羁文

东汉以来，官方儒学大发展，但儒学精致化却于国无益，国家还是乱了，于是物极必反，士大夫也就不玩儒学玩清谈了。这个时期，士族精英集体堕落，陶渊明这种人还算是名士，但也彻底不跟社会合作了；而另一伙人就只能说是不要脸了，疯狂地玩清谈，实际却在自我标签、沽名钓誉。

01.清谈的历史渊源

任何潮流、任何风气、任何学说，都不是无根无由的突然而至。你总能找到它的历史渊源。特别是我们这个文化深厚的国家，各种文化模因都在历史与文化之中，就看什么时候应和时势，然后爆发出来。清谈也是如此。往前追其渊源，就得追到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看着纷纭复杂，但实际上就三条线，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对礼乐传统和整个天下的态度。然后，这些人就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各自的一套大同小异的学说。

第一条线是反传统，认为时异势异、礼乐没用，代表的就是法家。这是一个新时代，守着老传统已经没用了。怎么办？变法改革。

第二条线是守传统，认为天下大乱就是因为礼崩乐坏，代表的就是儒家。这是一个糟糕的时代，而之所以糟糕就是因为人心不古。怎么办？恢复王道。

第三条线是弃天下，认为一切虚无所以就该返璞归真，代表的就是道家。这是一个让所有人都痛苦的时代，而之所以痛苦就是一伙人要变革、一伙人要王道，你们争来争去，搞乱了天下。怎么办？消极避世。

看到这三条线，也就知道清谈从哪来的了，就是这第三条线。

我们的文化模因里一直缺少宗教和思辨这些东西。于是，佛教引入之后，第三条线的消极避世又有了外力输入，于是就如虎添翼了。

02.法家不行、儒家也不行

清谈的文化模因，一直就存在。所以，只要时势允许，这个模因就会表现出来，成为风气和潮流。但是，要表现出来就得有时势的配合，平白无故是表现不出来的。

法家和儒家，都是积极入世的。

所以，这两条线表面上看南辕北辙，但殊途同归。两家都是想着让当时天下如何变得更好，只不过一个要创新、一个要守旧。

但是，道家则是本质的不同，它是消极避世的。

世人熙熙皆为利来、世人攘攘皆为利往，你们太俗太物质，把天下都给搞乱了。所以，真得猛士不是直面淋漓的鲜血，而是反求内心、步入桃花园中。

先是积极进取的法家，折腾出了一个大秦帝国。然后，被推翻了，但法家并没死，一直延续到汉宣帝时代。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汉家自有制度，是啥制度？

肯定不是儒家，因为“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而且汉宣帝对俗儒的“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进行了批评。所以，简单说，汉宣帝也是一个法家的践行者。

只不过平民的大汉灭了法家的大秦，总不能继续说我们大汉还要法家治国吧。所以，打右灯、往左转，表面上说独尊儒术，实际却是汉袭秦政制，甚至连秦朝正朔历法都照搬全抄。

但是，你既然打了右灯，天下百姓可不知道你要往左转，只知道你就是要往右。前几任皇帝的帝王心无学，玩得贼溜，所以知道大汉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即便不知道，也能得乎其神。但是，后边的皇帝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只能跟着天下往右走。于是，汉宣帝以后，儒学就越来越兴盛。到了东汉就更夸张了，古书上的一句话，汉儒能整出十几万字的论文。所以，儒学已经精致化。

但是，春秋已降，整个中国社会的基础就已经发生了变化。你儒学不仅认识不了天下，也改造不了天下，因为没有你表达模因的社会基础。只有政治基础和庙堂基础，因为大汉一直打右灯。

于是，汉末大乱，就彻底打脸了。你把儒学玩得那么精致，有啥用，天下不还是大乱了。

03.那就只能清谈

天下大乱，自然就会产生两种情绪：一个是失望，不仅对儒家失望，而且对社会失望，所以消极避世；一个是求心，客观世界糟糕如此，那就只能向内心寻求确定了，所以不再入世。于是，道家的文化模因，就被彻底打开了。而在魏晋时代的表现形式，就是清谈。

