羈文

東漢以來，官方儒學大發展，但儒學精緻化卻於國無益，國家還是亂了，於是物極必反，士大夫也就不玩儒學玩清談了。這個時期，士族精英集體墮落，陶淵明這種人還算是名士，但也徹底不跟社會合作了；而另一夥人就只能說是不要臉了，瘋狂地玩清談，實際卻在自我標籤、沽名釣譽。

01.清談的歷史淵源

任何潮流、任何風氣、任何學說，都不是無根無由的突然而至。你總能找到它的歷史淵源。特別是我們這個文化深厚的國家，各種文化模因都在歷史與文化之中，就看什麼時候應和時勢，然後爆發出來。清談也是如此。往前追其淵源，就得追到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

百家爭鳴，看著紛紜複雜，但實際上就三條線，代表了當時知識分子對禮樂傳統和整個天下的態度。然後，這些人就在此基礎上發展出各自的一套大同小異的學說。

第一條線是反傳統，認為時異勢異、禮樂沒用，代表的就是法家。這是一個新時代，守著老傳統已經沒用了。怎麼辦？變法改革。

第二條線是守傳統，認為天下大亂就是因為禮崩樂壞，代表的就是儒家。這是一個糟糕的時代，而之所以糟糕就是因為人心不古。怎麼辦？恢復王道。

第三條線是棄天下，認為一切虛無所以就該返璞歸真，代表的就是道家。這是一個讓所有人都痛苦的時代，而之所以痛苦就是一夥人要變革、一夥人要王道，你們爭來爭去，搞亂了天下。怎麼辦？消極避世。

看到這三條線，也就知道清談從哪來的了，就是這第三條線。

我們的文化模因裡一直缺少宗教和思辨這些東西。於是，佛教引入之後，第三條線的消極避世又有了外力輸入，於是就如虎添翼了。

02.法家不行、儒家也不行

清談的文化模因，一直就存在。所以，只要時勢允許，這個模因就會表現出來，成為風氣和潮流。但是，要表現出來就得有時勢的配合，平白無故是表現不出來的。

法家和儒家，都是積極入世的。

所以，這兩條線表面上看南轅北轍，但殊途同歸。兩家都是想著讓當時天下如何變得更好，只不過一個要創新、一個要守舊。

但是，道家則是本質的不同，它是消極避世的。

世人熙熙皆為利來、世人攘攘皆為利往，你們太俗太物質，把天下都給搞亂了。所以，真得猛士不是直面淋漓的鮮血，而是反求內心、步入桃花園中。

先是積極進取的法家，折騰出了一個大秦帝國。然後，被推翻了，但法家並沒死，一直延續到漢宣帝時代。

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漢家自有制度，是啥制度？

肯定不是儒家，因為“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而且漢宣帝對俗儒的“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進行了批評。所以，簡單說，漢宣帝也是一個法家的踐行者。

只不過平民的大漢滅了法家的大秦，總不能繼續說我們大漢還要法家治國吧。所以，打右燈、往左轉，表面上說獨尊儒術，實際卻是漢襲秦政制，甚至連秦朝正朔曆法都照搬全抄。

但是，你既然打了右燈，天下百姓可不知道你要往左轉，只知道你就是要往右。前幾任皇帝的帝王心無學，玩得賊溜，所以知道大漢的底層邏輯是什麼。即便不知道，也能得乎其神。但是，後邊的皇帝就不知道了，因為他們只能跟著天下往右走。於是，漢宣帝以後，儒學就越來越興盛。到了東漢就更誇張了，古書上的一句話，漢儒能整出十幾萬字的論文。所以，儒學已經精緻化。

但是，春秋已降，整個中國社會的基礎就已經發生了變化。你儒學不僅認識不了天下，也改造不了天下，因為沒有你表達模因的社會基礎。只有政治基礎和廟堂基礎，因為大漢一直打右燈。

於是，漢末大亂，就徹底打臉了。你把儒學玩得那麼精緻，有啥用，天下不還是大亂了。

03.那就只能清談

天下大亂，自然就會產生兩種情緒：一個是失望，不僅對儒家失望，而且對社會失望，所以消極避世；一個是求心，客觀世界糟糕如此，那就只能向內心尋求確定了，所以不再入世。於是，道家的文化模因，就被徹底打開了。而在魏晉時代的表現形式，就是清談。

