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知君

回答问题前，先要让大家明白一个事实：封建社会的底层老百姓，他们是不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男儿何不带吴钩”这类爱国思想情怀的。

有人会问：那古代战争中军民齐上阵，共同守城的战例不胜枚举，这作何解释？少荃大胆地告诉你：底层百姓永远是被动员的目标，他们很容易因眼前的小利益而被绑到战车上。当然，他们也有“机灵”的时候，当战争不威胁到他们的“一亩三分地”利益，他们就会事不关己。

目的

现在来看，我们都知道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目的是以武力轰开清王朝的大门，迫使其开口岸进行通商贸易，实现贸易顺差。但在当时的清王朝却不这么认为，晚清的统治阶层视洋人为蛮夷，更骄傲自己为天朝上国，自给自足的经济对外贸并无依赖，加之英国人投机取巧的鸦片贸易予以阻断，英国人被逼无奈才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

既是侵略战争，那必须有反抗。关于人民反抗英军的事件，三元里战争最为著名。

起因其实都能想得到。英军在占领广州城同清廷交涉期间，开始骚扰广州城西北郊的三元里村乡。期初只是小股的英军前来购换物品，发生淫掠妇女的行为。村民见状这小部分英军如此猖狂，遂将其全部杀死。

村民预感英军会前来报复，因此开始联络全村组织抵抗，理由自然是英国人豺狼虎豹之徒，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不抵抗必遭屠村之祸。

一村一乡必是势单力薄，因此村里的乡绅开始发挥自身的优势开始动员周边的乡里一起抵抗。于是103个乡的农民组成近15000人的“平英团”，在英军前来的必经之路埋伏好，开始了著名的“三元里百姓抗英战争”。

三元里抗英战争其根本是百姓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被动自救”。而当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军将矛头清晰地对准统治阶层时，人民的抵抗则明显减弱，即使发生炮轰广州城的情况下。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

这场战争要比第一次有意思的多，关键问题就在于清政府的“忽悠”态度。

第一次鸦片战争签订的《南京条约》里面有五口通商的细则，就是在广州，福州，宁波，厦门，上海开设通商港口，让英国人自由贸易。虽然条约是这么写的，但落实起来就有问题了。

按照大清的条例，同洋人做外贸生意的一直是广州的“十三行”。这是在珠江边上的一个官方贸易点。但英国人却想的是到广州城内居住并开设洋行（不经十三行），但广州城内的百姓是坚决反对的（一是打过仗，二是十三行的利益受损）。于是英国驻华公使濮鼎查，要两广总督耆英赶紧解决问题。

但耆英是个官场老油条，他一面私下默许老百姓闹事，一面对濮鼎查无奈这是民兴所向，自己没有办法，同时又安慰这不是问题，但得慢慢来。你们英国人先在城外做生意，等一两年就没问题了。

之后濮鼎查调走换来新的一个公使，公使要耆英在广州城帖告示，说英国人有权进入广州城居住开洋行。结果此事一出百姓群情激愤，甚至有人跑到知府衙门放火。

新公使害怕这样的环境对侨民居住十分危险，但更可恨两广总督的不作为不遵守条约。

踢皮球

就这样从1844年一直拖到1849年。结果耆英调回北京了，新调来广东巡抚叶名琛。叶名琛自然知道阻止英国人进城的“使命”，因此完全不照顾英国人的脾气，更不认可之前耆英同英国公使照面过的所有内容，而后“重启”广州来百姓不好惹的理由，开始又一轮搪塞英国人。

你想想英国人当时会是什么情绪？

自此，英国人做了一个决定：不再和广州官员进行谈判，而是去照会上海的两江总督府（广州地方官太不讲谈判信用了）。

结果两江总督收到咸丰皇帝的折子，说你不要当搅屎棍，把英国人打发回去广州，让广州官员和他们“磨洋工”去。

“这是一群什么样的谈判对象，上下都不守信！”英国人此时的心理就是如此。

等一个借口

为啥英国人受此鸟气还还不打，因为此时正值克里米亚战争，英国无暇东顾。而且此时太平天国也兴起来了，而且势头非常大。英国人一瞧还是个基督政权，在信仰上能谈到一起，于是开始接触太平天国。结果发现太平军还不如清政府了，天父天兄，神魔诸仙一大堆，还要英国朝奉。终于，英国人彻底放弃了谈判这条路。