要清谈、要避世、要求心，就得往思辨和信仰层面挖。但是，中国的老庄哲学提供的资源太少。道家也就是楚地那一片的人在玩，真正的文化中心，比如魏韩中原和齐鲁大地，都不怎么玩。但是，不要紧，这时候佛教传入了。佛教要比道家复杂多了，这里面有的是资源可供开发。加上早期佛教的助攻，清谈就有了智慧资源的支撑，于是潮流也就不可阻挡。

当然时势，也就是客观世界的变化，从来都不能少。

这时候的士族已经彻底堕落。好一点儿的，像陶渊明这种人，就离群索居了，不掺和天下这摊乱事。坏一点儿的，就是那些士族们，清谈了成了他们沽名钓誉和自我标签的手段。我们之所以高官厚禄，是因为我们不同，而我们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我们会清谈。然后，就有了一群更坏的家伙，表面与世无争搞清谈，实际却用清谈为手段沽名钓誉、往自己兜里搂钱。

再之后，还有更不要脸的，这些以清谈为标签的士大夫和士族们，还要把自己的地位给制度化，搞出了什么九品中正制。制度建起来了，士族永远是士族，平民永远是平民，天下终于有秩序了。然后，士族们继续搞清谈、比奢侈，老百姓就继续苦稼穑、疲徭役。

魏晋名士为什么喜欢清谈？

能清谈的没几个平民百姓，就这么几伙人：一伙吃饱了没事干的士族；一伙沽名钓誉的所谓名士；一伙彻底拒绝跟社会合作的隐士。

而清谈之所以成风，就是因为这些人要用清谈做标签，把自己跟平民百姓区别出来，我们不一样所以就能比你强。

于是，问题肯定要爆发。

能读书的人才能搞清谈，而能读书的人都是当时精英。精英要么消极避世、要么沽名钓誉、要么虚无标签，那这个天下还能不乱吗？再加上司马家的神助攻，立即就开启了五胡乱华。

五胡乱华能把士族们给打醒吗？

可能不仅没打醒，反而让他们更加执着了。因为乱世更乱了，消极避世的文化模银就更有了表现的机会。所以，东晋以及后来的南朝，真得有点儿无可救药的趋势了。要不是北朝胡人政权为了争正统而搞儒化，南朝的一伙人甚至连儒家和入世都不知道是什么了。匈奴人宇文泰都复起了周礼，南朝还能不着急吗？

大争之世，容不得清谈。南北朝对立，就是一个大争之世。所以，清谈也就不会再有市场了。因为继续清谈，就只能被消灭了。

减水书生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清谈？

“清谈”也被称为是“清谭”，是指一种文人志士聚集在一处对于一些玄学问题，或是时事进行谈论批评的一种文化形式，这种文化形式承袭了东汉时期的清议。清谈主要包括以下几种。一是清雅的谈论，杜甫曾作诗云：“清谈慰老夫，开卷得佳句。”二是对时事的评论，三是对于老庄思想的崇尚，对于玄学问题的议论，在《晋书·隐逸传·鲁褒》这样记载：“京邑衣冠，疲劳讲肄；厌闻清谈，对之睡寐。”四是一些不切实际的谈论，五是指一般的闲谈。显然这是一种坐而论道，而没有什么实际现实意义和行动的行为。

值得玩味的是，魏晋时期的清谈都形成了固定的程式：

清谈的主要方式是口谈，魏晋清谈的进行是有一套程式的，清谈会有对手，双方就某一问题引起争辩，辩论双方为主客，对于人数并没有明确的限制，可以两个人，也可以三个，或者更多人。清谈的席位称为“谈坐”，谈论的术语称为“谈端”，言论时引经据典称作“谈证”，谈论的语言称为“谈锋”。士族阶层或是统治阶级，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在一起讨论争辩，各抒己见。在清谈时，由一方提出见解发表言论，另一方进行质疑，也就是所谓的“问难”，由此来反驳对方观点。双方相互就对方的观点提出质疑，反驳，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到结束时，双方或达成一致，或仍是各执一词，若仍是各执一词的话，则会有人出来调停，这被称为“一番”，甚至会有“两番”，“三番”，胜利的一方被称为胜论，失败的一方则为败论。这就是清谈的程式。

