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著，並活著——論劉震雲小說《一句頂一萬句》
打開劉震雲的長篇小說《一句頂一萬句》，如同打開一幅“向內轉”的“清明上河圖”，劉震雲讓畫中的每個人自由言說，把生命本質的孤獨懸置在一個個的生命個體之上，並把孤獨地活著作為這幅畫的主色調深深地印在生命群體之中，這種孤獨是無法逃脫的人類一體性的表徵。《一句頂一萬句》中人物形形色色，趕大車的、打鐵的、剃頭的、販蔥的、做豆腐的、破竹子的、賣饅頭的、彈棉花的、賣首飾的等等，各行各業、各色底層人物雲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和話語，每個形象都躍然紙上並且相互照明。劉震雲不僅揭露了人類生存的最終困境——孤獨，也還原了人類內心世界的隱藏力量——醜惡，劉震雲手持畫筆、懷著上帝的憐憫之心完成對生命、生存、生活的叩問和超越。
2.1
人物的多樣性
劉震雲在小說中通過焦點人物和“人物的照明”相結合的手法，描繪了眾多的人物形象，楊百順和牛愛國著墨最多。這兩個主要核心人物把小說中每個人物串聯起來，構成一個孤獨的整體。楊百順的一生是坎坷的，他面對生活的磨難不斷做出選擇，每一次職業的轉換和名字的變更都是他心路歷程上的一個個里程碑。也正因為他一生的不順與長期的孤獨隱忍，所以當他得知老楊夥同老馬、楊百利欺騙自己的時候殺心遂起，後來又因為在火車站偶遇吳香香和老高再起殺心。牛愛國心中也起過殺心，他想殺的是和自己老婆私通的小蔣的兒子，好讓小蔣一輩子不好過。
楊百順和牛愛國身上都有面對生活磨難和宿命輪迴時堅強和隱忍的一面，也都有著邪惡的一面。殺人之心人人皆有，可是面對命運的嘲諷和生活的無常時，人類的自私與懦弱只會把刀子對準別人而不是自己。他們的經歷傳達出，面對生活的一次次磨難，人是怎麼選擇和麵對的，到頭來是什麼支撐了人孤獨地活下去的。小說上下兩部延宕百年，祖孫兩人形象互相照明。除去這兩個主要核心人物，其他人物也被紛紛照明，個個入木三分。每個人物都被另外的人物通過不同的光線照明，劉震雲通過“人物照明”手法刻畫出了很多形象。拿老楊來說，通過兒子楊百利的照明，年老病重依附兒子、以為自己說了實話才能吃到烙餅而沾沾自喜的形象活了；通過老馬的照明，一個沒有主意、對朋友愚忠的形象活了；通過三個兒子共同的照明，一個封建、愚昧、專制的大家長形象活了；通過秦曼卿和其父的照明，一個投機取巧又老實忠厚的窮苦百姓形象活了。而吳香香的潑辣、自私、勇敢、精明能幹與溫柔多情是通過姜家兄弟、吳摩西、買饅頭的男人們和老高等人物照明的；老高面對感情的勇敢與擔當是通過牛愛國的懦弱與逃避照明的；龐麗娜對待牛愛國的無情是通過章楚紅對待牛愛國的多情照明的，小說中“每個人物都被另一種強度的光線以另一種方式照明瞭”。
2.2
整體的一體性
劉震雲在重複性的日常生活中塑造了一個整體的人物群像，這個整體是鄉土中國下的民間手藝人，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進行重複性的工作與言說，都想找個能說得上的人，卻又往往求而不得或者得而又失。他們是群體又是個人，他們是主體同時又是主體的對象化。小說中大部分人物是小販和手藝人，這種對人物身份所作出的趨同性選擇無疑是一種象徵。這種求同的心理，為的是尋求統一的形式，為的是避免被排除、摒棄在他者之外的處境，這種處境是隱匿在歷史背景、歷史處境下的人類的存在處境。我們應該撥開劉震雲語言的龐大而駁雜的堆積，去尋找“詞語的屏風”背後的意義。這個意義就是人類永遠無法逃避孤獨，這是人類一體性的表現，劉震雲比卡夫卡、魯迅更高一籌的地方在此。卡夫卡表現的人類的孤獨，是在20世紀初資本主義社會工業文明急速發展下的被異化的孤獨、被侵犯的孤獨。
