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嘟嘟的小不理

人类活动中任何决定性的事物的产生，都有其历史的背景和动机与根源的。现代科学技术产生也不例外。

一 其历史背景如下：

（一）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

因为古代欧洲是一个游牧民族，无定居之地，以游牧为主，生产力相对落后，生活产品稀少，形成了互相抢夺性形格和习惯，但还要思想和艺术，这就自然产生了自我人性的探讨和研究，但最后还是逃不脱兽性和人性的桎梏，产生了歪曲的人类思想哲学和道德理论。所以欧洲不象中国能形成统一大欧洲。而一直在互相征战和征服中发展成相对独立的欧洲各古国，后来引进了中国的农耕技术和各种科学技术，才从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过渡，产生了近代欧洲国家，但还是无法统一在一个大欧洲下，所以发动了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并产生了科技和技术最先进的现代美国和欧洲。但祖传的对外族的侵略性乃未彻底改变。因为他们没有人类祖先伏羲女娲及后来的大思想家老孑和孔子等大思想家和理论家的胸怀和智慧！

（二）思想理论基础：

西方人在哲学思想与理论来自于中国先贤的哲学与思想理论，黑格尔都承认，他的辩证思想来自于神秘东方的《易经》。而从《易经》中西方人又衍生出了《道德与哲学》。但其思想又与大道学说割裂开来，在哲学与道德上，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扰乱人的思维，搅乱人的思想理论！其实道德与责任的关系很简单，道德是善良的责任性，准确的说，就是克服人性的自私和自以为是，而去适应大众的需求和大自然和谐平衡的需求。责任就是善良的良心的发现和实施，也就是完全脱离兽性思唯和人性的桎梏，去为大众利益和自然界的和谐平衡努力奋斗。否则一切都是虚伪的和自以为是的。也即东方人的智慧，道与德的统一，大道为公，公为天下，为天下者，大德也！

所以说西方的道德观又沦为了伪道德观，在制度上形成了对内半社会主义，半资本主义，而对外纯资本主义的侵略压榨体制。

这也是西方人喜欢侵略和掠夺别人的思想基础，其实一直在自我的思维里打转，转来转去转不出去，最后只能披上道德的外衣了，自以为自己的思想是最先进的，并以此思想统治和侵害人类。

二 科学产生的动机和根源：

近代初期欧洲由于生产力低下，还要与邻国保持战争的相对优势，以期侵略和征服邻国，取得更多的资源。所以都想提高自己的生产力水平和战争能力。所以很多炼金师在炼金过程中产生的物理与化学理论和实践，就逐步受统治者的青睐，由旁门左道进入的生产力和军事领域，些理论和实践又服务于了社会理论和实践，就产生了科学技术这一专门领域，并得到了尤先发展，推动了西方三次工业革命。并最后使美国脱颖而出，成为了世界第一强国（当然美国成为第一强国主要是犹太人的财力支持和战略规划与布局，这个已在其它文章中论述了，在此不多叙述了）。

其实究其根源，欧洲炼金术来自于中国，在先秦时期，中国也是在思想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产生了各种思想和流派，而炼金术是道家的一个以药养生的学派衍生而来，主要代表人物有各种方师、法师等，理论人物有葛洪等。这些东西和中国各种思想和理论也从不同途径先后传到了阿拉伯国家，又逐步从阿拉伯国家传往了欧洲。但秦始皇焚书坑儒，主要是烧了这些书籍，因为他也看出了这些東西会最终破坏他的统一大业，所以一律定为奇技淫巧，并给予坚决打击。发现有人进行此类研究的，一律诛灭九族。所以中国科学技术亡于了秦始皇之手了。虽然后来有人偷偷研究，但终未形成社会主流。

至于欧洲人说的古希腊科学文化，都是欧洲人和犹太人为伪造欧洲强大的古历史而编造的东西而已，不必当真。西方早期思想家和科学家，都与炼金术行业有关，爱因斯坦和牛顿就是练金师出身！

新人类医学创新者李杰

对这个问题有人说爱因斯坦根本没说过这样的话，那我不得不做出更正，爱因斯坦的确是这么说的。不但说了，还白纸黑字写在信里。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1953年的斯伟泽（J.S. Switzer）当年还不算学者，他是一个美国陆军退役上校，正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历史学硕士。这个人见多识广，对中国历史颇有兴趣，选修了汉学家芮沃寿教授的阅读课。在课堂上，师生们一起热烈讨论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即“中国历史上有没有科学？”讨论没有什么结论，于是斯伟泽就悄悄用书信的形式把讨论笔记寄给了爱因斯坦，想听听大科学家对此的看法。

显然是看到斯伟泽的问题很有趣，所以爱因斯坦决定给这个学生回信，信中最著名的片段就是题主引述的那段话。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这段话引起了无数争议。

有人认为爱因斯坦太傲慢，是在侮辱中国人的智慧。这一观点最不值得一驳。只有傻瓜才会在一封肯定会被公诸于世的探讨学术的书信里毫无道理地去侮辱一个民族，而众所周知，爱因斯坦是这个地球上数一数二的聪明人。

还有人不服气，觉得爱因斯坦是在不了解中国历史的前提下妄加评论，是对中国的轻看。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李约瑟，因为他一直都在思考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科学的问题，偏偏爱因斯坦却在信中表示，这个问题根本不重要，真是让人生气。

其实，爱因斯坦表达了两层意思。而一旦我们理解了他的这两层意思，就会明白，爱因斯坦的确比世上绝大多数人都了解一件事，那就是“科学”。

第一层意思，爱因斯坦认为，科学的产生必须有两大基础。一是古希腊哲学，尤其是以几何学为起点的形式逻辑。二是文艺复兴以来的，通过实验寻找因果关系的方法。而据他的了解，中国历史上缺少这两大基础，因而科学无法产生于中国。

