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26 超越“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對立

超越“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對立

[作者簡介]安啟念,1982年在中國人民大學獲哲學碩士學位後留校任教,現為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俄羅斯哲學研究會會長,主要從事馬克思哲學思想及蘇聯俄羅斯哲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蘇聯哲學70年》《俄羅斯文化與列寧主義問題》《新編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發展史》《馬克思恩格斯倫理思想研究》,譯著有《後工業社會與可持續發展社會研究:俄羅斯學者看世界》([俄]伊諾澤姆採夫)。


摘 要

“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是兩種對立的世界觀,具體表現在人認識和對待外部世界的態度與方法上,前者的特點是從人的受動性出發,後者的特點是從人的能動性出發。馬克思是唯物主義者,但他明確地說,他的哲學既不是唯物主義,也不是唯心主義,是把它們結合起來的真理。馬克思超越了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簡單對立。這裡所指的就是人的能動性與受動性在實踐活動中的結合。在馬克思那裡,它們都是人的實踐活動的要素。這是馬克思一個十分重要而又長期被人們忽視的思想。由於忽視了這一思想,以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只講反映論,對如何反映很少涉及。實際上,思維創造和實踐檢驗是認識的兩個最基本、最重要的環節。沒有思維創造,人不可能解決“休謨問題”,由現象到本質,由已知推及未知,由認識事物到認識它們之間的聯繫;沒有實踐檢驗,思維創造就可能淪為主觀臆說。科學實驗就是這兩個環節的結合。馬克思的這一思想具有重要的方法論價值,對它的認識與運用會極大地改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面貌。

關鍵詞

人的能動性與受動性結合 “休謨問題” 思維創造與實踐檢驗


關於馬克思(K. H. Marx,1818—1883)的哲學思想,蘇聯和中國學術界一直強調他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主要創建人,是與唯心主義對立的唯物主義者。這樣說把問題大大簡單化了,實際情況要複雜得多。馬克思既是唯物主義者,同時也肯定唯心主義的積極意義,主張超越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對立,把它們的積極因素結合起來。這一思想具有重要的方法論價值,對它的忽視極大地影響了人們對馬克思哲學思想的理解與評價。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有這樣一段論述:“徹底的自然主義或人道主義,既不同於唯心主義,也不同於唯物主義,同時又是把這二者結合起來的真理。”所謂“把二者結合起來”,就是說它們的對立被超越了。這一思想十分深刻。

這裡首先就幾個概念略加考察。

1.關於“徹底的自然主義或人道主義”。馬克思曾說: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自然主義”。如何理解“完成了的自然主義”?他說:“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須形成一樣,人也有自己的形成過程及歷史……歷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所謂“完成了的”,應指人的形成;在馬克思的語境中,也即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人的本質迴歸人自身,成為真正的人。所謂“自然主義”,指人是和其他自然存在物一樣的自然存在物,人的形成是作為自然存在物的物質的、肉體的人的自我形成。換言之,“自然主義”是指用作為自然物的人的自我發展解釋真正的人的形成。按照這樣的理解,所謂“徹底的自然主義”,是說在理解人的形成過程時把人以外一切其他因素排除在外〔例如,基督教講的“上帝”,黑格爾(G. W. F. Hegel ,1770—1831)講的自我意識的發展邏輯〕,只用作為自然物的人自身解釋他自己的形成。“徹底的自然主義或人道主義”這一說法把徹底的自然主義和人道主義並稱,是因為從人出發、依靠人自身、實現人的本質迴歸成為真正的人,體現的正是人道主義。再進一步看,人何以能夠自我形成?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說:“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來說的生成過程。”他還說:“黑格爾的《現象學》及其最後成果——辯證法,作為推動原則和創造原則的否定性——的偉大之處首先在於,黑格爾把人的自我產生看作一個過程……他抓住了勞動的本質,把對象性的人、現實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為他自己的勞動的結果。”可見,“徹底的自然主義或人道主義”是指用作為自然物的人的勞動解釋人的自我形成過程。於是,馬克思所講的“徹底的自然主義”“人道主義”,關鍵因素是人的勞動實踐活動。

