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州封城，天門關閉，還是有孩子任意穿梭期間參加朋友聚會，感情一看就是過命的交情。
父親及時聯繫順風車，把孩子接了回來，當地在哪裡隔離怎麼隔離，此時說清楚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這父子感情，血濃於水，突破各種封鎖，把兒子接回家。
古人云“子不教，父之過”。這句話源於《三字經》。
意思是：“生養孩子不嚴加教育，是父母的過錯。”
中國文字很奧秒，“教”字很形象，“孝”字加個“文”，學文為教，不教就不孝。但是“父之過”並非只指父親，而是父母，父輩。天下父母無不“望子成龍”，誰也不想養個“坑爹”的孩子。
荊州父子情，在疫情防控期間有些離譜，其實我們可以學學梁啟超的教子之道。梁氏一門出三個院士，其他幾個子女也都是各自領域裡傑出人才。
疫情期間，父子在家相處時間多了。梁氏家教在這種情形之下進入視野。小編開個文字直播。
梁氏一門九朵奇葩，滿門俊秀。看看梁啟超是如何教育子女並獲得成功，他的教育方式和理念，也許能給我們一些啟迪和借鑑。
梁啟超是舉世公認的改革家、思想家、教育家，文化啟蒙的一代宗師，他在中日甲午戰後，國家生死存亡之際，呼籲變法維新，就以教育為突破口。他總結中國維新變法的歷史教訓認為：“吾國言新法數十年而效不見睹者，何也？則於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
梁氏家教不同凡響之處，在於把家教視為國民教育之基礎。他以為，兒女都應該是人格健全，能為國家自覺承擔道德責任的新式國民，而不止是梁家的孝子賢孫，只為出人頭地、光宗耀祖。
梁啟超始終認為，“教育之事，為國家前途所託命”，學校教育如是，家庭教育亦如是，沒有例外。
這樣，我們就能瞭解，從梁啟超到梁思成輩，再到梁從誡輩，何以梁氏幾代人都能把家國情懷作為君子以道自任的情感歸宿。
梁啟超是廣東新會人氏，1873年2月，梁啟超出生時，梁氏一族遷居此地已245年，一直都以農耕為業，是最常見的普通農民。
這是梁氏家風與家教的起點。梁啟超給孩子們的信中多次提到他們是“寒士家風”，有其“家門本色”，說的就是這種情形。
梁家所在的新會，地處嶺南，以乾嘉漢學為主流，把“宋明義理名節之教”看得很重，主張“發先聖大道之本，舉修己愛人之義，掃去漢宋之門戶，而歸宗於孔子”。
梁家教育子孫，固然離不開“學而優則仕”，離不開科舉仕進，但其重點並不在於知識的灌輸和功利的訴求，而是強調道德的內省和修養，強調淑身與濟物、立志與做人，將“義理”和“名節”視為一個人立身的根本。
現在青少年從幼教讀到大學、碩士、博士，獲得了很高學位，擁有了很多知識，也不乏獨立思考的能力或批判挑戰精神，為什麼內心卻變成了一片荒原，或者說荒漠化，從而喪失了做人的能力呢？有那麼多青年人先後成為側目的衙內，又是什麼原因呢？
對此，人們或歸結為教育意義喪失，或歸結為生存壓力造成的心理失衡。其實，追根溯源，最重要的還在我們教育不當，身不立而心不正，只講出人頭地，只講功成名就，只講實現自我，只講社會競爭。
荊州的例子是可以稍微歸納一下。只講狼性，不講人性；只講做事，不講做人；只講眼前，不講長遠，看上去是幫助孩子走向成功之路，實際上，是引導他們走向萬劫不復的深淵。
梁啟超怎麼做的？他以其對新民的思考以及對子女的教育，回應來自現實的挑戰。
梁啟超對九個兒女的教育，首先也是父愛的教育。這和荊州的科長是一樣的。