要清談、要避世、要求心，就得往思辨和信仰層面挖。但是，中國的老莊哲學提供的資源太少。道家也就是楚地那一片的人在玩，真正的文化中心，比如魏韓中原和齊魯大地，都不怎麼玩。但是，不要緊，這時候佛教傳入了。佛教要比道家複雜多了，這裡面有的是資源可供開發。加上早期佛教的助攻，清談就有了智慧資源的支撐，於是潮流也就不可阻擋。

當然時勢，也就是客觀世界的變化，從來都不能少。

這時候的士族已經徹底墮落。好一點兒的，像陶淵明這種人，就離群索居了，不摻和天下這攤亂事。壞一點兒的，就是那些士族們，清談了成了他們沽名釣譽和自我標籤的手段。我們之所以高官厚祿，是因為我們不同，而我們之所以不同是因為我們會清談。然後，就有了一群更壞的傢伙，表面與世無爭搞清談，實際卻用清談為手段沽名釣譽、往自己兜裡摟錢。

再之後，還有更不要臉的，這些以清談為標籤的士大夫和士族們，還要把自己的地位給制度化，搞出了什麼九品中正制。制度建起來了，士族永遠是士族，平民永遠是平民，天下終於有秩序了。然後，士族們繼續搞清談、比奢侈，老百姓就繼續苦稼穡、疲徭役。

魏晉名士為什麼喜歡清談？

能清談的沒幾個平民百姓，就這麼幾夥人：一夥吃飽了沒事幹的士族；一夥沽名釣譽的所謂名士；一夥徹底拒絕跟社會合作的隱士。

而清談之所以成風，就是因為這些人要用清談做標籤，把自己跟平民百姓區別出來，我們不一樣所以就能比你強。

於是，問題肯定要爆發。

能讀書的人才能搞清談，而能讀書的人都是當時精英。精英要麼消極避世、要麼沽名釣譽、要麼虛無標籤，那這個天下還能不亂嗎？再加上司馬家的神助攻，立即就開啟了五胡亂華。

五胡亂華能把士族們給打醒嗎？

可能不僅沒打醒，反而讓他們更加執著了。因為亂世更亂了，消極避世的文化模銀就更有了表現的機會。所以，東晉以及後來的南朝，真得有點兒無可救藥的趨勢了。要不是北朝胡人政權為了爭正統而搞儒化，南朝的一夥人甚至連儒家和入世都不知道是什麼了。匈奴人宇文泰都復起了周禮，南朝還能不著急嗎？

大爭之世，容不得清談。南北朝對立，就是一個大爭之世。所以，清談也就不會再有市場了。因為繼續清談，就只能被消滅了。

減水書生

這個問題我來回答一下：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我們要搞清楚什麼是清談？

“清談”也被稱為是“清譚”，是指一種文人志士聚集在一處對於一些玄學問題，或是時事進行談論批評的一種文化形式，這種文化形式承襲了東漢時期的清議。清談主要包括以下幾種。一是清雅的談論，杜甫曾作詩云：“清談慰老夫，開卷得佳句。”二是對時事的評論，三是對於老莊思想的崇尚，對於玄學問題的議論，在《晉書·隱逸傳·魯褒》這樣記載：“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四是一些不切實際的談論，五是指一般的閒談。顯然這是一種坐而論道，而沒有什麼實際現實意義和行動的行為。

值得玩味的是，魏晉時期的清談都形成了固定的程式：

清談的主要方式是口談，魏晉清談的進行是有一套程式的，清談會有對手，雙方就某一問題引起爭辯，辯論雙方為主客，對於人數並沒有明確的限制，可以兩個人，也可以三個，或者更多人。清談的席位稱為“談坐”，談論的術語稱為“談端”，言論時引經據典稱作“談證”，談論的語言稱為“談鋒”。士族階層或是統治階級，有文化的知識分子，在一起討論爭辯，各抒己見。在清談時，由一方提出見解發表言論，另一方進行質疑，也就是所謂的“問難”，由此來反駁對方觀點。雙方相互就對方的觀點提出質疑，反駁，來論證自己的觀點。到結束時，雙方或達成一致，或仍是各執一詞，若仍是各執一詞的話，則會有人出來調停，這被稱為“一番”，甚至會有“兩番”，“三番”，勝利的一方被稱為勝論，失敗的一方則為敗論。這就是清談的程式。