這樣一來,所謂“徹底的自然主義或人道主義,既不同於唯心主義,也不同於唯物主義,同時又是把這二者結合起來的真理”,其實是在說勞動實踐活動超越唯物主義唯心主義的對立,把二者各自的合理因素結合起來了。

勞動實踐是實踐活動的一種,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從一般實踐活動的高度再次表述了同樣的思想。該《提綱》第一條:“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義相反,能動的方面卻被唯心主義抽象地發展了,當然,唯心主義是不知道現實的、感性的活動本身的。”由上所述可以看出,馬克思認為,唯物主義的特點是隻從客體出發看世界,即只把人之外的世界當作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物質存在來看,沒有把它看作作為主體的人的實踐對象;唯心主義則相反,只從人的主體性和能動的方面看世界,看不到主體性和能動性都是物質的、肉體的人的屬性,是物質實踐活動的要素;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都不理解人的實踐活動,這是它們的共同缺點。簡單地說,唯物主義只看到客體,看不到主體;唯心主義只看到主體,看不到客體。實際上,人與外部世界是實踐關係,主體與客體都是實踐活動的組成部分。換一個角度看,與上面引用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論述一樣,馬克思還是在說實踐活動是唯物主義、唯心主義合理因素的結合。

2.關於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通常屬於世界觀範疇,但是,當馬克思說徹底的自然主義把它們結合起來了時,顯然並不是指兩種對立世界觀的結合。首先,從上述引文及其上下文看,馬克思是從實踐活動的角度講唯物主義、唯心主義的,完全沒有提到世界觀問題;其次,世界觀是對整個世界的本源和總體的看法,答案只能有一個,不是唯物主義就是唯心主義,二者截然對立、互相排斥。人們不可能在說世界的本源是物質的同時,又說它的本源是精神。哲學史上的所謂二元論是一種不徹底的理論,歸根到底世界觀只能或者是唯物主義的,或者是唯心主義的。再次,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說:“大地創造說,受到地球構造學即說明地球的形成、生成是一個過程、一種自我產生的科學的致命打擊。自然發生說是對創世說的唯一實際的駁斥。”這是馬克思對自己唯物主義世界觀的明確宣示和對唯心主義世界觀的駁斥,他不可能在同一本書中再從世界觀的角度對唯心主義加以肯定。

緊接著“徹底的自然主義或人道主義……是把這二者結合起來的真理”那段話之後,馬克思又說: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動的自然存在物;這些力量作為天賦和才能、作為慾望存在於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為自然的、肉體的、感性的、對象性的存在物,同動植物一樣,是受動的、受制約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就是說,他的慾望的對象是作為不依賴於他的對象而存在於他之外的;但是,這些對象是他的需要的對象;是表現和確證他的本質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對象。

這表明,馬克思認為人是物質存在,人的對象、外部世界是物質存在,這當然是一種唯物主義世界觀。按照唯物主義,人之外的其他物質存在不僅是不以他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物,而且要制約和限制他,要作用於他、改變他。馬克思把這概括為人是受動的。但是,馬克思又指出人是特殊的物質存在,即擁有天賦、才能、慾望,受它們推動,人要能動地作用於外部世界,自覺地把外部世界視為自己需要的對象,改造它們。這說明人又是能動的。

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認為人的一切活動都是受動與能動的結合:

從主體方面來看:只有音樂才激起人的音樂感;對於沒有音樂感的耳朵來說,最美的音樂毫無意義,不是對象,因為我的對象只能是我的一種本質力量的確證,就是說,它只能像我的本質力量作為一種主體能力自為地存在著那樣才對我而存在,因為任何一個對象對我的意義(它只是對那個與它相適應的感覺來說才有意義)恰好都以我的感覺所及的程度為限。