第二层意思更加重要，爱因斯坦认为，科学没有产生于中国，就像科学没有产生于埃及、巴比伦、波斯、玛雅等地方，其机制是一样的。换句话说，人类的各个社会没有产生科学是普遍现象，是相当正常的事情，不值得大惊小怪。反倒是科学的出现是一种历史的反常，需要做出全面的解释。因此爱因斯坦才会说出这样的话：“在我看来，中国的先贤们没有能够走上做出这些发现的道路，是不值得惊奇的。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发现居然被做了出来。”可见这句话的重点在最后几个字，不在于前边提到的中国。

也许，更有趣的问题在于，既然爱因斯坦说了形式逻辑和实验方法是科学的必要基础，那么他为什么还会说，科学的出现本身是令人惊奇的呢？也就是说，爱因斯坦是不是觉得，仅有这两大基础，并不能保证科学就一定会产生呢？一想到这里，我觉得好复杂。

我大胆猜测，爱因斯坦在这里暗藏了一种逆经叛道的、反必然性的哲学观——在他看来，科学不是必然会产生的事物，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意外、偶然和随机。假如我们认真对待这一观念，看待世界的眼界一定会大有不同。

西闪

爱因斯坦观点我是非常之赞同，但不是膜拜权威，而是我从内心认同，这个总结是非常到位的：科学两大支柱（充要条件）：形式逻辑（演绎推理）和系统实验（经验归纳），缺一不可。

为什么爱因斯坦认为「中国的先贤没有走上科学道路不令人奇怪」？

在我看来，是因为爱因斯坦和斯威策（J. S. Switzer）有着不同的【隐含假设】，也就是说用不同的角度看问题：

斯威策的【隐含前提】和【逻辑推理】是：

• 1、地球村中一定会有居民发现科学范式，应该是最聪明、最有创造力的那个居民发现科学。
  

• 2、东方居民中国领先西方居民，是地球村中最聪明的居民，按照1应该是中国人最先发现科学范式。

• 3、所以，斯威策很疑惑，为什么不是那个智商高、学习好的那个中国童鞋发现科学范式呢？
  

爱因斯坦的【隐含前提】和【逻辑推理】是：

• 1、地球村居民发现科学范式不是必然的，纯粹就是很偶然的运气，是如同中了500万彩票一样的低概率事件。
  

• 2、地球村中西方居民发现了科学，就如同中了500万彩票一样的低概率事件，是逆天的好运气。
  
• 3、既然是低概率事件，就不可能人人都中5000万彩票，而且跟人品、智商相关度不高，所以，波斯人、印度人、回教人，要是人人都中彩票那才奇怪呢！先不论中国人是不是地球村中智商高、学习好的三好学生，即便是，他运气不好，没中彩票有什么好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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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策的【隐含前提】是有问题的，在论证方法上叫做「乞求论点begging the question」：预设前提不当。

斯威策【假设1】【假设2】都有问题：

第一，伟大的创造性思想，是不可预测的、初始阶段是不可识别的，也不是单一变量，没有什么「必定」一说。

也就是说：不是天资好、智商高就一定能成乔布斯、比尔盖茨，也许稍微有个变量有点差池，你就会碌碌无为一生。

第二，古代中国是不是地球村居民中那个学习好、智商高的三好学生，长期领先西方十条街？我觉得不是，或者说，中、西方两个学生各有优势和劣势。

实事求是的说：李约瑟对中国有好感，《中国科学史》有很多瑕疵，对中国古代技术有夸大的成分。【科技】和【技术】一定要分清楚，李约瑟说的很多是【技术】不是【科技】。

西方人搞出了科学范式，也是过于自信，于是「以果溯因」说自己的文化如何优秀。科学理论是西方文化中所有人同时发现的吗？

恰恰相反，搞出科学范式就是那几个人，而且绝对是当时离经叛道的人，或者被主流文化所不容的人。

• 搞出演绎数学的毕达哥拉斯是个神秘主义教徒，遵循一些奇形怪状、毫无理性的禁忌，比如：不能吃豆子、避开白公鸡、不能掰开面包。

• 科学精神核心之一就是怀疑精神，提出「无限诘问、反思质疑」原则的苏格拉底，被希腊人判了鸩酒之刑。

• 古希腊大数学家阿基米德被古罗马人一刀砍死。

• 将实验归纳与演绎逻辑结合起来，建立科学范式的伽利略，被教廷软禁终身。

• 对异见的宽容不是西方文化功绩，而是政治变革、印刷技术进步的结果，比如：新兴资产阶级兴起、新教和天主教的互相制衡，印刷术的出现等因素。

• 古希腊哲学、欧几里得几何学等开始被基督徒烧光了。如果不是伊斯兰的百年翻译运动保存火种，古希腊文化可能会消失。

我觉得就是巧合，文化也许有影响，也许没有。反正你能说出多少正例，我就能给出多少反例。所以，不能以「文化决定论」解释西方出现科学的原因。

西方发现现科学范式也就是那几个人，而且火种随时可能熄灭，不过，运气有点好，流传了下来。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社会渐渐宽容，而且西方人开始认识到科学的威力。

就跟基督教一样，如果不是门徒保罗是罗马人，基督教的火种就熄灭了，跟历史上千万种消失的小宗教一样。今天，基督徒将基督教壮大解释成耶稣的预言，是必然的，你觉得这靠谱吗？

所以，古代中国人搞不出科学范式，是很正常，我们用不着自我贬低。

西方搞出科学范式，也是很偶然的因素，不要过分抬高西方文化，认为二者有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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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有种族歧视吗？

