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市面上關於魯迅的書和研究魯迅的書都數不勝數，有關他的話題，仍會引起社會上廣泛的討論。
然而讀得多、聽得多了，總有一個問題難免浮上心頭：到底真實的魯迅是怎樣的？不神化歌頌、不詆譭汙衊，如此這般去偽存真後的魯迅是怎樣的？
研究魯迅多年的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張釗貽，力圖通過文本辨析、材料分析考索，來窺見和還原一個真實的魯迅。
“偏狹”的魯迅兩件“反常”的事
——兼談魯迅的“罵人”
魯迅並非完人，處事太認真，有點“潔癖”，因此對人可能會“苛”，有時難免被人看成喜歡“罵人”，至今仍是他被罵的主要原因之一。雖然，他所“罵”的究竟是什麼人的什麼事，究竟那些人和事值不值得“罵”，有些已經被各種各樣的回憶錄弄得模糊不清，也已很少有人有興趣進行認真的考訂和追究。總之，“罵人”是不好的，心胸狹隘，人品和性格都有問題，更不符合“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的 MBA 企業管理和公關處事原則，以及後現代一切付諸嘻嘻哈哈的“時代精神”。
如若說魯迅只顧“罵人”，這並不符合筆者閱讀魯迅的印象和感受。對於這種企圖對魯迅進行“性格刺殺”（character assassination）的責難，我並不想在煩瑣的史實考訂和枯燥的思想分析中，為魯迅辯護，篇幅也不允許，這裡只舉出些魯迅“一反常態”和“前後矛盾”的事例，向那些想繼續這樣指責魯迅的人們，請教請教。
魯迅平生有好幾件小事，處理得無聲無息，很容易忽略，但很值得我們深思，也很令人感動。只說其中兩件事，都發生在他後期“橫站”時的艱難處境之中，其一是他不計前嫌，推介到處批評他的丘東平（1901—1941）的小說，其二是他先是堅決拒絕，後來卻主動捐錢給徐懋庸辦“左聯”機關刊物。
魯迅與丘東平應該沒有交往，但曾經參加過大革命和“一·二八”戰役的丘東平，卻對魯迅很有看法。1933年，芸生在“左聯”機關刊物《文學月報》上發表長詩《漢奸的供狀》謾罵胡秋原（1910—2004），魯迅“從公意”以個人名義寫信給《文學月報》提出批評，即著名的《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一文，立即招來四位黨員盟員聯名發表文章反駁，批判魯迅右傾，是“戴白手套革命論”，其中就包括丘東平，而且直署真名，“赤膊上陣”，可見他對自己觀點立場鮮明的態度。據聶紺弩回憶，丘東平當時還因此起草質問信到處要求朋友簽名，雖然質問信後來好像沒有發表。丘東平可以說是左翼青年作家中，少有的、公然不以魯迅為然的一位。魯迅自然知道丘東平的態度，而且對他參與聯署的反駁非常不滿和反感，並曾就此向實際主持 “左聯”的人們提出質問，卻“不得要領”，不了了之。
丘東平
按照一些人認為“偏狹”的魯迅的慣常做法，應該會對此事“懷恨在心”，“罵”丘東平他們一輩子，有機會的話，說不定還會“打落水狗”，至少死也不寬恕。然而就在《漢奸的供狀》事件翌年即1934年，魯迅向伊羅生推薦丘東平的作品，希望他的作品收進伊羅生編譯的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集《草鞋腳》。魯迅為什麼會“一反常態”，給丘東平“揚名海外”的機會？丘東平從未向魯迅道歉，也肯定沒有走魯迅後門，帶上茅臺人參，送禮疏通，請求魯迅推介自己。魯迅介紹丘東平的原因，只能是丘東平寫出有水平的作品，為左翼文藝作出了實際的貢獻，值得推介。因而魯迅向伊羅生推薦時，是從共同事業的利益著眼，沒有計較個人恩怨與前嫌。我不知道認為魯迅性格偏狹的論者，對此能有什麼別樣的解釋。