“只有音樂才激起人的音樂感”,這是人的受動性;對象的意義“以我的感覺所及的程度為限”等等,體現人的能動性。他又指出:“人對世界的任何一種人的關係——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思維、情感、願望、活動、愛——總之,他的個體的一切器官……同對象的關係,是人的現實的實現(因此,正像人的本質規定和活動是多種多樣的一樣,人的現實也是多種多樣的),是人的能動和人的受動,因為按人的方式來理解的受動,是人的一種自我享受。”“自我享受”顯然是人的能動性。可見在音樂感覺中也可以看到受動與能動的結合。不僅是音樂,馬克思認為人對現實的“任何一種人的關係”都同時是人的能動與受動,包括人的實踐活動。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還說:“我們看到,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唯靈主義和唯物主義,活動和受動,只是在社會狀態中才失去它們彼此間的對立。”這裡說的“唯靈主義”,實際上就是唯心主義。把“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唯靈主義和唯物主義”“活動和受動”並用,為人們理解馬克思所用唯物主義、唯心主義概念的內涵提供了機會。顯然,他把從主觀方面和人的能動的角度出發看人與外部世界的關係看作唯心主義的特點,從客觀方面和人的受動的角度出發則被看作是唯物主義的特點。由此可知,馬克思說的唯物主義、唯心主義,其實是指觀察人與外部世界相互關係的兩個不同的角度,或者說兩個不同方面;具體而言,是指人的受動與能動。超越唯物主義、唯心主義的對立,則是指人的受動與能動的結合。這種結合是“人對世界的任何一種人的關係”固有的。馬克思認為最突出地表現了這種結合的是人的實踐活動,因而對它予以了特別的關注。

從人的受動和能動出發理解唯心主義、唯物主義,與人們通常從世界觀的角度對這兩個概念的理解是一致的。受動性表明,人是被他之外的客觀存在決定的;把從人的受動性出發當作原則去觀察萬事萬物,體現出物質決定精神的基本觀點,對此加以概括便是唯物主義世界觀。唯心主義世界觀認為精神決定物質,因而觀察一切事物自然要從人的精神對物質的作用出發,從人的能動性出發。

主張人同時具有受動性和能動性而且努力把它們統一起來,也即實現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合理因素的結合,在當時的德國哲學中是比較普遍的現象,只是其具體表現在不同的哲學家那裡有所區別。康德(I. Kant,1724—1804)認為感覺經驗是認識的出發點,體現了他對人的受動性的肯定;他又主張人為自然立法,顯然是在強調人的能動性,陷入二元論。費希特(J. G. Fichte,1762—1814)和青年黑格爾派用意識的能動性吞噬、遮蔽了人的受動性;黑格爾把人等同於自我意識然後把自我意識演化為客觀的絕對觀念,最終人的能動性不見了;費爾巴哈(L. A. Feuerbach,1804—1872)也並非如人們想象的那樣只講人的受動性,他說:

哲學的主要工具和器官是頭腦——這是活動、自由、形而上學無限性、唯心主義的來源。同時是心情——這是痛苦、有限性、需要、感覺主義的來源。用理論名詞來說,哲學的工具和器官就是思維和直觀,因為思維是頭腦所需要的,直觀感覺是心情所需要的。思維是學派和體系的原則,直觀是生活的原則。在直觀中我為對象所決定,在思維中我決定對象。……直觀提供出與存在直接同一的實體,思維提供出與存在異化了和分離了的間接本質。因此只有存在與本質結合、直觀與思維結合、被動與主動結合、法國感覺主義和唯物主義的反經院派的熱情原則與德國形而上學的經院派的冷淡態度結合起來的地方,才有生活和真理。

這些哲學家有結合的願望,但找不到結合的途徑;只有馬克思找到了人的能動性與受動性也即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合理因素的結合點——實踐活動。