再來說為什麼會出現名士清談的現象？

一方面倫理道德是儒學的一個核心，儒家名教與儒生行為日益脫離，暴露了名教的虛偽性。另一方面，東漢中後期政治生活漆黑一團，知識分子入仕無門。有的人六十多歲了還在當太學生，等不到一個官做。學術界以沉悶繁瑣的經學考證為主導。那種「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的文風，實在使有健全頭腦的人無法忍受。

凡此種種，必然造成儒學信仰危機。於是，有不少封建知識分子企圖擺脫困境，開始批判儒學，另找出路。

如魏晉年輕的玄學家王弼一針見血地指出名教的虛偽，他說其「崇仁義愈致斯偽」，「巧愈精思，偽愈多變，攻之彌甚，避之彌勤」。

在這種情況下，當時不少士大夫從事先秦諸子的研究，也有人企圖推翻漢代經學，重新在原始的儒家經典中作新的發掘。也有人想綜合各家，別創新說。這種以復古為手段試圖擺脫僵局的努力，使得許多消沉泯滅的學派開始活躍起來。

如曹操、諸葛亮等大政冶家就崇尚法術。後人稱之為「魏之初霸,術兼名法」。甚至墨家也受到一些士大夫的喜愛，學術思想開始擺脫獨尊儒術以來的僵化局面，經學迅速衰落了。

著名學者任繼愈指出:「漢代是以經學的記誦來吸引讀書人作官的。所以漢代的經師特別多。可是後來在軍閥混戰中全國的圖書文物遭到慘重的破壞。通經的儒生也變得極少了。曹魏時,朝廷大小官吏和大學生在京師的有萬餘人，能通古禮的卻找不出幾個；中央官吏有四百餘人,能提筆撰寫文告還不到十人。」

西晉以前,玄學清談已佔上風,充斥官場的也不再只是老成持重的儒者了。當時的才子神童’如馬融、孔融、禰衡、何晏、阮籍、王弼、鍾會等一代風流，都是少年成名的。這反映了社會風氣的轉變。後來,儘管也有傅玄丶劉寔（shi）致力於儒學的中興,而東晉以後儒學越發式微了。

思想真空是不能長久的,玄學和道家開始興盛起來。並逐漸成為主流。為什麼在普遍的信仰危機和思想混亂中,道家會漸漸佔了上風,儒家和其他學派不能復興呢？

這是有深刻的社會原因的。道家玄學的興起,除了意識形態結構自身演變的原因外,主要是由於東漢末年統治者對儒生的殘酷迫害,大動亂的驚人的殘酷性，造成道家對儒家的反動。當時，廣大封建知識分子對政治黑暗、殘酷的現實深感失望。有的嚇破了膽，生怕干政會招致殺身之禍。在動盪不安的社會生活中,下層知識分子既不敢也不能入仕,又不滿於經學的繁瑣和名教的虛偽。

他們憤世嫉俗，傾向於修身養性的全身長生之術和信奉「無為」的哲理。上層社會奢糜淫亂的享樂主義也需要找到理論說明。這樣，玄學和道家成為社會的一種理論需要。魏晉時知識分子的必讀有三本:《周易》《老子》和《莊子》,名日「三玄」。天姿神邁的少年才子王弼,就是以注《老子》、《周易》而聞名一時並影響後世的。

魏晉玄學以道家的自然來對抗儒家名教,主張放情任志、順乎人性的生活態度。它是對儒家倫理說教的一種否定和反動。這種表面上蔑視封建禮法的「解放」,實際上是精神危機和放蕩不檢的生活所表現出的退卻。中下層知識分子如嵇康、阮籍之類憤世嫉俗，憎惡政治的腐敗，退卻於遠離現實的清高的精神生活中去。貴族門閥則沉溺於荒淫無度的享之中。魏晉玄哪的興起是歷史的必然。它是毀滅性大動亂在知識分子精神上造成的表現。這種現象說明:當人們對走入死衚衕的官方意識形態產生厭倦,但僅僅只有感情上的反抗,而沒有理論上的創新的話,就會進人官方哲學補結構的陷阱中去。

