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在英文里是power。“power”这个词中文也可以翻译成为力量。无论是力量还是权力，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都是一种能够影响人类行为的能力。

知识和权力之间到底有何种关系？知识分子的权力从何而来？

本期作者：郑永年中国政治、社会问题与国际关系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知识分子的权力从哪里来？这个问题表面上清楚，但实际上很不清楚。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从历史和现实看，在知识和权力之间，一直存在着两种现象。

第一种现象是知识和权力的一体化。中国社会很少讨论知识的权力，往往把权力这个概念给予其他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即一般所说的政治权力。

没有人会怀疑政治权力的存在，但也很少有人会相信知识本身的权力。在中国，对知识来说，如果要获得权力，就只好选择和拥有政治权力的个人或者群体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知识只有通过和政治权力的关联才得到权力，而知识本身不能体现为权力。

第二种现象是知识和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现象往往发生在那些掌握知识但没有权力的人那里，这些掌握知识的人认为自己应当有权力，不满于没有权力的状况，和掌权者竞争权力，于是出现紧张状态。也就是说，反权力的人也是为了追求权力。

这两种现象在中国的知识环境中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知识和权力之间的这两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知识体系的性质。我在另外一个场合讨论了我经常关心的另外一个问题，即中国有无可能发展出一个独立于权力之外的知识体系？今天，我想从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的角度来看知识权力的来源。

从哲学的角度看，追求权力可能是人的本性，不可避免。但如果明确了知识本身所具有的权力，那么知识的生产者或者知识分子就会产生另外一种态度，跳出要不依附权力，要不反对权力的两难困境，从而在为追求新知识创造前提的条件的同时赋权于自己。也就是说，除了依附权力和反权力，知识分子还有第三条道路可以走，那就是追求知识本身。

通过追求知识，知识分子可以赋权自己，就是说把自己变得更具有力量，去影响其他社会群体，包括掌握权力的群体，即一般所说的统治者或者统治阶级。当然，这并不是说，每一位具有创造知识的人都要使用权力。知识是一种能力，但并不是每一个知识创造者都会自己使用这种能力。这种能力可以使用，也可以不使用；有条件使用，也可以是没有条件使用；可以自己使用，也可以被他人所使用。

简单地说，知识分子和权力之间至少可以有三种关系：

但是，如果再深入一步，我们就可以看到，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可以把“知识就是权力”（knowledge is power）理解成一个等式。这个等式如何解读？很显然，知识既可以是自变量，也可以是因变量，就是说既可以用知识来解释权力，也可以用权力来解释知识。

在现实生活中，刚好相反的等式也存在着，即权力等于知识，权力产生知识。也就是说拥有权力的一方也拥有了知识，能够影响没有拥有权力因此也没有知识的一方。例如人们总是在说，“历史是人写的”，“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等等。那些拥有权力的人有能力来影响那些没有权力的人，前者要求后者接受他们的观点，也就是“知识”。如果存在着“权力即知识”这个等式，那么人们就可以提出第三个问题，即我们可以反过来质疑“知识就是权力”中的“知识”是否是真的知识。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可以认为知识有可能不是真的知识，而是伪装起来的权力。

知识可以产生权力，而权力又可以伪装成知识的形式出现，这使得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形成了类似于“鸡与蛋”之间的关系，就是谁先谁后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是没有可能，但需要人们的理性辨别能力。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要不断挑战现存的知识或者知识体系，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检验它们，去伪存真，从而形成新的知识或者知识体系。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既完成了作为知识生产者的责任，也为自己创造了力量或者权力的基础。实际上，这就是“知识就是权力”的原初意义。

* 本文摘选自《郑永年论中国：中国的知识重建》，有删改，更多精彩内容请查阅原著

本书是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郑永年教授十年来关于中国知识重建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收录了作者在专栏已发布的文章以及访谈录。

现实地看，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国门大开，中外之间有越来越多的交往，但是中国和世界之间对很多问题的看法的分歧则越来越大。很多人在谴责西方世界的偏见。但向世界说明中国当是中国人自己的任务。中国缺少一个能够向外在世界解释自己的知识体系。长期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各个阶层和群体，一直在借用他人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自己，结果不仅不能解释自己，反而曲解了自己。这需要知识分子也即知识的生产者思考西方的知识体系是如何产生的，我们自己如何能够生产自己的知识体系。从更高层次来说，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就是知识体系，也就是说，中国文明复兴的关键就是中国知识体系的创造。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集子关切的是中国的文化软力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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