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武漢封城前，有近70萬黃岡人從武漢返鄉，並帶回新冠疫情。這些返鄉人員分佈在黃岡市下轄的10個縣市區。
其中一個人口百萬的縣，確診病例數在全市排名靠前。曾在武漢出現的床位緊缺、物資告急、病毒檢測困難，在這座縣城，也悉數重演。
該縣大部分人口分佈在鄉鎮和農村，空間範圍廣，基層防控力量相對薄弱。縣裡派出幹部，進駐到600多個村，協助督導開展防疫工作。
封村封路、宣傳疫情、組織隔離、消毒殺菌、入戶排查……一位駐村幹部感覺：方方面面都到達了極限。
2020年1月21日，農曆臘月廿七，湖北省黃岡市下轄的一個縣，開始熱鬧起來，在外務工的人紛紛返鄉，一定要趕上臘月廿八回家“還福”。
“還福”是當地春節期間最隆重的一個日子，人們要在這一天吃“發財飯”。一大早，家家戶戶都會關上大門，擺上雞鴨魚肉祭祖，其樂融融地吃上一頓飯，吃完之後才能開門、放鞭炮，祈福新年。
他們壓根想不到，一場巨大的疫情危機正在逼近。
在縣城工作生活的李承（化名），臘月廿八晚上去火車站，接回了在江蘇工作的孩子。事後他說，早知疫情如此嚴峻，說什麼也不會讓兒子回湖北。
由於疫情影響，兒子在春節假期結束後還無法返回江蘇上班，但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時間仍然屈指可數。10天后，李承就要從縣城下鄉，去執行駐村防疫的任務。
1月30日（同日，黃岡市衛健委原主任唐志紅被免職），縣裡下發緊急通知，要求各單位的駐村幹部必須前往駐點村，協助督導鎮村開展疫情防控工作。
截至1月30日24時，黃岡市累計報告確診新冠肺炎病例573例，死亡12例，成為湖北省內除武漢之外疫情最嚴重的地市。李承所在的縣累計報告58例，在黃岡排名前五。
據瞭解，在1月23日武漢封城前，有近70萬黃岡人從武漢返鄉。這些人員分散在黃岡下轄10個縣市區的廣大農村。給各地鄉村基層的防疫工作帶來不小的壓力。
2月初至今，李承一直住在村裡，協助落實管控交通、宣傳防疫、入戶排查等工作，還要幫助隔離中的村民採買生活物資、藥品。和他一樣執行駐村任務的幹部，以及馬上要返工、春耕的村民，都在等待疫情結束，早日解封。
疫情從武漢來
該縣第一例高度疑似新冠病例出現在1月16日之前。縣人民醫院醫生丁晴記得很清楚，第一例病人是通過CT篩查出來的。“當時醫院就已經警覺了，立即騰空感染科病區，設置10間重症病房，調配呼吸機、監護儀等醫療設施20套，開始每天發放醫用口罩、防護帽，並有專人督促醫生戴。”
此時縣城裡還沒有任何異常，滿大街少有戴口罩的人。1月17日，李承還去武漢參加了一個活動。幾天後，武漢的幾個朋友想過來玩，特意問李承：能不能來？李承不假思索地說：“你們又不是病毒，來就是了。”
不過，就在那幾天，縣人民醫院裡的發熱、咳嗽病人突然多了起來，丁晴每天的門診量由幾個增加到二十幾個，患者大多是從武漢回來的務工人員。
1月19日，根據上級通知安排，縣人民醫院所有醫務人員緊急參加了關於冠狀病毒的學習培訓。也是從當天開始，該院的CT設備開始高負荷運轉。“像這樣發熱、咳嗽的病人，全部規定要做CT，檢測人員忙得不得了，每天光排隊照CT的，就有一百多個……”丁晴說，醫院很快住滿了發熱患者。“呼吸內科的病人太多，醫生根本忙不過來。就把內分泌、腫瘤科等幾個門診都停了，這幾個科室的醫生幫著分診。”
根據縣防疫指揮部的安排，縣人民醫院和縣中醫院作為收治新冠病人的定點醫院。前者收治重症，後者收治輕症和疑似患者。丁晴回憶，縣人民醫院的感染科有4層樓，很快就住滿了重症患者。為了分擔接診壓力，縣婦幼保健院也設置了預檢分診和發熱門診。各鄉鎮衛生院、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開設預檢分診點和發熱診室。