再来说为什么会出现名士清谈的现象？

一方面伦理道德是儒学的一个核心，儒家名教与儒生行为日益脱离，暴露了名教的虚伪性。另一方面，东汉中后期政治生活漆黑一团，知识分子入仕无门。有的人六十多岁了还在当太学生，等不到一个官做。学术界以沉闷繁琐的经学考证为主导。那种「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的文风，实在使有健全头脑的人无法忍受。

凡此种种，必然造成儒学信仰危机。于是，有不少封建知识分子企图摆脱困境，开始批判儒学，另找出路。

如魏晋年轻的玄学家王弼一针见血地指出名教的虚伪，他说其「崇仁义愈致斯伪」，「巧愈精思，伪愈多变，攻之弥甚，避之弥勤」。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不少士大夫从事先秦诸子的研究，也有人企图推翻汉代经学，重新在原始的儒家经典中作新的发掘。也有人想综合各家，别创新说。这种以复古为手段试图摆脱僵局的努力，使得许多消沉泯灭的学派开始活跃起来。

如曹操、诸葛亮等大政冶家就崇尚法术。后人称之为「魏之初霸,术兼名法」。甚至墨家也受到一些士大夫的喜爱，学术思想开始摆脱独尊儒术以来的僵化局面，经学迅速衰落了。

著名学者任继愈指出:「汉代是以经学的记诵来吸引读书人作官的。所以汉代的经师特别多。可是后来在军阀混战中全国的图书文物遭到惨重的破坏。通经的儒生也变得极少了。曹魏时,朝廷大小官吏和大学生在京师的有万余人，能通古礼的却找不出几个；中央官吏有四百余人,能提笔撰写文告还不到十人。」

西晋以前,玄学清谈已占上风,充斥官场的也不再只是老成持重的儒者了。当时的才子神童’如马融、孔融、祢衡、何晏、阮籍、王弼、钟会等一代风流，都是少年成名的。这反映了社会风气的转变。后来,尽管也有傅玄丶刘寔（shi）致力于儒学的中兴,而东晋以后儒学越发式微了。

思想真空是不能长久的,玄学和道家开始兴盛起来。并逐渐成为主流。为什么在普遍的信仰危机和思想混乱中,道家会渐渐占了上风,儒家和其他学派不能复兴呢？

这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道家玄学的兴起,除了意识形态结构自身演变的原因外,主要是由于东汉末年统治者对儒生的残酷迫害,大动乱的惊人的残酷性，造成道家对儒家的反动。当时，广大封建知识分子对政治黑暗、残酷的现实深感失望。有的吓破了胆，生怕干政会招致杀身之祸。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中,下层知识分子既不敢也不能入仕,又不满于经学的繁琐和名教的虚伪。

他们愤世嫉俗，倾向于修身养性的全身长生之术和信奉「无为」的哲理。上层社会奢糜淫乱的享乐主义也需要找到理论说明。这样，玄学和道家成为社会的一种理论需要。魏晋时知识分子的必读有三本:《周易》《老子》和《庄子》,名日「三玄」。天姿神迈的少年才子王弼,就是以注《老子》、《周易》而闻名一时并影响后世的。

魏晋玄学以道家的自然来对抗儒家名教,主张放情任志、顺乎人性的生活态度。它是对儒家伦理说教的一种否定和反动。这种表面上蔑视封建礼法的「解放」,实际上是精神危机和放荡不检的生活所表现出的退却。中下层知识分子如嵇康、阮籍之类愤世嫉俗，憎恶政治的腐败，退却于远离现实的清高的精神生活中去。贵族门阀则沉溺于荒淫无度的享之中。魏晋玄哪的兴起是历史的必然。它是毁灭性大动乱在知识分子精神上造成的表现。这种现象说明:当人们对走入死胡同的官方意识形态产生厌倦,但仅仅只有感情上的反抗,而没有理论上的创新的话,就会进人官方哲学补结构的陷阱中去。