他在寫給孩子們的信中一再表示，他對他們的愛是發自肺腑的，自然純真的。他說：“你們須知你爹爹是最富於情感的人，對於你們的愛情，十二分熱烈。”
這是一種博大的愛，包容的愛。這種愛不僅惠及九個子女，也無私地給予女婿和兒媳。
梁思成與林徽因成婚後，他在寫給二人的信中按捺不住他的喜悅之情：“我以素來偏愛女孩之人，今又添了一位法律上的女兒，其可愛與我原有的女兒們相等，真是我全生涯中極愉快的一件事。”
他也要求孩子經常寫信給他。晚年，思順、思成、思永、思忠、思莊都在國外，寫信成為他關心孩子，與孩子交流、溝通的重要方式。
他一生寫家信超過百萬字。很多信都是午夜之後寫的，字裡行間流露出一個慈父愛子的拳拳之心。
應該說，父母愛其子女是天經地義的，是人的天性使然，所謂舐犢之情，說的就是這個道理。接送孩子沒有錯，但分時候啊，這個時候，性質就變了。
這種荊州之愛容易異化為兩種方式：一種是溺愛，孩子想怎樣就怎樣，要星星不能給月亮，培養出來的孩子多是逆子或廢物；另一種是棍棒之下出孝子，恨鐵不成鋼，但棍棒通過皮肉傳達給孩子的東西很複雜，很多時候和父母的初衷相反。
所以，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我爸是李剛，故宮奔馳女，都是炫富，炫父等雞犬心理，高攀富貴扭曲性格的流行，就容易變成子女的放任和縱容。
如果說世俗溺愛是在物質方面，不加限制地滿足孩子所有要求，那麼，普通老百姓可能還沒有太大失衡。一些有社會地位的科長精英，則因溺愛容易把孩子變成自私的人，不負責任的人，缺少家國情懷、人文情懷的人。
梁啟超是個慈父，也是個嚴父。
他對待子女，既有關愛、呵護，也為他們安排未來，提供建議和幫助，對人生指導和要求。1920年代，女婿周希哲在加拿大任外交官，1926年，國共發動北伐，隨著時局變遷，北洋政府陷於困頓之中，作為妻子的梁思順很為生計前途擔憂。
這時，梁啟超既沒有放棄為希哲尋找新出路，又一再寫信告誡思順，不要因為這點困難就著急發愁，他說：順兒著急和愁悶是不對的，到沒有辦法時一卷起鋪蓋回國，現已打定這個主意，便可心安理得，凡著急愁悶無濟於事者，便值不得急它愁它，我向來對於個人境遇都是如此看法。順兒受我教育多年，何故臨事反不得力，可見得是平日學問沒有到家。你小時候雖然也跟著爹媽吃過點苦，但太小了，全然不懂。及到長大以來，境遇未免太順了。現在處這種困難境遇正是磨鍊身心最好機會，在你全生涯中不容易捧著的，你要多謝上帝玉成的厚意，在這個檔口做到“不改其樂”的工夫才不愧為爹爹最心愛的孩子哩。
這一番話讓思順頗受教，終於安下心來。思成是梁家長子，梁啟超對其期待和關心自然更多一些。他一度對思成非常擔憂，身體是一方面，更讓他放心不下的，是思成的精神氣象和性情。
他在一封信中說道：“我這兩年來對於我的思成，不知何故常常像有異兆的感覺，怕他漸漸會走人孤峭冷僻一路去。我希望你回來見我時，還我一個三四年前活潑有春氣的孩子，我就心滿意足了。”
為此他勸告思成，做學問不要專於某一門，“我願意你趁畢業後一兩年，分出點光陰多學些常識，尤其是文學或人文科學中之某部門，稍為多用點工夫。我怕你因所學太專門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於單調，太單調的生活，容易厭倦，厭倦即為苦惱，乃至墮落之根源”。
什麼叫苦口婆心？我以為，這總算是苦口婆心了。
不知道荊州科長接孩子的時候，有沒有苦口婆心發個長長的微信。家裡都好，勿念。
再看梁啟超是如何對待兒子梁思忠的。這些子女中，思忠的政治熱情最高，他留學美國，甚至選擇了學習政治。