从爱因斯坦写给斯威策（J. S. Switzer）回信来看，应该是不存在种族歧视。

爱因斯坦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在公共场合言论是极有悲天悯人之心的，并不是【种族歧视分子】，也不是【种族优越者】，而且他即便是犹太人，对【犹太人优秀民族】这种观点都嗤之以鼻，

但是，爱因斯坦在私下里有一些言论，是非常看不起中国人，有可能会刺痛我们的民族自尊心：

爱因斯坦二十年代访华的时候的见闻，与他的继女通信出版了，在下面这本书中，书中有一些对中国人的评价：

我没有这本书，爱因斯坦的这些言论引自《纽约时报》中文网的文章的引用：

爱因斯坦在当时见闻和感想，我摘引一些：

• 中国人吃饭时不坐在凳子上，而是像欧洲人在树林里如厕那样蹲着……安静、拘束，就连孩子看上去都很呆板、愚钝。

• 如果这些中国人取代了所有其他种族，那真是遗憾。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就连那样想一想都是无可言喻的悲伤。

• 大多数负担沉重……他们似乎驽钝得不理解自己命运的可怕。

• 就连那些沦落到像马一样工作的人似乎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痛苦。特别像畜群的民族。

• 我注意到，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差别非常小。我不明白中国女人拥有哪些致命的诱惑力、使身边的男人无力自卫、只能去繁衍后代。
  

• 爱因斯坦引用葡萄牙女教师的话：没法儿培训中国人进行逻辑思考，他们特别没有数学天赋。

不过这是爱因斯坦私人通信，从来没有想过这些日记有朝一日会被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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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因斯坦生活的时代，中国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西方强势文化，不堪一击，一度有开除地球球籍的危险。中国人民生活在最贫穷、最混乱不堪的国度里。

现在的电影、电视剧的民国形象是红男绿女的「黄金时代」，一股怀旧风：

我们来看看像陈丹青这样的文人口中「大师遍地」的「黄金时代」，普通人的「民国范」是怎样的：

我们今天看到印度的火车和贫民窟，会讥笑「十亿牲口，一亿人类」。

如果你是爱因斯坦，看到当时的中国衣衫偻烂、食不果腹的平民阶层，目不识丁、毫无知识，鲁钝到不知道自己命运可怕的平民，给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相信我，贫穷也许是最大的罪恶之一，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财富增加，物质有盈余，人类才有可能有精力和闲暇去思考，才有可能拿出一部分资源，让我们中间那些聪明人去发明创造。

相信我，仓禀足而知礼节。俗话说：主要看气质，「仓禀足」你的气质都不一样，物质丰裕的生活，能给你带来自信的气场。

这一点狗都知道！狗能识别这种气场，一个衣着光鲜的人，狗都不咬。狗闻得到你银行里的存款数字，所以爱咬那种打扮不光鲜的人、衣衫偻烂的人，叫花子要拿打狗棒。

所以，尽管我也不舒服，但我能理解当时的「民国范」给爱因斯坦带来的震撼！

小汉字见大历史

确实，爱因斯坦说得很对，中国先贤并没有走上科学的道路，哪怕是在近代，中国的科学也是起源很晚，直到今天，中国的科学体系跟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其实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中国古代不论是经济还是科技实力都是傲视全球的。在明朝以前，中国的科技可以说是领先于西方国家，但是在明朝之后，尤其是经历了清朝的闭关锁国之后，西方国家开始了近代科学的起源，而中国则是故步自封，自然就落后了，直到后来挨打了才惊觉自己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已经这么大了。

可能很多人认为中国为什么没有诞生科学是因为清政府的愚昧无知，一味地闭关锁国导致的，其实不然，就有一个人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而这个人就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那么为什么爱因斯坦会这么说呢？

在爱因斯坦看来，西方科学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并且不断壮大，得益于两个伟大的成就，一个是古希腊的古典哲学逻辑体系，另一个是通过系统的实验找出存在的因果关系。可以说正是这两个成就催生了西方科学的诞生和快速稳步发展。

但是中国并没有走上这两条路中的任何一条，因此落后是必然的。其实中国古代也涌现了很多的哲学家，也提出了很多的哲学思想，但是这些哲学思想好像并没有什么逻辑推理的，就好像是生活实际经验的总结一样，缺乏了系统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导引，不能产生科学也不奇怪。中国人或许就是太聪明了，太过于依赖自己的直觉，而不喜欢繁琐但是精确的科学研究方法。虽然古代的科学技术领先了全世界，但是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的经验总结，并不足以催生科学，而当依靠经验已经无法得到长足进步的时候，落后也就是必然的了。

当然了，爱因斯坦也说到，虽然逻辑思维和系统的实验是产生科学的必要条件，但是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却并不一定能保证产生科学。科学的产生可以说是有很多的偶然性的，然而如果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的话，科学都有可能无法产生。所以说，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科学，一方面是因为缺少了产生科学的条件，另外就是中国的运气不太好了。

镜像科普

科学史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问题叫做“李约瑟难题”，这是科学史工作者李约瑟院士提出的著名一问。李约瑟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深度无人能出其右，他发现在明朝以前，中国的科技一直是领先于西方的，明朝开始就落后于西方了。为什么中国的科技从明朝开始就落后于西方了？这个问题还有很多其他的问法，比如为什么科学没有诞生在中国？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

李约瑟难题各有各的回答，至今没有一个可以被接受的回答。科学的诞生是很多因素共同促成的，李约瑟难题或许根本就不会有完美的解答。值得一提的是，爱因斯坦也回答过这个问题，而且他的回答能够给人一种全新的认识。

爱因斯坦身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也是有史以来最顶级的几位科学家之一，他有自己建立伟大科学理论的亲身体会，他对科学如何诞生这种问题的认识也的确是独到、深入、让人不得不佩服。