所以说魏晋玄学是士人清谈的直接产物。

再次，说说士人清谈造成的历史结果和影响

造成的历史结果我认为最重要一点就是佛教的大行其道。正在儒家的入世精神像夕阳西沉，渐渐消失在「无为」和消极的黑夜中的时候，佛教开始构成对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冲击。佛教刚传入时影响并不大，魏晋玄学的兴起,使得佛教传播的速度大为加快了。

它是在人们纷纷寻找精神防空洞的情况下乘虚扩张的，佛教比魏晋玄学更为消极。玄学道家虽然讲「无为」，但却主张「内圣」和「外王的统一」。何晏强调“性”是先天之全,“情”是后天之欲,人们不能完全任情达理,还主张要合情合理。而佛教主张「出世」，把「情」看作是产生一切烦恼、罪恶的根源。主张减除欲望。佛教用现世的虚无来为出世作辫护佛教和玄学推波助澜,以至许多知识分子由玄而人佛，愈陷愈深。

汉魏时，佛教还不那么炽盛，西晋初年已不然,译出的佛学经典达上千卷之多。但最能引起中国士大夫兴趣的还是「般若学」。到东晋以后，佛学已经十分兴旺了,和尚们以哲学家的形像走上了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舞台。并且和尚们似乎在政治舞台上也不甘寂寞扮演着重要角色。号称「大和尚』的名僧佛图澄，曾协助后赵的石鞫处理军机政要。名僧道安则为前秦符坚的政治顾问。

后秦的姚兴进把鸠摩罗什奉为国师。南方的刘宋王朝中,孝武帝当朝时，人称慧琳为“黑衣宰相”。梁武帝时佛教几乎享有国教的地位。陈武帝、文帝则舍身佛寺。

还有一点就是400多年的社会持续动荡和分裂。

玄学和佛教的兴起，是实现大一统的巨大障碍。大一统需要依靠信仰统国家学说的知识分子组成官僚机构,需要以封建礼法来维护家庭和国家的等级次序。儒学正统地位的丧失,崇尚「无马」和「出世」的佛老之学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流，就使得大一统无法实现。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佛教,实现大一统的障碍会小得多。

常棣tandy

一、什么是清谈

清谈，是指在魏晋时，在道家文化逐渐占据主流之时，诸如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阮籍、嵇康、山涛、刘伶等名士，为了规避在现实中免受伤害，而承袭东汉时期清议的风气，就一些玄学问题析理问难，相互辩论以分胜负的文化现象。

二、清谈出现的背景

其实在刚才解释清谈时，已经有所提及。三国两晋时代，是有记载以来中国历史最为黑暗和压抑的时代，战争、饥荒、瘟疫不断上演，死亡成了每个人必须面对的话题。

以大家都熟知的四岁让梨的孔融为例来说，他以年幼让梨这一举动而名声大噪，后来很顺遂的做了官。可是孔融耿介直爽，不懂迂回，老是揭开当时制度和领导背后的一些疮疤，甚至在魏王曹操面前也无所顾忌，以至于曹操最终忍无可忍，让秘书团给他找了4条罪状，将孔融和他的妻子一并诛杀了。

很多名士对这样的现状无能为力，幼时或少年时就已经出名了，极有可能会被召去做官，但做官意味着风险，意味着有可能被杀死。为了逃避这一残酷的现实，一些名士不得不选择装疯卖傻，或者选择隐居，或者选择清谈，来辩论一些玄而又玄的问题，以此远离现实生活，来让自己躲过血雨腥风。

最典型的代表，莫过于嵇康、向秀和吕安了。夏天的时候，他们在柳树荫里打铁，吃烧鸡喝酒，最爱辩论的问题就是现在很流行的养生。嵇康说，养生就要摒弃欲望，不吃五谷，不求富贵，向秀立马就举起鸡腿反驳他:那你还吃它做什么……诸如此类的讨论，滔滔不绝，从早直到日偏西。

再比如，大书法家王羲之，这个人你要说他脑子糊涂，怎么可能做官，组织史上有名的兰亭雅集，还写出千古名作《兰亭集序》来？所以说，选择清谈、隐居或者避世等方式，不过是魏晋名士面对残酷现实的一种逼不得已的选择。

三、结语

中国有句名言叫: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但三国魏晋名士却恰恰选择了与之相反的途径，他们无非是以清谈等方式，在与当时的封建体制作软对抗，并以此释放心中压抑的块垒，获得存活于世的短暂快乐。