在馬克思看來,實踐的主體是物質的肉體的人,它的工具、手段和對象是物質存在,這些唯物主義因素制約限制著人的能動性的發揮;實踐是人對物質存在的自覺改造,改造的需要、願望、方案制定和推動實踐活動進行的意志,是人藉以克服物質制約使之滿足自己需要的能動性的體現;人的受動性與能動性是實踐活動不可或缺的兩個要素,它們的密切結合和共同作用構成了人的實踐活動。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兩種因素無法分割。實踐是人的改造世界的活動,這一活動在意識的推動下按照事先在頭腦中制定的方案進行,但是人本身、在實踐中得到改造的世界以及用以改造世界的手段都不是以人的意識為轉移的物質存在。在這裡,唯物主義因素與唯心主義因素融為一體。

馬克思是唯物主義者,他不僅找到了唯物主義、唯心主義合理因素的結合點,而且對這種結合做了唯物主義的解釋,把它建立在唯物主義的基礎上。

這主要體現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第二條中。第一條末尾說,費爾巴哈“不瞭解‘革命的’、‘實踐批判的’活動的意義”。第二條便從哲學角度對實踐活動的意義作了闡述:“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於思維——離開實踐的思維——的現實性或非現實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表面看來,這一條是在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其實不盡然。在人的實踐活動中,唯心主義因素表現為實踐操作方案、對實踐結果的描繪,更表現為制定這些方案、設想預期結果的思維活動以及貫穿實踐全過程的人的意志等等。按照通常的解釋,實踐的成功說明人的主觀與客觀相一致,說明實踐方案與預期結果正確反映了客觀規律,具有真理性。這當然是對的。但是如果換個角度看,實踐方案的制定和對實踐結果的預期、描繪,是人的思維活動,是人的主觀能動性的體現,因而實踐的成功,取得預期的結果,既證明了思維活動的產物——實踐的方案和對未來結果的設想、預期——與客觀存在及其規律一致,同時也證明了思維活動本身是正確的,具有真理性,證明它可以“精神變物質”,成為改造事物的現實力量,或者說具有現實性、此岸性。也就是說,得到證明的不僅有思維活動的結果——實踐方案、預想結果等等是否與物質存在相一致,而且有思維活動本身——它是否正確、是否具有改造現實的力量,是不是空想。這就是該《提綱》第二條所要表達的思想。馬克思在指出“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之後,對“真理性”做了進一步的說明:“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自己思維的此岸性。”指的就是設計、發動實踐活動的人的思維是不是空想、有沒有改造現實的力量和此岸性,只有通過實踐活動才能知道。這完全是針對第一條指出的實踐中的唯心主義因素而言的。

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這裡說的是“思維的真理性”,而不是“認識的真理性”。“思維的真理性”這一提法顯然與黑格爾哲學有關。黑格爾稱:思維與存在有統一性,存在統一于思維,“真理即是客觀性與概念相符合”。在黑格爾那裡,“思維的真理性”即“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思維的此岸性”,是無須討論的。思維在自我發展著,它的外化就是現實的自然界以及從自然界發展出來的整個世界。思維當然具有現實性、力量、此岸性。費爾巴哈否認黑格爾所說的思維的能動性、創造性、真理性、現實性、力量和此岸性,也就不可能提出對它們的證明問題。他說:“跟類之本質相一致的,就是真的,跟類之本質相矛盾的,就是假的。真理就只有這樣一條法則,除此以外便沒有了。但是,對我來說,別人乃是類之代表,是別人們的代表……所以,在我看來,別人的同意乃象徵著我的思想是合乎規律的、普遍的、真的。”馬克思與費爾巴哈一樣是唯物主義者,但他與唯心主義哲學家黑格爾一樣,肯定了思維的能動性、創造性,他就必須面對怎樣在唯物主義立場上證明思維的能動、創造活動的真理性、此岸性、現實性、力量。也就是說,他必須對包含了唯心主義因素的實踐活動本身作出唯物主義的解釋。

