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医学研究与敦煌西域出土文献研究息息相关，丝路医药研究的主要材料是出土文献，其次才是传世文献与文物。本文系统梳理百年来敦煌西域出土医学文献的研究，按时间分为五个阶段；并结合既往研究尚有不足的地方，提出五点展望。
一、引子
1877 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 ～ 1905）在其著作《中国亲程旅行记》中，把公元前 114 年至公元 127 年间，中国经西域至印度、希腊——罗马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交通路线，首次称之为“丝绸之路”。这一名词很快被学术界和大众接受，并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流传开来。“丝绸之路”是沟通中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的一条大动脉，它东起中国（长安、洛阳），穿过河西走廊，越过西域、古印度、阿拉伯——波斯，一直通向希腊——罗马。丝绸之路上输送的不仅是丝绸， 还有瓷器、茶叶、金银器、皮革、玉石、动物、植物、药物等；丝绸之路上输送的也不仅仅是东西方交易的物质，更多的可能还是属于精神层面的思想和文化。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 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
丝绸之路的研究，涉及古代世界四大文明：中国华夏文明、印度文明、波斯——阿拉伯文明、希腊—— 罗马文明。四大文明在这条道路上不期而遇，碰撞、摩擦、交融和传播，到达远隔千山万水的异国他乡， 有的被异域文明所吸纳，异域文明因此得到改良；有的与异域文明相交融，又衍生出具有新特质的文明。
“丝绸之路实际上是一片交通路线网，从陆路到海洋、从戈壁瀚海到绿洲，途径无数城邦、商品集散地、古代社会的大帝国。来往于这条道路上的有士兵与海员、商队与僧侣、朝圣者与游客、学者与技艺家、奴婢和使节、得胜之师和败北将军。这一幅幅历史画卷，便形成了意义模糊的‘丝绸之路’。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唐代的景教、元代的方济各会士）以及西域的巫教——祆教、摩尼教、犹太教等，也都是经这条路线传入中国的。中国早期的养蚕术、造纸术、印刷术以及治国良策、伦理道德和自然科学的无数硕果也是经由该路传出去的。”
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01
“陆路（沙漠—绿洲）丝绸之路”又衍生出了“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等，另外还有“瓷器之路”“皮货之路”“茶叶之路”“香料之路”“骆驼队之路”等名称，这些名称的科学性和历史真相有的业已证实，有的尚需商榷，有待于更多的材料证明。我们今日所讨论的“丝路医药研究”，更多的是指“陆路（沙漠——绿洲）丝绸之路”，这也是以往研究者比较多、研究成果比较集中的领域。
02
沙漠——绿洲丝绸之路，是北方丝路的主干道，全长7000 多公里，分东、中、西三段。东段自长安（或洛阳）至敦煌，较之中西段相对稳定；中段自敦煌至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喀什）或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城）；西段自葱岭（或怛罗斯）至希腊——罗马。丝路西段涉及范围广泛，包括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历史上的国家众多，民族关系复杂，因而路线常有变化。以往我国学者的丝路医药研究大多集中在丝路的东段与中段，西段丝路医药研究相对较少。
03
“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最早由是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 ～ 1918）提出的，1913 年他在其所著的《西突厥史料》中提出：“丝路有陆、海两道。北道出康居，南道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1] 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东南沿海，经过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并推动了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