所以說魏晉玄學是士人清談的直接產物。

再次，說說士人清談造成的歷史結果和影響

造成的歷史結果我認為最重要一點就是佛教的大行其道。正在儒家的入世精神像夕陽西沉，漸漸消失在「無為」和消極的黑夜中的時候，佛教開始構成對中國封建意識形態的衝擊。佛教剛傳入時影響並不大，魏晉玄學的興起,使得佛教傳播的速度大為加快了。

它是在人們紛紛尋找精神防空洞的情況下乘虛擴張的，佛教比魏晉玄學更為消極。玄學道家雖然講「無為」，但卻主張「內聖」和「外王的統一」。何晏強調“性”是先天之全,“情”是後天之慾,人們不能完全任情達理,還主張要合情合理。而佛教主張「出世」，把「情」看作是產生一切煩惱、罪惡的根源。主張減除慾望。佛教用現世的虛無來為出世作辮護佛教和玄學推波助瀾,以至許多知識分子由玄而人佛，愈陷愈深。

漢魏時，佛教還不那麼熾盛，西晉初年已不然,譯出的佛學經典達上千卷之多。但最能引起中國士大夫興趣的還是「般若學」。到東晉以後，佛學已經十分興旺了,和尚們以哲學家的形像走上了中國封建意識形態的舞臺。並且和尚們似乎在政治舞臺上也不甘寂寞扮演著重要角色。號稱「大和尚』的名僧佛圖澄，曾協助後趙的石鞫處理軍機政要。名僧道安則為前秦符堅的政治顧問。

後秦的姚興進把鳩摩羅什奉為國師。南方的劉宋王朝中,孝武帝當朝時，人稱慧琳為“黑衣宰相”。梁武帝時佛教幾乎享有國教的地位。陳武帝、文帝則捨身佛寺。

還有一點就是400多年的社會持續動盪和分裂。

玄學和佛教的興起，是實現大一統的巨大障礙。大一統需要依靠信仰統國家學說的知識分子組成官僚機構,需要以封建禮法來維護家庭和國家的等級次序。儒學正統地位的喪失,崇尚「無馬」和「出世」的佛老之學成為意識形態的主流，就使得大一統無法實現。可以設想，如果沒有佛教,實現大一統的障礙會小得多。

常棣tandy

一、什麼是清談

清談，是指在魏晉時，在道家文化逐漸佔據主流之時，諸如以竹林七賢為代表的阮籍、嵇康、山濤、劉伶等名士，為了規避在現實中免受傷害，而承襲東漢時期清議的風氣，就一些玄學問題析理問難，相互辯論以分勝負的文化現象。

二、清談出現的背景

其實在剛才解釋清談時，已經有所提及。三國兩晉時代，是有記載以來中國歷史最為黑暗和壓抑的時代，戰爭、饑荒、瘟疫不斷上演，死亡成了每個人必須面對的話題。

以大家都熟知的四歲讓梨的孔融為例來說，他以年幼讓梨這一舉動而名聲大噪，後來很順遂的做了官。可是孔融耿介直爽，不懂迂迴，老是揭開當時制度和領導背後的一些瘡疤，甚至在魏王曹操面前也無所顧忌，以至於曹操最終忍無可忍，讓秘書團給他找了4條罪狀，將孔融和他的妻子一併誅殺了。

很多名士對這樣的現狀無能為力，幼時或少年時就已經出名了，極有可能會被召去做官，但做官意味著風險，意味著有可能被殺死。為了逃避這一殘酷的現實，一些名士不得不選擇裝瘋賣傻，或者選擇隱居，或者選擇清談，來辯論一些玄而又玄的問題，以此遠離現實生活，來讓自己躲過血雨腥風。

最典型的代表，莫過於嵇康、向秀和呂安了。夏天的時候，他們在柳樹蔭裡打鐵，吃燒雞喝酒，最愛辯論的問題就是現在很流行的養生。嵇康說，養生就要摒棄慾望，不吃五穀，不求富貴，向秀立馬就舉起雞腿反駁他:那你還吃它做什麼……諸如此類的討論，滔滔不絕，從早直到日偏西。

再比如，大書法家王羲之，這個人你要說他腦子糊塗，怎麼可能做官，組織史上有名的蘭亭雅集，還寫出千古名作《蘭亭集序》來？所以說，選擇清談、隱居或者避世等方式，不過是魏晉名士面對殘酷現實的一種逼不得已的選擇。