《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第二條解決的正是這個問題。客觀物質世界是一種無言的存在。同樣,作為物質存在的人因為有意識、精神,可以能動地創造性地提出關於客觀物質世界的種種猜想性認識,並且依據這些認識按照自己的需要形成改造客觀物質世界的方案,在意志的推動下形成實際的改造活動——實踐。這裡處處體現出人的能動性,即唯心主義因素。但是,只有基於與客觀物質存在的特點及規律相一致的認識的實踐活動,才能得到預想的結果,人的體現能動性的各種努力才有價值。換句話說,才能得到無言的客觀物質存在的點頭、認可。於是,實踐活動形式上是人的能動性、創造性的產物,實質上是一個以能動的、創造的形式認識、反映、服從客觀物質存在及其規律的過程。客觀物質存在橫擋在人的前面,一言不發,想要它讓出道路,必須猜對它的心思,它才放行。誰決定誰?顯然起決定作用的是物質存在。實踐的成功是人靠自己的認識與努力幹出來的,這只是表面現象,是形式,其實是因為人的認識與努力得到了客觀物質存在的認可。決定權不在人的手中,在客觀物質存在一方,是它決定實踐的成敗。最終還是物質決定意識。正是這一點,決定了實踐活動雖然包含了唯心主義因素,最終而言它是唯物主義原則的體現,具有唯物主義性質。

作為改造客觀存在的實踐活動和作為檢驗思維真理性的實踐活動其實是同一個活動。以人的能動性為出發點看實踐,它是思維對存在的改造;以人的受動性為出發點看實踐,它是存在對思維真理性、現實性的檢驗。前者更多地體現了唯心主義因素,主要表現在實踐活動的起始階段與過程中;後者更多地體現了唯物主義因素,主要表現在實踐的結果中。

總之,在馬克思的觀念中,人的實踐活動是人的受動與能動的結合,體現唯物主義的因素與體現唯心主義的因素在實踐活動中一方面相互排斥、相互對立,另一方面它們作為具體實踐活動的要素融為一個整體。馬克思並不否認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對立,但他超越了僅僅從對立的角度看待二者關係的狹隘眼界,認識到在實踐活動中分別體現唯物主義、唯心主義基本精神的人的受動性和能動性是作為它的不同要素緊密結合在一起的。

列寧(В. И. Улья́нов,1870—1924)在《談談辯證法問題》一文中認為:

從粗陋的、簡單的、形而上學的唯物主義觀點看來,哲學唯心主義不過是胡說。相反地,從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看來,哲學唯心主義是把認識的某一特徵、某一方面、某一側面,片面地、誇大地……發展(膨脹、擴大)為脫離了物質、脫離了自然、神化了的絕對。

這一說法,可以恰當地用在馬克思的實踐觀上。唯心主義只是把實踐活動中人的能動性這樣一個特徵、方面、側面片面地誇大為脫離了物質的絕對;舊唯物主義是把實踐活動中人的受動性片面誇大為脫離了精神、意識的絕對,視唯心主義為胡說。馬克思認為,人的能動與受動,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在實踐活動中本來是作為要素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不可分割的。

對於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大多數人只侷限於從世界觀的角度去理解,因而只強調它們的對立。在人類哲學史上,唯物主義者中只有馬克思把它們作為實踐活動要素以及人的能動與受動的體現來理解,從而看到了唯心主義的積極意義,看到了舊唯物主義的片面性,認識到真理在二者的結合之中。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對立已有數千年之久,馬克思超越了這種簡單化的做法,是他對人類哲學思想的貢獻。


在蘇聯以及中國學術界,每當述及馬克思主義哲學時,人們大都強調物質決定意識,處處堅持唯物主義反對唯心主義。而馬克思超越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對立的思想表明,他的唯物主義哲學有著嶄新的面貌。這不僅為人們提供了觀察世界的全新角度,也使對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關係的認識得到極大深化。從方法論的角度看,馬克思的這一思想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來說,其意義之大甚至可能超出了馬克思自己的想象。