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五个历史阶段：
①形成期——秦汉
②发展期——魏晋
③繁盛期——隋唐
④鼎盛期——宋元
⑤由盛及衰期——明清
从东汉时期，广州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唐代，我国东南沿海有一条叫作“广州通海夷道” 的海上航路，即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叫法。宋元时期，指南针的发明，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进步， 促使“海上丝路”进入鼎盛期，中国同世界上 60 多个国家通过海上丝路发生商贸往来，其中就包括大量的药物贸易。中国境内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广州、泉州、宁波三个主港和其他支线港组成。宋末至元代， 泉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明清海禁后逐渐衰落。泉州是唯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承认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
二、丝路医学研究的惠顾
丝路医学研究与敦煌西域出土文献研究息息相关，可以说，我国西北地区敦煌、吐鲁番、楼兰、武威、黑水城等地出土的简牍、卷子、写本等是丝路医学研究的主要材料来源，换言之，丝路医药研究的主要材料是出土文献，其次才是传世文献与文物。故本文探讨的重点主要是基于出土文献的丝路医学研究。
1.丝路医学研究的几个阶段与代表性成果
众所周知，上世纪西北地区出土的简牍、写本等文献被英、法、德、俄、日诸国探险家掠劫、骗购， 无价之宝藏大部分流落异国他乡，中华大地仅存十之一二。文献的流失给我国学者的研究造成困难，故在上世纪 80 年代前我国研究西北地区出土涉医文献与丝绸之路医学的学者寥若晨星。80 年代以后，随着敦煌、吐鲁番、黑水城等地出土文献陆续公布，西北地区考古的持续发现，使得丝绸之路研究日新月异， “敦煌学”“吐鲁番学”“西域学”“西夏学”等纷纷问世，一跃成为世界学林中的显学。
与此同时，研究丝路医药的学者也越来越多，研究成果蔚为可观。时至今日，丝路出土医药文献不仅大部分公开，而且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这些文献都经过了（或正在进行）较系统全面的辑校整理，因此， 丝路医药文献基础整理研究大致已告一段落。丝路医药研究正朝着纵深、宽广两个方向发展。残简、残卷、残片的拼复、缀合（包括异地出土的残卷缀合），丝路胡语（回鹘文、佉卢文、于阗文、粟特文、梵文、古藏文、西夏文）医药文献的破译整理，丝路东西方药物流通史，从单味药物的史料挖掘研究丝路药物的应用与传播，海洋丝绸之路医药研究，从丝路医药文献研究当时历史、政治、军事、法律、宗教信仰、民俗文化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已成为跨学科研究的热点，呈现一派“乱花渐欲迷人眼”之景象。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出现，研究队伍的扩大及研究的深入，预计上述各种研究还会持续升温。
（1）探矿挖宝式的发掘研究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前，主要针对丝路出土的医学文献资料进行初步整理、原件复制及个别简牍、写本的研究。1912 年中国学者罗振玉从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处获得斯坦因从敦煌长城烽燧遗址盗掘的两汉至西晋木简（533 枚）的照片，遂与当时同在日本的王国维一起整理研究，于1914 年出版了《流沙坠简》（日本京都东山学社），其中“小学术数方技书”载录方技类医方木简十一枚，及出土于蒲昌海的医方残纸一件， 这是对丝路医学文献的首次释读著录；在“小学术数方技书”后，罗振玉写下两段考释医方简（纸）文字、术语、体例的按语，首揭丝路医学文献研究的序幕。兹举医方木简按语如下：