在爱因斯坦看来，不该为科学没有诞生在中国表示奇怪，哪怕中国古代曾经有过辉煌灿烂的文明。也不该为科学没有诞生在印度、伊拉克等而表示奇怪。真正需要感到奇怪的是科学为什么会诞生，在爱因斯坦看来，科学为什么诞生了才是值得关注的事情。

在古希腊时期就诞生了最早的科学元素，古希腊城邦虽然后来被毁，但是古希腊那一批哲学家的思想得以保留。古希腊的文明教会了人们思考问题的方法，教会了人们逻辑、因果。在爱因斯坦看来，这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些在中国古代里也是几乎没有出现的。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二十世纪的另一位科学大师杨振宁也对李约瑟难题表达过自己的看法。在杨振宁看来，归纳法和推演法都是近代科学中非常重要也是必不可少的思维方式，而中国的《易经》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易经》里面没有推演的思维方式，天人合一观念也影响了科学在中国的诞生。

没有思考问题的正确方式，就不会有近现代科学的诞生。《易经》《论语》《弟子规》等等传统文化都不是科学诞生的元素。

刁博

爱因斯坦信中指出，近代科学发展在方法论上需要两大发现，也就是从一般到特殊的演绎法，和以实验为基础的“从特殊到一般”的分析和归纳法。在近代中国确实没有出现科学，毫无疑问，爱因斯坦对此的看法是深刻和准确的。

上世纪，在国内外早有大量的仁人志士，对此进行讨论，为什么中国在近代没有了科学，其中哲学家冯友兰写过《 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竺可桢也写过《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物理学家吴大猷有《数百年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的原因》，这些文章普遍看法是一致的。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萌芽，但这些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科学。而英国李约瑟提出了李约瑟难题，也就是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发生在中国，而是发生在欧美的范围。

近来，值得注意的是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的发言，他在2004年的演讲中分析了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几个原因。

首先国人的思维传统就是着重实际，而不注重抽象的理论和架构。

其次，科举制度和贬低技术的社会观念。

再次，杨振宁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例如易经等对社会产生了不好的影响，从而使国人对于各种现象都是泛泛而言，缺乏深入的研究，演绎和归纳。这就是为什么早在中国古代数学就认识到“勾三股四弦五”，而没有发展出毕达哥拉斯定理这样的普遍公式。易经里有阴阳八卦，但却产生不了莱布尼茨的二进制，其中更是充斥着各种神秘主义或者不可知论，从而阻碍了科学的产生和发展。

爱因斯坦认为：中国的先贤没有走上科学道路不令人奇怪，这种思想和近一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名家们所讨论的结果是一致的。中国哲学和文化重视整体，喜欢抽象朦胧，这些在中国文艺上取得独特的魅力和成就，但对科学的发展却是不利。

量子实验室

因为争议很多，那么我现在需要对前天回答的这个问题重新编辑一下，由于同一个问题不能回答两次，所以我只能在原来的文本后面继续写，那么下面会有分割线，嫌多的人可以出门右转，路远不送。

这么有趣的问题竟然没人能够回答，那么作为提问者我就来掺和一脚吧，回答内容是我的一篇文章

“李约瑟之问”可能为广大国人所熟悉，而此问题针对的对象，便涉及到了冯友兰和爱因斯坦对“中国有无科学”的评价。这里，我们且不管李约瑟自己的解答，而冯友兰的观点在早先的文章里也已经提及，因此，笔者主要来谈谈爱因斯坦究竟指出了一种何样的事实。至于这个问题的起因，则是源于一篇学术论文。

　　杜保友曾经发表过一篇论文，名字叫做《冯友兰与“李约瑟难题”》，其中主要涉及到了冯友兰、任鸿隽与爱因斯坦对科学的看法。但在笔者看来，作者似乎预设了一个目的，即数学（按：指几何-逻辑，一般认为，逻辑学是受到几何的启发而出现的）—归纳（按：指近代因果关系）被当作现代科学的充要条件（或者说必要条件）而呈现出一种必然性。因此，这不但导致杜先生对任鸿隽产生了误会，连带着对爱因斯坦的话也产生了偏差性的解读。

　　笔者在之前的文章里引用过任鸿隽的观点，读者可以清楚的发现，事实上任鸿隽是瞧不起演绎法的，他引用哈佛校长的言论，包括文末列举的中外例子，皆是为了突出归纳法乃科学的这一认识。其实不难想象，自从休谟第一次高呼要将神学、形而上学的“无用作品”扔进烈火之中，康德开始接过休谟的大旗，不但“砍掉了上帝的脑袋”（按：海涅语），连“古代形而上学”这位女皇也被拉下王位。接着，黑格尔试图恢复哲学的“无所不包”，可惜他的《自然哲学》最终成为“科哲战争”的导火索——不但哲学家们厌恶他，科学家也是对其恨之入骨。“科哲战争”来到中国之后，则演变成了当年名动一时的“科玄战争”，结果同哲学一样，玄学也立马败下阵来。因此，在自然科学兴起的一段时期里，注重思维（按：心）的哲学根本没有机会凭借着演绎法去战胜以归纳法开启征程的自然科学——这恐怕就是杜先生对任鸿隽的文章“有选择性的引用”之原因了，所以他强调演绎和归纳，却省去了任鸿隽对演绎法的批评。

　　但杜先生为何一定要突出“数学”这一特点呢？初步阅读过科学史著作的人们可能都会好奇，“数学成为科学”难道不是笛卡尔时代后发生的事情吗？古希腊人的“数学”何以成了“现代数学”的源头？有这个怀疑是正常的，而杜先生却完全忽略了这一“古今之别”，且不打算深究这个问题。这是何故？原因无他，皆在于对“爱因斯坦的评价”作铺垫罢了——有选择性的对待任鸿隽，同样出于这个理由。