时间到了1856年，英国人终于腾出了手，而且开战的理由也有了——亚罗号事件。

说广东水师扣押了一个挂着英国国旗的海盗船。清廷的理由是这船在香港的注册日期到期了，是非法船。英国人则说挂着英国国旗，应该自己处理，要叶名琛放人并道歉。结果叶名琛气愤的死活不给道歉。就这个理由，英国人在10月份炮轰了广州城。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打的就是谈判对象

英国人此次战争目标很明确，打的就是清廷。占了广州城抓了叶名琛。转而伙同法国直接开船冲着北京方向就去了。

天津大沽口打胜，上了岸直奔北京城去。

其实在天津清廷和英法的谈判代表团准备谈判一次来，结果又被清廷给摆了一道，居然扣押了代表团。英法彻底被激怒，冲进了圆明园放火焚烧。

其实就第二次鸦片战争看，英法发动战争的目的其实是在为第一次谈判条约做“抗议”；是对清廷不守条约内容的一次惩罚；是英法对清廷统治阶层的一场针对性的打击。

总结

广州是这场战争的开端，英军炮轰广州城开始老百姓事实上组织反抗的，但规模甚小，战果甚微，也就不被人所熟知。再一来英法的目的很明确，沿海直上天津大沽口，直冲清廷皇宫而去，沿途并没有同军民接触，也就没有大的战役。

少荃经史屋

历史知事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广州人民的三元里抗英斗争可歌可泣。那么，此后还广州有没有抵抗英法联军的举动呢？

当然是有的。

在鸦片战争结束后，广州一直是中英争斗的焦点，核心争执就是入城的问题。

南京条约虽然规定英国商民能寄宿在通商口岸，但没有规定是否准许外国人随意进入广州城内。

广州老百姓对于英国人入城的事非常反感。例如，1849年4月6日，广州集结了大量绅民反对英国人入城，甚至集结在广州巡抚衙门面前，导致英国人知难而退，英国驻广州领事文翰（George Bonham）干脆放弃了这个请求。

因此，说广州在鸦片战争后没有抵抗过英国人，这是不对的。

但是， 如果具体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情况就有一些特殊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目标不是广东，更不是广州。

英法联军的军事目标很明显，就是从浙江定海突入天津，然后直逼北京。

英法联军在广州的行动，只是要使总督叶名琛就范，并以此威吓清朝。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速度解决广州问题，自然是不会有那么激烈的反抗。

总而言之，不要给广州人泼污水，这是不客观的。

HuiNan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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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一下广州人民在鸦片战争期间为什么抵抗！

众所周知，第一次鸦片战争起于虎门销烟，此事就是发生在广州，鸦片战争也在广州打响，比如大家所熟知的关天培等清朝官兵都是在广州战死。

而著名的广州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已经入选了高中历史教材。对于这次抗争推荐大家看阅读一本书叫做《大门口的陌生人》，有详细的解说。

第一次鸦片战争未爆发前，广州是中国唯一对外交往的口岸。外国人一般来都会去广州，自然这里抵抗最烈。

再说说第二次鸦片战争为什么广州抵抗不剧烈

英法联军到来，是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此时除了广州，还有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也为对外通商口岸。这一次英法联军侵略的目的就是开放内陆，广州已经不是英法的目标了。

更重要的是英法联军的军事路线并不打算走广州，而是从浙江定海，沿路到天津，从天津再到北京。自然广州人民不需要怎么抵抗。

文史工作坊

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人民从未停止过反抗。

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坚守广州；陈连升、关天培、葛云飞、裕谦、陈化成、海龄在战争中壮烈捐躯；三元里人民英勇抗英等。

英法联军打广州战争中，广州人民同清军也同样进行了奋勇抵抗，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

第一、清朝社会制度的腐朽和经济、科技的落后。清王朝处于封建制度的衰败时期，政治昏暗，各种矛盾加剧，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禁锢，使得社会生产力低下，科学技术落后，财政拮据，军备废弛，武器低劣，封建统治自身已陷入严重危机，连其本阶级的有识士都感到面临“末世”，在这种情况下，御外必然受到很大限制。

第二，统治集团昏庸腐败。“时代呼唤巨人，上台的却是侏儒。”鸦片战争当中，清政府各级决策者错误频出，上层指挥简单低效，各级官员欺上瞒下，导致不知己不知彼，对战局应变低效。