“右医方十一简内第三及第七以下共六简确为兽医方，其他诸简虽未能确指，然简式、书法并同， 疑是一书，唯第五简有手足不满语，兽不当言手足。顾细审上文“曾载车马惊”乃谓马曾载车而惊，似非指人在车中受惊也。或仍是兽医方。古语简质，遂以手足通施于人畜耶？古医方传世最古者为《伤寒》《金匮》诸方，凡言药剂，皆以两计，其分两同者则曰等分，其散药则言方寸匕，今简中诸方皆言几分， 其义与等分之分同，非谓两以下之几钱几分。盖汉以前两以下但云铢，不云钱与分也。其所载药物之名茈宛，《说文》作茈苑，《本草经》作紫苑。古茈与紫、宛与苑通用，《说文》茈，注紫草也。《山海经》： 劳山多茈草。注：一名茈䓞。《广雅》：茈䓞，茈草也。《本草经》作紫草。汉王元宝碑阴宛陵作苑陵， 其证也。亭磨，《本草经》作葶苈，《说文》无。葶苈，乃亭历之俗作。古书历字多作磿，其字从厤从石， 见《说文》石部，而皆伪作从麻从石之磨。如《周礼》遂师之抱磨，《周书》世俘之伐磨，《秦策》之濮磨，《楚策》之磨山……至诸简中别构之字，如即痹、即愈、即灌、即饮，其字不见于石刻中，可为考古分隶者之助。又诸简载处方者姓名凡二，曰臣安国，曰漕孝宁，每方之前又载病之征候，多如后世医者之诊案， 盖古无方书，医家所习医经、本草而已，其处方殆集名医方之有治效者，而师放之故，并其诊案与医者姓名而同著之欤。
罗振玉的按语为释读、研究丝路医学简牍提供了管键与门径。
1915 年春，罗振玉得到敦煌卷子《本草经集注·序录》残卷的照片，遂影印刊行，这是敦煌藏经洞医学卷子的首次面世。罗振玉辑印的《东方学会丛书·敦煌石室碎金》中，亦收入了他转录的《食疗本草》残卷。随着敦煌出土文献的逐渐披露，一些学者开始致力于敦煌遗书的收集、整理和编目。其中涉及医药残卷的编目及撰述题跋者，有罗振玉、王国维、李盛铎、唐兰、王重民以及日本学者黑田源次、渡边幸三、中尾万三等。另有一些学者对敦煌医学写本如《本草经集注》《食疗本草》《张仲景五藏论》等进行专门研究，发表研究论文约 20 余篇，主要作者有小川琢治 、三木荣、范凤源 、朱中翰 、范行准、谢诵穆等。其中小川琢治于 1919 年发表的《中国本草学的起源与神农本草经》一文，是敦煌医学研究的第一篇论文。上世纪 50 年代，罗福颐根据英、法、日、德等国所藏的部分敦煌医药文献及罗氏家藏的敦煌卷子，摹写汇集成《西陲古方技书残卷汇编》一书。此外，王庆菽等学者亦发表了英国所藏敦煌文献中的医药写卷图片。
（2 ）汇辑考释式的整理研究
上世纪 80 年代，台湾学者黄永武将当时可以收集到的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资料复印件图版汇集复印，1981—1985 年编纂成《敦煌宝藏》140 册刊行于世 。此书出版，大大改善了敦煌学的研究条件，使研究风气大开，并促使敦煌学研究脱离了“探矿挖宝”式的零星个别写卷研究，而步入专题（专科）式系统整理研究。此时，丝路东段医学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也进入了系统整理、全面研究和蓬勃发展的阶段。首先是藏医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洪武娌《敦煌石窟《藏医杂疗方》的医史价值》王尧等《敦煌本藏医学残卷介绍》二文率先在 1982 年的《中华医史杂志》上发表。接着，洪武娌和蔡景峰又发表了《现存最早的灸法专著〈敦煌古藏医灸法〉残卷》，罗秉芬、黄布凡编译出版了《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选编》。谢海洲等辑复了《食疗本草》 等。
此后，研究人员逐渐增加，涉及范围日益扩大，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如医经典籍研究方面，有周笃文《敦煌古脉经残卷考略》、王咪咪《敦煌卷子〈内经〉考》、王淑民《敦煌脉书〈玄感脉经〉初探》、张侬《敦煌〈脉经〉初探》等研究论文。本草文献研究，有谭真《敦煌本〈食疗本草〉残卷初探》、尚志钧《敦煌出土〈本草经集注序录〉的考察》 等；医方研究，如赵友琴《〈流沙坠简〉敦煌医方简初探》、招萼华《敦煌医方中的男性学浅述》、拙文《俄藏敦煌古医方两首考释》等研究论文；佛教道教医药研究， 有张侬《〈敦煌石窟秘方〉佛教医方简介》、李应存等《俄罗斯藏敦煌文献 Дх18165R、Дх18165V佛儒道相关医书录释》 等。针灸方面，有马继兴《唐人写绘灸法图残卷考》、张侬《敦煌遗书中的针灸文献》、丛春雨《论敦煌针灸文献的学术价值》等。养生导引方面，有黄仑等《敦煌石窟气功功法概要》、崔吉洋等《敦煌古代传统气功的养生之道》 等。黑水城医药文献方面，有拙文《俄藏黑水城佚名古方书辑校考释》《俄藏黑水城医学文献〈神仙方论〉辑校考释》。此外，还有外治法、民族医药、语言文字、临床实验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此阶段的相关专著有：马继兴《敦煌古医籍考释》（1988）、马继兴等《敦煌医药文献辑校》（1998）、赵健雄《敦煌医粹》（1988）、王淑民《敦煌石窟秘藏医方》（1999）、丛春雨《敦煌中医药全书》（1994）。