　　人们熟知爱因斯坦的评价，可能更多来源于李约瑟，因为李约瑟在著作中首先引用了爱因斯坦的看法并作出了自己的批判。但爱因斯坦的观点，乃是出于对一位学生的回信。这个学生叫J.S. Switzer，胡大年对其背景作过交代：斯威策(J.S. Switzer)是一位美国陆军上校，退休后到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其间他选修了汉学家Arthur F.Wright的阅读课(Reading Course)，探讨“中国有无科学的问题 (the question of science or no science in China)”。为此，斯威策自作主张，将课上讨论的主要问题记下来寄给了爱因斯坦，并得到爱氏的答复。

　　爱因斯坦的回信原文如下：

　　Development of Western science is based on two great achievements: the invention of the formal logical system (in Euclidean geometry) by the Greek philosophers,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possibility to find out causal relationships by systematic experiment (during the Renaissance). In my opinion one has not to be astonished that the Chinese sages have not made those steps. The astonishing thing is that those discoveries were made at all.

　　郝炘对此段话的翻译是：

　　西方科学发展是建立在两个重大成就的基础之上的：希腊哲学家们（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和（文艺复兴时期）发现的通过系统实验找到因果关系的可能性。在我看来，不必对中国哲人没能走出这些步骤大为惊讶。令人惊讶的是，竟然有人做出了那些[科学]发现。

　　杜保友对此段话的翻译则是：

　　爱因斯坦在1953年给美国的一位学者斯威策（J. S. Switzer）的信中这样写道：“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作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

　　杜先生又对此作了自己的解读：

　　爱因斯坦这封信传达了三层意思。其一，科学发展是以其特有的方法为基础的，此方法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体现于古希腊《几何原本》中的形式逻辑即演绎逻辑，二是应用于文艺复兴时期探求因果关系的实验方法即归纳逻辑。这与本文在前面所说的科学的两个基本特征即数学化和实验性是一致的。其二，这两个方法论发现没有产生于中国而是产生于西方。其三，中国人没有作出这两个发现不足为奇，而西方人作出这两个发现倒是令人惊奇的。以上第一点和第二点是陈述了两个客观事实，只有第三点表达一种主观态度，即用于数学的演绎逻辑和用于实验的归纳逻辑的发现是令人惊奇的，正因为此，中国人没有发现它们是不足为奇的。

　　可见，郝炘女士和杜先生的认识差别不小，前者（郝炘）以为“those discoveries”指的是“现代科学”，后者（杜）则以为指的是“演绎法和归纳法”，那么哪个理解比较准确呢？很明显，应该是郝炘，而她也给出了自己的理由。

　　J.S. Switzer的老师芮沃寿曾对李约瑟的观点提出批评：

　　Needham's analysis of Chinese thought appears to be based on two teleological assumptions. The first is a theory of universal progress which holds that all men everywhere have been moving toward "science" in its modern Western sense; this "science" is an ultimate value, the goal toward which all intellectual endeavor should be directed. The other assumption appears to be that men everywhere at all times have,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been struggling toward an ultimate collectivist Utopia;...

　　I am not persuaded that man's attainment of modern science was in the West or elsewhere a fore-ordained goal in terms of which his other intellectual achievements should be evaluated. I would be inclined to follow Albert Einstein who, in 1953, wrote in a ltter to J.S. Switzer:

　　郝炘作了翻译：

　　李约瑟对中国思想的分析似乎是建立在两个目的论的假设之上的。第一个是一种普适进步的理论，该理论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一直在朝着现代西方意义上的‘科学’前进；这个‘科学’是一种终极价值，所有的智力探索都应该向这个目标努力。

　　我不能信服，人的现代科学造诣，在西方或其他地方，是一个预先注定的目标，其它的智力成就都应该用这个目标来恒量。我倾向于爱因斯坦的观点，爱因斯坦在1953年给斯威泽的信中写到。

　　不难发现，芮沃寿最先怀疑的便是李约瑟的前提预设——古希腊人已经决定好了世界未来的走向，因此，科学的演进只不过是顺着古希腊人开创的道路而前进。简单总结一下，便是芮沃寿不相信现代科学乃古希腊人努力实现的目标。而且我们也很难想象这样一种事实——现代重要科学家爱因斯坦竟然会将现代科学的功劳完全归功于古希腊人那种粗糙的演绎逻辑，或者是现代科学初期极为粗糙的归纳法。虽然爱因斯坦认为这两项发明确实重要，但显然还不可能重要到超越现代科学的地步。

　　所以，只要认识了现代科学的进展，那么“中国有无科学”的争论意义便不大了。因为和古希腊、文艺复兴比起来，现代科学才是真正令人惊奇的产物。即便没有古希腊人的演绎逻辑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因果论的发现，现代中国依旧可以拥有现代科学，事实上，物理学、数学这些学科恰恰和人文学科不同，是不需要去学历史的。可见，杜先生完全弄错了方向，根本上误读了爱因斯坦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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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前面的回答争议很多，我们不妨再来看看爱因斯坦问题的具体细节。这里我先亮明接下来要说的问题，免得一些家伙光想“简明扼要”，在我看来，如果真的有什么阻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那一定就是“大道至简”这样的信仰了。问题：1，爱因斯坦问题近年来之争议究竟是谁引发的？2，杜保友的论文引用的“爱因斯坦信件”是否准确？3，到底爱因斯坦是在指中国的科学技术令人惊奇，还是指古希腊人的演绎法、近代以来的归纳法令人惊奇，亦或是爱因斯坦时代的现代科学令人惊奇？这几个问题是紧密关联在一起的，下面回答的时候会穿插在一起来说，这里我们再引用一下还学文女士的文章。