三、結語

中國有句名言叫:空談誤國，實幹興邦。但三國魏晉名士卻恰恰選擇了與之相反的途徑，他們無非是以清談等方式，在與當時的封建體制作軟對抗，並以此釋放心中壓抑的塊壘，獲得存活於世的短暫快樂。

以上僅是我個人的片面見解，如有不同意見，請在評論區和我一道交流。

顧南安

為什麼魏晉名士喜歡清談？原因其實很簡單，因為自東漢黨錮之禍以後，許多朝野名士都遭受到了政治上的摧殘和迫害，為了明哲保身，趨吉避禍，於是名士們開始轉向抽象的玄理討論。再加上漢末以降，戰亂不斷，瘟疫頻發，就算是達官貴族也往往年紀輕輕就死於非命，基於對現實的逃避和對死亡的恐懼，清談開始大行其道。

• 漢末黨錮之禍

一、清談的起源

要說清談之起源，先要從清議說起。秦漢一統之後，逐漸廢除了先秦的世官制，採用察舉制來任命官員。而既然是察舉制，那麼被察舉的人理應有響應的才能、品德，在這種環境下，就誕生了一種社會現象：每個想出仕的人，都或主動或被動的被人品鑑一番，得出一個結論，證明這個人能力高不高、品德好不好，這就是所謂的人倫鑑識，也就是清議。

而後來，黨錮之禍發生以後，這些搞清議的人，說真話吧，又怕遭遇殺身之禍，說假話吧，有感覺沒骨氣，於是索性乾脆就不搞清議了，轉而去搞一些更抽象的清談了。清談與清議雖然內容迥異，但本身是一種繼承關係，清談始於東漢郭泰，《後漢書》記載：

林宗（郭泰字）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核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焉。

可見，郭泰本身也是一個高“人倫鑑識”的清議家，但他搞清議的時候說話很小心，儘量不得罪人，所以也就沒被迫害。葛洪《抱朴子》又載：

• 郭泰像

林宗周旋清談閭閻，無救於世道之陵遲。

這是漢末以來，最早關於清談的記載，可見“清談”實由“清議”轉變而來。

二、清談之發展

然而郭泰只是開啟了清談的源頭，並且此時的清談與魏晉時清談還有很大不同，從郭泰清談到魏晉名士清談，還有一個發展壯大的過程。簡要來看，可以將清談的發展分為前期和後期。從漢末到魏、西晉，清談雖然“不為危言核論”，但依然與政治、官僚存在一定的聯繫，主要是士大夫、名士用來表明或者辨明自己立場、態度的東西。如《世說新語·文學類》載：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

《四本論》算是前期清談的重要資料，魏晉玄學清談中有很重要的一個話題就是“四本”，所謂的四本指的是一個人才能與品質的關係，主要分為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以及才性離。而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討論，還是源於曹操當初為了尋覓人才，下達了“只要有才能，就算德行差一點的人也能得到重用”這樣的命令。因此，早期清談的“四本論”，還是跟政治脫不了關係的。

• 以嵇康為首的竹林七賢

但是到了西晉時期，因為司馬氏篡位問題，許多名士或受過曹魏恩惠的人，對司馬氏政權心存很大的不滿，司馬氏也找了各種理由和藉口大肆誅殺異己，其中最有名的莫過於嵇康。嵇康與阮籍同為當時的名士代表，嵇康死後，阮籍為了避禍，以消極出世的態度，絕不評論實事，不臧否人物，發出的都是些玄遠的言論。在阮籍的影響下，清談就發展到了只談玄理不論實事的地步。

三、清談誤國

在阮籍之後，清談的風氣開始蔓延到所有名士群體以及門閥貴族之中，而因為九品中正制的存在，整個國家的官僚機構都被這些門閥所壟斷，那麼必然的，那些身居要職的官員，也大多都是喜歡清談之輩。這樣一來，就造成了當官的大多不務實事，只知道說理談玄。《晉書·桓溫傳》記載：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

