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文世界衛生組織（WHO）官員此前對新冠疫情在全球範圍蔓延的擔心，似乎正不幸言中。近日，海外確診者人數扶搖直上，已達4258人，其中死亡70人。
新冠疫情“國際化”階段的到來，大大增加了疫情防控的難度。在這種情況下，哪種防疫模式更好成為人們討論的話題。
此次防疫三種模式中，我們最熟悉的當然是“中國模式”，即“舉國動員、嚴防死守”，不惜代價切斷疫情傳播途徑，力爭將疫情擴散控制在儘可能小範圍內，同時調動全國人力、物力，在重點地區“打殲滅戰”。
“外鬆內緊模式”，即人們戲稱的“佛系模式”，在認定“疫情傳播很難全面控制，但病毒毒性會迅速衰退”的情況下索性“放開門戶”，將側重點放在“內防內控”，不為防疫犧牲正常的生產、生活節奏。
“內鬆外緊模式”，即一方面針對疫情密集的國家和地區，在口岸、邊境上嚴防死守，另一方面在本國、尤其本國尚未出現疫情的地區一切如常。
經歷了疫情爆發初期的強大沖擊、上升期的驚濤駭浪，中國模式逐漸表現出其對疫情擴散的遏制能力。儘管代價不菲，但防控效果是最好的。當然也有需要注意避免的問題：各地隔離、防疫措施的執行期限若一再延長，當地單位、居民的情緒易產生波動，應對不妥則可能導致“心理疫情”；此外，這是以犧牲經濟利益為代價的，如何把握好分寸和側重點切換節點，是非常大的考驗。
“外鬆內緊模式”最突出的倡導者是新加坡，從目前情況看，還比較成功。但新加坡是個“小而富”的國家，幅員小、人口少，行政治理能力強、醫療衛生資源集中，這些都有利於局面控制。因此這種模式或許適合特定國家和地區，但不太適合推廣。
原本“內鬆外緊模式”被普遍認為是最平衡、最適合推廣的模式，但在中國以外出現多個疫情爆發點的當下，已變得越來越靠不住。
在海外疫情突發國，如意大利北部倫巴第、威尼託兩大區共14座城市以及韓國許多地方，當局“正複製中國模式”。
在中東，海灣地區14個國家相繼採取了暫停一切與伊朗間人員往來的最嚴厲應對措施，部分國家甚至一度暫停了與伊朗間的貨物往來。但以伊朗為傳染源的國際傳播仍在繼續，不但周邊各國，甚至遙遠的加拿大也出現了和伊朗有關的確診感染者。
疫情國際化的洶洶來勢令一開始就外緊內松的美國，和自始至終對控制疫情保持樂觀的加拿大，也表現出更多的擔憂。美國相關機構已著手準備應對可能爆發的本土大規模疫情，並在2月26日成立了由副總統彭斯為首的疫情應對統籌機構；加拿大則在2月25日由聯邦首席公共衛生官譚詠詩（Theresa Tam）作出“應為疫情可能在加拿大氾濫作準備”的呼籲，並在兩天後宣佈將籌劃一旦現有監查隔離措施未能制止疫情在加拿大擴散情況下所不得不採取的“B計劃”，包括取消大型公共活動、學校停課、醫院讓普通病人出院以騰出床位和資源收治疫情患者。自25日起原本“不設防”的多倫多等三座國際機場已開始測體溫。
種種跡象表明，一旦疫情“國際化”程度達到時間窗口關閉的地步，工業化國家所採取的防疫應對措施也將逐步收緊，或主動或被動地與中國模式趨同。
但中國模式對於更多疫情暫時不重的國家及地區，仍然是不可承受之重。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很難“狠下心”，甘冒可能引發公眾抱怨、民意支持率下降的風險，大範圍切斷人流、物流和產業鏈。正因如此，2月25日，意大利及6個鄰國的衛生部長召開緊急會議，一致否決了關閉意大利對外邊境的方案。
最令人擔心的是不發達國家。正如WTO總幹事譚德塞所警告的，這些國家一旦染疫很容易爆發，而一旦爆發又難以效仿“中國模式”。
兵無常勢、水無常形，防疫也是如此，並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防疫最佳模式。那麼，現階段應該怎麼辦？
世衛組織2月26日的最新報告仍然堅持先前的建議，即一方面呼籲各國採取措施，加強對國際交通工具和交通窗口部門的管制，包括填寫健康狀況申報、提交健康證明、在入境口測體溫、對來自重點地區和體溫偏高者實施14天隔離措施等，另一方面不建議採取針對疫情國的完全限制旅行和貿易往來的措施。
各國應充分尊重WHO等專業權威機構的意見，在“防堵”和“確保正常人、物流”之間找到最佳平衡點，力爭早日控制住疫情的蔓延。
自疫情爆發以來，中國一方面和WHO積極配合，另一方面充分發揮本國特有優勢，在付出巨大犧牲的前提下，令國內疫情勢頭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抑制。當務之急，是鞏固現有成果，努力尋找“有效防治”和“恢復生產”間的平衡，並密切關注疫情“國際化”趨勢，防止疫情“出口轉內銷”迴流國內，令好不容易獲得的有利形勢功虧一簣。
（作者系資深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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