曾在武漢出現的床位緊缺、物資告急、檢測困難，在與武漢直線距離一百公里外的這座縣城，也悉數重演。
病毒檢測是確診患者的關鍵指標。但在1月25日前後，縣人民醫院的試劑盒就用完了。“我們接診的話，只能做一個甲流、乙流檢查，檢測新冠病毒的核酸試劑稀缺。”丁晴說，在這期間，縣裡收治住院的標準為核酸檢驗陽性。她認為，這致使一部分隱形患者遊蕩在外，擴大了病毒蔓延。
2月初，試劑盒得到充分供應，但縣人民醫院只有3個檢測員，還是忙不過來。據瞭解，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的實驗室必須達到至少二級生物安全實驗室級別，同時採用三級個人防護，才能開展檢測。“臨近幾個縣都做不了檢測，只好把標本都送到我們這，白天採樣、晚上檢測。”丁晴說。
直到2月中旬，山東醫療支援隊（山東、湖南對口援助黃岡）攜帶物資陸續趕來，並派來3名檢測員，病毒檢測的壓力才得以釋放。
床位資源也在有限的空間內不斷騰挪。截至2月10日，縣人民醫院總共騰出了感染科、腫瘤科、綜合樓三棟樓，作為新冠肺炎病區（山東醫療隊後來接管了其中一個），每個病區可容納60名患者。距離縣城十幾公里的一個鎮衛生院，也被迅速徵用為定點收治機構，作為第四病區。截至2月10日24時，全縣累計報告確診病例277例。
△ 隔離病區患者的感謝信 （受訪者提供）
對比發病人數，床位依然緊張。縣裡本著“寧可備而不用”的原則，決定緊急徵用縣婦幼保健院在建的新院區，將其改造成應急後備定點收治醫院，預計可提供床位200張。
防控不斷升級
醫院只是對抗疫情的最後一道防線。若不切斷病毒傳播途徑，控制潛在傳染源，再多醫療資源投入也是抽刀斷水。
1月23日，該縣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指揮部發布1號通告，宣佈實行交通管制：從次日0時起，全縣範圍內公交、縣鄉客運、長途客運、出租車和輪渡碼頭暫停運營，火車站離縣通道暫時關閉。
和其他地區一樣，本縣境內所有進出道口也開始實施過往車輛及人員排查，對進出人員進行體溫測量，有發熱症狀的，迅速安排到指定醫療點做進一步診治。
1月31日，交通管制升級，根據黃岡市疫情防控指揮部的命令，從當日0時起，全縣城區除參與疫情防控、醫療救護、生活生產保障、應急救援的車輛外，其它車輛一律禁行。各村組、自然灣、社區、居民小區的進出機動車道只預留一條應急道路，其餘道路全部封閉。
縣級防疫指揮部進一步要求：各村組、自然灣、社區、居民小區實行封閉管理、道路管制，無特殊原因，人車均不得出入。
全縣人口一百萬，但城區範圍不大，常住人口20餘萬，其餘大部分人口分佈在十多個鄉鎮（區、處），下面還有600餘個行政村。換句話說，基層防控的重點和難點，其實是在廣大農村。
△ 受訪者供圖
1月底，縣防疫指揮部發布通知，安排幹部下沉到村，每村至少確保一名國家幹部進村入灣，督促村（居）民委員會、村民小組對疫情防控工作查缺補漏，“強化措施，嚴防死守，遏制疫情擴散蔓延”。
李承下鄉，就是去執行這項任務。
一個村的防疫戰：5個人，管1738人
李承要去的村，距離縣城20多公里，也是他去年參加扶貧工作的駐點村。全縣每個村之前都派駐了扶貧工作人員，“指揮部命令，扶貧工作就地轉為防疫任務，所以我們就下來了。”
剛進村，李承就遇到一個村民沒戴口罩。而縣裡要求的“十個一律”，其中一條就是“所有外出人員一律佩戴口罩”。
“搖下車窗，問他，他說抽菸，有口罩，我喊‘抽菸也要戴口罩！’，然後他就戴上了口罩。”李承在當天的日記裡這樣寫道。