可見，王夷甫即王衍，乃是兩晉時玄學清談的領袖，桓溫認為西晉滅亡的責任要歸結到王衍這些清談家身上，是很有道理的。

• 桓溫

然而西晉的滅亡並沒有讓那些名士們吸取教訓，衣冠南渡之後，東晉的門閥們偏安一隅，不思進取，憑藉著長江天險，好像北方的胡人也打不過來。再加上九品中正制的存在，他們壟斷了上層權力，生活上可以隨心所欲地驕奢淫逸，在精神上卻又陷入了空虛之中，這時候清談就成了他們追求精神生活的一劑良方，因此清談不僅沒有因為西晉的滅亡而消失，反而在東晉變得更加假大空了。

四、結語

總的來說，清談的出現，與東漢的黨錮之禍有關，導致名士們謹言慎行，開始探討一些不會召來殺身之禍的言論。而清談發展到後來，固然能讓清談家們遠離禍事，但對國家來說卻是極大的不幸，因為這些清談家後來都身居要職，不務政事，遂導致西晉滅亡，神州大地陷入了數百年戰亂之中，可謂遺禍無窮。

臥聞海棠

首先要搞清楚什麼叫名士，什麼叫清談。

名士好理解，士大夫中有名氣的，就可稱為名士。要稱為名士通常要達到三個條件，第一是品格高尚，第二是學識淵博，第三就是清談的水平高。

那麼什麼是清談呢？清談是魏晉時期興起的流行於士大夫階層的一種文化活動，一般在士大夫聚會中舉行，或兩人，或多人。初期內容主要是對玄學的探討，通常以辯論的形式進行。後期隨著玄學中可被討論的話題逐漸枯竭，佛學的話題又被引入，同時，鬥嘴和類似於行酒令的形式也開始流行。這讓清談的格調日益低下，最終變成日常的交談，清談這一文化現象逐漸消失。

清談的興起是伴隨著玄學的產生而同步興起的，士大夫階層對玄學的研究探討就是通過清談來實現和完成。那麼玄學又是個什麼東西呢？

玄學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玄學起源於對老莊學說的解釋和討論，壯大於對道家和儒家兩種思想誰更接近真理的討論，消亡於佛學的加入和話題的枯竭。

玄學的產生和消亡也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政治生態緊密聯繫。

東漢末年，諸侯並起，皇權式微。隨著曹丕篡漢，從小接受儒家思想薰陶的士大夫階層，在政治現實面前，其世界觀徹底崩塌。不久之後，司馬家篡魏，再一次沉重打擊儒家思想。士大夫階層之中，在儒家思想面臨現實挑戰的情況下，一些人主動撿起已被丟棄的道家思想，想從中找到精神寄託。這以王弼、何晏和夏侯玄為代表。

隨著對道家思想的研究，士大夫階層開始討論道家和儒家誰更接近真理，首先被拿出來討論的就是“有”和“無”的問題，這是清談的第一個話題。隨著這種討論在士大夫階層中擴散開，清談就產生了！

其後，清談的話題逐漸增多，比如“才”和“性”的關係，比如“音樂是否有喜怒哀樂之分”。代表人物也層出不窮，三國時期的鐘會、嵇康、阮籍，西晉初年的王衍、裴頠，東晉時期的王導、庾亮、殷浩、劉惔、王濛等人，都以清談水平高而被奉為名士。

清談一開始以說理為主，後來演化成辯論技巧，最終淪為了耍嘴皮子這種不入流的文化活動，這讓清談徹底走入死衚衕。

清談的消失也和政治環境變化有關。

魏晉南北朝政權更迭頻繁，同時伴隨流血殺戮，從士大夫到老百姓厭煩了這種生活，渴望穩定的社會秩序。唐朝建立後，儒學再次振興，玄學走到了盡頭，清談這一伴隨玄學而生的文化活動也就隨之消失了。

講了這麼多，再來看名士和清談的關係就很好理解了。第一，清談是當時士大夫階層日常生活的一項重要社交活動；第二，清談的水平是名士身份的象徵。所以魏晉時期的名士喜歡清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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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大家談起“清談”就直搖頭，好像就是因為清談，讓司馬氏丟了江山。其實魏晉南北朝時期，清談跟後來的“玄學”不是一碼事。

所謂清談，清是相對濁者而言。起初它指評定人才，對人才優劣進行評點。說白了，就相當於東漢時的察舉制，政府要徵辟人才，得益鄉閭聲望對當地人才的點評，根據就是誰的好評多。主要以儒家所謂的倫理孝道作為標準。只是後來，點評壟斷人才供給的，就成為門閥士族壟斷仕途的手段。