梁啟超得知後寫信表示：“思忠來信敘述入學後情形，我和你娘娘都極高興。你既學政治，那麼進什麼團體是免不了的，我一切不干涉你，但願意你十分謹慎，須幾經考量後方可加入。在加入前先把情形告訴我，我也可以做你的顧問。”
梁啟超的這種態度，既尊重子女的選擇，又不放棄引導、教育的責任，在今天也是很難得的。事實上，這時的梁啟超是很為思忠感到擔憂和不安的。
隨著國內形勢的發展，思忠在海外也熱血沸騰，竟提出中止學業回國參加“北伐”。
就像我們荊州這位兒子要闖天門是一樣的。
天下父親都一樣。梁啟超也是在“萬千心事中又增加一重心事”，他說，“我有好多天把這問題在我腦裡盤旋”，畢竟，這是關係到兒子終身的一件大事。
對於兒子要“改造環境，吃苦冒險”的精神，他首先給予充分的肯定，然後說：“你們諒來都知道，爹爹雖然是摯愛你們，卻從不肯姑息溺愛，常常盼望你們在苦困危險中把人格能磨練出來。”
基於這個理由，梁啟超最初同意兒子回國的。梁啟超傾向於去白崇禧或李濟深那裡，而且已派人去聯繫。但僅過去三個禮拜，梁啟超的主張就完全改變了。
他坦誠地向兒子說明發生這種變化的原因：“因為三個禮拜前情形不同，對他們還有相當希望，覺得你到那邊閱歷一年總是好的。現在呢？對於白、李兩人雖依然不絕望——假使你現在國內，也許我還相當的主張你去——但覺得老遠跑回來一趟，太犯不著了。頭一件，現在所謂北伐，已完全停頓，參加他們軍隊，不外是參加他們火拼，所為何來？第二件，自從黨軍發展之後，素質一天壞一天。白崇禧軍隊算是極好的，到上海後紀律已大壞，人人都說遠不如孫傳芳軍。跑進去不會有什麼好東西學得來。第三件，他們正火拼得起勁——李濟琛在粵，一天內殺左派二千人，兩湖那邊殺右派也是一樣的起勁——人人都有自危之心，你們跑進去立刻便卷在這種危險漩渦中。危險固然不必避，但須有目的才犯得著冒險。現這樣不分皂白切蔥一般殺人，冒險總不是這種冒法。這是我近來對於你的行止變更主張的理由，也許你自己亦已經變更了。”
梁啟超對思忠仍放心不下，幾天後又在給思順信中談到思忠：“思忠呢，最為活潑，但太年輕，血氣未定，以現在情形而論，大概不會學下流，只怕進銳退速，受不起打擊。他所擇的術——政治軍事——又最含危險性，在中國現在社會做這種職務很容易墮落。即如他這次想回國，雖是一種極有志氣的舉動，我也很誇獎他。這種過度的熱度，遇著冷水澆過來，就會抵不住。從前許多青年的墮落，都是如此。我對於這種志氣，不願高壓，所以只把事業上的利害慢慢和他解釋，不知他聽了如何。這種教育方法，很是困難。一面不可打斷他的勇氣，一面又不可讓他走錯路。所以我對他還有好幾年未得放心，你要就近常常察看情形，幫著我指導他。”
看看人家這父親，是怎麼把兒子穩住的。
既尊重子女意願，又不失時機循循善誘，在女兒思莊求學這件事上，也體現著梁氏家教的這一特點。
1925年，思莊和大姐思順一起赴加拿大，當時她只有十六七歲，卻一心想進大學。由於不夠資格，只能先讀中學，一年後再考大學。
年輕人滿懷理想、心高氣盛，最不能受到挫折，梁啟超便寫信告誡她：“至於未能立進大學，這有什麼要緊，‘求學問不是求文憑’，總要把牆基越築得厚越好。你若看見別的同學都上大學，便自己著急，那便是‘孩子氣’。”
對於思莊的學業，梁啟超也曾有所考慮，他一直希望思莊能做他的助手，為此，他曾建議思莊：“我想你們弟兄姊妹，到今還沒有一個學自然科學，很是我們家裡的憾事，不知道你性情到底近這方面不？我很想你以生物學為主科，因為它是現代最進步的自然科學，而且為哲學社會學之主要基礎，極有趣而不須粗重的工作，於女孩子極為合宜。今日，中國女子還沒有人學這門，你來做一個‘先登者’好嗎？還有一樣，因為這門學問與一切人文科學有密切關係，你學成回來可以做爹爹一個大幫手，我將來許多著作，還要請你做顧問！不好嗎？你自己若覺得性情還近，那麼就選它，還選一兩樣和它有密切聯絡的學科以為輔。你們學校若有這門的好教授，便留校，否則在美國選一個最好的學校轉去，哥哥們當然會替你調查妥善，你自己想想定主意罷。”