那天上午，李承、鎮衛生院的醫生，和村支書一起，到各小組粘貼標語，宣傳“十個一律”。全村有10個小組，全部走遍，一趟下來至少十公里。“銅鑼一響，就有很多人朝我們看，有人遠遠地看，有人開半扇門，從門縫朝外看，還有人過來問是不是發口罩……”
△ 當地“十個一律”宣傳欄 （受訪者提供）
李承的工作單位和鎮政府，確實陸續下發了一些口罩，他和4名村幹部使用綽綽有餘，但對全村村民而言，則是杯水車薪。“全村1738人，怎麼分？口罩又是消耗品。我們只能給到執勤和拖運垃圾的人員用。”
據瞭解，全村有389人是外地返鄉的。除了排查這些返鄉人員，李承的主要工作就是——挨家挨戶發體溫計，勸阻打麻將的、釣魚的、不戴口罩出門的。
疫情期間，加上又是春節，農村聚集打牌的情況很多。按照上級命令，李承得去收麻將機。但自動麻將機太笨重，不好處理。李承想了一個辦法：從一副麻將中收上來10張牌，代為保管，疫情之後再歸還。“有一個讀書的小女孩，她說，你們這麼做有什麼法律依據嗎？我該怎麼回答她呢？我知道她的意思，但這個時候沒有辦法。”
對於勸阻村民外出，李承表示，一開始根本勸不住，10個人能勸一半就不錯了，到後來才稍微好一點。
也有特殊情況。上個星期，湖北下雪的第二天，其他村一個村民生病，因為交通隔絕，沒有車，就由兒子兒媳用推車推去鎮裡衛生院，經過李承所管轄的路卡，李承沒有阻攔。村裡到鎮上，推著車走過去，大約需要一個多小時。
△ 受訪者供圖
從2月14日中午開始，該縣的防疫措施再度升級，全域實施戰時管制。截至2月13日24時，全縣累計報告確診病例308例（含臨床確診病例20例），比兩週前增加了4倍。
戰時管制狀態下，居民一律居家，禁止外出。若是違反規定，經巡邏民警檢查後，將被強制送往縣體育中心接受集中教育學習。違反禁令人員及所在單位和社區名單，每天都會公佈上網。目前全縣已有70多人接受強制學習。
李承的工作又多了一項——集中給村民代買物資。他和村幹部5個人，要負責解決村裡1738個人的吃飯問題。村民提前一天把所需的生活用品名稱、數量彙總到村委會，村裡派專人去鎮上採購。
△ 村民的代購清單 （受訪者提供）
還有的村民是慢性病患者，比如高血壓、心臟病、痛風等，常年吃藥的，需要買藥。李承也會幫助代買。鎮上有衛生院，外加兩個定點藥店。但還有新的問題：比如，牙疼的人特別多，病因各異，鎮上的衛生院沒有專門的牙科，李承常常不知道該買哪些藥；還有的藥鎮裡沒有，比如痛風患者需要的秋水仙鹼、別嘌醇等，“買不到的話，就把信息彙集到鎮裡面，然後再想辦法。”
替村民代購，也鬧出不少啼笑皆非的事。要麼是需求千奇百怪，有人甚至要買強效避孕藥；要麼是買回來東西嫌貴，比如豬肉；還有的，忘了給錢就把東西拿走。
“村裡堆了一堆前幾天代買的衛生巾，去採買的是個男的，不懂這東西有什麼講究，要用這些東西的人也沒說清楚衛生巾有大小之分，結果買一堆回來，仙女們才羞答答地說型號不符，拒絕收貨，也不付款，退又退不了……”
就像是有看不見的敵人
儘管村裡的工作有這樣那樣的困難，但對於戰時管制，李承認為，還是有必要。“病毒，誰都看不見。”
幸運的是，到目前為止，他駐點的村，還沒有發現新冠病例。該村所在的鎮，一共41個村，其中10個村合計發現了十多個病例。李承覺得，發現了病例的村子，工作反而好做一些，因為大家都怕。當然也容易走向另一個極端，比如把村與村之間道路全部封死，甚至堵住外地返鄉村民的家門。
孫毅（化名）駐點的村就沒那麼幸運。“還福”那天下午，從武漢打工返鄉的一對夫妻，突然感覺不太舒服，送到醫院後，隔天就被確診。
村裡炸開了鍋。和那對夫妻有密切接觸的村民，紛紛主動彙報。這要放在前幾天，是不可能發生的事。因為有駐村經歷，孫毅對村裡情況比較瞭解，“有的人性格比較倔，在家裡待不住，喜歡到處轉一轉，跑出去釣魚，勸都勸不住。但有了確診患者之後，他們就很主動，閉門不出、自行隔離。量體溫也比較配合，出現異常情況，上報就及時一些。”
