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滬會戰開始，企業家帶著資本與技術離開上海，香港工業迎來騰飛良機。
文／霍安治
香港，1939年，一位上海旅客儲福興在最繁華的港島中環登岸觀光，漫步皇后大道中，卻大失所望——香港怎麼這麼窮！他記錄：“市面不及上海之繁華，尤其永安、先施兩個百貨公司，其規模甚小，即無特殊之處可飽眼福，自感無留連之必要。乃迅即返船憩息。”
回到客輪，儲福興又見到香港同胞討生活的辛酸。“一船系專門表演特技者，頗為精湛。只要你將身上多餘港子，拋入海中，該人立即縱身入海，以嘴銜住錢幣。屢試屢驗，決不落空，神乎其技。”
儲福興並非特例。當時來自大江南北的旅客，對香港的第一印象常是寒磣的。不但無法與上海相比，就連廣州、天津乃至哈爾濱都比香港繁華。今日華人對香港的刻板印象，是經濟繁榮、民生富庶、跑馬跳舞、遍地明星的“東方之珠”。實際上，香港的經濟起飛遲至1950年代才跚跚起步，而英國是在1842年佔領香港。換言之，英國殖民統治110年後，香港才開始富起來。
拖了110年才富起來，主因在英國只視香港為英國商人進軍內地的跳板，無心耕耘本地經濟。經歷百年統治，英商富得流油，佔香港人口98%的華人老百姓仍打赤腳。直到1920年代，廣東的“實業救國”熱潮牽起香港經濟，才跨出走向富裕的第一步。抗戰軍興，大批內地企業與資本向香港逃難，迅速充實經濟實力。熬過日寇佔領與戰後重建，“香港製造”在1950年代傳奇起飛，香港華人總算富了起來。
香港的經濟起飛，主要是中國人自立自強的成果。香港華人大企業家發達後，卻轉向模仿洋人，大玩炒樓炒股的金融資本遊戲。1980年代，香港經濟走向下坡，蹉跎至今，“香港製造”拍成電影，竟淪為一部悲劇。
1941年，香港繁榮的小商業街。
只有“洋行經濟”的轉口大港
清末民初，香港經濟依靠內地進出口的轉口貿易，但轉口貿易只有洋商能賺錢。佔香港總人口98%的華人，大多依靠低微的苦力工作艱難度日。
1939年，儲福興眼中的香港是個窮地方，英國人卻覺得是大好年代。1937年抗戰軍興，上海天津等國際大埠陷入戰火，內地進出口完全依賴香港，轉口貿易火爆勁升。1935年香港進出口總值為港幣8.03億元，1937年增至10.84億元，1938年再增至11.3億元，這是英國百年殖民的極盛時刻。
然而，只有掌握貿易與船運的洋商，才能享受這黃金歲月。山頂與九龍塘的花園式歐洲居民小區美輪美奐，還要講究“英國鄉村式的綠色視野”，大氣展現轉口大港積累的財富。華人老百姓卻普遍住在擁擠的“唐樓”，沒有獨立廁所，煙囪廚房公用，小窗採光差，空氣不流通，居住空間緊縮到極致。30到90平方米的單元，普遍以木板再隔間，一戶可以住幾十人。
華人區的惡劣環境造成鼠疫大爆發，港英當局被迫重訂居住標準，新規定留給華人的法定生活空間是每人1.65平方米。能“蝸居”唐樓已屬幸運，更窮困的華人只能住在山坡、街邊乃至天台上搭建的“寮房”。
儲福興漫步的皇后大道中，留有許多經典老照片，路上洋人著呢服皮鞋，華人則大多是打赤腳的苦力、小販與人力車伕。
“以星島日報為例，1938年9月期間的一些例子顯示，食品如辣椒豉油王……都可算是具代表性的廣告。”香港理工大學教師史文鴻利用當時中文報紙的熱門廣告，生動說明華人老百姓“生活水平偏低”。“素質高一點的食品，就成為推介的重點。”華人如此貧窮，主因是港英當局的轉口經濟政策，完全為尖端一小撮洋商的利益量身打造。
讓洋商發財的轉口經濟，由海運與貿易業開始。全球洋貨漂洋過海到香港，利用“內河航行權”轉口各大商埠深入內地，再由內地蒐集土產原料，由香港轉口運向世界。香港英商三大行是怡和、和記黃埔與太古，全由航運與貿易起家。