许良英的译文问题

　　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

　　这是七十年代许良英先生的译文，虽然书里写的是“胡文耕译”，但实际上就是许良英先生翻译的。这个译本的意思，明显是说“爱因斯坦觉得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令人惊奇”。

　　到了八十年代，许先生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翻转，将译文变成如下所述：

　　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做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

　　这样一来，译文就变成了对形式逻辑和文艺复兴时期归纳法的极度推崇了。

　　后来经过何凯文的质疑，许良英在05年再次做出修改，翻译如下：

　　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作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

　　但实际上，九十年代时许先生的学生胡大年已经在美国找到了爱因斯坦的回信原件，并跟美国科学史家Martin J.Klein进行了深入探讨，许良英也非常推崇Klein，但这次讨论却对许良英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他依旧坚持第二次翻译是准确的。

　　所以我们不难看到，对爱因斯坦信件的争议首先来自于语言问题，即“英-汉”翻译（爱因斯坦的回信写得是英文，而非德语）。胡大年以为，05年老师的第三次易稿还是有问题，依旧不准确。胡大年和Klein以及F.L.Holmes讨论后的意见主要是：

　　使人惊奇的是，那些发现，【不论在何处或被何人】，到底都被做出来了(and that's enough!)。

　　而Klein的意思非常明确，由胡大年进行了转述：

　　Martin said that Einstein was not an expert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China. It is probably irresponsible for him to make such kind of judgment on this important question

　　（Klein说）爱因斯坦不是中国科技史专家，对他来说对如此重大的问题作那样的判断是不负责任的。

　　这已经说的很明白了，爱因斯坦对于自己不熟悉的问题不愿妄下结论，而只是说，不管中国还是西方，科学研究被做出来了，这很值得惊奇，至于它出现在中国还是古希腊和近代，那无关紧要。

　　显然，这跟许良英的第二次译文意见上完全相左，但许良英并不接受，直到二十世纪初何凯文投稿到《自然辩证法通讯》，许良英才对第二次译文进行了反思。需要注明的是，此处的何凯文是科学史方向的哲学系人士，而非考研英语的何凯文。许良英当年为何不接受美国科学史的两位学者以及自己看到了原件的学生的意见，我们很难理解，他的翻译处理是“虚拟语气”，又说不这样处理就会导致“逻辑上的错误”，但究竟哪里错误他一点没说，并在第三次译文里修改了“没有逻辑错误”的第二次翻译。或许，“有过则改”从古到今在世界上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仅仅是普通人，学者同样如此。

　　还学文女士又举出美国著名科学史家Nathan Sivin的态度来进行说明，国外科学史家在面对中国古代科学为何没能产生出现代科学这件事情上都很谨慎，这与Klein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这些严谨的科学史工作者没有嘲讽中国没能产生出现代科学这个问题，也没有人否定中国古代科学上的成就。

李约瑟之问

　　我见到有人在评论里嘲笑李约瑟提出的“四大发明”说，评论者还说“看到李约瑟就想笑”，这倒是让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只要翻过李约瑟作品的人，都知道这是科学史上的大部头著作，信不过汉语翻译的人通常会直接查阅原本，可以说，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学史的描述和举证是相当完善且谨慎的，而四大发明不过是其中的九牛一毛，这部作品本身就是科学史著作的典范之一，能让我们看到西方学者扎实严谨的著述态度。但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国内的“四大发明”说并非始于李约瑟，而是始于卡尔·马克思，作为向来需要学习政治教材的我们，竟然连这个都不清楚，倒确实让人想笑。而一个读过李约瑟作品的人，也不可能会联想到“四大发明”，因为四大发明只是技术史，李约瑟关注的则更多是科学史。

　　而李约瑟之所以会来写这部作品，他表达的意思很清楚，是因为看到了爱因斯坦的信，并且他不认同冯友兰26岁时在美国杜威门下时发表的论文中的观点，所以他要亲自来做这方面的整理工作，但这不是他的根本目标，他的根本目标是“李约瑟之问”——为什么中国也有古代科学，但产生不出来现代科学？这个问题现在依旧生机勃勃，而人们也相信，李约瑟并没有解决自己提出的难题。

　　李约瑟涉及到爱因斯坦问题时的优势是什么？优势就是他对中国古代科学史作了谨慎的梳理（他作出了行动），所以Klein明确说了，爱因斯坦清楚自己并非科学史方面的专家，因此保持了谨慎的态度，不去评判中国为何没有从古代科学产生现代科学这个问题。但李约瑟的问题在于，他误读了爱因斯坦的意思。

芮沃寿的回应

　　我们知道，斯威策是芮沃寿的学生，而斯威策上课后产生好奇的地方在于“中国古代科学为什么没有产生出现代科学”，而非“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科学”。

　　朱元晦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自然科学成就在古代是一个巅峰，如对于月亮如何生成（批判《礼记》），测量北极星的仰角度数，通过山体海洋化石推测陆地的形成原因，探讨雪花的构造，反对古代观点进而提出日、月同向而非反向移动（涉及到参照物和速度），认同沈括的说法提出“月无盈阙”（这点放在今天也是对的），认同月亮是反射太阳的光而发光（今天也是对的），改进了水浑仪的弊端，设想人若能缩小进入浑天仪进行观察就可以改正前人的天文知识上的错误等等，所以李约瑟对他大加笔墨进行探讨，更重要的是，明末东学西渐时，西方人依据的文本就是朱元晦的文本，启蒙运动的中国依据也是朱元晦的注疏和思想，莱布尼茨等人也引元晦为同道。南宋这个时期，元晦的许多自然科学思想是远早于西方的——李约瑟的问题恰在这里，为什么后来中国的自然科学突然就陷入了停滞？而西方人怀特海也指出（跟罗素进行过合著），朱熹之后的中国再无天才，反而是把天才都用在了对古人的注疏上面（可能指清朝）。