（3）残卷（篇）拼缀与新辑校
进入新世纪，随着散藏于世界各地的敦煌吐鲁番文献原件越来越多的公布，及相关研究技术手段的进步，许多写卷的残片被纳入研究范围，以致近十余年来出现了一批拼缀复原敦煌吐鲁番文献残卷残片的研究成果，如陈明《俄藏敦煌文书中的一组吐鲁番医学残卷》、王淑民《敦煌〈备急单验药方卷〉首次缀辑》《四个英藏敦煌脉书残卷的缀辑研究》、王杏林《跋敦煌本〈黄帝明堂经〉》、沈澍农《俄法两个敦煌卷子缀合与相关研究》等。
近年来，又有一批敦煌西域医药文献新辑校的专著相继出版，如李应存等《俄罗斯藏敦煌医药文献释要》（2008）、王淑民《英藏敦煌医学文献图影与注疏》（2012）、袁仁智《敦煌医药文献真迹释录》（2015）、王兴伊《新疆出土涉医文书辑校》（2016）、沈澍农《敦煌吐鲁番医药文献新辑校》（2016）。此期敦煌医学写卷文字辨误订正的专著有陈增岳《敦煌古医籍校证》（2008）。
（4）胡语涉医文献的研究
对敦煌西域胡语医学文献的研究论文、成果数量有限，主要是因其文献的语言种类众多，且多为古代西域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或古代异域文字，如古藏文、于阗文、回鹘文、西夏文、龟兹文、梵文、突厥文等，在文字释读、文化研究上存在很大的难度。但即便如此，仍不能阻碍学者开拓的脚步。近年来， 以陈明、杨富学等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正在逐步破译、解读这些古老的语言，并从宗教、民族、文化等多方面对这些出土涉医文献进行较深入的研究，产生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较有代表性的如陈明《殊方异药——出土文书与西域医学》《印度梵文医典〈医理精华〉研究》《中古医疗与外来文化》等著作； 杨富学《高昌回鹘医学稽考》以及其对《杂病医疗百方》等回鹘语医学文献研究的文章 。其他还有梁松涛《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医药文献整理与研究》 等著作，以及王兴伊等人的相关文章 。
（5）与传世医学文献的比较研究，不同医学之间交流、融合的研究
丝路出土文献与传世医学文献的比较研究方面，研究者一般多穿插于相关的文著中，做一些较简单的比较研究。这方面做得较好的有马继兴（《出土亡佚古医籍研究》《中国出土古医书考释与研究》）、王淑民（《敦煌石窟秘藏医方》）、丛春雨（《敦煌中医药精粹发微》）等学者。
丝绸之路不同医学之间交流融通研究，是一块蛮荒之地，鲜有学者涉足。唯陈明先生是拓荒者，其《汉唐时期于阗的对外医药交流》《千金方中的耆婆医药方》等文，分析探究了中医学、印度医学、佛教医学、吐蕃（藏）医学、于阗医学在历史上的交流融通。此外王兴伊对新疆出土的梵文医方集《鲍威尔写本》与中国传统医学作了比较研究 。朱明等对藏于土耳其苏菲亚（Aya Sofya）国立图书馆的最早的中医西传的波斯译本《唐苏克拉玛》残本作探究，认为该残本是以我国宋元时期流行的脉学著作《脉诀》为依据编译而成。《唐苏克拉玛》是公元 14 世纪初波斯伊儿汗王朝组织编写的介绍中国科技及医学成就的百科全书，此书充分反映了中医药学与中医文化沿着丝路向西传播并与异域文明互动交融的历史事实。
2.丝路医学既往研究之不足与存在的误区
（1）对丝路出土文献新的释读考证成果不够关注与重视。有的对相关文献字词过度解读，有的据原有考证结果过度诠释。结果差以毫厘，谬以千里；或无中生有，徒成笑柄。例如，《武威汉代医简》第87 牍甲“治加及久创……付子廿枚蜀椒一升乾当归二两皆父且之以骆蘇煎之三沸”。骆蘇，1975 年整理本注：即骆酥，用骆驼奶制成之酥。2012 年有学者撰文指出，骆非指骆驼，骆通酪，“骆蘇”即“酪酥”， 即泛指牛羊奶制成的奶酪。其考证有据，本应作为新的考证成果受到关注与重视。然而 2015 年，有学者在全国学术研讨会上投文并发言，据《武威汉代医简》第 87 牍甲所载“骆蘇”及注释，作进一步诠释， 认为“骆蘇”当为骆驼酸奶或骆驼奶酒。又援引现代学者的研究结果，大谈酸骆驼奶的营养价值与保健医疗效用。因古代武威地区不产骆驼，故又推测《武威医简》“骆蘇”入药可能由新疆或西域（中西亚） 传入，并由此推导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文化大碰撞、大交流、大融合的历史事实”。