按照工作流程，碰到村民體溫異常，孫毅要向鎮政府報告，由鎮衛生院統一派專門人員進行體溫測量以後，再接到鎮衛生院做進一步檢查，如果症狀符合，就直接送到縣裡去。
孫毅是2月1日進的村，住在村委會的辦公室。現在每天早上8點半準時醒，第一件事就是去開廣播。
那個像拉桿箱一樣的立體音箱，就放在村委會辦公樓的三樓陽臺上。“把音箱放在上面，大半個村都能聽到。”孫毅說，除了村委會這個音箱之外，整個村一共有7個音箱，放置在各個空曠地，循環播放“十個一律”和發熱病人管理等科普宣傳內容，每天播8個小時左右。
一開始，村民很不習慣，覺得天天放，有點吵。孫毅也覺得吵。後來播放內容有所更新，比如物資怎麼代買、測量體溫怎麼做，等等。
李承駐點的村，是在道路卡點放錄音，“現在已經沒人聽了,只是造勢。”李承回想，剛開始手持喇叭進組進灣宣傳，敲鑼打鼓、走村串門，那股子熱鬧勁一過就沒了。
駐村20多天後，李承的睡眠開始出現問題。鄉下的夜，來得比城裡早，也來得靜。他每天晚上九點半就睡了，常常半夜醒來，恍惚不知道身在何處。疫情持續的時間越長，內心的焦灼感越重。很多駐村的同事出現了同樣的症狀——失眠。
李承這樣描述：就像是有看不見的敵人，似有似無，能感覺到，又觸摸不到，只能無望等待。他感覺方方面面都到達了極限。封村封路、宣傳疫情、組織隔離、消毒殺菌、入戶排查、買藥灌氣、採購物資……這些事情歷歷在目，卻又分不清昨天和今天。
返工、春耕倒計時，等待徹底解封
基層防疫究竟要持續多久，李承還不知道。
因為做飯麻煩，食材又不太充足，他一天吃兩餐（中午把早飯中飯一起吃）。“剛開始的時候，因為要長時間下村，早上不吃的話，一天非常餓，所以我現在每天早上都要打起精神來，把飯做好。”2月2日出發時，他帶了8斤米、3斤面，到第20天，吃掉了一半。
雖然之前打定主意駐村期間不回家，但在元宵節後一天，他還是回去了一趟。前後5個小時，花在路上的時間兩小時，回家消毒用了半小時，吃了一頓飯，拿了些存放時間更久的臘肉、臘魚，就立刻返回村裡。
駐村時間久了，村民對李承的態度也悄然改變。一戶人家小孩過生日，還給他送來幾個包子。李承拍了照片，發朋友圈說：有好長時間沒有吃包子了。這個情節，也讓他想起最開始去村民家測量體溫，那些溢於言表的冷漠和疏遠。以及有一次去收麻將，村民還揚言要上傳視頻，告到法院去。
疫情威脅之下，村民不管願意與否，都不得不接受現狀。近日，李承一位朋友駐點的村，一位老中醫冠心病突發，不幸離世。那位醫生德高望重，村裡老少都找他看過病。“要在平時，這樣的老人上山，全村的人都要哭一場再送一程。可是在疫情陰霾之下，當天就一切從簡把老人的後事處理了。”
然而，在這個季節，村民還有一件大事是耽擱不起的，那就是即將到來的春耕。一部分人肯定要去幹農活、買種子肥料。李承認為，關，終歸是關不住的。
返工潮也陸續開始了。孫毅透露，必須是所在的企業、單位開具同意返工的證明，當事人申請之後，村裡再根據這一段時間的健康狀況，把辦理復工手續的文件送到鎮政府，鎮政府統一向縣防疫指揮部彙報，獲批之後，孫毅這邊再放行。孫毅駐點的村外地返鄉總共212人，目前已經放行24人，大部分是去廣州。
另一個問題，是很多待產的孕婦通行困難，鄉鎮衛生院不保險，去城裡也不容易，去了，有的地方要隔離，回來，同樣也要隔離。李承曾勸說過一個孕婦，儘量別去產檢，但那也是一種無奈的妥協。
截至2月24日24時，該縣已經連續4天沒有新增確診病例。什麼時候能徹底解封，大家都在等。
譚卓曌|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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