以上仅是我个人的片面见解，如有不同意见，请在评论区和我一道交流。

顾南安

为什么魏晋名士喜欢清谈？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自东汉党锢之祸以后，许多朝野名士都遭受到了政治上的摧残和迫害，为了明哲保身，趋吉避祸，于是名士们开始转向抽象的玄理讨论。再加上汉末以降，战乱不断，瘟疫频发，就算是达官贵族也往往年纪轻轻就死于非命，基于对现实的逃避和对死亡的恐惧，清谈开始大行其道。

• 汉末党锢之祸

一、清谈的起源

要说清谈之起源，先要从清议说起。秦汉一统之后，逐渐废除了先秦的世官制，采用察举制来任命官员。而既然是察举制，那么被察举的人理应有响应的才能、品德，在这种环境下，就诞生了一种社会现象：每个想出仕的人，都或主动或被动的被人品鉴一番，得出一个结论，证明这个人能力高不高、品德好不好，这就是所谓的人伦鉴识，也就是清议。

而后来，党锢之祸发生以后，这些搞清议的人，说真话吧，又怕遭遇杀身之祸，说假话吧，有感觉没骨气，于是索性干脆就不搞清议了，转而去搞一些更抽象的清谈了。清谈与清议虽然内容迥异，但本身是一种继承关系，清谈始于东汉郭泰，《后汉书》记载：

林宗（郭泰字）虽善人伦，而不为危言核论，故宦官擅政而不能伤也。及党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闳得免焉。

可见，郭泰本身也是一个高“人伦鉴识”的清议家，但他搞清议的时候说话很小心，尽量不得罪人，所以也就没被迫害。葛洪《抱朴子》又载：

• 郭泰像

林宗周旋清谈闾阎，无救于世道之陵迟。

这是汉末以来，最早关于清谈的记载，可见“清谈”实由“清议”转变而来。

二、清谈之发展

然而郭泰只是开启了清谈的源头，并且此时的清谈与魏晋时清谈还有很大不同，从郭泰清谈到魏晋名士清谈，还有一个发展壮大的过程。简要来看，可以将清谈的发展分为前期和后期。从汉末到魏、西晋，清谈虽然“不为危言核论”，但依然与政治、官僚存在一定的联系，主要是士大夫、名士用来表明或者辨明自己立场、态度的东西。如《世说新语·文学类》载：

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

《四本论》算是前期清谈的重要资料，魏晋玄学清谈中有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四本”，所谓的四本指的是一个人才能与品质的关系，主要分为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以及才性离。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讨论，还是源于曹操当初为了寻觅人才，下达了“只要有才能，就算德行差一点的人也能得到重用”这样的命令。因此，早期清谈的“四本论”，还是跟政治脱不了关系的。

• 以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

但是到了西晋时期，因为司马氏篡位问题，许多名士或受过曹魏恩惠的人，对司马氏政权心存很大的不满，司马氏也找了各种理由和借口大肆诛杀异己，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嵇康。嵇康与阮籍同为当时的名士代表，嵇康死后，阮籍为了避祸，以消极出世的态度，绝不评论实事，不臧否人物，发出的都是些玄远的言论。在阮籍的影响下，清谈就发展到了只谈玄理不论实事的地步。

三、清谈误国

在阮籍之后，清谈的风气开始蔓延到所有名士群体以及门阀贵族之中，而因为九品中正制的存在，整个国家的官僚机构都被这些门阀所垄断，那么必然的，那些身居要职的官员，也大多都是喜欢清谈之辈。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当官的大多不务实事，只知道说理谈玄。《晋书·桓温传》记载：

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可见，王夷甫即王衍，乃是两晋时玄学清谈的领袖，桓温认为西晋灭亡的责任要归结到王衍这些清谈家身上，是很有道理的。

• 桓温

然而西晋的灭亡并没有让那些名士们吸取教训，衣冠南渡之后，东晋的门阀们偏安一隅，不思进取，凭借着长江天险，好像北方的胡人也打不过来。再加上九品中正制的存在，他们垄断了上层权力，生活上可以随心所欲地骄奢淫逸，在精神上却又陷入了空虚之中，这时候清谈就成了他们追求精神生活的一剂良方，因此清谈不仅没有因为西晋的灭亡而消失，反而在东晋变得更加假大空了。