又如，甘肃武威出土的 G21.004[20487] 文书，记载三首西夏文医方，其中一首“治寒气方”中载一味药， 有学者译为“辣头唇”，后有几位学者皆提出应译为“花椒皮”。虽然“花椒皮”译得不够准确，但尚无大错， 本来事已至此为止。不料又有学者在论及西夏风俗文化时引此方用“花椒皮”为例，大谈西夏党项民族崇尚节俭，利用花椒皮入药，节约自然资源云云。其实，此药名的准确表达应该是“开口花椒”。《证类本草》“蜀椒”条下载：“多食令人乏气，口闭者杀人。”所以一般入药的蜀椒（花椒）都要选开口者，“去闭口者”。（西夏学者史金波将此药名译为“开嘴花椒”，近似。）
（2）对敦煌、吐鲁番、武威、黑水城出土的涉医文献的研究虽已较为深透，但对原始文献中涉医残 卷（简）的定性、定名、定年仍存在诸多疑问与错误，一些医简的排序、连缀，一些涉医残卷的拼缀、复合， 仍有大量的艰难工作要做。
（3）既往研究中，丝路医学文献文本研究，字词考释，俗字、讹字、异写字乃至符号标记等考辨的成果斐然，这是丝路医药深入研究的基础，固然极其重要。但是，对这些医学文献本身的医药学研究却相对薄弱，数十年来，鲜见深入研究的高水平论著。较为可观的有王淑民《敦煌石窟秘藏医方》、丛春雨《敦煌中医药精粹发微》。王氏著作将 475 种敦煌医方按主治疾病分类编排，每类医方前设“解题”， 后置“按语”，援引古医籍文献诠释介绍病证与方剂源流。将敦煌医方涉及的病证与方剂结合疾病史、方剂史进行考察、分析，是其书之亮点，惜仅局限于医方研究。丛氏之书对敦煌涉医文献中精粹内容分为“医经”“诊法”“灸疗”“本草”“方剂”“形象医学”六大类。将研究对象扩展到洞窟壁画，从形象医学角度进行研究，结合中医药基础理论与临床实际分析探究敦煌医药的内涵与价值，是其书之特色。然二书均未能立于中医学术史的高度对敦煌医药文献作全面审视与客观评价。
（4）敦煌佚书引发的闹剧。敦煌佚书《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抄本重现，引发研究热潮。该抄本是上世纪 70 年代河北威县张大昌先生以“赤脚医生”名义寄赠中国中医研究院的。原书是大昌祖父张偓南先生于上世纪初购自敦煌，收藏于家乡河北威县，文革中抄家被毁，所幸有抄本存世。该抄本经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政烺、李学勤等专家鉴定，认为：“此书不是近代的伪作，但也不可能早到梁代的作品……疑是后人辑录陶说为之，为了尊崇本师，在书名下加题‘梁华阳隐居陶弘景撰’。” 结合该书内容、用字，及“玄武汤”未避宋讳改为“真武汤”，可定此书成书约在梁至五代之间（503—960），很可能是隋唐时期。本来经过权威文史专家鉴定，可以客观审慎的态度研究此书，讵料该书离奇的经历及其与传世医书不同的内容，吸引众人眼球，遂引发一场延续 20 余年不大不小的闹剧：有将此书视为鸿宝探微索隐者，有阐发微言大义著书作文者，有从中选题带研究生者，有从中选方择药应用于临床者，有亲赴河北威县调查访书者，有为该书来历相互问难辩驳者，有出书著文澄清原委始末者，在威县当地更出现一时众人争献抄本的“盛况”。热闹的场景却引来海外学者的一盆兜头冷水，新西兰注册中医师公会罗鸿声在个人新浪博客上发表了《一本忽悠了中医界 40 年的伪书》长文，罗列诸多证据，全盘否定该书， 指出此书是后人伪作，认为该书严重扰乱了中医学术研究。罗说过激，但除此亦有学者根据具体内容对此书的成书年代提出质疑，如田永衍据该书所述五脏五味补泻、五行五味互含等认为《辅行诀》当是杂糅了金元易水学派与明代命门学派的思想，非是源自陶弘景的藏经洞遗书。此说或可再商，但笔者管见： 此书确系托名之伪书，但绝非近代或今人的伪作，而是梁至五代末陶氏后人摘录其说而成的著作。
应该如何评判此类医学伪书？医书辨伪的前辈学者谢仲墨（颂穆）曾云：“医书的价值，乃取决于其内容的高下，所以有的医书不伪而价值不高，也有虽是伪作而价值很高。”《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大致属于后者。对这样的一部书，因其是伪书而全盘否定是错误的；而将其视为秘典重光，断章摘句， 矜奇斗异，拔高追捧，亦应为智者所不取。学界应冷静对待此书，客观审慎地加以分析，联系中医典籍流变史、中医学术发展史与传世中医古籍，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对其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5）简单、草率地将敦煌医方加减化裁用于临床，打敦煌的牌子，实有哗众取宠之嫌。或将敦煌医方之药物作一些低水平的实验研究，随即转化为保健品，如“敦煌佛慈酒”“敦煌美白丸”之类，夺人眼球，谋取利益。