《審判》裡的K是孤獨的，他在三十歲生日那天早上突然被宣佈有罪，連早餐也被黑衣人享用，最終在三十一歲生日前一天被處死。死之前的約瑟夫·K都是孤獨的、荒誕的，他沒法證明自己無罪。《城堡》裡土地測量員K是孤獨的，他沒有身份沒有親朋好友，孑然一身，一生都在奔波卻又無法進入城堡。他的孤獨是被侵犯的孤獨，無時無刻不在人們的監督之下，就連和情人弗裡達做愛時，也被城堡派來的兩位助手窺視著。《變形記》中的格里高利也是孤獨的，他是異化後的人的孤獨。魯迅小說中的孤獨是在“五四”啟蒙語境下的孤獨，是個體的孤獨、階級的孤獨、啟蒙者的孤獨、革命戰士的孤獨，並且是不徹底的孤獨。《狂人日記》裡的狂人是孤獨的，只有狂人自己看出幾千年來吃人的歷史，但是狂人在病癒之後候補做官去了，這種孤獨是不徹底的。而《在酒樓上》和《孤獨者》是滿腔熱血的知識分子和覺醒者從革命被迫迴歸困窘生活的孤獨，《藥》裡夏瑜是脫離群眾的革命者的孤獨，《傷逝》裡的子君和涓生是孤獨的，《孔乙己》也是孤獨的，這種孤獨是“五四”歷史語境下的孤獨，是對現實的照應。在文學史上，孤獨既是書寫對象，也是書寫主題。從孤獨的對象上來說，劉震雲小說《一句頂一萬句》所揭示的孤獨對象是群體性的、同一性的，這種孤獨具備人類的一體性，“人類的一體性意味著：在任何地方，沒有任何人可以逃避。”[1]14；從孤獨的主題上看，劉震雲的孤獨是一種人類在面對孤獨這一難題和困境時的態度，即獨孤著，並隱忍地活著。
2.3
孤獨的活
《一句頂一萬句》出場人物眾多，有著焦點、核心人物，是一幅圍繞核心人物展開的“清明上河圖”，世俗生活百態圖，每一個新人物的登場都藉助著兩個主人公，都是一種互文和重複，活著，就是孤獨，就是重複。這種活著的精神不是史詩中神或者英雄人物式的，而是中國千百年來底層百姓的真實存在狀態，他們就“好死不如賴活著”式的孤獨地活著，隱忍地活著、在尋找中活著。精神上他們希望尋找到一個“說得著”的知己，方式不論是“噴空”還是“手談”，對象不管是猴子還是人。這種精神上的追求使得他們有生存下去的勇氣。小說人物眾多，各行各業，地域跨度之大，但是殊途同歸，每個人都是彼此的照明燈，都在指向一個主題——孤獨地活著。小說中的這種活著，不是西西弗的那種發現自身荒謬性的活著，這種活著是帶有希望之絕望性質的在尋找中活著。曹青娥在懷孕的時候跑去找開拖拉機的侯寶山，後來發現她要找的侯寶山已經不存在了。尋找的東西即使得到了也和從前不一樣了，這是靈魂的孤獨，是絕望的孤獨，所以在小說中吳摩西最終沒有尋找到巧玲，牛愛國則踏上尋找到章楚紅的“未果”之路。多樣性的、不同的新人物的不斷出現豐富了小說情節的非統一性，而且每個新人物的遭遇都是對小說主題的一次加深、重複和迴歸，人物命運的相似性體現了中國人內心孤獨的廣泛性和人類孤獨的一體性。“每個人物都必定來自孤獨，並在其他孤獨者也無法消除的孤獨氣氛中奔向最後的悲劇孤獨……然而，孤獨是某種荒謬——戲劇性的東西：它是悲劇事件的真正本質，因為在命運自我生成的心靈會有明星兄弟、然而卻不會有伴侶。可是，戲劇的表現形式——對話——卻以這些孤獨者的高級共同性為前提，為的是保持多聲部，即保持真正的對話和戲劇性。”
縱觀劉震雲長篇小說《一句頂一萬句》意義的未完成性和結構的完成性，其最終指向是人類孤獨的一體性和人該如何活著。劉震雲在接受《晶報》記者採訪時曾說：“《溫故1942》還侷限在寫生活的一個側面，而《一句頂一萬句》就是從整體上寫面對生活的態度。”這態度其實就是人該如何活著。劉震雲給出的答案是孤獨地活下去、隱忍地活下去、在尋找中活下去。孤獨是人類存在的本質，隱忍是面對生活的態度，而在尋找中活下去是對生命、生存、生活的悲天憫人式的、帶有希望色彩的超越，儘管這種超越往往是具有絕望性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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