战争过程中，同样的决策错误在各地重复上演。这既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所致，也是清政府腐败的具体表现。

正是在清朝统治集团的这种状况下，西方列强方面的优势才得以显示和发挥出来。

下面再来带领大家一起来分析说说英法联军攻陷广州的故事！

咸丰七年（1857年）三月，法国政府委派葛罗为办理对华交涉的高级专使，率兵来到中国。“亚罗号”事件发生后，正在上海交涉修约的美国驻华委员伯驾闻讯赶回香港，准备参与行动。

咸丰六年十月，美舰两艘由珠江驶向广东，被清军误击，美国军舰紧接着攻克了5座清军的炮台。事后，叶名琛对误击事件道歉，美军退出所占炮台。尽管伯驾等美国在华官员一再要求武力侵华，建议占领台湾、舟山等处，然而美国对外用兵权归于国会，国内又南北对立，势如水火。因此，美国政府仍坚持用“和平”的方法达到修约的目的，婉拒英国结为同盟的要求，但在修约问题上却答应同英法一致行动。

咸丰七年（1857年）三月，美国政府派列卫廉为驻华公使。此外，还有俄围。俄国由于侵华方式和目的与英、法、美有所不同，所以俄国的侵略对中国造成的损害最大。这样，当时世界上最强太的四个国家——英、法、美、俄联手对付清王朝，其中英、法是主凶，美、俄是帮凶。而此时的清王朝正处于国内普遍反叛的困境。

太平天国、天地会和各少数民族纷纷竖起义旗，关内十八行省中，已有十三省卷入于战争，其余直隶、山西、甘肃、陕西、四川等省，也不时爆发一些颇有规模的聚众抗官事件。这种清朝自建立以来从未遇见的混乱局面，使清王朝陷于立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

因此，尽管咸丰帝内心仍坚持对外强硬的主张，但在叶名琛一再奏报“胜利”之后，仍然害怕英国会再次报复，引起战争，谕令叶名琛尽早了结中英争端至于停止对外贸易，历来是清王朝“驾驭外夷”的重要手段，但此时国内战争的规模，使清政府财政空前紧张，粤海关每年数百万两的关税已成为清王朝坚持战争的重要饷源。原来一直是外国人要求恢复通商，而现在却变成了清朝皇帝要求恢复通商，并在给叶名踩的谕令中多次提出。

叶名琛早已得知额尔金来华的情报，但他认为，这是因为英国政府不满意包令等人与中国挑鲜，因而另外派人来广东订约。七年闰五月，额尔金到达香港，想要联合法、美进行交涉，但法、美新使未到，想要进攻广州，兵力又不足。此时，印度爆发了士兵起义，使得原来想要调往中国的英军不能如期前往。额尔金见此时留在香港毫无意义，便返回印度，并将已调往香港或尚在途中的英军撤回印度，用以镇压士兵起义。

叶名琛却把额尔金的行动误认为是英国无能的表现，认为他的“以静制动”方略取得很大效果。九月，列卫廉和俄国公使普提雅廷先后抵达香港，十月，额尔金返回香港。此时，英国已基本控制了印度的局势，将兵力转移到中国。英在香港、广州一带有军舰43艘，舰上官兵5500余人，香港还有陆军4000余人。

法国在香港、澳门一带也有军舰10艘。兵力已集结完毕，四国使节在商议后，于二十七日让额尔金、葛罗分别照会叶名琛，提出三项要求：第一，入城；第二，赔偿英国自“亚罗号”事件以来的损失，为马神甫事件向法国道歉、赔偿：第三，清朝派“平仪大臣”与英、法进行修约谈判。这个照会限定叶名琛十日之内答应前两项，否则“令水陆军重为力攻省垣”这无疑是最后通牒。但是，叶名琛却不这么认为。

中英争端以来，他在香港等处派有大量探子收集情报，但他仍用陈旧的观念去分析情报。他所感兴趣的是，额尔金在印度兵败逃至海边，正好得到法国军舰相救，才逃过这一劫难，英国女王“国书”刚刚送到香港，令“中国事宜务使好释嫌疑”，“毋得任仗威力，侍强行事”等此类子虚乌有之事。根据他的分析，额尔金新到任，如果将以前英方提出的要求置之不理，害怕国内的舆论对他不利，因而这次的照会不过是试一下而已，另外，印度士兵起义后，英军没有饷银来源，如果能像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奕山似的给予银两600万，也能解燃眉之急。