四、结语

总的来说，清谈的出现，与东汉的党锢之祸有关，导致名士们谨言慎行，开始探讨一些不会召来杀身之祸的言论。而清谈发展到后来，固然能让清谈家们远离祸事，但对国家来说却是极大的不幸，因为这些清谈家后来都身居要职，不务政事，遂导致西晋灭亡，神州大地陷入了数百年战乱之中，可谓遗祸无穷。

卧闻海棠

首先要搞清楚什么叫名士，什么叫清谈。

名士好理解，士大夫中有名气的，就可称为名士。要称为名士通常要达到三个条件，第一是品格高尚，第二是学识渊博，第三就是清谈的水平高。

那么什么是清谈呢？清谈是魏晋时期兴起的流行于士大夫阶层的一种文化活动，一般在士大夫聚会中举行，或两人，或多人。初期内容主要是对玄学的探讨，通常以辩论的形式进行。后期随着玄学中可被讨论的话题逐渐枯竭，佛学的话题又被引入，同时，斗嘴和类似于行酒令的形式也开始流行。这让清谈的格调日益低下，最终变成日常的交谈，清谈这一文化现象逐渐消失。

清谈的兴起是伴随着玄学的产生而同步兴起的，士大夫阶层对玄学的研究探讨就是通过清谈来实现和完成。那么玄学又是个什么东西呢？

玄学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玄学起源于对老庄学说的解释和讨论，壮大于对道家和儒家两种思想谁更接近真理的讨论，消亡于佛学的加入和话题的枯竭。

玄学的产生和消亡也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生态紧密联系。

东汉末年，诸侯并起，皇权式微。随着曹丕篡汉，从小接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士大夫阶层，在政治现实面前，其世界观彻底崩塌。不久之后，司马家篡魏，再一次沉重打击儒家思想。士大夫阶层之中，在儒家思想面临现实挑战的情况下，一些人主动捡起已被丢弃的道家思想，想从中找到精神寄托。这以王弼、何晏和夏侯玄为代表。

随着对道家思想的研究，士大夫阶层开始讨论道家和儒家谁更接近真理，首先被拿出来讨论的就是“有”和“无”的问题，这是清谈的第一个话题。随着这种讨论在士大夫阶层中扩散开，清谈就产生了！

其后，清谈的话题逐渐增多，比如“才”和“性”的关系，比如“音乐是否有喜怒哀乐之分”。代表人物也层出不穷，三国时期的钟会、嵇康、阮籍，西晋初年的王衍、裴頠，东晋时期的王导、庾亮、殷浩、刘惔、王濛等人，都以清谈水平高而被奉为名士。

清谈一开始以说理为主，后来演化成辩论技巧，最终沦为了耍嘴皮子这种不入流的文化活动，这让清谈彻底走入死胡同。

清谈的消失也和政治环境变化有关。

魏晋南北朝政权更迭频繁，同时伴随流血杀戮，从士大夫到老百姓厌烦了这种生活，渴望稳定的社会秩序。唐朝建立后，儒学再次振兴，玄学走到了尽头，清谈这一伴随玄学而生的文化活动也就随之消失了。

讲了这么多，再来看名士和清谈的关系就很好理解了。第一，清谈是当时士大夫阶层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社交活动；第二，清谈的水平是名士身份的象征。所以魏晋时期的名士喜欢清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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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家谈起“清谈”就直摇头，好像就是因为清谈，让司马氏丢了江山。其实魏晋南北朝时期，清谈跟后来的“玄学”不是一码事。

所谓清谈，清是相对浊者而言。起初它指评定人才，对人才优劣进行评点。说白了，就相当于东汉时的察举制，政府要征辟人才，得益乡闾声望对当地人才的点评，根据就是谁的好评多。主要以儒家所谓的伦理孝道作为标准。只是后来，点评垄断人才供给的，就成为门阀士族垄断仕途的手段。