　　怀特海这句话我保留意见，因为明末西学东渐，中国的科学史是有很大发展的，而且很快就能逐渐赶上西方，所以当时出了不少科学方面的人才，儒家当时对利玛窦以及《几何原本》的极度尊重很能说明当时的学者根本不存在清朝的那种“奇技淫巧”的鄙夷态度。而且，我没有见过其他学派有对西方科学产生出任何兴趣。明末的西学东渐停止的主因，是满洲人出现了。

　　十多年前看过一个纪录片，讲的是清初其实也比较留意自然科学——我以前一直以为满洲人从来不重视科学。西方科学到了清朝，在康熙皇帝的时代他个人是很喜欢这些东西，但问题是他只允许皇室成员进行学习，民间和大臣则禁止学习科学。有人说清朝不需要背锅，我倒是觉得清朝从来都是坐在锅里的，明朝再差劲也没禁止过学习科学，即使民间有人一开始反对近代西洋历法，但彼此一印证，民间这边错了，人就去改正，开始去积极学习。后来到了乾隆时代，他收藏了许多西洋科技成果，却也是禁止民间学习科学。原因无他，主要是怕汉人掌握了这些知识来造反——所以哪怕大臣和民间制造商要改进火炮时，皇帝们都要再三勒令阻止。阻止的结果是什么呢？是防住了汉却防不住西洋人，最后连汉也防不住了。

　　我们再回到芮沃寿的问题上来看看胡大年和Klein他们的观点准不准确，因为人们在讨论爱因斯坦的回信时，始终忽略了斯威策和芮沃寿两个当事人。从芮沃寿的态度看，他与Klein这些科学史家观点比较一致，所以他是反对“李约瑟之问”的。他的理由在于，现代科学不是因为古希腊人或更早些的古巴比伦、古埃及人预先设定了一个现代科学的目标，进而迈出了第一步。实际上，科学的发现和发展并不像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那样，自己走了一圈丰富了自身后回到起点，黑格尔所言只是哲学的发展历程（即便是哲学史，这种观点也很值得商榷），而绝不是科学的。

　　从前面胡大年和两位美国哲学史家的观点已经得出，爱因斯坦作为一个严肃的科学家，不可能对自己不熟悉的问题唐突应答，所以他避而不谈“中国的古代科学为何没有产生出现代科学”这个问题，而是说“演绎法和因果思想”被人类所发现，这就足够令人惊奇了，即要求斯威策不用纠结于西方还是中国这样的问题——其实代表了科学具备普遍性的特点。但我对此还是非常怀疑，因为在近代以来，数学终于成为科学知识，又一直到莱布尼茨以后，逻辑学才真正成为一门科学且普遍的语言，这已经完全不是古希腊人的演绎逻辑了（迷糊的，买一本逻辑学作品读一读，觉得国人写的不好，可以买本西方的），数学和逻辑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哲学突变为“分析哲学”（数学家和逻辑学家开始研究哲学），分析哲学不但使哲学成了一门严谨的学问，且推动了数学等学科的继续发展。爱因斯坦作为一个现代科学家，他怎么可能不清楚这个事实呢？而“文艺复兴”时代的问题，爱因斯坦则明确表达过跟它相反的意见，但相较于古希腊，文艺复兴时期也是有长足进步的，比如拉美特利曾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他说自己把解剖结果呈现在经院哲学家面前时，经院哲学家却依旧相信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人是用心脏而非大脑思考的。可见，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成果和古希腊并不相同，毕竟一个诉诸演绎法，一个则诉诸实验和归纳法。

　　芮沃寿指出，爱因斯坦和自己的观点一致。郝炘以为，这已经可以证明所谓的“令人惊奇的发现”是指“现代科学”，而非“演绎法”跟“因果关系”。因为芮沃寿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那就是即便西方科学，也不意味着古代科学与现代科学之间有某种先天预定好的必然联系。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除非科盲。

　　郝炘举出的另一个证据，是爱因斯坦说过“最令人惊讶的是被认为不可理解的这个世界竟然可以理解”，科盲们对此肯定是一脸懵逼，不知道这句话是指什么的。但只要稍微具备点科普素养，就知道这恰恰是针对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思想而提出的。文艺复兴时期，人们虽然相信精确化的学问才是知识，但又认为人类普遍无法跨越计数和度量的不精确性，所以世界在根本上无法理解，进而导致了人们继续追求形而上学的类比（现代人库恩后来转而研究古代科学，希望解开“古代科学被形而上学统治两千年而没能发展成现代科学”的谜团）。那么，“可以理解”显然超越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不可理解”。因此，我们可以下结论了：爱因斯坦对斯威策的回信不仅仅是出于礼貌和严谨，还有劝诫斯威策“重视现代科学”这个“令人惊奇”的成果的意思，而不需要纠结于中国古代科学为何没有产生出现代科学，以及古希腊演绎法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归纳法这些过去的科学。

杜保友的诡异引用

　　最后，我们来看看杜保友的引用。杜保友引用的文献资料很奇怪，因为《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发行于1976年，杜在注里面却标为1977年（第二卷才发行于此年），更奇怪的是他所引用的内容跟第一版里的翻译完全不同，而是八十年代第二版里的翻译。这是什么原因呢？恐怕只有作者自己清楚了。

　　此外，我对评论里所说的“环境”很认同。这着实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我不相信它是一个主要因素，因为学术科研毕竟有它的研究主体，人们的努力则体现在这个过程里面，像当年的德国科学家，很多没有这种外部环境，却依然有很大成就，我们国内也有不少优秀的科学家。前些年学术和科研团体有很多学者讲不要用政治绑架学术、科研，其实就是要说明学术的独立性，但在实际上，批西和捧西的人，都在用政治绑架学术。