二、丝路医药研究之展望
1.寻找新材料，研究新问题
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学者在研究中应注意三个重要方面的内容：新材料、新问题与新潮流。占有新材料，才能发现与提出新问题，才能在原有的基础上拓展创新，做新学问。有的还能与既有的材料融会贯通，或可证实传世文献的疑难，或可印证已有的研究成果，或可启迪引导新的研究思路， 或可开辟新的研究方向。例如古代西域少数民族的涉医文献（胡语文献），其中蕴含着大量的丝路医药信息，值得大力探索、挖掘。杨富学、陈明二位先生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另外，如西北简近年持续出土， 大部分已经公布或即将公布，其中不乏涉医内容，为丝路医药研究提供新材料，值得关注与研究。
2.既有的材料，仍需精耕细作
丝路出土医药文献由于其特定的性质，长期以来存在许多使人困惑、阻碍研究的疑难问题，如疑难字词的释读隶定，文献的归类定名，残卷（简）的拼缀复合，作者及成书年代的考证，文献内容特色与价值的评判等等。尽管已有几代人作出辛勤努力，加上科学技术的发展，文献研究的手段不断进步，破解了不少疑难，考释了不少问题，订正了不少讹误，但面对如此众多的 1000—2000 年前的出土文献，任何“毕其功于一役”之类的想法都是不现实的，已经整理的丝路出土医学文献尚需再经几代人的深入研究，精细修订，方能臻于圆满。事实证明，在前人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再通过深入挖掘，可以有新的发现与新的收获。如广濑熏雄在 100 年前罗振玉《流沙坠简》研究的基础上，将敦煌汉简与传世史书相印证， 撰成《敦煌汉简中所见的韩安国受赐病方的故事》一文，就是老材料精耕细作，取得新成果的范例。
3.东段、中段丝路医药文化的深研与开拓
出土医学文献的整理是丝路医学传播、医药文化研究的基础，随着大部分东段、中段丝路出土医药文献的公布与整理初成，丝路医学传播与医药文化的研究如雨后春笋，呈现一派生机勃勃方兴未艾的景象。由于丝绸之路是一条多民族多文化汇合交融的通道，展望今后，将从历史、宗教、社会、地域、民族、风俗等方面对丝路医药文化进行多维度、多视角的深入研究，并可开拓新的研究方向。比如丝路药物流通史研究、丝路民族医药学研究、丝路军事医学研究、丝路民俗与医药研究、丝路宗教与医药研究、丝路不同医学之间的比较研究等等。
4.西段丝路医药的传播与海上丝路医药的传播
西段丝路（即丝路西段，葱岭以西，经中亚西亚，至印度、至欧洲）医药的传播，以前鲜有国内学者研究， 其原因可能是语言文字的障碍，形成瓶颈。可喜的是，陈明先生、李健民先生等学者已经或正在以他们卓越的研究先行开拓，成为丝路西段医药研究的拓荒者。海上丝绸之路（从广州、泉州、宁波等地，经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印度洋，进红海，抵东非与欧洲）医药传播，研究者亦不多，已有的研究多局限于药物，时代多在宋元以后。其原因可能与海上丝路缺乏出土文献有关。其实传世文献中有不少都与海上丝路医药有关，除历代史书中的“地理志”外，传世古医书如李珣的《海药本草》、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及明清时期外国传教士的著作等，都含有大量相关信息。此外，我国东南沿海还保存着数量可观的海上丝路医药文物。因此，海上丝路医药研究今后是大有可为的。
5.对丝路医药本身的深入研究
因既往研究多专注于文本字词的释读校注，及丝路医药与其它领域关系的研究，而对医药本体知识的研究较为薄弱。今后可从医经、医方（含临床各科）、本草、经脉、养生、五脏论、医事、其他（含导引、祝由、房中、服石、兽医）等分科着手，结合传世中医文献对丝路医药文献作系统深入的比较研究， 从中医学术史角度对丝路医药文献作客观审视，对其价值、特色作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与客观评价。
文献来源：2018年第1期的《中医药文化》杂志
篇名：《丝绸之路医药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艾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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