在認識活動中,人類面臨一個永遠無法否認或者回避的問題,即“休謨問題”。休謨(D. Hume,1711—1776)在西方哲學史上拉開了從近代哲學向現代哲學轉變的序幕,在認識論方面主要貢獻之一是提出“休謨問題”,把人們從獨斷論的迷夢中驚醒。他提出,演繹邏輯的結論是可靠的,但是不能增加新知識;歸納邏輯可以增加新知識,但它基於已有的有限認識獲取有關無限的未知領域的普遍性認識,其結論未必可靠。另外,經驗既是認識的來源,也是對認識的限制。人們可以獲得感覺經驗,然而事物的本質、事物的聯繫是人藉助感覺器官無力直接感覺到的,獲取它們只能越出直接感性經驗的界限,求助思維的猜測與創造。例如,對因果的認識便是這樣。人們通過經驗只能感覺到某種現象發生在另一現象之後,但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在經驗中感覺到它的發生是因另一現象之故,即另一現象是原因,這一現象是結果。人們只是根據感覺提供的經驗事實斷言前者是原因,後者是結果。因果聯繫是思維創造的產物。

“休謨問題”具有普遍意義。人通過感覺只能認識事物的現象,事物的本質和事物之間的聯繫存在於現象之後,人的感官感受不到。從有限到無限、從現象到本質是認識的昇華,也是認識的跳躍——突破經驗的侷限從現象世界躍進到事物的本質之中。感覺經驗在這裡無能為力,完成這種躍進只能靠猜測、想象、頓悟、幻想、聯想,一句話,靠思維的創造。這意味著除了直接的感性經驗以外,任何新知識的獲得,知識領域的拓展,都要依據已有知識去推測未知,依靠思維的創造。雖然推測的依據來自實踐,推測的結果有待實踐檢驗,但是,只有思維能夠超越直接經驗的限制進入未知領域並創造性地提出有待驗證的認識。思維的創造是認識世界的關鍵。它所體現的恰恰是人的能動性,是馬克思理解的唯心主義因素。

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上,依據恩格斯(F. V. Engels,1820—1895)的思想,列寧極力強調唯物主義反映論,把人對客觀事物的認識看作是對這些事物的“反映、複寫、摹寫”,但對於如何反映、複寫、摹寫,他沒有說。毛澤東(1893—1976)提出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的十六字口訣:“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裡。”但是,如何“去”、如何“及”?他也沒有說。這些問題的答案人們在恩格斯那裡也找不到。這就導致唯物主義反映論,也是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長期以來只講真理性認識是人對客觀存在的正確反映,但是,如何反應?除了講實踐是認識的來源、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外,基本上沒有涉及。從邏輯上看,是有空缺的。這裡缺少的,正是唯心主義因素的積極作用,即思維的創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但是實踐檢驗之前首先要有有待檢驗的假說、設想、猜測。它們或者是現象背後的本質,或者是已知之外的未知。它們的獲取,思維創造是唯一途徑。以往的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缺少的正是這種思維的創造,因為思維創造是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為唯心主義所津津樂道。實踐是認識的來源這樣一種認識論的確是唯物主義的,但是拘泥於認識的本質、方向等原則性問題,不能為人們獲取新認識提供具體方法上的幫助,也不符合科學認識發展的實際,其方法論價值廣受質疑。

思維的創造作用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更為重要。大體說來,自然科學規律一經認識便可隨處使用,在一個時期內放之四海而皆準。因為數學、物理學、化學這些基礎科學領域涉及的基本粒子、原子、分子的有規律的運動,四海之內沒有區別。但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完全沒有這種情況。這一領域是人的世界,而人是“具有意識的、經過思慮或憑激情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發生都不是沒有自覺的意圖,沒有預期目的的。情緒、意識的參與使得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雖然也有規律,但這些規律只有當人們事後總結經驗教訓時才會顯現,在行動之前這些客觀規律相對於人的認識能力來講幾乎是不可認識的。換言之,這個領域由於有人的意願、思維等無比活躍變動不居的因素參與而變得無法預測、無限複雜,複雜到相對於人的認識能力而言,在實踐活動完成之前,其規律幾乎是不可知的。在這裡,人們永遠不可能像在自然科學領域一樣,掌握並直接運用以往成功實踐為人們提供的經驗。即使是實踐中獲得的規律性認識,對於其他人在其他地方、其他時間進行的類似實踐,也只有參考價值。就是說,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人們更需要發揚唯心主義積極因素的作用,重視思維的創造。

