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長彬
1964年時任蘇聯最高領導人赫魯曉夫被迫下臺，同年僅僅只有58歲的勃列日涅夫上臺，擔任蘇聯最高領導人，開始了他長達18年的執政道路。其實當時蘇聯黨內外都認為接任赫魯曉夫成為最高領導人應該蘇斯洛夫或者謝列平，這二位都有很多支持者，是當時競爭蘇聯最高領導人最有力的人選。
赫魯曉夫被逼下臺之後，就圍繞下一任蘇聯最高領導人產生了激烈的爭論，蘇斯洛夫和謝列平兩人都想接赫魯曉夫的擔子，就這麼一直相爭不下。這時候就有人提議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此人能力十分不突出，甚至說經常犯錯誤，也正是這樣，勃列日涅夫成功當選蘇聯最高領導人。
勃列日涅夫當選最高領導人之後，一直不斷試圖挑起蘇斯洛夫和謝列平之間的矛盾，隨著蘇斯洛夫，謝列平矛盾不斷升級，勃列日列夫趁勢將二人勢力全部剷除乾淨，坐穩了第一把交椅的位置。
勃列日涅夫在位期間，蘇聯經濟得到很大發展，已經慢慢的拉進與美國的差距。在與美國的軍事競備上，甚至一度超越美國。雖然經濟和軍事都有所有提升，但是國內矛盾卻極端加重，蘇聯國內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日益嚴重，特權主義在蘇聯橫行霸道，而勃列日涅夫卻視而不見，甚至火上加油，後來的蘇聯解體與這有很大的關係。
一個看歷史的小矮人
1964年10月14日勃列日涅夫入主克里姆林宮，他執政18年（1964－1982），時間之長僅次於在位達30年的斯大林。這18年對蘇聯社會主義的興亡，起了十分關鍵的作用。
勃列日涅夫一上臺，就對赫魯曉夫時期的改革政策進行了批判、調整和“糾偏”，進行改革。對勃列日涅夫的改革，國內外學術界主要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評價。因此，“針對他1評價卻很低”的說法，有失偏頗。
一種評價持基本肯定態度，認為勃列日涅夫領導的改革，不僅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傳統體制所引起的尖銳矛盾，使蘇聯政局和社會穩定，而且完成了在蘇聯歷史上有重大影響的兩件大事：
第一，在經濟上進一步縮小了蘇聯和美國的差距，例如，1965年蘇聯的國民收入相當於美國的62％，1975年提高到相當於67％，1965年蘇聯的工業產值相當於美國的65％，1975年提高到相當於美國的80％；
第二，在軍事上依靠不斷增長的經濟實力，到70年代蘇聯幾乎和美國處於均勢地位並與之在全球爭霸，實現了歷代統治者的夢想。
另一種評價基本持否定態度，認為勃列日涅夫的改革，對各個領域基本上
都產生負面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極為有限的政治改革雖然造成了政治穩定，但導致個人崇拜盛行，使領導職務終身制的弊端日益嚴重。按照俄羅斯學者阿爾巴托夫的觀點，在勃列日涅夫時期，“一個具有代表性的特徵，就是官僚主義，本位主義、機關專權和獨斷專行、達到了史無前例的所謂雙倍的泛濫”。
第二，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和專權獨斷盛行。
第三，外交方面推行所謂的“勃列日涅夫主義”，動輒以“老子黨”的面目出現。其中最典型的事例，就是鎮壓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
第四，社會風氣腐敗。按照馬歇爾·戈德曼的說法：“到70年代，腐敗現象有些失控。”賄賂成為普遍的社會現象，特權階層的形成，產生了嚴重的腐蝕作用。最好的理工科畢業生不願去當工程師而寧願去當商店銷售員。因為在商品匱乏的蘇聯，一位富於“創造性”的銷售員，其收入遠遠高於一般以工薪為經濟來源的工程師。
近年，我國有些學者認為，勃列日涅夫時期“以停滯和積聚危機因素並走向衰亡為主要特徵”。2002年，中國社科院、中央黨校、中國人民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的幾位學者主編了一本書，題為《蘇聯興亡史論》，該書第二十章的標題就是“對蘇聯走向衰亡起著重要作用的勃列日涅夫時期”。
圖：1982年11月7日，勃列日涅夫最後一次紅場閱兵。由於在寒風中站立了幾小時，閱兵結束後即因病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