香港第一大的怡和洋行，事業基礎在船隊，“紅煙通”稱霸東亞南海與印度洋，進而爭奪中國內河。航線到位，怡和於15個內地主要商埠建立起龐大的碼頭、倉庫與船塢，作為貿易基地，就能充分運用不平等條約造成的低稅優勢，鋪開水銀瀉地的細密經銷網，傾銷洋貨。大至工廠機臺，小到針線紐扣，洋貨無所不包。即使是最偏遠的窮鄉僻壤，也能買到印度匹頭裁衣，美孚火油點燈。
經銷網換個方向，又是收購全國土產的出口據點。北起遼寧牛莊，南到廣東省城，全面掌握內地南北貨物出口。東北大豆、華北雞蛋、長江流域茶葉、西北皮毛、西南桐油與廣東生絲，大量收購運往歐美。一手抓住遠洋近海與內河航運，一手掌握內地進出口，怡和成為香港第一大商。
於香港本地，怡和的投資集中在航運與貿易業。1863年，它聯合香港各大船運公司成立香港黃埔船塢，掌握修船造船業。1886年與富商遮打合作建立香港最大的碼頭倉庫公司“九龍倉”，又進軍保險業，完成航運一條龍產業鏈。貿易源自資金流動，怡和直入金融業，自辦匯兌押匯與錢莊抵押貸款，1864年，香港各大洋行合辦匯豐銀行，怡和競爭不力，索性入股合作，更與匯豐銀行聯手創辦投資公司“中英銀公司”，攀上金融業頂峰。
由船運、貿易、碼頭倉儲、修船造船、金融保險到投資公司，怡和已經打造出轉口經濟的完整產業鏈。而太古、和記、鐵行等在香港呼風喚雨的大型洋商，大致追隨怡和的腳步發展。於是，香港經濟的未來，就看怡和的下一步。
怡和在香港的下一步，卻是炒地皮。
香港華人的苦力經濟
上個世紀初，使香港華人富起來的唯一特效藥，是興辦工業。
工業的效果是非常顯著的。在珠三角傳統農村，一家農戶若能拿出5塊現大洋，就是鄰里側目的富戶。但若到省城的成衣廠打工，一個技術性中等的崗位，每月可以掙到4到7塊大洋。在工廠幹一個月，比在老家幹一年農活還要賺錢。工商富起來，服務業順勢而起。街邊拉個人力車，一天也能掙上6到7個毫洋。而工廠所需的農礦原料來自農村，工商景氣發熱，農民也跟著富起來。
但壟斷香港經濟政策的大洋行，並不樂意在香港辦工廠。
中國人拼命辦廠，是為了驅逐洋貨。香港洋行靠進口洋貨賺錢，在中國辦廠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於魯麟洋行任職多年的鄧樵光，對香港洋行知根知底。在他的印象中，整個香港洋商圈只有太古糖廠與屈臣氏汽水廠的產品是“香港製造”，其餘全是進口貿易，“微如一口釘、一粒鈕、一針、一線，亦靠進口”。
因此，香港的洋資工廠非常少，主要集中在航運業。遠東最大的太古船塢，僱工5000人，光是船隻所需的油漆就能再撐起一個油漆廠。但在航運業之外，洋商只肯小量投資改善香港衣食環境的工廠，只是辦廠實在難。
1907年，英國商人連尼成立“香港磨面公司”，號稱“20世紀初香港最大工業投資”，但澳洲麵粉是怡和洋行轉口的大宗商品。連尼與洋麵競爭，只撐了一年就破產，上吊自盡，留下“吊頸嶺”的憂傷地名。
怡和嘗試在香港辦紡紗廠，但代銷洋紗才是輕鬆生意，最終全廠遷上海。香港唯一的洋商大廠是太古糖廠，就近精煉爪哇糖，“太古車糖”稱霸遠東，卻只是特例。
對轉口貿易而言，真正值得投資的工廠，是將內地農產品包裝或製成半成品以便利出口的加工廠。但加工廠必須設在原料集散地附近，香港是遠離原料產區的轉口港，沒有設立加工廠的價值。
因此，香港大洋行所屬工廠群，集中在天津、漢口、南京、汕頭與廣州各商埠，尤其是集散長江流域土貨的上海。怡和是上海工業一霸，絲廠加工生絲，茶廠打包茶葉，冷氣堆棧將鮮蛋加工為蛋粉與冰蛋。規模最大的打包廠，則設在外灘北面蘇州河進黃埔江的最精華地段，沿長江收購的棉花羊毛駁運到廠，立即打包入棧，就近在虹口碼頭區上船，直放香港轉口，出貨效率滬上第一。
其他的香港大洋行，基本照抄怡和模式。和記以蛋品凍肉為主業，在南京建立全中國規模最大的打蛋冷凍廠，年產各種蛋品5萬噸，每日包裝凍豬3000頭，凍雞凍鴨2萬隻。太古在營口設立大型榨油廠，是東北大豆的出口重鎮。