到了晉朝時，玄學才開始出現。只不過，清談還是點評人才。到了南北朝時期，清談就跟玄學扯到一起。它主要結合道家、佛家、儒家學說。但即便如此，它還是會夾雜著對當今人物的點評。

名士們愛清談，主要因為那是寒族進入高門的入場券。那會大家無不以進入玄學沙龍為榮，只有名士才有這資格，你要是想獲得好名聲，能夠引起朝廷的注意。必須得進入清談圈才行。

後世的清談者，手裡總拿著麈尾。一般玄談現場，有三人，一箇中正，其餘兩個類似於辯手，針對一個論題開始展開。這仨人手裡總少不了麈尾。後來麈尾就成為名士的象徵，在隋唐時期曾風靡一時，哪怕有錢人家的墓穴壁畫壁畫中，主人家肖像無不以手持麈尾為榮。它的樣子，就如同一把小扇子。

本草百曉生

壹零壹肆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首先壹零壹肆先介紹下是什麼樣的政治背景造就了魏晉時期名士清談的風氣？

魏晉時期，是一次大動盪，面臨漢文化的危機。魏晉南北朝以後，就誕生的了新的文化。

魏晉的時代特徵是充滿矛盾的：漂亮又醜陋，清高又貪婪，瀟灑又勢利，高雅又庸俗，真實又虛偽。這就像西方人看不懂的日本人：好鬥又溫和，喜新又守舊，崇尚武力又極其愛美，倨傲自尊又彬彬有禮。

魏晉時期承接漢文化。漢代形成的內用黃老之術，外施儒術之治術為後來經學與讖緯之學的發展提供了豐厚的土壤，經學與讖緯之學則成為後來魏晉名士談理、談經、談玄的文化背景。

魏晉的哲學是玄學，玄學的表現是清談。清談和唯美是當時的兩大風尚，東晉四大執政王導、庾亮、桓溫、謝安，都是清談家。

這並不奇怪。因為魏晉是士族的時代，而士族正是通過掌握知識和擁有智慧成為特權階層的。無論是要顯示自己的文化優勢，還是要擴大自己的社會影響，他們都必須藉助清談。

清談既是風流人物展示聰明才智的手段，也是上流社會重要的社交活動。

清談之所重，是高深的義理、敏捷的才思、優雅的姿態、動聽的談吐，講究的是喜怒不形於色，而且絕不涉及時政，也不會觸犯權貴。

魏晉時期的清談之風刺激了思辨的發展，展示了個體獨立與追求自由的精神。然而，儒學是“實踐理性”的，玄學是“純粹理性”的。儒家思考的是現實世俗問題，比如政治和倫理，恰恰為玄學所不感興趣。實際上玄學之“玄”，就在於研究課題的高深玄遠和無關實際。很顯然，儒學最終要做，玄學卻只需要說。這才有“清談誤國”的批評。

事實上魏晉的清談家中並不乏實幹家，他們對玄學興趣盎然也並非不務實，甚至也未必當真要弄清楚世界的本體是有是無，只不過欣賞和喜歡那高談闊論之中體現和蘊含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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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魏晉時期的名士都喜歡清談呢？

清談作為魏晉時期的文化符號，是當時盛行的一種名士交流方式，而至於為何魏晉名士喜歡清談，其主要原因是魏晉時期社會動盪而引發思想解放，政治黑暗壓制當世名士訴求，從而使名士的言論從政治抱負轉為清淨無為的老莊之學。總的來說清談的盛行是魏晉時期的動盪局勢所衍生出來的。

清談的釋義與緣起

何為“魏晉清談”，清談指的是魏晉時代的知識分子和貴族，以探討宇宙起源，人生哲理為內容，以極富修辭技巧的論辯為方式而進行的一種學術社交活動。

“清談一詞”最早出現於劉幀的《贈五官中郎將詩》與曹丕的《又報鍾繇書》中，而將清談發展起來的應該是荀粲，《世說新語》記載“傅嘏善言虛勝，荀粲談尚言遠，每至共語，有爭而不相喻。冀州釋二家之義，通彼我之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暢。”