上面提出的對馬克思超越唯物主義唯心主義對立思想的方法論解讀,可以在愛因斯坦(A. Einstein,1879—1955)這裡找到極好的註釋:

物理學構成一種處在不斷進化過程中的思想的邏輯體系。它的基礎可以說是不能用歸納法從經驗中提取出來的,而只能靠自由發明來得到。這種體系的根據(真理的內容)在於匯出的命題可以由感覺經驗來證實,而感覺經驗對這基礎的關係,只能直覺地去領悟。……邏輯基礎愈來愈遠離經驗事實,而且我們從根本基礎通向那些同感覺經驗相關聯的匯出命題的思想路線,也不斷地變得愈來愈艱難、愈來愈漫長了。

這是說,由於認識對象日益遠離人的直接感覺經驗,思維創造在科學研究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了。他又說,科學家在科學研究中使用的基本概念和基本關係,即公理,是可以由科學家自由選定的:

可是這種選擇的自由是一種特殊的自由;它完全不同於作家寫小說的自由。它倒多少有點像一個人在猜測一個設計得很巧妙的字謎時的自由。他固然可以猜想以無論什麼字作為謎底;但是隻有一個字才真正完全解決了這個字謎。

他的結論性意見是:

觀念世界是不能用邏輯的工具從經驗推導出來的,而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它是人類頭腦的創造,要是沒有這種頭腦的創造,就不可能有科學;但儘管如此,這個觀念世界還是一點也離不開我們的經驗本性而獨立,正像衣服之不能離開人體的形狀而獨立一樣。

科學研究就像猜謎語,沒有人的主觀能動性,沒有思維創造,不大膽地去猜,永遠不會有科學認識的發展。就是說,在科學研究中,唯心主義因素必不可少。人們可以提出無數種猜測,是否正確,由客觀存在於猜謎者之外的謎底決定。這裡真正起決定性作用的,是謎底。如前面所說,它像一位沉默寡言的老人,你的猜測與他心中所想一致時,他點頭;不一致時,他搖頭。形式上看,答案是你猜出來的;實際上,一切均在他的掌控之中。你的認識,歸根到底是以猜測的方式對他的思想的反映。顯然,這是不折不扣的唯物主義反映論。

愛因斯坦的這種“猜謎語說”是他物理學研究方法的概括總結,他的學術成就為其正確有效性提供了證明。但非常明顯的是,他在這裡所說的正是馬克思的實踐觀所體現的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合理因素的結合,或者說馬克思對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對立的超越。

愛因斯坦科學研究中取得的經驗在20世紀著名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K. R. Popper,1902—1994)的哲學理論中得到昇華,具有了更大的普遍性。達爾文(C. R. Darwin,1809—1882)、愛因斯坦是波普敬重的兩位科學家,他認為自己的理論與他們科學研究的方法密切相關。波普全部研究離不開對“休謨問題”的思考,他的結論是:

我們不是被動地等待重複把規則印在或強加在我們頭腦裡,而是主動地企圖把規則強加給世界。我們企圖在世界中發現相似性,並用我們發明的規律來解釋世界。我們不等待前提就跳到結論。這個結論如果被觀察證明是錯的,以後就得放棄。

這就是試探錯誤的方法——猜想和反駁的學說。這使我們可以懂得為什麼我們把解釋強加於世界的企圖在邏輯上先於相似性的觀察。由於這種程序有邏輯理由的支持,我覺得這種程序也可以應用到科學領域裡來;科學理論並不是觀察的彙總,而是我們的發明——大膽提出來準備加以試探的猜想,如果和觀察不合就清除掉;而觀察很少是隨便的觀察,通常按一定目的進行,旨在儘可能獲得明確的反駁根據以檢驗理論。