至於徐懋庸，魯迅是“罵”過的。在“罵”之前，兩人的關係不算密切，從他們的通信中可以看出，有點公事公辦的味道，在後期尤其明顯。徐懋庸雖然尊敬魯迅，但因為周揚代表黨，所以跟著周揚走，魯迅應該是能夠覺察出來的。魯迅對周揚有看法，其中可能有性格上的衝突。魯迅對一些類型的人物就是不喜歡，例如徐志摩與田漢，合不來，沒有辦法。不過，魯迅對周揚還有一條具體意見（看法是否屬實，姑且不論），他認為周揚只會發號施令而不做實事。
1935年，“左聯”經過兩年多沒有辦內部刊物之後，終於決定恢復出版刊物。出刊物要錢，徐懋庸想盡辦法籌款，包括向知名作家募捐。然而，魯迅兩次當面拒絕徐懋庸，有一次還是在募捐宴會上當眾拒絕，其堅決可想而知。但是，令徐懋庸大惑不解的是，經過重重困難之後，刊物終於印出，在他把刊物《文藝群眾》寄給魯迅之後三天，竟然立即收到魯迅寄來的二十元。
徐懋庸
徐懋庸後來從魯迅口中知悉，儘管“左聯”已有兩年多不出刊物，但口頭上還是常常說要出，每月還向魯迅收盟費二十元，說是辦刊物之用，而刊物則不見蹤影，所以魯迅已不相信周揚他們，對捐款辦刊物自然斷然拒絕。現在看到刊物，證明徐懋庸沒有欺騙他，所以就寄錢支持他們。
從斷然拒捐，到主動寄款，而且是支持一幫自己不喜歡的人物。毋庸諱言，其中世故與多疑自然起了微妙的作用。魯迅並非“神”，他也有常人的弱點；但魯迅到底也不是一般人，因為他能夠克服常人很難克服的弱點。所以，在刊物印出的實事面前，魯迅立即改變態度，從共同事業的利益著眼，慷慨給予支持。魯迅並沒有停留在“多疑”，終日對人疑神疑鬼，而是按事實和實際行動做出判斷。魯迅更沒有按照自己的好惡畫線，根據自己是否喜歡對方，而決定支不支持“左聯”的事業。這一拒一捐之間，實在看不出魯迅如何“偏狹”，反覺得他心胸開闊，非常實事求是。
以前讀《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讀到“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兩位，或相識，或未嘗一面，或未衝突，或曾用筆墨相譏，但大戰鬥卻都為著同一的目標，決不日夜記著個人的恩怨”這一段，也許是因為提到郭沫若，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只覺得魯迅這些話是門面文章，世故之言，所以沒有認真對待，現在重讀，才有另一番感想。還有，“周起應也許別有他的優點。也許後來不復如此，仍將成為一個真的革命者”，應該也不是政策“背書”，或出於人事“策略”。能夠在火氣上頭說出這樣的話，實需要很廣闊的胸襟。
其實，責難魯迅喜歡“罵人”，並得出他性格“偏狹”的論者，通常都選擇迴避事情的真偽，與道理的對錯，而且還願意忽略一個事實：魯迅通常是被迫“罵人”的。徐懋庸是“打上門來”，已不用說；“創造社”等以魯迅為批判目標，也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梁實秋是有意識地找出魯迅來開刀，新近亦已經考證出來……劉炎生：《梁實秋和魯迅爭論的起因及翻譯問題的是非》，《廣東魯迅研究》1995：2，第26—30頁。
魯迅在該罵的時代被迫“罵人”，成了他日後被罵的原因，這事情本身，很耐人尋味。當然，把魯迅針對具體事情的批評，當作對某人全面的蓋棺定論，這種做法也確能令人憤懣不平，罵聲四起，但跟實事求是的魯迅又有什麼關係呢？
選自《從到 ：魯迅史實文本辨正及其現實意義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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