于是，叶名琛得出结论，额尔金的照会是英国在无计可施之后的“求和”行动。叶名琛还据错误的情报认为，葛罗的这次照会是英国从旁怂通的结果，不是法国自己的要求，而且在美国的大肆嘲笑后，已感到惭愧。根据以上分析，叶名琛于十月二十九日复照额尔金、葛罗，拒绝了英、法的要求。三十日，英法联军占领广州珠江对岸的河南。

十一月初九，10天期限已经到了，英、法专使通知叶名深，他们已经把事务移交给军事当局。同一天，英法陆海军司令也照会叶名琛等大吏，限二日内，广州清军退出九十里之外。叶名琛无视这些行动，仍拒绝接受英、法要求。两日过去了，英法联军还没有行动。叶名琛以为英、法不过是情吓而已，再加上叶名琛好扶战，此时成语都是吉祥的预告，使其增强了这种认识。

广东著名行商伍崇曜，看到这种情形想要出面向英、法贿赂以求和，托人向他进言，遭到痛斥。十二日，他上了一道长达七千言的奏折，声称“英夷现已求和，计日准可通商”，表示要“乘此罪恶贯盈之际，适遇计穷力竭之余”，将英方的历次要求“一律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计”。

咸丰帝接到此奏折，心中悬虑已久的中英争端，竟能得到如此圆满的解决，总算放下心来。谕令中称：“叶名琛既窥破底蕴，该夷伎俩已穷，侯续有照会，大局即可粗定。”他指示叶名琛，“务将进城、赔货及更换条约各节，斩断葛藤”。

咸丰七年（1857年）十一月十三日，即叶名琛上奏的次日，英法联军以战舰20余艘、地面部队5700余人向广州发起进攻。炮弹落到总督衙署，兵士们又一次一轰而逃，而叶名琛仍然独自在府内寻拾文件，声称“只有此一阵，过去便无事”。十四日，英法联军攻入城内，广州城陷，叶名琛等大吏仍居城中，并不逃跑躲避。广东巡抚柏贵请行商伍崇曜等人出面与英法议和，伍崇照进见叶名踩，叶仍然坚持不许英国人人城会见。

二十日，他还再次重复过25天就没事了，各士绅说和就可以了，万万不可允许英法入城之类的昏话。二十一日，英法联军搜寻广州各衙署，捕走叶名琛，送上英舰。他仍保持钦差大臣的威仪，准备与英法专使谈判，然而额尔金、葛罗根本不见他。第二年，他被送往印度。仍以“海上苏武”自居，因死异城。叶名琛的所作所为，当时人们曾讥讽为：“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

叶名琛的所作所为天津条约签订打下了基础。

二师兄聊历史

提起鸦片战争，相信许多人都不会陌生，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清庭并非没有顽强抵抗，毕竟在当时的清庭看来，洋人完全就是蛮夷，异邦，洋人的入侵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深刻矛盾，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因此，洋人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严重受挫，虽然凭借着船坚炮利攻无不克，但依旧被清庭严防死守，除却清庭，百姓的态度也大抵相同。

虽然有这种民族意识，但百姓的民族意识还是太淡泊了一点，淡薄到什么地步，如果列强拿着枪炮经过普通百姓家门口，百姓的反应大抵是躲得远远的，不会参与战斗。

事实上，百姓的反应确实是这样的，双目无神，目光呆滞，随遇而安，这一切都是形容那个时代百姓最好的词汇。

鸦片战争一开始，清庭也没打算一触即溃，也曾经誓死拼搏，为此站死的将领也有数个，但终究战斗的双方战力差了不是一星半点，清军不仅大败，更是被步步逼退。在这样情况下，洋人骄傲的心理也渐渐显露了出来，从一开始的，要求百姓替他们有偿做工，到后来的，直接来硬的，驱使百姓，让百姓苦不堪言。

当然，若是没有带头的，百姓即使有心反抗，也多半是有心无力，团结不起来，在这个时候，清朝乡绅阶级就站了出来。

这个阶级在历朝历代都有存在，乡绅阶级往往在一定范围内有着不小的影响力，但脱离了这个范围，影响力就会小很多，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正是因为英国人惹恼了当时的乡绅阶级，这才导致了乡绅阶级团结了百姓，数万百姓奋起抗英，打了一场漂亮的三元里抗英战役，让英军损伤惨重，一时间组织不起来足够的战力继续进攻。