波普認為自然界的規律不是被動地重複獲得的感覺印在人們頭腦中的,它是人們發明出來的,是人們大膽提出的猜想,目的是用它解釋世界,或者說是把解釋強加於世界。這種猜想、解釋是否正確,有待於進一步的觀察;如果觀察證明是錯的,那就放棄,重新猜測,提出新的解釋。波普把他的思想概括為如下的公式:P1→TT→EE→P2 。其中“P1”表示問題;“TT”表示試探性理論,得自猜想的對問題的解釋;“EE”表示排除錯誤,即進一步觀察,對已有理論加以批判討論,發現其錯誤;“P2”表示新的問題,即觀察到原有的猜測不能解釋經驗現象,再次遇到問題,這將引起新的猜測,產生新的試探性理論。這是一個從問題到新的問題再到更新的問題的無限循環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科學知識,其實就是從猜想得來的試探性的理論,不斷髮展、進化。他對上述過程進一步做了概括:“知識的成長是藉助於猜想與反駁,從老問題到新問題的發展。”波普認為,這是一個與達爾文主義進化論相似的理論發展的過程,“猜想與反駁”是方法論的核心。而愛因斯坦的研究方法,也由波普上升為普遍的哲學理論。

波普是批判理性主義者,他的上述公式與中國的實用主義者胡適(1891—1962)提出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有相似之處。他們都強調思維的創造,即假設、猜想,也都強調經驗檢驗的重要。實事求是地說,他們的理論在科學家中頗有市場,信奉者甚眾。以往中國學術界只講認識論的反映論本質,忽視了對反映的具體方法、途徑的研究,對波普和胡適的理論只是簡單地斥之為唯心主義胡說。其實,他們的錯誤並不在於提出的認識方法,而在於對這些方法的解釋,在於他們的唯心主義立場。波普大講“實在”,強調實在的客觀性,但就是拒絕使用物質概念,而且只講證偽,不講證實。胡適作為實用主義者,認為物質概念是形而上學,同樣拒絕使用,把有用作為真理的主要特徵。他們堅持從感覺經驗出發,不涉及感覺經驗的世界觀基礎。僅就認識、反映的具體方法和途徑而言,他們的理論實際上是在錯誤的唯心主義世界觀基礎上正確地觸及了科學認識的兩個重要環節——思維創造和實踐檢驗,也即馬克思所說的唯心主義因素與唯物主義因素及其結合。馬克思的實踐思想包含了這兩個因素,並把它們奠定在唯物主義基礎之上,是比波普和胡適的理論更全面、更徹底、更科學的認識論。只可惜,在中國學術界,由於沒有看到波普、胡適與馬克思的共同之處,在批判他們的唯心主義時連同他們理論中與馬克思一致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也拋棄了。其結果是,一方面使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在方法論向度上空洞無力,另一方面對他們的批判顯得過於簡單化,效果大打折扣。

自“休謨問題”面世之後,問題的存在得到學術界的普遍承認,眾多哲學家在與此相關的領域做了大量工作,但都沒有使問題得到真正解決。原因在於馬克思所批評的,唯物主義只講真理是對客觀存在的正確反映,不講人的能動創造,不能揭示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以及從現象到本質的途徑;唯心主義只講人的創造,不承認物質存在,也就談不上認識是對客觀存在的反映,使之缺少可靠基礎。康德曾被“休謨問題”從獨斷論的迷夢中驚醒,提出二元論響應這個問題,但他用來幫助自己從現象深入到本質的工具是“先驗”範疇,其理論不僅在邏輯上不徹底,而且還有幾分神秘。在哲學史上,只有馬克思通過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合理因素的結合,才對“休謨問題”做了科學的解決。對這一重要哲學思想的認識與運用,將會極大地改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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