梁思莊最終沒有接受父親建議，她堅持學習文學，後轉入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圖書館學。此後她成為著名的圖書館學專家，一生致力於西文編目的教學和研究。
可見，梁啟超對待兒女，不僅關心他們的學業、工作、生活、健康，更對他們的品性、為人、立身、處世給予細緻入微的指導。
思成、思永、思忠、思莊幾個孩子，從報考專業到在校學習，再到畢業後的職業選擇，甚至成家以後的生計問題，他都親力親為，儘量為他們做出妥善安排，絕不敢掉以輕心。
他向孩子們傳授治學的方法，強調要細密而踏實，不貪圖虛名，也不急於求成。
他希望思莊學生物，思莊不喜歡，他也不強求，反而說：“凡學問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他主張做學問要講一點“趣味主義”。
在梁啟超看來，只有這樣，才能始終保持一種積極探求的精神和勇氣。他告訴幾個孩子，求學時不要總想著將來如何如何，他說：“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兩句話：‘莫問收穫，但問耕耘。’將來成就如何，現在想他則甚？著急他則甚？一面不可驕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餒，儘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裡是哪裡，如此則可以無人而不自得，而於社會亦總有多少貢獻。我一生學問得力專在此一點，我盼望你們都能應用我這點精神。”
梁啟超最怕孩子消極、氣餒、悲觀、憂鬱，一次寫給思順的信中，他談到對思成的擔憂：“我就怕因為徽音的境遇不好，把他牽動，憂傷憔悴是容易消磨人志氣的。即如目前因學費艱難，也足以磨人。但這是一時現象，還不要緊，怕將來為日方長。我所憂慮者還不在物質上，全在精神上。我到底不深知徽音胸襟如何，若胸襟窄狹的人，一定抵擋不住憂傷憔悴，影響到思成，便把我的思成毀了。你看不至如此吧！關於這一點，你要常常幫助著思成注意預防。總要常常保持著元氣淋漓的氣象，才有前途事業之可言。”
他有時也現身說法：“你們幾時看見過爹爹有一天以上的發愁，或一天以上的生氣？我有極通達、極堅強、極偉大的人生觀，無論何種境遇，常常是快樂的。”
梁啟超是個開明的父親，也是一個高明的教育家，他在性情、品格，以及眼界、胸懷等諸多方面都高人一籌。他寫給孩子們的每一封信，都傳遞著他的體溫，娓娓道來，透著坦誠、平和、真摯和暖意，種種人生道理就這樣在“潤物細無聲”的訴說中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孩子。
從微信發佈看，荊州父親也常常開家庭會議，但兒子除了在朋友圈曬曬家風，實際效果好像不大。孩子的人生哪裡有那麼多順風車，好好培養吧，路靠他自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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