但清庭这时候就站出来捅刀子了，百姓打的英国人痛不欲生时，清庭竟然派兵剿灭百姓，剿灭这些将英国人打的痛不欲生的百姓。

清庭的做法很单纯，百姓打英国人，清庭便打百姓，博得英国人的好感，换取和平，可惜清庭始终是没有料到，英国人虽然获得了清军官兵的帮助，却并不领情，缓过劲来以后继续攻打清庭。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因为百姓曾经受到了清军的残酷镇压，因此，百姓不敢再站出来了，而英法联军的素质也高了不少，不仅没有欺压百姓，反而给百姓钱财，驱使百姓为他们服务，如此一来，第二次鸦片战争哪里还有人愿意为了清庭拼死拼活？

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人得罪了乡绅阶级，这才引起了百姓的大反扑，而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没有重蹈覆辙，因此百姓的反抗意识也淡薄了很多。

除开这些，曾经试图抗英的百姓，却反被自己的政府残酷镇压，百姓安敢反抗？

魏青衣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当时的满清老百姓，还没有什么国家民族的意识。

由于满清的奴化教育，要求老百姓只需要过日子，不需要干预国家大事。

国家大事由官员去管理，不需要老百姓操心。

在当时的满清，文字狱横行，妄议国事甚至会有大麻烦。

在话剧茶馆里，有个旗人心忧国家，说了一句“我看大清国要完”，就被两个特务抓到监狱里面坐了一年牢。

这种情况下，老百姓不愿意管，也没法管。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所以有三元里抗英，是英国兵跑到三元里这里调戏妇女，挖开乡民祖坟（棺木）寻找财物。

乡民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失，忍无可忍，这才群起而斗争。

如果当时英国兵不是这么胡乱，三元里事件未必会发生。

而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军学乖了，将作战的主要对准满清政府。

英军在出发之前，为了一改之前缺乏辎重骚扰满清老百姓的事情，准备在香港等地搞了个伪军组织 苦力团，由他们负责一切民夫的工作。

这样一来，英国人就不需要抓捕满清的乡民来做工，不会骚扰后者。

同时，英军也有劫掠行为，但就后勤补给上，一般采用花钱向中国乡民购买的方式。

因为当时英国是全世界头号强国，有的是钱，军费充足，不在乎这些伙食费。

所以，很多中国乡民将东西卖给英国人，换取现钞，都是当场结算，绝不拖欠。

这样一来，抢劫乡民财物现象也减少了。

总之，这种军事行动对乡民的骚扰大大减少，乡民也就无法起来和英国佬开战。

本来朝廷也不允许乡民随便组织起来，形成武力组织，这形同叛乱。

还有，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人活捉 大傻帽叶名琛以后，扶持两广总督柏贵建立了广州傀儡政府，由中国人去管理中国人。

柏贵也成为了中国第一位被西方殖民者操控的傀儡。为维持傀儡地位，柏贵不断说服同僚放弃抗战主张，为侵略者开脱罪责。

然而，中国人去管理中国人，横竖也比连中国话都不会说的英国鬼子管理要好。

所以广州市面相对稳定，并没有出现家破人亡的局面。

萨沙

近段时间一群岭南百越仔天天扛着键盘把千百年来的贬谪流放之地都能“粤吹粤响”成千年商都，还有什么是它们做不出来的呢？

唐宋时期柳宗元、白居易、刘禹锡、苏轼……被发配到“千年商都”的地方去了，匪夷所思。[捂脸]

也就19世纪英国坚船利炮打出来的通商口岸就把岭南百越仔骄傲的不得了了，区区二百年都能演绎成千年，帮英国佬搬箱子装的东西，岭南百越仔能赚钱，为什么要抵抗呢？（后来被林则徐给禁了——虎门销烟）

鸟言夷面

历史的发生，为历史发声！

对待外军两次截然不同的态度，关键在于人民的利益是否受到侵害。

三元里抗英斗争

1840年，英国政府以林则徐虎门销烟为借口，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1841年，英军攻占了虎门的大角、沙角炮台，这为三元里人民痛击侵略者埋下了伏笔。

三元里原本是广州附近的一个小村庄，英军来到后开始抢劫周边民众物资，更有甚者强暴了村民的老婆，这下子点燃了三元里人民的怒火。三元里附近103个乡的村民及团练挥动着农具、棍棒围住了四方炮台，与英军展开你死我活的激战。