到了晋朝时，玄学才开始出现。只不过，清谈还是点评人才。到了南北朝时期，清谈就跟玄学扯到一起。它主要结合道家、佛家、儒家学说。但即便如此，它还是会夹杂着对当今人物的点评。

名士们爱清谈，主要因为那是寒族进入高门的入场券。那会大家无不以进入玄学沙龙为荣，只有名士才有这资格，你要是想获得好名声，能够引起朝廷的注意。必须得进入清谈圈才行。

后世的清谈者，手里总拿着麈尾。一般玄谈现场，有三人，一个中正，其余两个类似于辩手，针对一个论题开始展开。这仨人手里总少不了麈尾。后来麈尾就成为名士的象征，在隋唐时期曾风靡一时，哪怕有钱人家的墓穴壁画壁画中，主人家肖像无不以手持麈尾为荣。它的样子，就如同一把小扇子。

本草百晓生

壹零壹肆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壹零壹肆先介绍下是什么样的政治背景造就了魏晋时期名士清谈的风气？

魏晋时期，是一次大动荡，面临汉文化的危机。魏晋南北朝以后，就诞生的了新的文化。

魏晋的时代特征是充满矛盾的：漂亮又丑陋，清高又贪婪，潇洒又势利，高雅又庸俗，真实又虚伪。这就像西方人看不懂的日本人：好斗又温和，喜新又守旧，崇尚武力又极其爱美，倨傲自尊又彬彬有礼。

魏晋时期承接汉文化。汉代形成的内用黄老之术，外施儒术之治术为后来经学与谶纬之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经学与谶纬之学则成为后来魏晋名士谈理、谈经、谈玄的文化背景。

魏晋的哲学是玄学，玄学的表现是清谈。清谈和唯美是当时的两大风尚，东晋四大执政王导、庾亮、桓温、谢安，都是清谈家。

这并不奇怪。因为魏晋是士族的时代，而士族正是通过掌握知识和拥有智慧成为特权阶层的。无论是要显示自己的文化优势，还是要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他们都必须借助清谈。

清谈既是风流人物展示聪明才智的手段，也是上流社会重要的社交活动。

清谈之所重，是高深的义理、敏捷的才思、优雅的姿态、动听的谈吐，讲究的是喜怒不形于色，而且绝不涉及时政，也不会触犯权贵。

魏晋时期的清谈之风刺激了思辨的发展，展示了个体独立与追求自由的精神。然而，儒学是“实践理性”的，玄学是“纯粹理性”的。儒家思考的是现实世俗问题，比如政治和伦理，恰恰为玄学所不感兴趣。实际上玄学之“玄”，就在于研究课题的高深玄远和无关实际。很显然，儒学最终要做，玄学却只需要说。这才有“清谈误国”的批评。

事实上魏晋的清谈家中并不乏实干家，他们对玄学兴趣盎然也并非不务实，甚至也未必当真要弄清楚世界的本体是有是无，只不过欣赏和喜欢那高谈阔论之中体现和蕴含的智慧。

壹零壹肆

为什么魏晋时期的名士都喜欢清谈呢？

清谈作为魏晋时期的文化符号，是当时盛行的一种名士交流方式，而至于为何魏晋名士喜欢清谈，其主要原因是魏晋时期社会动荡而引发思想解放，政治黑暗压制当世名士诉求，从而使名士的言论从政治抱负转为清净无为的老庄之学。总的来说清谈的盛行是魏晋时期的动荡局势所衍生出来的。

清谈的释义与缘起

何为“魏晋清谈”，清谈指的是魏晋时代的知识分子和贵族，以探讨宇宙起源，人生哲理为内容，以极富修辞技巧的论辩为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

“清谈一词”最早出现于刘帧的《赠五官中郎将诗》与曹丕的《又报钟繇书》中，而将清谈发展起来的应该是荀粲，《世说新语》记载“傅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言远，每至共语，有争而不相喻。冀州释二家之义，通彼我之怀，常使两情皆得，彼此俱畅。”