肥嘟嘟的小不理

爱因斯坦之所以说“中国的先贤没有走上科学道路不令人奇怪”，是因为他对中国历史和科学发展的关键都非常了解！

首先，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的确像爱因斯坦所说的我们的古人没有发展出逻辑学。他们过多的满足于躺在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百家争鸣而发展出来的各种学说上面来认识世界。尤其是后来被奉为国学的儒家思想，后世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将学习它的经典作为毕生的事业。因而从来没有人试图去发明形式逻辑体系。甚至在西方进行文艺复兴的时候，当时的明朝却在不断扭曲儒家思想，甚至最后发展成将道德作为一切事情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这样的情况下，不要说发展不出科学，甚至古人所推崇的赤子之心也几乎荡然无存。当时的大儒洪承畴、钱谦益都纷纷投靠满清，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而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科学一是要讲逻辑，二是要通过观察和实验来得出因果关系。这方面我们直到近代被西方列强不断击败，才开始认识到科学才是解决我们面临问题的主要方法。所以鲁迅才在他的小说《药》中对当时的国民的劣根性进行最严厉的批判。得了肺结核，不是去想着用已经被证明成功的西药，反而寄希望于革命者的人血馒头。这就是当时的认识水平。不过可喜的是，自从建国以来，我们就开始重视科学，重视现代化教育。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教育上、科研上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具有科学精神的国人也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上一次成为世界中心是因为儒家思想；那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则一定会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

地震博士

爱因斯坦所说我觉得完全正确，世界上那么多文明里确实只有西方通过形式逻辑体系和系统实验方法发现了近代科学体系，特别是形式逻辑体系，这套体系有多厉害？公元前七世纪，古希腊艾奥尼亚学派就已经认识到这个世界是由微小粒子组成，只不过由于他们没有实验工具可以证明自己的理论，导致越来越像玄学发展，但是艾奥尼亚学派所创造的思辨体系一直为近代科学家所尊崇。

但是在这个问题下我看到了很多同胞们的傲慢，感觉像是看到了电视里清朝官员那种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模样。

在这里我想说一句，不要以为我们独一无二，很多我们认为独一无二的文明结晶只是我们对自然世界错误认识的结果，而对自然世界错误认识所产生的结果，全世界都很相似。

我这里可以举例给大家说一下，比如我们的中医，阴阳五行的理论过一直到现在都被不少人推崇，美其名曰中医把人体看做整体云云；但是这种整体认识恰好是医学技术不发达的产物，西方传统老西医同样也有类似中医阴阳五行的“四元素说”、“四体液说”，两边理论简直就像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一样。

负责任的说，精通“四元素说”、“四体液说”的传统老西医要是学会中文，接受传统中医“阴阳五行”理论一点儿问题都没有，反之亦然。

同样，针灸一直被认为是我们中医对世界的一大发明，但是根据最新考古发现，阿尔卑斯山奥茨山谷发现的提洛尔男子冰尸上有明显的刺青针孔，超过40处有纹身，学者研究认为这是早期的针灸技术存在的证据；现有文献记载的最早的“针灸”之一是公元前3000年的印度，给一头大象治病；英国博物馆收藏的公元前1550年的文物记录了古埃及居民用热针扎耳治病和减轻疼痛的活动。

再比如说草药，草药也并非我们的专利，德国曾经有3000多种草药药方，甚至到现在还有15种德国草药被我国批准进入中国市场；而欧洲和阿拉伯医学有着超过6000年的草药使用史，世界上第一本草药方剂集出现在西方，比中医早几个世纪。

中华文明当然有我们独特以及值得我们自豪的东西在，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归根结底我们和埃及文明、印加文明等等文明一样，都没能找到那条正确认识自然世界的道路，

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应该多思考我们为什么没能找到那条正确的道路。而不是像傲慢的清朝乾隆皇帝那样，一开口就是“我天朝上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无物不有”。

兰台

看了很多答案从多方面分析了爱因斯坦的言论，我就不再直接去分析了，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没有必要过分解读爱因斯坦的言论，看起来爱因斯坦好像在“贬低”古代中国，但他刻意提到中国先贤，何尝不是潜意识里认为古代中国的强大呢？以古代中国的强大，本应该走上科学的道路，但事实上并没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才是问题的重点！

在西方近现代科学的道路上，古希腊的哲学思想和数学概念，以及文艺复兴确实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科学的发展基本上是这种模式，那就是理论+实践，说白了就是大胆设想，小心求证！在古代中国并没有这两点的支撑。

我们古代中国有让人骄傲的“四大发明”，但并没有把这些伟大发明延续下去，比如火药术，我们并没有更向前一步研制出威力强大的武器！

原因是多方面的，与当时的主流思想有关，同时古代国与国之间交往相对较少，而中国古代的强大也让当时的统治者有点不屑与外国人交往！幸运的是，我们及时认识到了的这点，于是有了如今的改革开放！

问题中爱因斯坦最后一句话似乎暗示科学的发展充满了偶然性，表面看起来确实如此，但个人认为任何形式的偶然都有其必然性！比如说，牛顿和爱因斯坦确实很伟大，但即使他们没有出现，也会有”下一个牛顿和爱因斯坦”的出现，而且出现的时间不会太迟！

所以说，我们不必纠结于爱因斯坦说过的话，更没必要过分解读，需要做的是如何让现在的我们更快更好地走上科学的道路！有人说，要想走上科学道路，必须彻底根除如今的应试教育！

但我想说的是，应试教育本没有错，甚至更加重要，素质教育更像是应试教育的点缀，如何把这两种教育模式结合起来才是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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