“至於荀公之清談，孫權之斌媚，執乎嗢噱，不能離手。”—《又報鍾繇書》

到了西晉，王衍和郭象是清談的代表人物，王衍每次清談都帶著玉柄的塵尾，成為當時偶像。而東晉也不乏清談大咖，王導，謝安這些名震天下的名士都是清談好手。

魏晉清談盛行的原因

那麼作為一種不談政治，只談玄幻的文化交流方式，為何會在魏晉時期風靡一時呢。

• 亂世名士的思想解放

每逢亂世，國家動盪，體制鬆懈，人民生活水深火熱。但這也就成了新文化噴薄而出的土壤，亂世中的思想最為自由，個性最為解放。

春秋戰國百家爭鳴，民國時期大師輩出，這都是所處的時代特徵所造就的，而魏晉時期也正處於國家動亂，知識分子紛紛譭棄禮法，儒家文化衰敗，而清談也就成了是當時名士思想碰撞的一種方式。

• 亂世名士的言論轉移

魏晉時期，政治黑暗，世族階級腐朽，而知識分子在感受不到前途希望之後，只能將滿腹經綸轉向老莊的清淨無為，從而來消解自身的壓力。

而當清談成為一種高端時尚的流行節目後，更是吸引了大批文人名士紛紛加入，又反推了清談的發展，這也是清談在魏晉時期盛行的原因之一。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世說新語》

總結：綜上所述，魏晉時期名士喜歡清談，是由於魏晉時期國家動盪，政治黑暗使得名士們譭棄禮法，個性奔放，也使得名士們將政治抱負轉向了清淨無為的老莊思想，從而使清談在魏晉盛行了起來。

臨石觀海

當時魏晉風度，導致了名士不問政治，追求山水之樂。

在漢武帝時期，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應”，然而從西漢後期開始, 知識分子階層對這套理論的抨擊、平民對它的懷疑就沒有停止過。東漢王充撰寫《論衡》, 指出:“夫天道, 自然也, 無為”, 這就否認了天作為一個有意識的存在、能夠進行天人感應的前提。但由於王充在世時東漢王朝尚且興盛, 社會矛盾還沒有凸顯出來, 他的學說也沒有受到太大關注。

東漢末年, 戰亂頻發、災難不斷、民生艱難, 引起人們的嚴重恐慌。根據天人感應理論, 這些現象的原因應該是君主的治理不當;為此, 君主也實行了一些請求寬恕的措施, 但卻毫無效果。自此, 天人感應學說不僅在理論上也在效用上開始遭到社會大眾的懷疑, 董仲舒所提倡的儒學秩序也進而受到懷疑。民眾懷疑意識形態會導致統治秩序的不穩, 上層的統治階級也認識到這套理論已無法維持統治秩序, 紛紛尋找其他學說, 建立在儒學基礎上的意識形態開始逐漸瓦解。

舊的思想體系瓦解之後, 新的思想體系並沒有很快誕生。士大夫們失去了為之努力的最高信仰, 因而, 在日常事務之上的領域顯得迷茫彷徨。三國時期, 原本居至上地位的天子被挾以令諸侯, 政權和君主的更迭速度也令人無所適從;士大夫們不僅無法追求最高信仰, 連普通的忠君也不知該如何是好;政治混亂之下, 一旦順心而行便可能有性命之憂。種種原因綜合, 導致士大夫心靈的痛苦長達數百年。他們試圖尋找讓自己擺脫這種痛苦的方式, 有的人投身西方傳入的和本土發展的宗教, 有的人提倡個人聰慧之美, 有的人試圖把宗教和儒學文化結合為一, 有的人則開始縱情山水、追求極致的自由——最後一種, 就是魏晉風度的典型。

Bcd說史

魏晉時期清談成風，一盞清茶，一杯醇酒，便可以海闊天空地談論不休。清談的場面往往十分熱鬧、激烈，主客雙方針鋒相對，你不讓我，我不讓你，都想將對方駁倒。激動時，面紅耳赤，手舞足蹈；沉醉時，口吐粗言，忘乎所以。到談論結束時，若主客雙方達成一致，則握手言和；若各執一辭，則下次再論，直到對方輸得心服口服。一次成功的清談往往令人神情振奮，廢寢忘食，留連忘返。當然，清談不僅是一種交流溝通的手段，也是一種抒發情懷、展現自我才華的方式，通過清談，一個人胸中有多少墨水，一目瞭然。清談絕對是一種高雅的消遣，怡情又逸志。

關鍵字: 儒學 名士 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