香港缺乏設廠價值，於是怡和在香港改行炒地皮。1889年，怡和與遮打合作成立置地公司，收購中環地皮改建辦公大樓，坐收重利，證明房產業才是獲利前景最佳的暴利行業。其次，城市公用事業也是穩固投資。香港電燈、中華煤氣、中華電力、香港電車、香港電話與大東電報局公司，都引來洋商競相投資。
清末民初戰亂頻仍，農村破產，老百姓在家鄉活不下去，寧可“賣豬仔”下南洋，就近在香港打工也是一條出路。轉口經濟給98%的華人提供工作機會，主要是苦力工作。華人進航運業，一般從事跑船、剷煤、修船與搬運工等苦工。在城區找工作，大多也只能從事伕役、攤販、家僕、侍者等底層工作。香港海員1922年大罷工，全港人口54萬餘人，27%參加罷工。洋人對華人罷工的第一印象，是垃圾無人打掃，糞便無人清理，家務無人代勞，香港淪為“臭港”。
香港華人裡也有極少數富裕的“高等華人”，尤其是洋行買辦，財力常在百萬以上，但買辦的事業思維與英國人相同。香港華人首富是怡和買辦何東，英王策封“下級勳位爵士”，港英委任“非官守太平紳士”，他的投資事業集中在航運、貿易與地產。何東有家訓：“銀紙在手搓到實，千祈唔好跣手（鈔票緊握在手，千萬不要滑手）。”辦實業雖能造福全港華人，“跣手”風險卻很高。
然而，來自內地的“實業救國”熱潮，拯救了香港華人。
來自廣州的“實業救國”
1920年代，“實業救國”呼聲響徹全國，與香港一水之鄰的廣州，民族工業飛速成長。粵港一家，大批廣州實業家將事業拓展到香港，種下“香港製造”的種子。
廣州是華南現代工業的起源地。早年的民族工業，普遍無法達到100%自制，總有些關鍵的材料配件需由洋行採購。廣州鄰近香港，洋料訂貨近水樓臺，工商資訊更是便捷。一次大戰時期，歐美各國忙著打仗，中國實業得到發展良機，廣州工業迅速起飛。到了1920年代，廣州已經有完整的民生輕工業。1930年代，陳濟棠主政嶺南，積極保護國貨，進而推動冶金、化工等重工業，開創民族工業成長黃金時期。
以穿衣為例，1930年代的廣州，機器織布、成衣、針織與樹膠業已經非常發達。布店裡的國產黑色平紋“愛國布”價廉物美，有力擠壓洋布，成為國人裁衣首選。貼身的內衣更已完全國產化，民初洋內衣盛行，法國120支紗“鹿頭牌”線仔內衣一件要價3個毫洋；針織業急起直追，利工民織廠的120支紗“金鹿牌”笠衫（機制內衣），點名擠壓鹿頭牌，價格一半，質量略次，三年內將洋內衣擠出市場。
身上穿國貨，足底更是國貨。市面上的機制襪，雖仍使用英制“煙治”（英吋）標示尺碼，但已清一色來自本地針織廠。膠鞋也是國貨。1930年代，廣州膠廠百餘家，年產膠鞋1000餘萬雙，完全佔領本地市場。
民族工業的發展，大致分為三階段。第一步是以國貨取代洋貨的“進口替代”，第二步是爭取外銷的“出口擴張”。而民間勃興的民族工業，總是由低技術、低資本的民生輕工業做起，因此，第三步需由政府引導投資，發起“產業升級”。形象地說，在1930年代，廣州幾乎完成“進口替代”的第一步，民間廠商奮力跨出“出口擴張”的第二步，而陳濟棠則迫不及待推動了“產業升級”的第三步。
“出口擴張”需要貿易商，香港有通向全球市場的現成網絡。怡和、太古等英國洋行雖然不可能為中國貨效力，但華商早已利用香港航運，自力鋪成全球貿易網。“金山莊”出口美洲，“南非莊”出口非洲，“泗水莊”與“三孖莊”出口南洋，“暹羅莊”“石叻莊”“安南莊”與“仰光莊”出口東南亞。省城民族企業家的下一步，就要到香港設廠，進軍全世界。
“查本港工業製造，近年頗有蓬勃興起之機。”1932年，香港華商總會主席黃廣田撰文為民族企業家叫好，“中國人現有一種強烈趨勢，即欲使中國，不依賴外國機制進口貨而自制造之，以供自用。香港既得地理交通之方便，復得政治保護之安寧，凡欲辦理一新實業，則彼必自然的趨集於本港開辦之。”