“至于荀公之清谈，孙权之斌媚，执乎嗢噱，不能离手。”—《又报钟繇书》

到了西晋，王衍和郭象是清谈的代表人物，王衍每次清谈都带着玉柄的塵尾，成为当时偶像。而东晋也不乏清谈大咖，王导，谢安这些名震天下的名士都是清谈好手。

魏晋清谈盛行的原因

那么作为一种不谈政治，只谈玄幻的文化交流方式，为何会在魏晋时期风靡一时呢。

• 乱世名士的思想解放

每逢乱世，国家动荡，体制松懈，人民生活水深火热。但这也就成了新文化喷薄而出的土壤，乱世中的思想最为自由，个性最为解放。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民国时期大师辈出，这都是所处的时代特征所造就的，而魏晋时期也正处于国家动乱，知识分子纷纷毁弃礼法，儒家文化衰败，而清谈也就成了是当时名士思想碰撞的一种方式。

• 乱世名士的言论转移

魏晋时期，政治黑暗，世族阶级腐朽，而知识分子在感受不到前途希望之后，只能将满腹经纶转向老庄的清净无为，从而来消解自身的压力。

而当清谈成为一种高端时尚的流行节目后，更是吸引了大批文人名士纷纷加入，又反推了清谈的发展，这也是清谈在魏晋时期盛行的原因之一。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世说新语》

总结：综上所述，魏晋时期名士喜欢清谈，是由于魏晋时期国家动荡，政治黑暗使得名士们毁弃礼法，个性奔放，也使得名士们将政治抱负转向了清净无为的老庄思想，从而使清谈在魏晋盛行了起来。

临石观海

当时魏晋风度，导致了名士不问政治，追求山水之乐。

在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然而从西汉后期开始, 知识分子阶层对这套理论的抨击、平民对它的怀疑就没有停止过。东汉王充撰写《论衡》, 指出:“夫天道, 自然也, 无为”, 这就否认了天作为一个有意识的存在、能够进行天人感应的前提。但由于王充在世时东汉王朝尚且兴盛, 社会矛盾还没有凸显出来, 他的学说也没有受到太大关注。

东汉末年, 战乱频发、灾难不断、民生艰难, 引起人们的严重恐慌。根据天人感应理论, 这些现象的原因应该是君主的治理不当;为此, 君主也实行了一些请求宽恕的措施, 但却毫无效果。自此, 天人感应学说不仅在理论上也在效用上开始遭到社会大众的怀疑, 董仲舒所提倡的儒学秩序也进而受到怀疑。民众怀疑意识形态会导致统治秩序的不稳, 上层的统治阶级也认识到这套理论已无法维持统治秩序, 纷纷寻找其他学说, 建立在儒学基础上的意识形态开始逐渐瓦解。

旧的思想体系瓦解之后, 新的思想体系并没有很快诞生。士大夫们失去了为之努力的最高信仰, 因而, 在日常事务之上的领域显得迷茫彷徨。三国时期, 原本居至上地位的天子被挟以令诸侯, 政权和君主的更迭速度也令人无所适从;士大夫们不仅无法追求最高信仰, 连普通的忠君也不知该如何是好;政治混乱之下, 一旦顺心而行便可能有性命之忧。种种原因综合, 导致士大夫心灵的痛苦长达数百年。他们试图寻找让自己摆脱这种痛苦的方式, 有的人投身西方传入的和本土发展的宗教, 有的人提倡个人聪慧之美, 有的人试图把宗教和儒学文化结合为一, 有的人则开始纵情山水、追求极致的自由——最后一种, 就是魏晋风度的典型。

Bcd说史

魏晋时期清谈成风，一盏清茶，一杯醇酒，便可以海阔天空地谈论不休。清谈的场面往往十分热闹、激烈，主客双方针锋相对，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想将对方驳倒。激动时，面红耳赤，手舞足蹈；沉醉时，口吐粗言，忘乎所以。到谈论结束时，若主客双方达成一致，则握手言和；若各执一辞，则下次再论，直到对方输得心服口服。一次成功的清谈往往令人神情振奋，废寝忘食，留连忘返。当然，清谈不仅是一种交流沟通的手段，也是一种抒发情怀、展现自我才华的方式，通过清谈，一个人胸中有多少墨水，一目了然。清谈绝对是一种高雅的消遣，怡情又逸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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