广东一带的农村宗族势力是真的团结，一个村子可能就一两个大姓宗族组成，村民们本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合力痛击英军。恰逢天要下雨有些潮湿，英属印军配备的燧发枪受潮不能发射，村民占据了优势。

最后英军威胁当地政府，扬言要攻占广州进行屠城，惧怕洋人的官员只好给村民施压，此事才逐渐平息。

人民不反抗的根源

1856年至1860年，英法联军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军因为有了上次侵略的教训，这回学乖了，他们只攻打清军，老百姓的财物不硬抢了。英法联军采取了与上次不同的方式来获取物资，他们与村民达成协议后，出钱购买东西。穷苦百姓很乐意用这种方式来获得报酬，对待英军不再像第一次鸦片战争时那么痛恨，英军甚至雇佣百姓为他们操作物资。

老百姓对待英法联军两次截然不同的态度，根本原因在于第一次老百姓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相较于清政府的腐败、压榨，老百姓更为痛恨，愚昧的底层人民没有像抗日战争时候那么痛恨侵略者，同仇敌忾。

结语

就好比电视台记者采访老农：“你有10头牛你会捐吗？”

老农不假思索：“捐！”

记者又问：“那你有一头牛呢？”

“不捐！”老农斩钉截铁地说。

“为什么呢？”记者不解。

老农无奈：“因为我真的有一头牛。”

只有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时，会斩钉截铁地说不甚至反抗。

历史的发生

首先必须澄清一个概念，无论是第一次鸦片战争，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所谓的“抵抗”都不是民众自发的抵抗，而是士绅动员的结果。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民众抵抗的典型例子是三元里抗英。但三元里抗英之所以会爆发，一方面是因为英军在进入三元里时，确实与村民发生了冲突，另一方面也是士绅长期利用和引导的结果。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广东的士绅就不断散发揭帖，宣扬华夷之分，加之英国与清朝之间频繁爆发外交纠纷，又输入鸦片，在广州城郊与村民寻衅，导致广州周边的民众对洋人印象极差，甚至是刻骨仇恨。可以说，民众对洋人的误解和仇恨，士绅的利用和引导可以说是很重要的因素。因为民众没什么见识，他们对于外界的认识更多都是盲从士绅和读书人，那些揭帖也不是出自百姓之手，而是士绅炮制的结果。

再加上林则徐主粤时，就定下了重用团练的传统，即通过士绅将广州周边地区的民众武装起来，在政府兵力不足的时候，起到协同作战的作用。所以，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无论是林则徐，还是之后的杨芳、奕山等人，包括周边福建、浙江一带的战事，其实官方多多少少都有倚重团练的倾向。

所以，有官方的默许，有士绅的组织和推波助澜，民众与洋人之间的仇恨愈演愈烈，加之洋人也有寻衅的行动，所以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民众的抵抗始终存在，而且也的确付诸实践了。

其实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士绅也在利用和引导民众。但之所以没有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的浩大声势，原因有二：

第一，英法联军改变了统治策略。英法联军在攻克广州城后，除了把两广总督叶名琛掳到印度，然后继续沿用了以广州巡抚柏贵为核心的清朝广州地方官，自己躲在后面成立了占领委员会，与柏贵等人一起维持广州城的局面。在英法联军与柏贵的配合下，广州很快背着清廷和咸丰帝恢复了对外贸易，还严厉打击贩卖华工的行为，城内的士绅、绅商和商贩看到有钱赚，也就不再闹事了，老百姓也因为贩卖华工现象的缓解，对英法联军也就没那么仇恨。而面对广州周边一触即发的团练势力，由于柏贵等官员的存在，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劝说周边的知府、知县帮助他与士绅们讲和，多少缓和了广州周边民众的抵抗。

第二，咸丰帝战和不定。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的团练是咸丰帝亲自下旨兴办的，由两广总督黄宗汉领导，由士绅罗惇衍等人具体经办。但是由于咸丰帝本身忽战忽和，导致团练一直在城外驻扎，没有真正发动过攻势。后来英法美俄四国和清廷签订了《天津条约》，咸丰帝就下令将团练解散了，所以说民众压根就没机会抵抗。而这批团练由于没了朝廷钱粮的供给，被解散后大半沦为盗匪，给地方带来了非常大的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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