南洋兄弟菸草、廣東兄弟樹膠、周藝興織造、利工民衫襪……大批廣東企業湧入香港設廠，產業很快超越民生輕工業範圍。1930年，廣東機械業的龍頭大廠協同和在土瓜灣設廠。協同和不但是修配機器專家，更能製造機器，由機械碾米的米磨機，到驅動輪船的內燃機與柴油機，都已市場化生產，打破機器只能向洋行訂購的迷思。於調景嶺建廠的捷和製造廠，大踏步向軍用器材發展，在香港自制德式鋼盔與防毒面具，源源供應抗戰。
產業只要生根，發展如同滾雪球。在廣州起家的嶺南電筒廠與南針電筒廠到香港設廠，質量受到肯定。原本供應手電筒材料的魯麟洋行，索性掉轉槍口，與兩廠合作，將中國製手電筒出口歐美。龐大的外銷商機使香港手電筒製造業迅猛勃興，不到十年，冒出近十家品牌手電筒廠：旺角日升廠“蜆殼牌”，灣仔長安廠“火車牌”、南盛廠“蝴蝶牌”與泰山廠“駱駝牌”，筲箕灣中南廠“鸚鵡牌”、明華五金廠“天秤牌”與南京廠“獎盃牌”，銅鑼灣星洲電器廠“狗頭牌”……
來自廣州的製造業，在香港製造大量工作機會。據統計，1931年的香港從事製造業人口高達24%，只有13%從事傭工與飲食業。華人工業之盛，引起港英當局注意，於抗戰前一度計劃成立工業區。
“香港製造”的沉淪
抗戰在1937年爆發，上海陷入戰火，企業家帶著資本與技術離開上海，香港工業迎來騰飛良機。
上海企業同樣以民生輕工業為主，技術卻更上一層樓。同樣是味精，廣州天生味源廠的“味源”粉體粗糙易發潮，不耐久存，無法出口。上海天廚公司於九龍馬頭角道建廠，風味趕超日本貨，出口迅速佔領南洋市場，進而打進美國，年產量達到180噸；同是印刷廠，廣州流行五彩石印，最大生意是印製彩色商標，而中華書局與大業公司在香港設廠，印刷業一步直達印鈔票的最高境界。
官營工廠更為產業升級打下基礎。資源委員會緊急採購的奔馳大卡車，以散件海運，在九龍設立新昌汽車廠組裝，香港出現了汽車工業。對美易貨借款以滇錫償付，雲南錫業公司在香港開煉錫廠，將粗錫精煉為九九標準錫，香港出現了礦冶工業。
抗戰使香港工業火速擴張。1940年，香港註冊工廠多達800家。香港在1941年底淪陷，工業受到毀滅性打擊，但潛藏在民間的技術、資本與熟練工人，成為戰後工業再起的動力。
1950年代，香港轉口經濟熄火，港英當局束手無策。就在洋商美夢破滅時刻，幾乎完全由華人組成的工廠全力衝刺，製造業猛烈井噴，居然取代轉口洋商，撐起香港經濟。1959年，香港的工業產品出口值超過轉口，進入經濟起飛期。
香港華人快速富裕，不再稀罕辣椒豉油王，報紙最熱門的廣告改為手錶。1960年代流行“原子粒收音機”，1970年代的廣告主角則是音響、空調、電飯煲等家庭電器。在香港呼風喚雨的大企業也不再是洋麵孔，華人企業家稱霸香港，和記黃埔與九龍倉居然被華人收購。
然而，快速崛起的華人企業家迷失了，紛紛拋下本業，模仿洋人進軍以錢滾錢的金融房產業。世界船王包玉剛“棄舟登陸”買下九龍倉，成為酒店與物業霸主。開塑料廠起家的李嘉誠靠地皮與金融投資成為“李超人”,更大抓公用事業,發展方向與150年前的怡和雷同。
華人大企業家改行炒地皮，工業原地踏步，基本維持1930年代以民生輕工業為主的廣州風格。廉價塑料玩具、化纖成衣與電子錶成為“香港製造”的代表。1970年代，日本、韓國與中國臺灣全力推動產業升級，香港卻原地踏步。
“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樓塌了。”1980年代，香港製造業改為“前店後廠”，以深圳、東莞、惠州的工業新區維持生命力，但工業不升級，註定沒有前景。新世紀之交，香港靠貿易、金融與炒地皮維持浮華榮景，忘了港英時代的失敗教訓。
閱讀更多 鳳凰WEEKLY官方號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