大的困擾。
5、引導方法；
面對各類突發事件，一些社會管理者滿足於立竿見影的治標功夫，疏於或懶於從治本方面進行“活血化瘀”的疏導，在化解各種顯性或隱性的不穩定因素方面存在本末倒置現象。部分領導輿情意識和能力欠缺，對社會輿論中的民聲、民意、民智缺乏應有的尊重和敬畏，滿足於對公眾進行生硬的灌輸式傳播。以什麼標準對近年來網絡突發事件進行性質界定，如何從整體上把握網絡突發事件產生機制及傳播模式，如何正確地、有效地引領社會輿論，變得難度更大。
6、聯動機制；
伴隨著新媒體時代的到來，輿論環境發生了質的變化，公眾不再是信息的被動接受者，而成為多元信息的製造者與參與者，話語權和發佈權的下移使受眾也具備了自我議程設置的能力。部分領導在如何構建中央與地方、網絡媒體與傳統媒體的聯動機制方面思維僵化，對媒體聯動機制缺乏全面的、辯證的認知，不知道怎樣把握網絡監督的“度”，也不清楚如何把握輿論引導、情緒疏導的時機和火候，在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和發揮新媒體監督功能、作用之間搖擺不定。
7、意識形態；
新媒體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流價值觀的主導作用，反映到社會心理層面，就是人們排斥和懷疑正統思想觀念和主流意識形態，表現出反傳統、反主流、反權威的價值取向。新媒體以其特有的信息“阻隔”功能和強大的網絡語境顛覆性，嚴峻考驗著我國意識形態的控制力。
8、政府公信力；
政府的公信力和民眾的互信度，是社會健康運行和良性發展的重要資本，這種資本需要長期的互動才能累積起來。與傳統媒介生態下的輿論監督不同，網絡輿論生態因新媒體的存在而使地方政府的“公關管控”存在巨大的風險，突發事件因危及到民眾切身利益，普遍會帶來輿論的負面反饋，進而推動民眾與政府“不自覺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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